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二○一二年的九月，在为了保卫钓鱼岛而在全国八十多个大中城市所爆发的持续了将近十天的“九月抗日大示威”中，不甘今天的中华民族竟然还要遭受如此民族屈辱的我国社会底层人民群众，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齐声高唱起了雄壮的《东方红》。历史的经验告诉了今天的所有中国人，当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只有在毛泽东的这面旗帜下，中华民族才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才能依靠全民族的力量而完成自我拯救;当侵略者再次打上门来的时候，只有毛泽东的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最为科学的思想体系，才能鼓舞并指导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出中国。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逆流达到最为高潮的时候，在纪念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的这声由衷的呐喊，道出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且也只有毛泽东，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傲然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长久以来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还更是全人类唯一的一个自文明产生以来从未中断过的历史又非常悠久的民族。长期以来，尽管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为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创造出了让我们每每想起，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每每提起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四大发明，然而那却不仅毕竟都是在遥远的古代所创造的，而且还更是在东西方文明、尤其是以我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能够在各自的地域内独立发展的条件下完成的。因此当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并在全世界到处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以来，由于我们中华民族也成为了人家的一个掠夺对象，所以中华民族曾经所拥有的这些骄傲，也就难以为继了。
1，只能是在诞生了毛泽东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之后，勇敢和智慧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特征。
自欧美国家所推动殖民化、尤其是全球化到来之后，一个民族只有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而也只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骄傲和民族自豪。
除了那些洋奴买办和汉奸卖国贼之外，相信任何的一个中国人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的民族。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优与劣，主要就是看它的强与弱。而这个强与弱，既表现在外在的物质上，也更体现在内在的心理上。因此一个民族如果彻底丧失了自尊与自信，那么又如何能够证明自己的优秀呢?
凡中国人，都无不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智慧、勤劳并爱好和平的民族。勤劳与爱好和平，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一贯的传统，也是历久弥新的美德。然而勇敢和智慧，却只能是在诞生了毛泽东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特征。
由于满清王朝政权到了末年的时候，已经实在是无力维护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无力维护民族的尊严，因而自然也就失去了其继续统治中国的历史合法性，特别是更失去了其继续统治中国的历史合理性。所以从一八九四年开始，孙中山先生便开始了以推翻满清政权为目的，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并终于在一九一二年造成了满清政权的垮台。可是尽管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垮台了，然而是代之而起的不管是前期北洋军阀统治的老中华民国，还是后期国民党蒋介石所建立的新中华民国，却更加的腐朽不堪，却更加没有能力、特别是更加没有勇气去维护民族的利益与尊严。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向袁世凯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政府接受足以灭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的武力威胁，竟然大部分接受了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并于五月二十五完成了两国间的正式签字，从而开启了我国现代历史上不战而被人屈己之兵的先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不足两万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欲图全部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我国工业化的程度要远远的低于日本，但是中国人毕竟是比日本人多了八倍还多。可是面对国家被肢解这样的奇耻大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竟然未敢进行任何抵抗。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继与日本签订了停战的《塘沽协定》之后，又与伪满洲国实现了通车、通航、通邮和贸易，因而也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当时在蒋介石政权统治下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北方各省，民不聊生。为生活所迫，大批的中国人不得不涌入了伪满洲国，从而使伪满洲国的人口从一九三六年一月的三千万零九十万，锐增至年底的三千七百万。而到了一九四一年，则更是达到了四千二百多万。此举不仅为实际上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和阜新等原料工业基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直到今天还更是为汉奸们侮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留下了这样的话柄：“曾经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它的公路是中国的三倍，发电量是中国的九倍，工业产值是中国的十三倍，它最大的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服务，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一起解放南京，它的名字是满洲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兵力仅五千七百余人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又在中华民族的腹地北京卢沟桥发动了图谋进一步蚕食我国华北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通过新华社的广播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在通电中，毛泽东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又联名给正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打了同样内容的一封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一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就向宛平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可是直到七月十二日，蒋介石才电令负责华北地区军事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要采取“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就地抵抗。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感召和竭力推动，如果不是深具爱国传统和中华民族血性的原属西北军的二十九军广大官兵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所感召而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而自发地选择了奋起抵抗，如果不是畏惧被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竭力推动下所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所吞没，那么“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也极有可能仍然还是会选择不抵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到来前一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慑于苏联的威胁，蒋介石政权又与苏联签订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的卖国条约。通过该《条约》，蒋介石不仅将我国东北的大量权益出卖给了苏联，而且还更是眼睁睁地看着外蒙古公开脱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从此扬长而去。
满清王朝到了晚期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经常卖国的腐朽政权。但是满清王朝的每一次卖国，毕竟还都是在战败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华民族却变成了一个遭受侵略而竟然都不敢抵抗因此才经常被人不战而屈己之兵的民族。一个只在别人的武力威胁之下便能大量地出卖民族的利益，便能大块地出卖国土的民族，如何能在强者如林且又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横行的世界上存续下去?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最古老的历史与文化的民族，在民族的尊严遭到了侮辱，尤其是在国土遭到了侵略的时候都不敢反抗，则明显地反映出了是缺少血性，是缺少自信。一个缺少自信的民族，何来民族的自尊?一个缺少自尊的民族，如何能证明自己的优秀?然而所有的这一切，一旦到了毛泽东的时代，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遵义会议”之后，尽管经过忠实地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最高三人团”的糟蹋，使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此时还只剩下了一万多人。但是毛泽东却仍无惧色，毫不犹豫地率领着劫后余生的只有一万多人的英勇红军，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匪军的围追堵截并排除了来自党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径直向着被凶残的日寇所占据的北部边疆高歌猛进。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下，正是在毛泽东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个教导的鼓舞下，中华民族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从此，勇敢和智慧、坚韧，这才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特征之一。
在民族危机的面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放弃了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用自己的真诚和博大胸怀，竭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从而不仅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尊严，而且还更是挽救了中华民族。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更是将所有的外国势力统统赶出了百年挨打、人见人欺的中国大陆，从而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建国仅仅三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出访了苏联。在访苏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斗智斗勇，成功地通过谈判废除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与苏联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收回了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出卖的旅顺和大连的主权以及东北的铁路。
一九五○年六月，美国借朝鲜爆发内战之机，不仅派出海军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并霸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而且还更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公然侵入朝鲜并轰炸了我国境内。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挑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却仅凭一国之力，不仅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前去，而且还更是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包括南朝鲜伪军在内的十七国联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我们中华民族一雪了前耻，而且还更是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美英苏三个世界大国所确定的严重损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的世界东方的战略格局，更是坚决地维护了人类世界的和平，更是坚定地捍卫了人类世界的正义，更是标志着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第一次战胜了西方欧美世界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从此，一个彻底改变了以往面貌的勇敢、勤劳、智慧并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才傲然地自立于了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是胜利，不仅令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为之而感到自豪，甚至都能令每一个海外的华人为之而感到骄傲。据由于非常仇视共产主义因而也非常仇视新中国，尤其是特别仇视毛泽东的那位尽管出生在海外，但却保留了纯正的华人血统且又曾经长期在英国留学的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我在欧洲旅行，那里的人们常常对华人保持着歧视态度。可当新中国出兵朝鲜并接连获胜后，西欧各国的海关人员一见到华人就都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了认真学习汉语”。
古代的中国虽然十分的不幸，但也非常的侥幸。在黄河长江这个全世界最大而又最适宜农耕的“两河流域”的外部，北面的永久性冻土地带、南部狭长且又多山的中南半岛、东方波涛汹涌的大海、西向绵延不断的高山和荒漠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古代中国的周边不仅产生不了其他强势的文明，而且还更是隔绝了更远处的其他文明对古代中国的侵扰。所以尽管自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自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之后的古代中国就不仅开始了不断地挨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打，而且还曾经几度被打得山河破碎、江山易主。但是由于在游牧渔猎的状态下产生不了比中原农耕文明更为高级的文明，尤其是形成不了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所以尽管游牧渔猎民族凭借其野蛮和武力能够不断入侵古代的中国，甚至还曾经在政治上两度征服了古代的中国，但却不能不反过来接受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以，尽管古代的中国曾经在政治上被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所征服，然而凭借着先进的文化，古代的中国却又总是能在文化上征服政治上的征服者，而且这种征服还是最为彻底的心理上的征服。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古代中国的文化不仅能够一直传承下来，而且还更令尽管经常挨打的中国人始终能够保留着对自己文化的心理自信和心理优势。然而当挟强劲的基督教文化和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欧美殖民者打上门来了之后，中国人在被多次打败之后，这种文化上的心理自信和心理优势也就难再。于是这才会出现像胡适和辜鸿铭等虽然小脚的妻妾依然喜在心，但却洋话满口喷和洋装穿在身这样古怪搞笑的北大教授。直到毛泽东思想诞生之后，直到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开始形成，才使得长期挨打的中国恢复了活力并一雪了前耻，才使得人见人欺的中国人恢复了文化上的自信并争得了民族的尊严。
2，只有毛泽东，才让中国人懂得了什么才是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只有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才会去争取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只有拥有了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中华民族才能在强者如林且又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横行的世界上永远地存续下去。
民族骄傲和自豪的产生，离不开民族的自信。民族的自信，又离不开对民族尊严的维护。而维护民族的尊严，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民族的尊严。
在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九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由著名的影视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正在国内到处热播。影片上映后，在影片中饰演男一号“老东家”这一重要角色的著名影视演员张国立在谈及拍摄这部影片的感受时曾经这样说到：“人的尊严是从肚子开始的”。确实，对于某些个人来说，尊严可能的确是从肚子开始的。然而个人的尊严却绝不能等于民族的尊严，在当今仍然还是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盛行的这个世界上，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存续下去的民族来说，“裤子”都要远远地重于肚子。
上海电影制片厂曾于一九八七年拍摄了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该片的片名叫《战争让女人走开》。而战争之所以要让女人走开，就是对于战争的胜利者来说，女人不过就是战利品。
