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彻底拯救------
-----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破“四旧”与批林批孔
尽管由无耻小人牵头，文匪精英和洋奴买办汉奸们一齐跟上的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然而毛泽东拯救中华民族的不世之功，仍然还是为中华民族、为全世界，尤其是为中华民族曾经、甚至是未来的敌所承认。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拯救了中华民族，而且还更是发展了中华民族，强盛了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才会有未来的敌人。但是，关于毛泽东发展与强盛了中华民族的这一点，不仅文匪精英和洋奴买办汉奸们一如既往地对其矢口否认，而且就连许多以儒家传人自居的人也根本不认同。文匪精英和洋奴买办汉奸们由于受他们的本性所驱使，因而只能靠编造谎言来抹杀毛泽东巨大历史功绩的做法不足为怪，然而以儒家传人自居的混蛋们也跟着否定毛泽东巨大历史功绩的理由，就纯粹是认识上的问题了。这些人认为毛泽东不仅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而且还迫害了知识分子，破坏了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他们所能够列举的理由，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破“四旧”以及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孔子的批判。
任何一个现代的中国人都知道知识和知识分子对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早就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而在总体的分类上，知识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根据每名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范围，知识分子又分为了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的语境下，知识指的是那些能够指导人们如何正确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随着人类社会的越是向前发展，分工也就越来越多也越明确，因而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就越多。但是尽管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然而却并不是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邪教教主和骗子从事的也是脑力劳动，但从来就没有人把邪教教主和骗子也看成是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原本就不具备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这项功能的儒家学说也越来越丧失了指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这项功能，所以儒家读书人把儒家学说也混同于知识并且还给自己还加上了知识分子桂冠的行为，纯属是厚颜无耻。特别是他们把当年毛泽东为了使他们能够跟上世界形势的发展以至于不被社会所淘汰而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改造，污蔑成了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这种恶劣做法，则更是在颠倒黑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第一场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进行的对旧的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破“四旧”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一场几乎涉及全国各个领域里的“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对孔子的批判，则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以及挖掘林彪反动思想的根源而展开的，所以批林整风运动也由此而转化为了批林批孔运动。
孔子虽然早已死去了两千多年，可在我国不仅仍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目前还正在走向世界。而武训则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今聊城西）武家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生于一八三八年，卒于一八九六年。幼年时武训因家贫不能上学，所以连个名字都没有，只能按家族的排行第七而被人称武七，武训的这个名字是后来清廷所赐。武训由于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决心办义学，让穷孩子们读书。但是由于他无钱办学，于是便只能靠乞讨。为了乞讨，他有时甚至不惜侮辱自己。在积三十年辛劳之后，武训在堂邑、馆陶、临清办了三所义学。武训“行乞兴学”的行为，不仅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赏，而且还清政府予以嘉奖，不仅赐名为“训”，而且还封其为“义学正”并赏穿黄马褂。对武训的这种精神，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赞赏，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庆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编导孙瑜，建议他把武训一生艰苦办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深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所感动，于是开始收集资料，并草拟了拍摄提纲。
一九四八年，孙瑜写出了电影剧本《武训传》并于当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影片历时三年，最后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于一九五0年十二月完成摄制完并于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开始公映。
《武训传》刚一在全国公映，立刻博得了社会上的一片赞扬之声，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给了影片以充分地好评。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晚，在中南海的小礼堂也放映了电影《武训传》，由周恩来总理和胡乔木出面召集，有一百多位中央负责人观看了该片。在影片的放映中，掌声不断，朱德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并在放映结束后握着导演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孙瑜在三十多年之后回忆说：“电影《武训传》受到全国人民赞扬后，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观看了这部片子。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时，我向他汇报了拍摄电影《武训传》的情况，总理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之后，他说：‘对武训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诸多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两次声势浩大的宣传武训的活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作了充分的报道。那时，我才晓得他是靠乞讨积钱而办成功几所学校的，实在很不容易，扫盲和教育救国始终是我党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责任，至于电影嘛，我自己认为拍得不错，看了很感动人。’”
