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评柳鲲鹏的奇文〈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之三
探索者
“儒家文化”与其他“诸子百家”“文化”共存，就是的现在中国的情况。情况都摆在这里，无须多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倘若在中国只有“儒家文化”而没有其他“诸子百家文化”，也没有人民大众的反抗和马列主义等新思想的传入的情况。
试问：假设如果只有“儒家文化”，没有其他“诸子百家文化”，也没有人民大众对其反抗和马列主义等新思想的传入，那么中国的历史又将会怎样？
（一）《论语·里仁·4·11》：“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子路·13·4》：“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大学·11》：“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论语·颜渊·12·5》：“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因为“儒家”不讲“农稼”，不讲“货利”，不讲“长国家而务财用”，非但儒家自己不讲并且凡是讲者都被其统统扣上“灾害”“国家”之“小人”的恶名！而只靠“天命”，所以笔者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中国人首先就得能以喝西北风充饥，否则就得统统地饿死！如要不被饿死，那就得改弦更张。当然若是这样，那也就没有名副其实的自诩为“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真“儒家“了！
“儒家文化”的存在，是中国弱贫的根源。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中国必然是民贫国弱。
（二）《论语·学而·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先进·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诩，动辄“从旧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理想的天下是“从周”，其理想的邦国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新陈代谢”是生命的特征。而孔子拒绝新陈代谢，主张“克己复礼”，不仅不准进步，也不准变化。
“儒家”是以孔子为“祖宗”。更把“周礼”、周王朝神化为“中庸之道”，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普世真理”。以其为“天命”、“人性”、“教育”。以只有处于周王朝之中，才有“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的昌平，否则那就要“天塌地陷”相威胁和恐吓。因此，在旧中国倘若没有其他诸家，也没有人民大众对其反抗和马列主义等新思想的传入，只有“儒家”一家，甚至于侥幸不被饿死，活了下来，那么，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中国还会有历史吗？据上，笔者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中国历史将会回到周公时的周奴隶制时代，到现在中国也只能是两千四百年如一日的“从周”的“天下”，在周王朝下面是数百个“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世世代代世袭的独立王国，并且永远定格凝固在那里，或者早已经被亚洲其他强国所消灭，或者等待着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被西方列强消灭的印第安人！
“儒家文化”的存在，是中国亡国灭种的根源。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必然中华民族。
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因此其后，中国也就没有历史了！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中国就没有历史！
（三）《大学·2》：“《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大学·3》：“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11》：“《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据“儒家”说新王朝就是那个大德而受命于天的“周王朝”，旧王朝就是那个德恶而丧失天命的“殷王朝”，现在赶快来做新王朝的“良民”吧，做好新王朝良民是头等的大事。“儒家”“君子”对此是“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儒家”“君子”“建功立业”，谋取“功名富贵”最佳时机。
“天命”既是“儒家”抛弃旧朝的法宝，也是“儒家”投靠新朝的法宝，还是“儒家”做新朝帮凶让旧朝之民做新朝良民的法宝。一个“天命”使然，就什么问题统统解决了！同时，“儒家”也就把它的一切罪恶统统都推给了“天命”！
“儒家文化”，是华奸的文化土壤；“儒家”，是华奸的社会基础。
这就是为何中华民族每当遇到外国入侵时，会有那么众多的华奸涌现出来的原因所在！对此，你只要看看在日本亲华战争期间，那些引狼入室者、打着小膏药旗欢迎进驻者、为日本代理经营、管理、统治占领区者，都是哪些人，你就清楚了。其绝大多数都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遗老遗少！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那么中国就会到处是华奸！到处是卖国贼！
不仅如此，鲁迅说：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 冯明权 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便可悟出是颜子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chāo）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且介亭杂文·儒术》）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那么不仅中国会到处是华奸和卖国贼，还会到处有提供给侵略者役使的各种奴才。
毛主席说：“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毛主席关于“儒家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的论述，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切实经验的总结。
敬请读者好好读读毛主席的这段话。
请参看笔者的拙文：2009年8月10日《“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
（四）“儒家”“圣人”孔子：《论语·学而·1·8》：“子曰：‘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9·25》：“子曰：‘毋友不如己者’。”《论语·述而·7·38》：“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乡党·10·1》：“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10·2》：“朝，与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yín）誾如也；君在，踧（cù）踖（jí）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10·3》：“君召使摈（bìn），色勃如也，足躩（ju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chān）如也。趣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论语·乡党·10·4》：“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宪问·14·43》：“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扣其胫。”《论语·阳货·17·20》：“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儒家”“亚圣”孟子：《孟子·离娄下·8·31》：“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者，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儒家”“三等圣人朱熹：一面宣称“忠君尊上”，一面直言不讳地宣称：“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对）不右（宽恕）”。他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
“儒家”诸“圣贤”：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等等各个都是一些势利眼，皆是一些遇狼是羊遇羊是狼，遇主子是奴才遇奴才是主子之徒。“儒家文化”以此为荣耀而宣扬，为榜样而教育，毒害人心。
“儒家文化”的存在，是中国民族阿Q性的根源。
中华民族的阿Q性，是“儒家文化”长期专制的结果。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中国人各个是势利眼，都是一些标准的阿Q的阿Q！都是一些专门欺负比自己弱者的行家里手。他们在比自己弱者面前各个都是暴君的暴君！在比自己强者面前各个都是奴才的奴才！
（五）《中庸·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文化”以“周礼”为“普世真理”。把“亲亲”、“贵贵”、“阶级”、“不平等”鼓吹为“天命”、“人性”，并以此为“教育”毒化人心。
“儒家文化”的存在，是中国无“平等”、无“公理”、无“公平”、无“公正”，讲情“礼”不讲法“理”的根源。
假设只有“儒家”，没有其他诸家，中国就没有法“理”只有情“礼”； 没有“真”、“善”、“美”，只有“假”、“恶”、“丑”。
等等等等。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民族劣根性的根源。
把这些情况也都应该充分地考虑进来。
由“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和“只有儒家文化，而没有诸子百家文化，也没有人民大众对其反抗，和马列主义等新思想的传入，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两种情况综合起来看，那么“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反动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儒家”，是阻碍中国历史前进和发展的罪人！
甚幸，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有诸子百家文化，有人民大众对其反抗和马列主义等新思想传入的存在，所以尽管统治阶级两千四百年如一日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但是诸子百家，尤其是人民大众求解放，要进步的力量，特别是近现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的力量等，还是在顽强地推动着和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这完全是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以及诸子百家等中进步力量和进步文化的大功劳！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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