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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泰特谈话44-“知行合一”和中国文化的半圣半人

刘泰特 · 2010-12-22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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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概念,“知行合一”赋予人们对道德认识的实践意义,在孔子的《论语》中特别强调“仁”和“礼”的实践价值,比如“克己复礼为仁”、“学而时习之”等等,知行合一的思想几乎无处不在,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其实很早就发端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泉当中,比如唐尧虞舜的德政和禅让。

为什么中国文化有上述本质特征呢?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以德治国,而知行合一是以德治国得失和成败的第一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德,中国文化认为,道德蕴含于人的心灵当中,但人的本性充满着欲望,欲望会障蔽和排挤人的善良的本性部分,因此要通过自身的修养反省,来去除欲望和回归人的善良本性,即去认识本性中的“天命”或“天理”,并让它扩充和正大光明。

古代这一文化的极端思想表述,是程颐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以及朱熹的“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

而有代表性的中庸表述,则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思想,王阳明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可见,道德虽然人的本性中具有,但发挥这种本性的作用,革去人欲的障蔽,是要靠自我修养提升和教育来认知,因此道德文化普遍的强调教育认知的意义,并且创造国家社会首倡教育意义的文化氛围,来促进和增强个人主体的自我认识和提升修养。

 这种文化教育职能,在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表现为父亲和长者承担教育小孩的责任,即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在国家政治层面,则要求统治阶级必须主动积极的去认识和执行政治文化的道德使命,即认识人伦道德天命,即“克己复礼为仁”。

由此也可见,道德文化一个特点就是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是家长制,而国家政治则表现为集权制,而这种权利集中的伦理基础(包括家庭),就是道德的教育是必须通过社会的一种自上而下权利核心去自觉的实施的结果。

以德治国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相同的认识,比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贤人政体,是由集美德于一身的哲学王进行社会统治管理,罗素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是“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但是西方的历史上没有这种乌托邦政治的大规模实践,而中国古代的王道政治文化,其以德治国的理想目标,即天下为 公和贤明 君主的政治禅让,也是乌托邦性质的,与西方文化将乌托邦的政治文化束之高阁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将这种乌托邦的政治理想奉为经典文化,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种经典文化名义上的追求,但是这种名义的追求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造成中国政治理论和实际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即中国政治文化的“知行”脱节和背离的矛盾,又造成普通的中国人产生两种文化在心灵上的巨大落差,而这种心灵上的文化落差,正是中国任何一次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战争的根本原因。

由此也可见,中国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依据,就是它肩负着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的重大责任,这也就理解中国的科举制为什么以道德文章为核心考试内容,而完全排除实用知识的考试科目。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在历史中长存,而且还同化了周围许多国家的文化,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文化价值是永恒的,而中国的文化把人类的道德文化发展的最为丰富和精密。

道德文化需要靠自觉的去认识,这在社会逻辑上推导出国家必须承担社会道德的教育职能,国家如若丧失这一职能,那么国家政治权利集中的基础就失去了合理性,中国历史以德治国延绵了五千年,期间王朝更迭不断,历史上的王朝被推翻的共同原因,就是丧失了政治道德文化的基础,也正因为通过这种新陈代谢,才使中国的道德文化政治传统延续下来,笔者揭示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辜鸿铭说的中国文化具有“永葆青春的秘密”。

道德文化认识的意义就是为了实践,因此“知行合一”是道德文化的题中之义。我们知道宗教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在宗教中解决道德的知行合一问题比较简单,宗教是通过强制性的戒律来解决人类道德的自律问题,来建设宗教道德文化的纯洁性。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谈到,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又很接近宗教的道德境界。其实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必须解决道德价值观的信仰问题,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个道理不仅对个人而言,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更是具有价值检验的意义,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灭顶之灾,但最后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的道德文化价值观使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儒家文化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价值信仰,这个信仰的内容是道德价值,这一点如同宗教文化,但是信仰的形式与宗教不同,宗教是以神圣的上帝等异化于人类的抽象而具体的偶像崇拜形式,赋予道德精神的至上绝对性、纯粹性,而儒家文化的道德信仰形式,则带有中庸之道,一方面认为道德价值是天理和天命,就此而言具有神圣性,另一方面儒家的道德价值又要与人类的世俗生活协调和紧密的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势必又会冲淡道德价值的神圣性和纯洁性。