若想征服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打掉这个民族的自信。而打掉一个民族的自信，首先就要侮辱这个民族的尊严。而侮辱一个民族的尊严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扒下这个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爆发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等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各民族无不把集体强奸另外民族的妇女，当做是打击对方自信心的有力手段。而对于通过扒下一个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来打掉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的这种做法。我们中华民族的宿敌日本人不仅更清楚，而且也更是“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每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人至今仍是最为痛恨，而且也将是永远无法原谅之处，就是当年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我们中华民族女性的侮辱。而今，日本人找到的另一个侮辱我们中华民族的绝佳办法，就是鼓励日本人到我们中国来嫖娼。有些日本的工商业公司甚至把组织日本人集体到我们中国来嫖娼，当做是对员工的奖励。二00三年九月十六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七十二周年临近之际，就曾经发生过有二百八十五名日本人到我国珠海集体嫖娼这样令我们中华民族旧辱未去而又添新耻这样的事。
公元七五五年，大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为了平叛，衰朽的大唐王朝只能向回鹘借兵。为了能够从回鹘借到兵来平叛，衰朽不堪的大唐王朝却竟然答应了回鹘王开出的收复东西两京之后，女人、小孩和金银财宝可任由回鹘兵掠取的这样屈辱条件。
公元一一二五年，金兵攻陷了北宋王朝的都城汴梁。金兵不仅掠去了徽钦二帝，而且更是掠走了北宋王朝的皇后、公主、嫔妃、宫女和良家少女三千多人以及十余万男女百姓。金朝皇帝把其中年轻貌美的公主嫔妃赏赐给有功之臣当做泄欲的工具，而其余的公主嫔妃及少女则全都送到浣衣院去充当金兵的“慰安妇”。因此我国历史上把北宋王朝的这次灭亡，称之为是“靖康之耻”。
自两千多年前腐朽的儒家思想成为了统治思想那时起，我们中国就开始了不断地挨打。长期的挨打，使许多中国人由于不懂得什么是尊严而不知不觉地在精神上跪了下去。因此在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二十八年浴血奋斗才赢得了中华民族真正独立的中华民族的大救星毛泽东尽管可能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也心潮起伏，但却没有发表长篇大论，而只是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样简短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尽管非常简短，但它代表的却是中华民族从此争得了民族的尊严。从那以后，为了能够永远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毛泽东又率领中国人民勒紧了裤带，艰苦奋斗。不仅用仅仅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便制造出了足以保住所有中华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的“两弹一星”，而且还更是探索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这一确保中华民族能够走向未来的正确方向。从此，中华民族不仅拥有了更加稳固的安全，而且还更是赢得了更多的民族尊严。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的民族来说，强大的工业，强大的科技和强大的国防，就是这个民族的“裤子”。而一个民族的男性手中如果没有了枪杆子，也就保护不住这个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而一个连本民族女性身上的裤子都保护不住的民族，是不可能存续下去的。
当年，在中华民族的男性几乎就是要靠赤手空拳来保中华民族女性的裤子的这样的基础上，由于为了制造“两弹一星”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安全，即使真的是让那时的中国人饿了几天肚子，这样的功德，凡中国人也就应该永远铭记。因此今天矮化、丑化、妖魔化毛泽东的那些人，要么就不是中国人，要么就是他想把他家女性身上的裤子全解开，欢迎色狼和色鬼都进来。
在中华民族有了“裤子”的基础上，想着如何填饱中国人的肚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填饱中国人肚子的同时，也不应该忘了要扎紧中华民族的“裤子”，特别是更不应该卖了“裤子”去填饱肚子。肚子和“裤子”，哪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尽管在腐朽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下，我们中国曾经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的这种意识，但是我们中国也更是一个产生了强烈的贞操和节烈观念的国度。因此女性遭到性侵害历来就被我们中国人视为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耻辱。可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不久，在我国已经消失二十多年的卖淫这种现象不仅就死灰复燃了，而且还愈演愈烈。从在二00三年珠海发生的有近五百名中国妇女集体向日本人卖淫的事件和在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苏州竟然都能出现“十元妓”这样的情况上看，在也就是两代人时间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期间，从事过卖淫的中国妇女，绝不会少于上千万。而目前卖淫妇女的年保有量，也绝不会少于上百万。所以至今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转型接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实质上不过就是卖了“裤子”才撑破了肚子，并且还是卖了全体中国人的“裤子”而却只撑破了少数人的肚子。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但仍然吃不饱肚子，而且还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裤子”。
至今仍未停息的究竟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究才让中国人吃饱饭，才使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之间的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穿着裤子的瘦子和一个光着屁股的胖子在关于谁才有人的尊严的争论，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人与狗之间两种不同物种之间的尊严标准的争论。人与狗的不同，其实就在于一条裤子。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民族的尊严和安全，其实就是“裤子”的问题。当年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就连中国的妇女为了能够扎紧身上的裤子而“不爱红装爱武装”地都拿起了枪杆子。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在那些改革开放后才蹦出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在某人的诱惑、教唆下，有的中国人却为了撑破肚子，而竟然脱下了裤子。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懂得什么才是民族尊严，才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骄傲和自豪;在弱肉强食法则盛行的当今世界上，面对任何敌对势力，只有拥有和敢于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展现出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那种英雄气概，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骄傲与自豪。只有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骄傲与自豪，中华民族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毛泽东思想不仅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和最为强大、最为科学的方法论，而且还更是属于中华民族、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最为珍贵、最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最为突出的历史性卓越贡献，毛泽东思想绝不是什么全党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创立的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现彻底胜利的一种革命理论。尤其是毛泽东在其晚年所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一步一步从胜利走向了胜利。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遭受到灭绝性挫折的时候，更是凭借着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和毛泽东的力挽狂澜，才从灭绝性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不管其政治倾向怎样，但直到目前却仍然还普遍认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说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原原本本地记述在马克思和列宁等人那浩如烟海的著述之中。然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不只是由于我们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弱小而反动的力量又过于强大这样简单。中国革命的主要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由于在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毒害和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熏陶下而普遍养成的自私、懦弱、麻木、极难理喻而却又极易利诱的那种浅薄的性格和强烈的投机心理。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那就必须要广泛动员更多的中国人来参与。若想动员更多的中国人来参与中国革命，那就只有首先改变中国人的性格。而改变中国人的性格，那就只有从改造传统文化开始。因而从坚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那时起，毛泽东就用打倒“陈毅主义”这样的实际行动，到写出《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这样的文章，通过用实际行动的影响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开始了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而进行属于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而毛泽东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而进行的属于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创造，则是当年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
当今我国非常著名的党史和军史专家金一南将军经过多年的考证和研究之后，在其所著的《走向辉煌》这部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极其关键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在中央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前夕的一九三四年夏季，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不参加长征而是要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不仅对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充满了希望，而且还更是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占据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博古态度晦暗。毛泽东的“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句话，不仅充满了对他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自信，而且也更是一把就彻底扯下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脸上蒙着的那块遮羞布。对于毛泽东的自信，心地善良而党性极强且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又有着深刻了解周总理知道，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是绝不可能给毛泽留下用自己“欢迎中央再回来”的再度胜利，来证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无能加无耻的机会的。而对心底阴暗、手段毒辣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而不给毛泽东留下任何的机会，周总理也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从红军开始长征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故意把年老的何叔衡与体弱的瞿秋白等人留在苏区，尤其是从秘密杀害了季振同等人的做法上看，周总理的猜测绝不是多于的。于是为了挽救毛泽东，周总理便自告奋勇地前去劝说毛泽东。在同毛泽东进行了一夜的长谈之后，周总理回来向博古汇报说：“他同意随队转移了”。根据这样一段历史，于是金一南将军的台词里便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周总理在其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历史自觉和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才将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能量凝聚在了一起。周总理在长征之前那个夜晚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金一南将军所做的这个结论应该还有另一段潜台词，那就是说实际上是周总理挽救了毛泽东的生命在先，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才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才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后。于是照此逻辑，应该是周总理才真正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周总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领袖。在长达近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磨练，周总理与全党其他同志一道，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还更是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取得的。因此，如果说是周总理挽救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通过挽救毛泽东进而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则未免太过夸大其词了。
金一南将军的这个推论，实质上仍然是沿着“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思路，在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之论而张目。中国革命，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并共同流血牺牲的结果，这些都的确不假。然而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纯属就是胡说八道了。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而且还更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强大的方法论。毛泽东思想不仅充满了毛泽东个人的高度智慧，而且还更能启迪其他人的智慧。因此，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当年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制胜法宝这一点，早已无可置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
毛泽东思想绝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指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的制胜法宝，它经过了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大会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全体代表起立唱过国歌之后，向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由此可见，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首先就应该说是除毛泽东之外的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邓小平和陈云这几位以及在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之前曾经担任过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博古、王明和向忠发等人，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了他们的个人聪明智慧。然而如果要衡量和检验党的各个时期的其他领导人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的哪些个人的聪明智慧，那么只看中国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哪怕仅仅是阶段性的成就，也就足够了。
