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转型的基本方向
郑彪
在西方文明衰落和东方文明复兴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世界政治按照地缘文化亦即按文明重组还是按照意识形态（价值观重建）重组，中国都有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道德方向正确，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正确。当代西方主流文化崩溃和文化本土化复兴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当前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注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既为中华复兴引路，也为世界文明转型领航。这个过程既是理论创新，也是文化创新。当代世界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要求中国既要打出自己的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旗帜，也要打出独特的鲜明的文化旗帜。这个旗帜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它的文化含义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提炼。
世界政治向左转，世界文明向东看，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态势。这个历史趋势正遭遇某种代表腐朽文明的势力的拼死抵抗，当代人类社会就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沃勒斯坦说：“西方正在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根本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我坚持认为后果是极大的混乱，而且西方处在自我怀疑之中，这种形势总是需要引出魔鬼。”引出什么魔鬼呢？战争的魔鬼，还是革命的魔鬼？这两种暗流都在美国和世界涌动。过去的提法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现实中的表象可能是复杂的，但是本质是一个。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接下来的都是一个大的历史变局，历史一再证明西方弱肉强食的政治文化已经走进死胡同，人类文明已经出现黑洞。美国加剧世界动乱，放火自救，试图乱中取胜，没有胜算。西方文明只能进行“结构调整”，就是文明转型，舍此没有出路。美英新自由主义代表一种恶政，带动人类加速沉沦。弥补文明黑洞，挽救人类沉沦，西方文明没有办法，需要请出东方女娲用五色石补天。这个女娲不是传说中的女神，而是东方圣人孔子，五色石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来重建人类价值观。最近第63届联大主席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指出：“中国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必将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世界需要中国的价值观和规则，这些将给我们以希望，并确保我们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你们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布罗克曼作为联大主席，既是美国生人，又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背景，还是天主教神甫。他具有多重身份，他的话表达了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和许多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对中国寄予的厚望。最近美国有学者说中国是西方的摩西，可以引领世界走出危机。其实拿摩西比孔子不伦不类，但是这些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自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不称霸，近年来中央提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不少论者言中国自古如此云云。其实不尽符合事实，远人也不服。其实中国争霸的历史比西方早得多，霸业涉及的地理范围也广得多。齐桓公（？-前643年）的霸业比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年）要早300年，而且亚历山大“人亡政息”，死后霸业立即化为乌有。罗马帝国也不能与秦统一相比。中国古代的霸业，以周朝论，其实平王东迁以后，周室分裂，王命不行，列国内乱，诸侯兼并，加以当时华夷杂处，戎狄横行，称霸势在必行。孔子对齐桓公霸业评价很高：“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所以称霸有历史功绩。春秋五霸，创始于齐，襄助于宋，完成于晋。以后又有战国七雄，最后争霸争出一个秦始皇，霸业完成，中国从此统一。可见，中国远古时代非不争霸，
而是很早就从长期杀伐争逐争霸的历史过程中悟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也就是悟出一个文治高于武功即王道的道理，也是政治学规律。到孔子创立儒学，乃是以“忠”字鼓励、奖进人类的合作，以“恕”字消洱人类的冲突。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就是孔子的仁道，也是人道主义的最高原理。这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人与人相处的重要原理，也是民族之间，国际关系的重要原理，甚至是维持人类文明之永久不坠的道理。孔子做过鲁司寇，经历过大富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不可能不了解霸业和财富的重要：霸业一成，多得贡赋，但是为了对广土众民实现文治，乃有意识地抬高道德仁义的地位，而贬低财富权力；也不是不重视武功，相反孔子所教的“六艺”中，武占有一席之地，而是不能让其在政治上占有过高地位。文治由孟子发展为王道思想，引起王霸之争，理论上王道高于霸道，实践上是王霸并用，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儒学很早就规定了道德引导政治的方向，就是后来概括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个人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几千年来被中国知识分子奉为立身处世原则的古老公式，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政治学规律，西方许多人至今不懂。中国人关于“天下”的政治观念，就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大同”理想。
正因为中国儒家学说以仁为本，也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实行王道政治，所以极具软实力，表现为四面八方的部落民族仰慕中国文化，或自愿同化，于是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终于都对炎黄认祖归宗。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统计：从公元50年到960年，也就是从东汉初年到北宋初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6；从1280年到1700年，也就是元朝初年到清康熙年间，上升到1/4；1820年更上升到1/3；1995年占世界人口1/5。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国家统一；相对于西方，中国总体上堪称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大家庭。中间每不和谐，人民就揭竿而起，改朝换代以后相对和谐，还维持大家庭。凡是搞民族分裂者，就留下千古骂名。亿万人口在几千年中要保持政治统一，离开追求政治上高远的大同理想和有高度道德要求的文化，是无法设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反求诸己”、教人学好的文化，“人往高处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总之做一个好人，辜鸿铭称儒家文化是好公民的宗教。这样的文化自然崇尚和谐，也能够实现和谐，也就具有矫正人类社会时弊的功能。