就在《武训传》不仅得到了全社会的一片赞扬之声，而且还受到了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赞誉的时候。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从而拉开了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序幕。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一个已经死去了几十年的人以及以其为蓝本拍摄的一部电影大动干戈？文革中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要破“四旧”、立“四新”？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将已经死去了两千多年的孔子拉出来与无产阶级的叛徒林彪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毛泽东真的是在迫害知识分子？真的是要破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吗？如果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如果横看当今的世界现实，相信任何一个持公正的立场并稍具认识能力的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答案，毛泽东正是要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改造，通过对儒家读书人的改造，来彻底拯救中华民族，来彻底拯救并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要彻底拯救那些儒家读书人。
有首名为《抗日救亡曲》的歌曲，如今已经逐渐为中国人所忘记了，然而这首歌当年可是响彻了中华大地。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一九三五年，由于蒋介石的不敢抵抗，在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日寇铁蹄下的亡国奴，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了之后，日寇又接连逼迫蒋介石与之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进而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使“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尽管蒋介石不惜步石敬瑭的后尘甘当儿皇帝，但北平的爱国学生和教师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掀起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这首《抗日救亡曲》，就是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诗人周钢鸣与作曲家孙慎为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激情所感召，合作创作的。“七·七全面抗战”之后，无数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小商小贩，甚至包括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军阀部队中的爱国士兵就是唱着这首歌曲走向抗日前线的。
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而且还是全世界仅余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为什么会被小小的日本打得不得不靠全民族的奋起才能挽救亡国灭种的命运？
中国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有历史记载最早且又最长的国家，然而自汉高祖刘邦屈辱地以和亲求平安以来，中华民族就陷入一个因为挨打而导致王朝不断兴衰更替的恶性循环之中。从“五胡乱华”到晋室南迁；从祖狄中流击楫和刘裕北伐到隋文帝“韬光养晦”恢复汉家河山；从怛罗斯之战失败和胡人安禄山造反导致大唐式微到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甘当儿皇帝；从宋太祖一棍定天下到徽钦二帝五国城坐井观天；从泥马渡康王到陆秀夫身负幼年皇帝蹈海；从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入侵；从“打倒列强除军阀”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中华民族始终没有能够走出这个周期律。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能够走出这个因为挨打而导致的王朝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周期律，就是因为这个周期律恰好与另一个周期律发生了重叠。而这另一个周期律，就是自西汉以后的东汉、三国、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所有的王朝，竟然都毫无例外地都陷入了一个从王朝创立阶段的反对儒家学说到天下甫定之后又尊奉儒家学说这样一个奇怪的周期率。而正是随着“反孔尊孔”的这个周期律的出现，才有了王朝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这个周期律。
对于我国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陷入“反孔尊孔”的这个周期律的问题，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在同毛远新谈批林批孔的问题时是这样分析的：“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就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得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搞陈桥兵变，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又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请来愚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为什么只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这个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兴衰更替时间极短的另一个周期律中。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本质才造成的。
孔子尽管被儒家传人尊为是鼻祖，是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又被后世的许多人美誉为是平民教育的首创者，但是儒家学说的源头与核心内容却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而《周礼》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所以，不管孔子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为其增添了“取义”，还是后世那些名儒、耆宿为之增添了多少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内容，然而儒家学说都始终没有跳出为统治阶级效命的范畴，其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所宣扬的仍然是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