当周总理于一九三一年年底衔已经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分子把持的党中央之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在毛泽东和朱老总及陈毅等人的率领下，经过几年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别是在取得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毛泽东麾下的主力红军不仅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而且三次发围剿胜利后的大量缴获，更是中央红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大力的改善。武器装备的改善和通过几年时间的艰苦作战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更有形成于此间的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指导，因此红军的战斗力有了飞速的提高。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拥有二十一个县，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多达二百五十多万的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拥有了比毛泽东当初仅率一千多秋收起义后的泥腿子上井冈山时不知有利多少的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当周总理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并担任了苏区的最高领导之后，完全在有条件率领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的全体力量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同时，也可以顺便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然而在周总理到达苏区并将毛泽东排除在了对红军的领导之后而指挥红军攻打赣州的首次作战，便以红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而告结束。后来如果不是请毛泽东出山而挽回了败局，那么中央红军的长征，可能就要提前进行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于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外国租界里再也混迹不下去了，于是组成了临时中央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博古、张闻天、杨尚昆以及陈云等，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并且马上就掌握了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力。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在以临时中央的名义掌握了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之后，这些人又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在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来到中央苏区之前，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在党史上称之为是“宁都会议”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就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以及苏区党组织的领导权，而只安排毛泽东去做在苏区中央局严密控制下的政府的工作。因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来到苏区之后，绝不存在任何的“干扰”而完全可以大展身手，从而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尤其是在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正需要一个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的时候，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匪军用重兵进攻黎川之战，拉开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而中央红军也悉数迅疾地投入到了反围剿的作战之中。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时，中央红军可以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仅主力部队的红军指战员就将近有八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以及经过六年的根据地建设而形成的深厚广泛良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红军的武器装备更是有了大力极大地的改善。仅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缴获了步枪一万五千多支，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是缴获了步枪一万余支，各式火炮四十门，机枪三百余挺。武器装备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这样的条件，不用说毛泽东在开始从事武装革命之初，就是毛泽东在指挥红军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时，也从来都未曾具备的。在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如果红军的战略战术正确，那么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可能性是极大的。然而不管是前期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博古和张闻天、项英以及周总理、朱老总，还是后期掌握了全党和全军最高领导权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总理三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不仅不具备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反围剿作战方针的能力，甚至连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是一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的能力都不具备。因而这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才有了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这才有了中央红军的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党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些组成了党中央的人的领导下，才不仅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反而还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毛泽东所亲手开辟的中央苏区，在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下，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壮大，反而还被彻底葬送了;毛泽东所亲自缔造的中央红军，在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上，差点就糟蹋光了。就是这样一帮只具有这种认识能力的蠢货，能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集体智慧”?历史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吧?人世间更不会存在着这样的混蛋逻辑吧?
对于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魁首邓小平在妖魔化毛泽东甚嚣尘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而此前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所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又更是曾经这样明确地讲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针对毛主席逝世之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越来越降低的这一问题，许多人纷纷质疑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陈云曾经是这样解释的：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就是因为中国有个毛主席。刘、周、朱、陈、林、邓加起来比毛主席都差很远，我们和毛主席不是一类人，我们刘、周、朱、陈、林、邓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已经不在了，我们也就不要再指望那个时代了。
抛开“遵义会议”前党的几任错误的领导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朱老总和林彪、陈云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稍晚。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总理却差不多是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九二一年，刘少奇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而邓小平则更是早在一九二○年就与周总理、蔡和森等人一道，到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诞生地法国去寻求革命真理。因此，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走上革命生涯的时间来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总理等都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同一代人。所以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句话，当然也应该包括刘少奇和周总理在内。因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刘少奇和周总理，他们的革命理念，产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但是他们的革命智慧，可以说主要都是来自于毛泽东思想。因此，这些人又怎么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智慧呢?如果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等真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么按照邓小平所讲的事实和“理论”，这岂不就成了是自己培育了自己。
自转型接轨以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就始终就没有停息过。否定毛泽东，首先就要贬低毛泽东。而为了贬低毛泽东，搞阴谋的这些人先是抬出了周总理，用拔高周总理的革命业绩的办法，以分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通过把周总理捧上圣坛，从而将毛泽东“拉下神坛”。尤其是近年来，为了通过将毛泽东送上魔坛的办法而彻底搞垮中国共产党，彻底搞垮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肢解我们中华民族。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阴暗小人又抬出了朱老总来深入妖魔化毛泽东。于是什么《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和《红军之父，朱德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等纯属不要脸的歪理邪说，这才纷纷出笼。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毛泽东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都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建立起了巨大的个人历史功勋，因此无论怎样赞颂他俩，都不属过分。但是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那样，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巨大个人历史功勋，同样也都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正确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所建立的。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离开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朱老总，都必定是一事无成。因此对周总理和朱老总的赞颂，决不能超出历史的架构。尤其是这些阴谋小人的最终目的，也并不真的是为了赞颂周总理和朱老总。他们不过就是想通过把周总理和朱老总捧上圣坛而把毛泽东送上魔坛的做法，以达到他们彻底颠覆中国革命的历史，彻底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罪恶目的。
三十多年来，对各种各样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无耻做法，中国人民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三十多年再吃的二遍苦，重遭的二茬罪，更是让中国人民看清了那些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阴谋小人的罪恶目的和无耻嘴脸。因此这些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而拔高周总理和朱老总的无耻阴谋小人，早已被正义的中国人用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揭批得体无完肤而销声匿迹了。然而尽管无耻小人销声匿迹了，可是近年来在国内名气极大的金一南将军，却在其由于被拍成了长达十二集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从而成为了信史的名著《苦难辉煌》中，也因袭了“朱德最早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这种无稽之谈。名气如此之大的党史军史专家，在这一点上却竟然也能去拾人牙慧。此举不仅实在是无耻，而且也更是太欺负我们中国人没有文化，也太欺负我们中国人不懂逻辑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一千余人到达了井冈山。很快，毛泽东不仅就率部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更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便充分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在宁冈县的新城打了一场歼灭战，抓了三百多名俘虏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此战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而且还更是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使红军扩大为了两个团以及在宁冈、遂川和茶陵这三个县，都建立起了革命政权。
毛泽东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便开始采用的“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样的游击战原则，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从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这一原则，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后来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在坚持井冈山斗争初期便所采用过的“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一游击战原则，也演化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的“十六字诀”。
朱老总与毛泽东这两部红军会师的时间，已经是到了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下旬了。朱老总与毛泽东两人初次见面的地点，是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的龙江书院。朱毛两部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在当时的那种历史环境下，直白地说，就是朱老总率领着自己的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和在“湘南暴动”中所组建起来的一部分农军，到毛泽东的“家”里“蹭饭吃”、求庇护。
毛泽东的“家”是怎么来的?是毛泽东运用游击战战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上建立起来的。“家”里不仅能休息，而且还有饭吃。朱老总为什么要到毛泽东的“家”里“蹭饭吃”?因为朱老总没有能力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无处休息，才无处吃饭。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河坝完成了阻敌追击任务的朱老总，先是率领残部八百余人隐藏在了他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所部之中，后来朱老总又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举行的“湘南暴动”。“湘南暴动”之后，不仅朱老总所部无处可去，而且就连在“湘南暴动”中所组建起来的大量农军，也更是无家可归。于是这才不得不一同上了井冈山，去投奔毛泽东。
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了然于胸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井冈山上分三路集结到湖南省炎陵县中村乡，准备接应朱老总和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暴动的起义军。在部队驻扎期间，从十九日开始，毛泽东采取上午给这个营讲课，下午给那个营讲课，分别留半天时间进行讨论的方式，集中一周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课堂就设在八担坵的稻田边。战士们席地而坐，听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反复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他向广大指战员指出：“由主客观力量对比所决定，中国革命现在还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与斗争，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来。”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井冈山的政权，正是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夺取革命的胜利。”为了着重说明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毛泽东曾经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将军为了充分证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确为朱老总所首创，曾经特意这样强调并且还专门援引了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说过的一段话。在原书中，金一南将军是这样讲的：“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十六字诀’是怎样产生的?朱德的关键性贡献长期不为人所知。一九二五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就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成为了后来‘十六字诀’产生的基础。”
“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走”，除了像《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那样的憨人，可能任何人都懂并且也都会去这样做。然而由于郭靖憨，因此郭靖的那个惜字如金的四师傅送给即将独自去闯荡江湖的郭靖的临别赠言才显得特别重要“打不过，逃!”而至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水浒传》里更是比比皆是。不用说像王伦这样的“白衣秀士”和鲁智深与武松等这样的江湖豪杰，就连小霸王周通这样的江湖土鳖，也都懂得占山为王的道理。然而不管是“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还是占山为王，都与蕴含了战略进攻和战略退却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之处。
当年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次“秋收起义”。中国的名山大川，更不仅仅是只有井冈山这一处。朱老总和陈毅等人率领“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参加“湘南暴动”最初地点的湖南省宜章县境内，不仅就分布着五岭之一的骑田岭的主峰二尖峰和莽山的主峰猛石坑等海拔超过一千米的高峰一百五十多座，而且还更是座座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无不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去处。当“湘南暴动”之后到了敌人重兵围来的“必要时”，朱老总的确是想到了拖队伍上山。只不过朱老总没有就近上宜章县境内的任何一座高山，而是长途行军几百里，上了井冈山。