由于文化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只求安定，不图扩张；只求和平，不愿战争（甚至走向反面，宁愿花钱买平安，例如宋与辽、金的关系，当然这就过头了，引狼入室）；对内修文治，保土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外则“昭文德以来之”。与此相联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学问，以儒学为例，是伦理道德之学，重内不重外，重人不重物，重修己，重人事关系的协调，不重物力的利用，于富强二字，不甚重视。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5世纪前后兴起的，上至王室下至百姓持续几百年追求财富和权力的狂热。西欧由于在持续的对外扩张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近代科学发展，引发工业革命，于是竟抄了近道，后来居上。这是中西文化不同使然。另一方面，西方文明毕竟历史短，文明形成得晚，包括争霸方面，也起步晚；而且由于基督教的原因，思想走偏锋，崇尚武力，至今不变。15世纪以后民族国家兴起并开始海外殖民扩张，一路征战杀伐到今天，先是欧洲人自相残杀，然后是对外扩张，也就是对外发动战争。20世纪上半叶更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扔了两颗原子弹，也没有悟出文治高于武功的道理，现在又往太空战上用力。
20世纪欧洲人自相残杀、亚洲人自相残杀，加上欧亚相互残杀，总共死亡7000万人。西方在几百年殖民战争中在非洲、美洲、亚洲、澳洲等地杀戮的人口，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但是杀伐征战1000多年也师老无功，欧洲人自古至今无人能以武力实现统一，基督教也不能实现统一，反倒一再分裂、纷争不已。近现代出了拿破仑和希特勒，也不能实现统一，至今欧洲仍然是小国林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核心地带，欧洲更分裂出许多国家。西方文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实力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power），这主要是指靠战争取得财富和权力的硬实力。“实力最大化”到20世纪90年代登峰造极，这就是美国霸权。然而霸权的规律是一旦霸权建立，接着就是衰落。谁也不能登上珠穆朗玛峰不下来，下来就是“衰落”。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两霸的共同命运，苏联的霸权刚垮掉，美国的霸权转眼就在倾覆。欧洲人终于明白霸权文化的局限，于是有了欧盟。这其实是2000多年前中国秦始皇的路子。历史表明西方文化是一个能杀伐，能发展但不能稳定，不能共享，也不能和谐的文化。因为归根结蒂maximization of power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人类文明“初级阶段”的浅化的政治文化，是一种野蛮文化或如西方自己说的叫“丛林文化”，属于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的文化。读者会说，西方这样发达，如何是“浅化”的文化？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可以日新月异，人类的政治文化却演进很慢，需要漫长历史的积累。中国古代政治的王霸之争表明，中国政治思想很早就在努力摆脱maximization of power的政治文化。
西方文化崇尚power，不择手段，教人学坏。按照中国儒学观念，西方文化是一种“小人文化”。“小人文化”盛行，是近代以来世界迅速发展却战乱、震荡、纷争不已的一个文化根源。“小人文化”盛行，必然导致恶人当道（俄罗斯学者认为当代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政治黑社会化），所以当代问题越搞越乱，国家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激化。
200多年来西方有识之士不断指出中国文化有助于纠正基督教文化的弊端，莱布尼兹由欧洲30年战争产生对基督教文化的绝望，说中国文化不尚武是由于重道德而不是由于恐惧；罗素说中国人骄傲到不愿意打仗；沃勒斯坦则说中国文化压根就不想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思想中有欣赏甚至崇敬中国文化的共同倾向，特别是莱布尼兹，还提出邀请中国向欧洲派遣儒学传教士。托尔斯泰晚年更是对西方文明的前途绝望，寄厚望于中华文明以拯救人类。要知道这些西方大学者多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惜这些人的卓见被历史湮没，没有成为西方文化主流。但过去不是主流，不等于永远不是。托尔斯泰不是写了《复活》吗？进入21世纪，随着西方文化转型，将会有更多的莱布尼兹、托尔斯泰们在西方复活，并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63届联大主席布罗克曼说“世界需要中国的价值观和规则”，表明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当代某些国际政治家的思想。
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每到历史的关键时期，人类总需要回过头去，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或者说，每到人类思想贫乏到不足以应对现实危机时，历史文化总会“苏醒”，得以复兴。当代人类诸种危机，归结起来不外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类之间的平衡和人的身心平衡遭到破坏。解决精神与物质的失衡，儒家文化虽不能包治百病，却可以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为大道晦盲的当代人类指引方向。
人类文明需要转型，需要创新，需要西方再来一次文艺复兴。这次不是回到古希腊，而是回到中国春秋时代，向中国历史寻找更早的启蒙思想家。五百年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百年意识形态对抗，近代以来各种制度和文明的优劣尽显。危机深重，世变在即，何去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这是中国人民的齐天宏福，也是世界的福音。中国勇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除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以外，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看起来现在的乱世仍将持续，但是种种情况表明，人类终将在21世纪的做出最终抉择，未来世界秩序和社会无疑是以“天下一家”、大同世界为基础的，这是真正的全球化思想。
当代发展越来越凸显出，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背后，文明对未来人类发展方向和世界体系格局的决定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归根结蒂，已经不是经济、科技决定政治，而是文明决定政治。这就是软实力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政治意义。美国金融海啸的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影响，就是促成了多极世界的形成。现在多极世界已经不仅是一种发展趋势，而是一个既成的国际政治现实。21世纪的世界体系将由人类新型文明引领（或者文明转型失败而归于人类文明毁灭），这取决于现存几种主要文明的地缘政治整合，也是最后的“文明冲突”。中国能否承担起参与引领世界文明转型的历史大任，或者中华文明和民族的存续，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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