任何依附于皇权加官权的文化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全心全意地为皇权加官权服务。在阶级社会里，文化为皇权加官权服务的根本途径，就只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统治者，通过对被统治者进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制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达到接受、甚至是顺从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的目的。
由于儒家学说对皇权加官权的依附性，所以也就必然会形成并极力宣扬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在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盛行的情况下，不仅产生不了真正的精神信仰并产生强烈地投机心理，而且还必然会导致人生观与价值观只能是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因而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才会长期成为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句话，就是从《论语》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句有条件忠君的话演化而来。这句话，是儒家学说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本质的突出反映。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实际上也就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到处去搞投机。而儒家传人之所以如此地推崇孟尝君，就是因为孟尝君的投机心理都已经发挥到了“狡兔三窟”这样的极致。就是在孔子所宣扬的无条件的孝以及在儒家学说的毒害之下而产生的严重投机心理，不仅成为了许多中国人或是因卖主求荣、或是因贪生怕死而当汉奸的心灵慰藉和理由，甚至还成为了象李鬼那样的强盗以“我有九十岁的老母”来乞求李逵饶恕的借口。
孙中山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令人称羡的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却是一盘散沙。而也正是由于一盘散沙，才导致中华民族屡屡地挨打，才导致中华民族屡屡地出现民族的生存危机。然而孙中山尽管发现了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的这种现象，但是却没有找到造成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造成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学说所极力宣扬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就是由于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的盛行，才不仅造成了中国人只顾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而且更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因为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并产生了强烈地投机心理而贪生怕死、特别是极易为物质利益所引诱而选择当汉奸。
从表面上看，中华民族的挨打是因为汉奸，亡国是因为汉奸，而深沉的原因则是由于儒家学说的毒害才造成的。而一个民族一旦选择了儒家学说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就必然会因此而丧失正义与正气，就必然会产生强烈地投机心理而造成民族性格的弱化，就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成为一盘散沙。在我国的历史上，民族的性格一旦弱化之后，接下来的必然就是挨打，必然就是王朝的兴衰更替。许多原本非常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必定又要挨那些继续留在塞外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打。金灭辽，蒙古灭金，满洲则更是将蒙古、中原、西域、西藏一齐揽入了囊中，我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如此。如果说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六个星期里就屠杀了三十多万中国人而很少遇到抵抗，其中还有武器装备方面的因素的话，那么在“扬州十日”中，扬州人十天之内就被手持大刀长矛弓箭的满清军队屠杀了八十多万，那就则纯属是性格上的原因了。性格越是弱化的人，投机的心理也就越发地强烈。投机的心理越是强烈，乞求的表现也就越发地突出。许多中国人一贯乞求佛祖保佑、乞求观音菩萨慈悲、乞求贵人相助、乞求强盗发善心的习惯，就是由于民族性格弱化后才形成的。而武训为办义学筹钱而选择了乞讨，就是性格弱化后而投机心理强烈的突出反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因为乞求强盗发善心而造成的民族灾难比比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于陈独秀乞求汪精卫发善心，差点就导致中国共产党人被蒋介石和汪精卫杀绝。
对我国古代没有产生真正的精神信仰这一认识，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传统文化的坚定维护者们极不认同。他们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信仰“天道”，老子说过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国古代朴素的信仰。且不说老子的道家思想并没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主流，仅是“民以食为天”这一句话，就把中国人从老子玄而又玄的“天道”里，又领回到了儒家学说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上来。而人的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可是最自然而然的事了。
如果在没有外来竞争，在没有外来危险的情况下，儒家学说尽管缺少方法论，但也不乏为一种很不错的世界观。儒家学说的世界观将中国人的性格引向平和善良决不是错，但是如果把中国人的性格都引领到了每当侵略者打上门来，父母遭杀戮，妻女被奸淫时而都不敢反抗的程度上来，那就不仅仅是错，而且简直就是罪恶了。羊能否生存下去，不仅在于它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上草的多少，而且还更在于有没有狼。因此羊如果要在狼群出没的地方生存下去，要么去改变狼，要么就只有改变自己。