为了使人能够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地感受到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造诣远远地胜过毛泽东，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将军竟然借用一些最初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老井冈”之口，这样“描述”了朱毛两部会师之时一些“老井冈”的兴高采烈：“来了一个会打仗的”，“听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尤其是为了渲染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造诣远远地高过了毛泽东，金一南将军还紧跟着又借用粟裕大将之口来这样赞誉朱老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如此地渲染，的确会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只是不知这样的渲染，是为了反映一个种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总司令的智慧，还是为了体现一个像许世友那样的敢死队长的样子。
朱老总由于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考入了云南讲武堂并参加了云南的“九•九起义”，从此很早开始了个人的军旅生涯。然而在军阀混战时期，朱老总只是任过滇军的旅长和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以及云南省的警务处长兼省会的警察厅长等职。因此朱军长的称谓，只能是出现在朱老总参加革命之后。南昌“八一起义”前，为了能够动员更多的力量参加起义，党组织派朱老总去策动朱老总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当时正率部驻扎在江西九江的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的金汉鼎参加起义，但却遭到了金汉鼎的拒绝。南昌“八一起义”举行之后，作为起义指挥机关的前敌委员会为了壮大声势，同时也是真心地期望朱老总能够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人脉关系，从而争取一部分滇军参加起义，于是前敌委员会不仅假门假事地编造出了一个第九军的番号，而且还更是煞有介事地任命了朱老总的另一位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此时还是国民党军第九军第二十八师的师长且又没有任何起义倾向、甚至连同情革命的倾向都没有的韦杵为起义军序列中的第九军的军长，朱老总为该军的副军长。于是在历史记述中，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队伍的序列里不仅就有了这样一支番号为第九军的部队，而且朱老总的平生，也就第一次与军长一职发生了联系。由于直到南昌“八一起义”的部队在离开南昌时，韦杵也没有赶来参加起义，因而也就没有了再继续假门假事下去的必要，于是前敌委员会便干脆就任命了朱老总为第九军的军长。从假门假事地编造了南昌“八一起义”的队伍中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第九军，到郑重其事地任命朱老总为这个军的军长，这就是朱军长这一称谓的最早产生。三河坝阻击战之后，朱老总化名为王楷，率领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八百余人隐身于朱老总的又一位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队伍中，消声觅迹得连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曾知晓。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由于参加了“湘南暴动”，朱老总和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才又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在不仅没有电视和互联网，而且就连广播和报纸都非常稀罕，且又由于敌人的封锁而共产党内的消息更是非常难以传递的当时中国，又是谁把朱老总已经被任命为了军长的消息传递到隐身于山高林密，就连敌人都很难发现的毛泽东麾下的那些早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就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那些“老井冈”耳中的呢?朱老总真的是当时就名震华夏了吗?这是不是当年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不知金一南将军对对此将能够作出怎样的合理解释?
今天的人们如果追溯朱老总何时才最早被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普遍称为是朱军长的，广为人知的史实且又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只能是由于朱毛会师而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军成立了之后。
一九二八年的四月，朱德在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并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之后，中共湖南特委的命令朱老总与毛泽东所部工农革命军组成了红四军并由朱老总担任了该军的军长。
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朱老总最早提出的?还是毛泽东最早总结出来的?是朱老总教毛泽东打仗?还是毛泽东教朱老总打仗?尽管多年来始终有人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去搅混水，但是要分清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难，因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曲折经过，早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这些后人。
在朱老总被张国焘裹挟着而被迫随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过程中，当张国焘另立中央而强迫朱老总表态反对毛泽东的时候，朱老总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朱毛，朱毛不可分，哪有朱反对毛的?”
“朱毛不可分”的这句话，绝不是任意而说，那可是朱老总在曾经有过由于朱毛分离的经历而遭受过数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之后，才得出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结论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刚刚会师才三个月的朱毛红军，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朱老总与陈毅等人认识上的错误，而开始了第一次分手。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老总和陈毅等却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所带领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老总率领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还竟然发生了由南昌“八一起义”余部编成的第二十八团二营哗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哗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由“湘南暴动”的农军所组建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老总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老总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第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次大规模的围攻。为此，毛泽东即兴填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然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朱老总和毛泽东两部红军会和之后，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朱老总和毛泽东两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上的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朱老总不仅不赞同毛泽东为红军所确立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唯一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三大工作”，而且还更不认同毛泽东所竭力坚持的党指挥枪和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而却主张在部队中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朱毛会师后，朱老总甩开毛泽东而第一次单独率兵打仗便遭受到了严重失利的这次行动，在党史和军史上，被称为是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然而“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却并没有为朱老总和陈毅等所吸取。特别是后来当他俩的四川老乡刘安恭的到来以及对朱老总和陈毅的明确支持并强力反对毛泽东④，则更是加剧了朱老总和陈毅等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建设上的分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平江起义”后编成了红五军的彭德怀所部也来到了井冈山与朱德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四军汇合。然而“产谷不满万担，人口不满两千”的井冈山地区，却不仅实在承担不起这么多的红军吃饭，而且也更限制了红军自身的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实力较弱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而实力较强的红四军则向赣南和闽西进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老总、陈毅和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开始了向赣南和闽西的进击。当年五月初，在红四军攻占了福建长汀县城之后，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安恭也受中央的指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然而刘安恭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央要求朱德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而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而且还更是第一次带来了“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刘安恭代表“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则使红四军中原本就业已存在的朱老总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建设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刘安恭与朱老总和陈毅不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老总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加上由于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缘故，所以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与朱老总和陈毅等人搅在了一起而排挤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老总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老总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老总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老总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老总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毛泽东当初对红四军将会发生分裂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由于拒不从命的林彪手握重兵，朱老总对此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迫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老总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东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连按朱老总自己计算的结果，也是损失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遭到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意见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直到“古田会议”，也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毛泽东重返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之后，才化解了这场危机。而就在朱老总在广东损兵折将的时候，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在毛泽东与朱老总携手率领红四军不仅开辟了中央苏区，而且还更是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大围剿以及将红四军发展为了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前来摘“桃子”了，而且还更是赶走了毛泽东这个“种桃人”。可是在赶走了毛泽东这个“种桃人”之后，“桃子”却也丢掉了。所以，仅是这一阶段的党史和军史，不仅就足可以轻松地戳破“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都无耻到了至极程度的谎言，而且也能清晰地回答任何人的是毛泽东教朱德打仗，还是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疑问。
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毛会师之后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掌军权，朱老总的革命生涯可谓是一帆风顺，从红四军的军长到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从红一军团的军团再到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从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再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中革军委的主席。可是同期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那可真称得上是屡遭挫折了。然而尽管在此期间朱老总的革命生涯是一帆风顺，但是当时的中国革命，却并没有随着朱老总革命生涯的一帆风顺而一路凯歌，反而却随着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屡受排挤而屡遭挫折。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毛泽东所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只有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才不仅能够争取和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更能够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不仅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第一人，而且还更是找到并开辟了如何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这条具体道路的第一人。其余的不论是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还是王明、博古与张闻天，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这些人不仅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且还更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能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能力。而这些人之所以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能力，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的个人智慧，而关键却在于他们个人的性格与品质。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袖和领导人，甚至就是一些普通的党员，几乎都是来自于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都出身成长于剥削阶级的家庭，从小过得即使不是锦衣玉食，但最起码也衣食无虞的生活，因此并没有真正地接触过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群众，并不真正地了解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不真正了解那些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的那种生活困苦，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在哪里，因而也就更不用说能够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了。特别是由于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到底蕴藏着哪里，所以这些人才不仅不具备探索出来一条中国革命的具体正确道路这样的能力，甚至都不具备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能够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的能力。