中国道德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了两种历史结果,首先外来的宗教道德文化不能够替代中国的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已经建立起道德价值信仰问题;其次中国道德文化价值的信仰,在坚定性和不坚定性之间左右摇摆,这种摇摆和中国政治对社会的道德影响程度具有着正相关的作用,我们看到歌德笔下的中国人和鲁迅笔下的阿Q完全是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有道德价值克制和信仰的,另一种是空虚麻木的、没有道德灵魂信仰的中国人,因为后者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政治环境,是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文化在西方强权政治文化的武装侵略下,几乎陷于土崩瓦解状态了。

中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吗?它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国家,但它又是世俗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国的政治文化在源头上就把维护道德价值看作是国家政治的第一职能,这一职能谓之天命,统治阶级不能背弃天命,如若背弃了就丧失了政权的合法基础,如若顺从天命,统治者也就能够代表上天,统治者以德治国,能够代表天命,也就赋予了统治者神圣的政治地位,统治者也就具有了神的特征,他是神的代言人,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帝王也被称为天子,天无二日,那么人间也不能够有二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允许有多头分裂的政治,更不允许其它文化的崇拜偶像能够超越于中国天子的政治文化地位,这是外来宗教不能在中国独立存在下来的文化根源。

中国历史的政教合一,赋予统治者天然的教主的地位,但统治者毕竟不是抽象的神,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中国的文化比如孔子,按照道德品行区分人的高下,把人分 成 君子和小人,统治者也不能够逃脱这种道德的辨别和评定,他们也被区分为好的或者坏的,贤明的或者昏浊的,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理性的成分,正因为赋予统治者辩证的政治地位,所以一旦历史上中国的政教合一的道德统治,发生统治文化危机时,通过政治革命,又能够顺理成章的把偏离道德价值的政治方向,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中 国文化中 君主也仅仅是具有普通的人的属性,是中国政治纠错机制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安排,中国的文化长期以来能得以保持纯洁和活力。

上述可见,中国政教合一的文化,核心是最高统治者,而这个统治者具有半圣半人的文化本质属性,他的半圣的属性,是其专制统治的道德依据,他的半人的属性,是他非道德统治时,社会推翻他的依据。这种半圣半人的政教合一政治,既造成中国政治的超级稳定,又造成中国历史上常态性的出现政治竞争,统治权力的角逐和更迭,而农民起义则是政治竞争的社会运动形式和宏观内容。

有人把中国政治文化比作不倒翁,不仅形象而且也颇为准确,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常常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欲坠(比如孔子时代就是如此),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有惊无险,起死回生,屹立不倒,中国文化的这种弹性,就是由文化的半圣半人的属性决定的,这种神圣性(即天命)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永恒和稳固,这种人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经常性的人欲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中国的历史就是伴随着文化中神性和人性的强弱的交相演变,而呈现治和乱的周期运动。

中国文化的道德属性,要求社会政治道德生活的知行合一,即学以致用,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也主要表现为知行不一,即理论脱离实际,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无数的历史政治教训表明:知行不一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大隐患。而在中国政治历史危难之际,对付危机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对症下药,全力提倡“知行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孔子就是因此而成为文化圣人,宋明理学极力推崇“知行合一”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后来蒋介石极度崇拜“知行合一”,以及毛泽东极度重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无不是服从于纯洁政治道德文化的迫切需要。

“知行合一”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本质属性,离开了”知行合一”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国的道德文化就成为一具僵尸,就成为一种欺骗性的、虚伪的道德文化,就成为可以被人任意阉割和摆布的道德文化,就对中国道德文化的建设起反面作用,以至于堕落成为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吃人的道德文化,就会造成全社会普遍的、耸人听闻的道德沦丧,整个国民就会阿Q化,整个民族就会绝望而远离道德信仰。

西方的人权价值信仰文化,和中国的道德价值信仰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立足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具有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前者的个人自由道德价值观与中国的集体主义道德价值有着本质区别,前者的文化不存在知行合一对立矛盾的问题,因为个人自由精神的文化,“知”和“行”都是归属于自由意志,它们彼此不矛盾,“知”和“行”在自由意志的自然本性中得以统一。

而当今中国文化是不是需要发生质的变化,取道学习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这不仅缺乏文化比较价值的依据,也没有现实变革条件的依据,因此,当今中国首要的文化使命,是恢复传统道德文化价值观的信仰,让中华民族道德价值观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逻辑的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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