由于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蒙古和满洲虽然两次入主了中原，但却接受了儒家的学说，从而使儒家学说没有中断传承的经历，所以无不令后世的儒家传人们感到自豪。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在侵略并占领了我国半壁河山的期间，不仅没有就此限制儒家学说的发展，而且还对儒家学说尊崇有加的做法，更是令今天的儒家传人们感到骄傲。但是，不管入侵是接受了儒家学说也好，还是对儒家学说尊崇有加也罢，这些却都是以中华民族、特别是以底层劳动人民的屈辱和血泪为代价换来的。几万名少女被掠入军营，奸淫过后又被烹食，换来了鲜卑的儒化并称孔子为“文圣尼父”；澶渊之盟，换来了契丹人为宋仁宗的死而落泪；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坐井观天和皇贵妃都被送进了金人的浣衣院，换来了金太宗亲临曲阜封赐衍圣公；追随身负幼年皇帝蹈海的陆秀夫而蹈海的崖山十万军民，换来了孔子登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位；“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换来了康熙皇帝亲到曲阜祭孔并题写了“万世师表”的匾额一道；南京大屠杀和遍布中华大地的处处万人坑，换来了孔府的代理奉祀官与日本侵略军的觥杯交错。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因外敌入侵而遭受的无尽劫难，以至于使中国人“宁为太平犬”，而“不做离乱人”。然而不管底层劳动人民因外敌入侵而遭受了怎样的劫难，可儒家传人、尤其是孔门的嫡派传人却总是能安然处之。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识“道”，认识孔孟之道，所以每当外国鬼子打来的时候，他们不仅能跑得比兔子还快，而且还非常适合、而且事实上也是经常地充当带路党。因此，这边孔子的塑像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一竖起，那边黑龙江省方正县为在侵略我国的罪恶战争中死掉的日本鬼子招魂的鬼子碑就迫不及待地树立起来了。尽管儒家学说没有因外敌的入侵而中断传承，但是这种侥幸却只能出现在过去，其中的原因就是游牧民族由于自己的文化极其落后而自惭形愧所以主动接受了儒家学说，日本人的野心虽大却也难以吞象。然而今天的形势则截然不同了，不仅全民英语教育在我国已经普及了二十多年，而且基督教的教堂不仅遍布中华大地，甚至都已经建到了曲阜的孔庙的旁边。就是由于儒家学说不仅弱化了中国人的性格，而且儒家学说的思维方式也更产生不了高度的智慧，形不成长远的高度战略，所以尽管我国的历史上曾经产生了《孙子兵法》、《太公韬略》等兵书战册，但却仍然还是每每都被就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民族打得山河破碎，所以就更不用说用以指导目前的中华民族去应对纷纭复杂现代国际局势了。
今年是《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一百一十周年，是辛亥革命发生的第一百周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九十周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八十周年，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停战谈判的第六十周年，也是发生了许许多多事关中华民族生死的严重事情的一年。不仅孔子的塑像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了起来，而且为死于侵略我国的罪恶战争的日本鬼子招魂的鬼子碑也在黑龙江省方正县树立起来了。看来历史上“反孔尊孔”的这个周期律似乎也正在考验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出这个如不散的冤魂始终纠缠着中华民族的兴衰更替的周期律？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到延安进行访问的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并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在这里与黄炎培所说的民主，绝不会单单地是指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指要培养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与建立民主的制度相比，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普遍培养起民主的意识和形成民主的能力，要艰难许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对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进行培养和民主能力进行检验的过程。但是，尽管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还远远没有形成牢固的民主意识和维护民主制度，维护本阶级利益、甚至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与习惯。所以文革被迫结束之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并且还已经形成了“七五《宪法》”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等无产阶级直接登上上层建筑领域，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这些人类社会历史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完善、最为合理的民主制度，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在我国专制制度的历史极其漫长，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受儒家学说毒害的历史极长且极深的情况下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首先就要鼓励和培养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和自立意识。因此，毛泽东才要发起对宣扬乞求意识而贬低斗争精神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通过对《武训传》的批判来鼓励人民群众的造反精神和自立意识，进而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
虽然电影《武训传》宣扬了乞求意识并贬低斗争精神，但由于这是历史的原因才造成的，所以绝不会由此而引起毛泽东对其如此地大动干戈。而导致毛泽东发起对《武训传》进行大规模批判的真正原因，那就只能是“文相武将”们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对宣扬乞求意识而贬低斗争精神的《武训传》这部影片的态度以及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态度，所反映出的这些“文相武将”们的真实的思想状态。从对《武训传》的态度上，能够充分反映出这些“文相武将”们的思想认识，仍然还停留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历史阶段上。只不过由于他们大多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所以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了解民间的疾苦，关心民间的疾苦的“好皇帝”而已。就是由于这些身为党的高级领袖人物的思想状态都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因此毛泽东才在亲自审定并做了大量修改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这篇社论中，发出了这样的严厉质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历史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更能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的真正原因的，是毛泽东在《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现在，估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确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沦为，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能够借武训来进行宣传的主张，那就只有是儒家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人生哲学，只能有是儒家学说中的贪生怕死的投机心理。