尽管当年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早期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他们都不乏共产党人的那种高风亮节，尽管他们都具有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献身的那种坚贞，尽管他们都具有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富强的强烈精神，尽管他们都可能早已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尽管他们都已经从旧知识分子营垒里脱胎而出，但是儒家文化中的那种与劳动、生产和战斗完全脱离而只管坐而论道的恶习，还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记，所以这些人才几乎都选择了留在党中央的机关里做那种高高在上的“坐而论道”的工作，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能够真正地深入到社会、尤其是深入到生活极为困苦的农村去发动群众，去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然而最可怕的是，这些人身上的那种与劳动、生产和战斗完全脱离而只管坐而论道的恶习与浅薄的性格以及强烈的投机心理，不仅使他们不能去探求出一条能给引领中国革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反而还只能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依附性和希望借助他人的力量，从而使中国革命一蹴而就就能取得胜利的投机思想。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强烈的依附性和投机思想，所以才使以得他们为核心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苏联人身上，甚至还更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都依附在了苏联人的身上。因而仅仅一个顶着共产国际代表帽子的苏联人米夫，才就能够操纵整个的中国共产党。而苏联人通过操纵中国共产党来操纵中国革命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更主要的应该是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
金一南在《走向辉煌》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其巨大、极其恶劣的历史情节。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时候，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和陈云等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已经奉苏联人之命全部到达中央苏区与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人会合在了一起。因此这封电报，可能除了毛泽东之外，党内的核心人物都能看得到。但是苏联人为什么针对毛泽东个人而专门发给中国共产党一封这样内容指示电报，不知这些核心人物对此是否进行过深入地思考?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革命道路的正确，尽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认识不到，然而苏联人却不仅认识到了，而且还更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中国共产党最终将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对于中国的革命，苏联人可是把它放在自己的世界战略中有着通盘的考虑的，因而中国革命的进程，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方式必须要符合苏联的这个世界战略。历史上曾经严重伤害过中华民族且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基因的苏联人，最希望的就是中华民族即使不能成为它的一个听话的仆从，但最起码也只能是他的一个贫弱的盟友，而绝不会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强大邻居。然而只要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中国不仅革命肯定能够取得成功，而且毛泽东还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而只要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么中华民族就必定要走向振兴，走向强盛。
中国革命只有不死不活，才对苏联最为有利。但是苏联人也更是清楚地知道，尽管王明博古、张闻天、项英和周恩来等人极易受他们的操纵，可是中国革命如果由他们来领导，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结果，是苏联人所不希望出现的。然而中国革命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那么不仅能够很快取得成功，而且中华民族也将很快走向强盛。这样的结局，更是苏联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此时对于苏联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受自己操纵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自己来约束毛泽东。让毛泽东在接受限制的情况下，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能力。这一点，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宁可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去武装国民党，而也不愿提供一枪一弹给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可能就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受苏联人操纵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才会给中共中央发来这样一封内容非常奇特的电报。
在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能够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道路的正确，可能也就只有彭湃了。只可惜彭湃同志牺牲的太早，否则以彭湃同志的革命经历以及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尤其是他的认识能力，不仅能够为毛泽东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道路的行动提供有力地支持，而且还能够教育帮助更多的同志更早地认识到毛泽东所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的正确。然而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党内热衷于挤在党中央机关里“坐而论道”的同志太多，并且还更是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而挤占了党内高位，从而造成了像毛泽东这样既具备超凡的智慧而又肯于埋头苦干的同志不仅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机会，甚至还被剥夺了在党内的发言权。因而这才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英的大量牺牲。
中国革命尽管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可是还必须要结合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趋势去全盘考虑，才能做得到。
毛泽东思想是一部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而绝不是像“先富带后富”那样偶尔的灵光暂现。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更是一部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强盛的完整战略。它是毛泽东站在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在对整个世界的当代局势以及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行了深入、细致、准确地研究、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那种能够引领人们如何提升对问题的认识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等这些内容，是以往中国包括孙子兵法和儒家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都所不曾具备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突围。然而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略突围中，一幅古怪好笑的场景却出现了送别的根据地人民的眼中。在八万六千多人红军队伍中，除了三十名领导干部的妻子和大量的机关后勤人员外，还夹杂着八千多名挑夫。而这多达八千多人的挑夫，挑的却是大量的与作战根本无关的物质。这其中有为电台充电的发电机，有笨重的石质印刷机，有印钞机，甚至还有红军医院里给伤员使用的尿壶，只是不知其中有没有为李德烤面包的机器。军事突围，首先就要要做到轻装简从，这样才能做到快速地甩开追敌。后来西路军在失败时，陈昌浩和徐向前便丢下了老弱伤残和后勤机关人员，只带着一个三十余人的精干的小分队作为警卫突围而去。战略突围，首先是要求生存，然后才能求发展。带着发电机和印刷机，甚至还带上了印钞机，这哪里是进行战略突围，而分明是在搬家，纯粹是想另找地方过日子嘛。然而当时的中国虽大，但是除了毛泽东亲手开辟的中央苏区之外，已经几乎全都是国民党的天下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中共中央和八万多红军安家过日子。也正是由于走投无路，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便想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可是此时贺龙创建并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却同样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夏曦的肃反而实力大减，同样也自身难保，因而也就更不用说能够接纳党中央和八万多中央红军了。然而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意识不到这些实际情况而病急乱投医，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幻想着只要能与贺龙所部汇合便能起死回生。于是在以近五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重兵驻守的湘江防线之后，不顾敌军的重兵布防，仍然还要向贺龙所在的湘西前进。就是这样的一群不是白痴，就是弱智，再加上不少的胆小鬼，能为充满了大智大勇和无私无畏精神并且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贡献出他们的集体智慧?
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尽管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那“两个彻底决裂”的深刻含义，所以不仅没有真正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且也更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那种个人生活习性。因此这才宁可像惊枪的兔子似的整日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东躲西藏，也不愿主动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去像毛泽东那样，和普通的红军指战员一道去吃红米饭，一起去喝南瓜汤。如今已被停播的拍摄于上世纪末的一部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由当时的李鹏总理亲笔题写了片名的《周恩来在上海》的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就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党中央的领导人躲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自愿接受外国人的操控而不愿深入中国革命的实际，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不成熟，而且还更反映出了这些人由于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而都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能为视独立自主为中华民族性命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何种集体智慧?
在《走向辉煌》一书中，为了凸显周总理的光辉业绩，为了证明自己所做的这个推论的正确，金一南将军还在这部书的《命运的抉择》一章中，专门又做了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持(指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命运又将如何?如果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遭到如此严重围剿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将如何?”
金一南将军的“如果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遭到如此严重围剿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将如何”的这一“担忧”，不言而喻地就是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之下，毛泽东肯定难逃厄运。其实金一南将军的这个“担忧”不仅纯粹就是多余的，而且金一南将军的这个“如果”，也实在是太假，都难以自圆其说。未来尽管不好预测但终能展望，历史虽然不能重复但尽可总结。即使是不参加长征，毛泽东同样也能挽救中国共产党，同样也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同样也能挽救中国革命，同样也能挽救中华民族。遵义会议后，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红军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糟蹋得还只剩下了两万多人。既然毛泽东能够率领被“最高三人团”糟蹋得就只剩下了这两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冲破几十万国民党匪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并最后率领草地分兵后仅仅剩下的七千余人就能够保护着党中央胜利地到达陕北，那么毛泽东就不能领导坚持苏区斗争的军民粉碎国民党匪军对苏区的围剿了吗?尽管八万六千多人的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下来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仅有一万六千余人，就是加上两万多人的各县工农武装，也不过只有四万人左右，力量确实比突围而去的主力红军弱小得多。可是当初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打出了不仅可供自己安身立命，而且还更是足以容纳朱德与陈毅率领的近千人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后组成的几千人的农军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时，手中的力量却只有收起义后的一千多泥腿子。不用说中央红军最后到达陕北时还剩下了七千人，就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全部的兵力也不过只有五万五千多人。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对象变为了日本鬼子。而日本鬼子的战斗力又比国民党匪军强得多，可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更是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解放了一亿多的人口，并且自己也发展壮大到了一百多万人。主力红军长征之后，蒋介石匪军的确是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残酷的围剿。但是，在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周恩来以及博古、张闻天和陈云等人组成了临时中央的那些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之前，蒋介石匪军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的进剿、会剿以及对中央苏区接连进行的三次大围剿，哪次不残酷?然而哪次不是都被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粉碎了。毛泽东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央红军的兵力最多时，也不过只有三万人左右。但却每一次都能战胜十倍于己的敌人。不管是工农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五万多人的军队如果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都是一支足以令任何中外的敌人都望之而胆怯的巨大力量。可是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指挥下，不管有多大的力量，也都会被糟蹋光。
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正确，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和共同流血牺牲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奋斗之功。于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顺着金一南将军的推理逻辑，任何人也都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而是留在苏区坚持斗争，那么必然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那么进行战略突围的主力红军也就必然要被国民党匪军而被消灭，那么党中央也必然不复存在。由于毛泽东因此也将成为光杆司令，所以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统帅机关，党中央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组成党中央的人员不同，所以党中央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必然会因此而不同。
由中共湖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国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台等多部门联合推出的电视纪录片《壮别天涯》，记录了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钱壮飞在截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秘密特务组织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及时采取措施而挽救了隐藏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向忠发、周恩来和陈云等人所组成的党中央以及瞿秋白、邓颖超、叶剑英、李维汉和邓小平等人的纪实。尽管钱壮飞挽救党中央的过程，的确惊心动魄，然而就是钱壮飞所挽救的这个党中央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之惨烈，却也更是令人心惊胆破。
经钱壮飞的竭力挽救，从“八•七会议”后就一直隐匿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虽然幸免于难，但是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相继叛变，却也再难以在外国租界里继续混迹下去了，于是不得不全部迁入了位于江西与福建和广东三省之间的中央苏区。自党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出现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再高呼的高潮，反而还就差点就葬送在了他们之手。所以，尽管钱壮飞挽救了由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党中央。但是由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党中央却不仅没有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反而还差点就葬送了中国革命。而钱壮飞本人也与几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一道，被他所挽救的那个党中央害死了。
在艰苦血腥的革命战年代，论为党、为人民而去做革命工作的能力，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何叔衡未必就不如董必武，王稼祥则肯定赶不上阮啸仙。至于遵义会议后也曾出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其个人能力谁敢说与瞿秋白能在伯仲之间?有许多人都一致认为瞿秋白在被俘之后所写的《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暴露出了瞿秋白的革命意志颓废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思想。尽管《多余的话》中流露出了瞿秋白的一些颓废思想，然而这样的颓废可绝不是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失望。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即将射出的夺命子弹都敢于笑脸迎对的瞿秋白，尽管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信念会毫不动摇，但却不可能不对被由博古、项英和张闻天等人所组成的党中央把持了领导权的中国革命的前景而感到颓废。所以，只要毛泽东能够留在来领导苏区的斗争，那么由于必然能够粉碎国民党匪军对苏区的围剿，因此瞿秋白等人也必然会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由陈毅、瞿秋白、方志敏、阮啸仙、何叔衡、刘畴西、寻淮洲、毛泽覃和李才莲等人所组成的党组织围绕在毛泽东的周围来领导中国革命，那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不仅同样能够取得胜利，而且还必然会顺利许多。如果那样的话，不仅瞿秋白绝不可能再去写一些什么《多余的话》，甚至就连像龚楚对中国革命的背叛，都极有可能因此而避免。
当年的中国所处的那个风云变换的时代，当年的中国由于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从而促使每个中国人都人心思变的那个年代，当年的中国革命，给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给党内的那些高级领导人都留下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的机会。特别是毛泽东通过用自己的舍生忘死和爱妻殒命、幼子坐牢并流落街头而终至失散这样的个人代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超凡的创造力而亲手创建并发展壮大到已经拥有近七万人的主力红军和亲手开辟的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更是给周恩来和王明、博古、项英与张闻天等人搭建好了充分展示他们个人能力的广阔历史舞台。然而这些人尽管能将为他们搭建历史舞台的毛泽东赶下去而由他们来单独进行表演，但是由于蒋介石这个观众却不买他们的账，于是这些人也就只能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蹦跶几下，然后便很快就灰溜溜地滚了下去，而又不得不请回毛泽东来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当然也包括挽救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因此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能使后人从中增长智慧，吸取教训，以便能够更加顺利抵走向未来。所以在总结历史和分析历史问题产生原因的时候，必须要做到详实，客观。而任何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不仅无助于后人能够从中认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反而还只能是陷入更加的迷茫。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每一步过程，早已充分印证了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贡献的卓越智慧。如果说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人确实为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了多少他们个人的聪明智慧，那也不过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于充分地发挥了他们个人出色的具体工作能力从而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用事实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的无以伦比的历史性贡献，而绝不是什么全党智慧的结晶。反之全党同志和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认清了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的方向，才认清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今国内主流公开认可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早就变成了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更是排除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排除掉了毛泽东晚年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文革思想。因此说，如今主流所认可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然而如果从当年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取得胜利的曲折过程来看，即使是得到当今主流们认可的那个“毛泽东思想”，也根本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年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被极左分子们排除在了领导集体之外的时候。在这个期间，由于周总理和朱老总等始终还都在领导集体之内，因此尽管毛泽东被排除在了领导集体之外，但是周总理和朱老总却完全可以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然而历史虽然给了周总理和朱老总等这样的机遇，可惜的是周总理和朱老总却没有展示出他们的什么聪明才智。
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调度之下，周总理、朱老总、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邓发和陈云等，就连死不悔改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博古和凯丰等也都能分兵把口，从而用自己的辛勤工作，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不朽功勋，从而绝大部分也都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不是由毛泽东来重新领导中国革命，这些人恐怕就连个革命烈士的荣誉都不可能得到。
我国有着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话，同时也是一种长期而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对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社会现象，当代的中国人无不认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长久的种悲哀。然而在我们这个讲求孝都讲求了两千多年的民族中，之所以会长期而广泛地存在着“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悲哀，就是由于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中没有多少道理。由于没有道理，所以父母也就只能用“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这样的现象而不是用富含逻辑的道理来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孝子。而儿子同样由于也不懂得为什么要做一个孝子的道理，因此更难理解“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这样的现象，于是孝子也就只能在棍棒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下产生了。一个全人类人口最多且又历史悠久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中却竟然没有多少道理，这确实不能说不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哀。也正是由于没有多少道理来使人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而只有自身感触的这样浅表性的感性认识又很容易消失，所以我们中国人这才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于是两千多年来，这才轮回上演着一幕幕总是挨打的民族悲剧。
当年的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尽管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度把持了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认识问题的能力太低，因此这才不具备仅通过理论分析就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道路的这个能力，这才不具备只通过逻辑推理就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伟大正确的这个能力。直到蒋介石的穷追猛打打疼并打怕了他们，这才幡然悔悟。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愚蠢，这可真是印证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句古话。只不过令他们倍感尴尬的是，用“棍棒”把他们教育成为中国人民的“孝子”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他们的爹，而是蒋介石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于是力挽狂澜，不但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华民族，而且同样也挽救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这其中既有周总理、朱老总、张闻天、王稼祥和彭老总等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坚定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如博古何凯丰等人，还有当时担任只负责中央领导人日常生活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幸亏博古、凯丰等人后来也算是醒悟了，跟着大伙一同走上了毛泽东的正确革命道路。否则他们如果继续追随王明，那不啻于就是“孤魂追随野鬼”。而王明后来果然死在了他毕生向往的异国他乡的苏联并埋在了那里，也的确是真的成了“野鬼”。
二，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
今天的中华民族，不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共同体，而且还更是一个能够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共同体。
著名的音乐家曹火星创作于一九四三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至今在中华大地上还仍是传唱不衰。的确，没有共产党，根本就不会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也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由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程告诉了每一位中国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因此在毛泽东与新中国和中华民族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等式：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
尽管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民族的这一概念如何界定出现了众多的歧义，但是直到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能够超越斯大林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这个概念。有些反对斯大林关于民族的这个概念的人认为斯大林对民族所定义的这个概念过于封闭和呆板，认为民族不过就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然而不管是斯大林定义的民族这一概念，还是认为民族不过就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共同生活的地域，则肯定是一个民族能够得以形成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没有一处能够为人们提供稳定生活的地域，则不可能形成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1，由于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所以才保全下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这个可供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必不可少的共同生活的地域。
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共同生活地域。因此共同生活的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而文化则是民族形成的核心与动力。没有一定的共同生活的地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更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政治生活。而共同生活的地域，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权的有效管辖的范围。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历史，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然而到了二十世纪的初期，尽管满清政权在名义上还仍然保持着国家的独立，但由于日益衰朽，所以不仅成为了欧美日列强的掠夺对象，而且还因为俄国和英国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近，更是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边疆危机的实质，还不仅仅在于俄国和英国对我国领土的鲸吞和蚕食，而更为严重的却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俄国和英国的勾引下而产生的分离倾向。到了满清政权临近灭亡的时候，民族分离的问题在西藏和外蒙古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只有新疆由于是多民族的聚集区，因此危机才稍缓一些。
直至今日，仍有不少的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号称是专家学者的专门从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的文化骗子，仍然还坚持认为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的形成，是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古代中国文化向外自然扩散的结果，是源自于古代中国人所创立的那个所谓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大一统的这个“天下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还是应该属于政治学上的范畴?从《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这首诗中所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这种情况看，我国古人所创立的这个“天下观”，应该是属于政治学上的一个概念。在中原王朝还不知道在自己的周边有其他政权存在的情况下，认为普天之下只有自己一家独大，山海情有可原。然而当已经知道在自己王朝的周边不仅已经出现了其他政权，而且还更是对自己构成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如果仍然继续坚持什么普天之下，都莫非王土的这种认识。那么这种认识不仅充满了历史和现实的虚妄，而且还更是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那个挨打循环。所以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还是从当今的现实来讲，今天中国所拥有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单一的古代中国文化向外自然扩散结果的这一认识，由于既缺乏历史上的根据，又没有现实中的依据，因而纯粹就是一个标准的意淫型结论。用它来解释当今的民族关系和所存在的问题，只能是越解释越不通。如果今天中国的形成真的是单一的文化自然向外扩散的结果，那么也就不会有藏独、疆独、蒙独和满独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存在了。所以这样的认识，不仅纯属是意淫，而且更纯粹是在掩耳盗铃。如果这样的认识只是被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拿来骗人混饭吃或许还无所谓，但是如果把它提供给国家的决策者作为制定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国家决策的依据，那么带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其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夜郎国之所以很早就消失了，就是那里的人太喜好意淫。
我国二十世纪初出现的边疆危机，首先是从西藏开始的。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就应该属于是外蒙古从我国分离出去的这一事实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之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第二次北伐之后由于张学良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理论上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但是即使除却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从而逼迫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这个因素外，蒋介石政权不仅实际上一天也没有统一过中国大陆，而且也更没有缓解多少边疆地区的危机。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经过了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大肆屠杀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和李宗仁等国民党新军阀以及冯玉祥与阎锡山这种新老混合型的军阀，又联合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尽管当北伐军打到山东济南的时候不仅遭到了日军的严重干涉并酿成了“五•三济南惨案”，但是北伐军在绕道之后，终于还是将奉系军阀张作霖赶出了山海关以及彻底打垮了依附于张作霖的张宗昌和孙传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执掌了奉系军阀最高权力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至此，自清帝逊位后便窃取最高权力但却造成了中国四分五裂的北洋军阀势力被彻底肃清。然而尽管北洋军阀的势力被肃清了，但是中国大陆却仍然未获得统一。此时的中国，不仅已经外蒙古已经分离出去了。而且就连西藏，也处在实际的分离状态。
自一九一三年一月钟颖被迫率领川军全部撤出西藏之后，无论是辛亥革命后南北合流共同逼迫了清帝退位而建立的老中华民国，还是北伐战争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所建立的新中华民国，就都不仅再也未能将一兵一卒派入西藏去守护祖国的边疆，而且就连其行政管辖权，也未曾覆盖到西藏地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反清起义和袁世凯阳奉阴违而图谋篡夺满清政权等消息传到外蒙古之后，几乎与西藏的达赖喇嘛号召藏民驱逐汉人的同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外蒙古的王公、活佛和喇嘛等，也拥立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并宣布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随后又驱逐了满清王朝派驻外蒙古的办事大臣三多以及满清王朝派驻在外蒙古的所有官员。