从这些“文相武将”们真实的思想状态上，毛泽东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危险，而且也更看到了在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当中培养造反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进行了反右斗争，发动了“四清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了破“四旧”和立“四新”等政治文化运动，而且更是在全党和全国进行了深入的马列主义教育。可是，尽管毛泽东下大力气对全党和全国进行了深入的马列主义教育，但却收效甚微，以至于虽然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还是出现了林彪叛逃这样的奇怪事件。从革命了几十年的林彪最后却仍然还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这件事上，毛泽东意识到，真正阻碍对中国人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是已经渗入到中国人骨髓之中的儒家腐朽的意识形态。与外来的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比，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对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中国人更具有强烈地吸引力。而靠马列主义教育，决不能自动清除掉儒家腐朽的意识形态，因此必须专门开展一场清除腐朽的儒家意识形态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不破不立，不彻底清除腐朽的儒家意识形态，就不能真正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于是，以林彪事件为契机，清除腐朽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三十多年来，尽管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苦苦地坚守着毛泽东主义，但是一种比腐朽的儒家学说更为邪恶的极力鼓吹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的极端实用主义理论却还是成为了我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且随着这种邪恶的极端实用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了我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日益加剧的毒害，特别是由于大部分中国人都在喜滋滋地奔小康，都在追求自己的先富起来，所以中华民族不仅又成为了一盘散沙，而且精神信仰也早已荡然无存，民族性格也再一次弱化。因此才有了目前的东海危急、南海危急。黄海危急、渤海危急，乃至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急。
八十年前的四月，日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被调防到了我国的东北，编入了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该师团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就陈述发动“九·一八事变”能够成功的理由时讲到：“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板垣征四郎对我国民众精神状态的分析言犹在耳，二0一一年，一篇题为《兰德公司报告----二0二0年中国将成为最穷国家》的文章又在互联网上开始纷纷传播。而兰德公司所列举的中国将成为最穷国家的七条根据中的头两条就是：“一，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二，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的国家之一。”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对我国社会目前状态的观察得是否全面？分析得是否准确？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自己心中的答案。八十年前板垣征四郎对我国民众精神状态的分析不仅促使日寇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且还取得了成功，从而导致中华民族陷入了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民族危亡之中，而八十年后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不知又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
我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可尽管埃及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今天还仍然存在，而今天的人们却必须要以古今去加以区分了。因为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早就因为外族的入侵而灭绝了，所以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就中断了传承，今天的人们也就只能从博物馆或者是考古学家发掘出的考古废墟里，去领略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的风采了。而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得以传承至今，一是得益于中华民族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子，二是承蒙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拯救。所以，中华民族如果不愿在今后步它们的后尘的话，那就只有赶紧请回毛泽东主义。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民族的文化，只有在民族能够得以延续下去的情况下才能传承下去。所以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拯救，也同时拯救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然而如果要彻底拯救中华民族，那就只有引领中华民族走出历史上的那个兴衰交替的周期律，而要走出兴衰交替的这个周期律，就必须首先走出“反孔尊孔”的这个周期律。所以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破“四旧”以及对孔子的批判并且还更创立了以毛泽东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不仅不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而且也正是在彻底地拯救中华民族的同时，又在彻底地拯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永久地延续下去，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永久地传承下去。
明天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八十周年的日子了，但愿全国的各个城市、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各个城市的上空，响彻的不仅有警示中国人的防空警报，而且还更应该有激昂的《抗日救亡曲》。然而作为中国人，虽然永远也不应忘记这首激昂的《抗日救亡曲》，但却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这种场面的再次出现。
二0一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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