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满清政府彻底平定了新疆叛乱的那天起，不仅就始终委派内地人去管理新疆，而且还更是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一七六四年)在沈阳抽调了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共三千多人迁到新疆去屯垦戍边，以巩固国防。辛亥革命后，尽管新疆曾经在较长的时间实际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但是由于从杨增新到金树仁再到盛世才，新疆的最高统治却始终牢牢地为内地人所掌握。特别是后来盛世才由于在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时判断苏联将被希特勒德国所打败并加上一定的民族情结，更是主动选择了归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如果不是盛世才的主动归附从而加强了新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并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感情，那么今天的疆独问题，也许比藏独的问题还会更加地严重和复杂。然而尽管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民党的新疆警备总司令陶恃岳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已分别于九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通电宣布率所部起义并表示归顺中央政府。可是国民党的新疆省政府却自一九四四年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区爆发了“三区革命”之后，就始终未能再有效地管辖过全新疆。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之后，“三区革命”的武装才自动取消了实际上的独立状态。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为了真正地完成中国的统一并维护领土完整，毛泽东还是一面派人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到北京与中央政府商讨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一面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向西藏和新疆进军。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和一九五○年三月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与第十八军，马不停蹄，人不下鞍，不惧国外势力的威胁，不畏天寒地远，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高唱着“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分别开始了向新疆和西藏的挺进并直至直至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西藏地方政府却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一方面于用武力将其在西藏的存在连点象征性统治的意义都不具备的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全体人员押解出境，一方面纠集了十个代本(相当于团级编制)的藏军准备凭借金沙江天险进行顽抗，公然武力抗拒解放军进藏。一九五○年十月六日，进军西藏的第十八军发起了昌都战役，一举歼灭了藏军的主力并解放了昌都，从而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被迫改组，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一九五一年二月，达赖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六人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从而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到达拉萨并迅速地继续向边防线上挺进，毛泽东的旗帜插遍了雪域高原。至此，从辛亥革命开始后便陷入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大陆，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终于重又生活在了一个民族大家庭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美英苏三国在苏联的雅尔塔签订了简称是《雅尔塔协定》的《美英苏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在该协定中，美英两国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外蒙古从我国分离出去、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上述要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腐朽无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面承认了在《雅尔塔协定》中，美英苏三国背着我国制定的以损害我国的巨大利益来满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规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效期为三十年，而三十年的时间，使苏联有足够的时间来制造第二个满洲国，甚至是直接吞并我国的东北。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和苏军对东北的占领，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内蒙古地区。
根据《雅尔塔协定》中美英苏三国所达成的我国东北和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地区的日军由苏军负责歼灭的协议，苏蒙联军出兵我国的东北并迅速地歼灭了驻防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从而在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同时，也占据了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里木和昭乌达这三个盟。在苏军占领期间，内蒙古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趁机组织了自治政府和组建了武装力量并主张与外蒙古合并。在当时中国的国家力量无力阻止内蒙古的分裂的情况下，毛泽东派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乌兰夫、奎壁和克里更等人前去团结了广大的蒙古族群众并说服了蒙古族的上层人士哈丰阿、阿思根和博彦满都等人，决定内蒙古地区以民族自治区的形式，永远保留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所以内蒙古自治区这才会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一日就成立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斯大林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之后，新中国终于收回了被苏联占据的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与中长铁路。正是由于毛泽东亲手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才保全下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这个可供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必不可少的共同生活的地域。
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主制定了大力支援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的政策，从而使五十六个民族从此有了更为密切的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政治生活。
由于历史的原因，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百分之六十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许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另外，由于文化不同，加之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也较少，一些少数民族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民族分离倾向，直到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西藏和新疆还发生过民族分裂的叛乱和少数民族边民外逃的事件。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威胁了国家的统一。为避免这类问题再次发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而在所有的联系方式中，与政治、文化相比，经济联系的方式最为直接有效。经济联系的方式通过带动和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使少数民族兄弟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更有助于改善国家工业建设的战略布局，而且还更提高了中华民族抵御侵略战争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就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修建了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新藏公路和滇藏公路，修建了包兰铁路、兰新铁路，后期又修建了成昆铁路、南疆铁路、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一九七九年建成通车)。兴建了包头钢铁公司、包头第一机械厂、第二机械厂、新疆八一钢铁厂、八一纺织厂、昌都金河电站。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哈密煤矿、白云鄂博稀土矿、可可托海有色金属矿，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等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
为了支援和扶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国家除了加大经济投入外，还从内地抽调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到边疆地区，支援少数民族兄弟。从内地支边的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不仅在当地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主要的是把内地的先进文化和自身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带到了那里，从而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地区行动，尤其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年，国家在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使原本落后于内地许多的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极快地发展，迅速赶上或接近祖国内地，同内地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了。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状况也有了极大地改善，从而充分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五十六个民族真正实现了兄弟一家亲，共同来维护祖国的统一。而且，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三线建设”的全面完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彻底的调整，并为改革开放后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形成，才使中华民族这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从此有了同一血缘的共同文化。所以，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
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就像歌曲《南泥湾》里所唱的“又战斗来又生产”那样，是劳武结合的文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只有以能够引领中国人走向理想远大、精神向上、境界崇高、心灵纯洁、思想健康、意志坚强、胸怀宽广、视野开阔、认识高远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才能够成为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它能够引领人们通过净化自己的主观世界而更加正确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作为一种方法论，它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更加科学地去改造世界;作为一种政治指导思想，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永远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而且还更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等这样永远不灭的灵魂;作为一种属于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它能够为各民族的人民大众所接受，从而使由五十六个民族所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有了共同文化的这一血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提倡勤俭节约的日常生活和保持艰苦朴素的的工作作风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能极大地提升中国人的境界，陶冶中国人的情操，磨砺中国人的意志，强悍中国人的性格。
随着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并逐渐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也逐渐成为了各民族人民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当艰苦的中国革命还在进行的时候，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像关向应与乌兰夫等这样杰出的满族和蒙古族革命家就成长起来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粟裕、万毅、韦杰和乌兰夫等这样侗族、满洲、壮族和蒙古族的军事家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涌现出了像“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和李凤善那样坚贞至极的朝鲜族女战士，涌现出了像马本斋和他的母亲那样英勇不屈的回族英雄，涌现出了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郑律成这样杰出的朝鲜族音乐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时期，更是涌现出了像牺牲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居满艾里、司马义·买买提和阿布里米提以及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阿布里克木等这样的维吾尔族英雄;涌现出了虽然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但却自陵园建成之日起就义务为牺牲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的烈士守灵，如今已达四十多年的维吾尔族老人艾买尔·依提;涌现出了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带着孩子去支前的藏族模范。尤为感人的是，在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民族分裂的叛乱中，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的藏族民兵七林旺丹在叛匪包围了党政领导机关的时候，突破了叛匪的重重包围，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突围求援任务，因此而被当地的广大藏族群众誉为了是“雪山雄鹰”;世世代代居住在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于田县的那位连汉语都不懂的维吾尔族贫苦农民库尔班·吐鲁木，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尽管一辈子都未曾到麦加去朝圣，但却不顾千里万里之远，骑着毛驴也要到北京去朝拜毛泽东。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强大吸引，所以五十六个民族才会浩浩荡荡地向着同一个方向汇集。
当年孙中山等人在策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时，为了能够动员更多的汉人能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给汉人注入民族的意识以示与满人的区别，于是不仅创立了汉族这一概念，而且更是尊奉炎帝和黄帝为汉族的人文始祖。因此不仅汉族人的概念很快就被人所接受，而且还更是出现了炎黄子孙之说。在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挑唆，中国不仅面临着国破家亡，而且还更面临着民族分裂的情况下，梁启超为了与孙中山等人相对抗，随后也创立了涵盖了当时中国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可是尽管中华民族的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创立出来了，尽管因为满清皇帝的逊位而在表面形式上使中华民国也把除了外蒙古之外的满清王朝的所有国土都继承下来了，然而由于没有一种统一的文化，由于没有一种民族凝聚的力量，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凝聚的象征，因此中华民族也就始终处在民族共同体的这种状态之中。然而在产生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这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之后，在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凝聚力量之后，在有了毛泽东这个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象征之后，便开始了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聚集。尽管今天的汉族人口占了当今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尽管汉族成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但汉族也仍然不过就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之一;虽然炎黄二帝诞生于五千多年之前，然而却也只能就是汉族的人文始祖。所以，当中华民族有幸能够由今天这样一个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共同体，而真正地融合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统一民族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那就只能是毛泽东!
统一的民族，必须要有统一的文化，必须要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而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意识形态，就体现在人们共同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上。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精神信仰，不仅都缺少不了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来引导，而且还更缺少不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来代表。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五十六个民族兄弟曾经几度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但却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种能为各民族兄弟所共同接受的文化，没有能够产生一种能为各民族兄弟所共同接受的精神信仰，没有形成一种能为各民族兄弟所共同接受的核心的价值观念，没有出现一位能为各民族兄弟所共同尊奉的标志性人物。而也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些，因此统一的中华民族才不仅至今还没有形成，而且历史上还更是不断地出现那些非常不愉快的分分合合。这其中既有中国地域辽阔而许多民族又都有其各自的完整形成过程与所处的地理环境迥异的这个因素，也有人口最多的汉族的传统文化不能为周边的少数民族所接受，而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又更不可能为汉民族所接受的这个原因。所以，能够成为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只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
然而不仅仅只是令人遗憾，而且还必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是，毛泽东刚刚逝世，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统一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统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的这一历史进程就被打断了。而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被打断，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实现进一步的融合，反而还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分裂现象。
三，今天的五十六个民族若想继续生存下去，那就永远离也不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五十六个民族的未来在那里?究竟哪条道路才是五十六个民族能够走向未来的正确之路，这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五十六个民族的前途，而且也更关系到当今每个中国人自己的前途。
1，失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五十六个民族也就将失去能够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础。
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期间，虽然李鸿章等东南及长江流域的十四省督抚卖国投敌而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但是我国北方社会底层的各族人民群众却不仅组成了义和团，而且更是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抗争。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尽管不屈悲壮，但是由于满清王朝的腐朽软弱，最后还是由于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满清王朝的联合剿杀而失败了。然而尽管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它却不仅显示了中国各族人民不屈的反抗决心和意志，而且还更是让中国各族人民意识到，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过程中，腐朽无能的满清王朝是指望不上了，拯救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和奴役的我们中国，就只能依靠各族人民自己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然而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失败，特别是在国内还更有孙中山等人甚至不惜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进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革命而不仅必将导致满清王朝覆灭的同时，也更是造成了民族情感撕裂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故土也四分五裂。于是梁启超和杨度等人这才创立并大力宣扬包含了当时在满清王朝统治下的所有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民族概念，用以抵消，甚至是取代孙中山等人所宣扬的那种民族概念。从而试图用加强当时中国的各民族已经在同一个政治架构下共同生活了一、二百年所形成的的情感纽带，来消除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以避免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分崩离析。
孙中山等人在进行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革命中，为了通过挑起汉人对满清王朝的旧恨而燃起对满清王朝的新仇，从而凝聚起更为强大的革命力量。所以不仅大肆宣扬汉族和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民族的这一概念，而且更是起劲地宣扬没清入关时所发生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孙中山等人的所作所为，的确能为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凝聚起一定的力量。但是孙中山等人这样的做法，也必将在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同时，导致原本多民族的国家在覆灭的过程中而陷于四分五裂。因此梁启超和杨度等人才创造并大力宣扬包含了当时中国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的这一概念，以极力避免孙中山等人泼洗澡水时连澡盆中的婴儿一同泼掉的那种革命而必然会酿成的民族灾难。然而梁启超和杨度等人虽然创造并大力宣扬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概念，但是由于没有能够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由于没有能够创立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因此当时中国的各民族，也并没有形成真正同一的民族意识。
历史证明了，无论是汉族所信仰的儒家文化，还是维吾尔、哈萨克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兄弟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都不仅不能冲破民族文化的藩篱，反而还只能使民族文化的这道藩篱扎得更紧。而只有毛泽东思想中的强烈阶级意识，才能冲破中国内部各民族文化的这道藩篱。只有毛泽东思想中的那种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只有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博大胸怀，只有毛泽东思想中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只有毛泽东思想中那种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定意志，才能取代民族利益的观念，才能奠定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才能产生中华民族的这个共同的民族意识。而只有在奠定了共同思想的基础上，五十六个民族才能产生同一的民族意识，才能最终凝聚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所以只要抛弃了毛泽东思想这个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那么五十六个民族也必将由于失去追求进一步融合的内在精神动力，而终将分崩离析。
2，失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五十六个民族也就将失去能够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而只要失去共同的文化血缘这一最为根本的联系纽带和凝聚力量，那么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不仅将无法实现向一个同一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反而还必然会最终走向彻底的分裂。而中华民族一旦陷入分裂，那么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国，也必将不复存在。
二○○九年七月五日，新疆的乌鲁木齐在继西藏拉萨之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分裂的骚乱。在这场骚乱中，共有一百三十二名汉族群众被民族分裂分子打死，一千多人被打伤，从而酿成了“七·五事件”。新疆发生的这次“七·五事件”，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民族分裂活动中一次极其严重的事件。民族问题的原因所造成的分裂，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远比政治问题的原因而造成的分裂都更为严重。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来看，由于民族问题的原因所造成的分裂，也是更为彻底的分裂，因而解决起来也更为棘手。到二○○九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而如果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平定了蒙古准格尔部的叛乱而全部收复了新疆那时算起，新疆地区的一些民族和祖国内地的兄弟民族在一个共同的家园里已经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来，尽管也曾出现过一些短暂的局部的脱离祖国大家庭的活动，但新疆的局势总体上还是长期稳定的。按照斯大林的关于民族的这个严格的定义，在不仅拥有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而且由于拥有共同的地域因而还更有长期的共同政治生活的情况下仍然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民族分裂活动，其根本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只有在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个基础上，才能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也正是长久以来始终没有形成共同的文化，所以直至今日我们中国还会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存在，因此今天的中华民族也还只能是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作为新疆地区的主体民族和原住民族，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等，都属于是穆斯林，接受的都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不仅要比我国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产生的晚，而且伊斯兰文化的产生中心更比儒家文化的产生中心距离新疆要远。然而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以及所有的新疆地区的所有原住民没有接受儒家文化而却接受了伊斯兰文化的这个问题，不仅是长久的历史，而且也更是真正的现实。
祖国内地与新疆地区，早在西汉王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在西汉王朝的那个时候开通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之后，顺着这条“丝绸之路”，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甚至是输往了更远地方的，除了中原内地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纸张和公主外，当然也应该还有中原的文化。长期以来，记述了历史的儒家读书人，尤其是坚信“文化中国史观”而坚决否认“版图中国论”的那些人始终认为到西域、到吐蕃、到塞外高原和亲的公主们，不仅把友谊，而且还更是把中原地区的文化也传播到了那里。然而尽管到西域、到西藏、到塞外高原和亲的公主们络绎不绝，可是中原内地对西域及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影响，却是越来越弱。到了唐代的中后期，也就基本消失了。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尽管绚丽的丝绸、精美的瓷器、美貌的公主和华丽的纸张全都被留下了，可是文化却被退了回来。
在“丝绸之路”开通的那个时候，中原地区的文化由于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而导致诸子百家的日渐式微，因此主要也就只剩下儒家文化了。对于儒家文化，虽然不止当年的汉武帝对它宠爱有加得都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程度，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还有人对它拜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尽管如此，不仅新疆地区，就连中原周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却从来都没有认可它。尤其是像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原住民，宁可舍近求远地引入伊斯兰文化，却也没有接受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
从根本上避免中华民族的分裂并能达到最终融合的唯一办法，那就只能创造一种能为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接受的文化。创造共同的文化使五十六个民族由于有了共同的文化血缘，从而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这种共同的文化，就只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而创造这种崭新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那么首先就要对所有的传统文化进行文化的革命。只有做到这样，五十六个民族才能像一首从元代的《我侬词》演化而来的民谣所唱的那样：“两个泥菩萨，一齐打碎了。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中有了你，你中有了我。”就是因为如此，所以目前所出现的任何复兴传统文化的行为，都不仅不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而纯粹是为了加剧各民族之间的隔阂。
3，失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五十六个民族也就将失去能够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情感基础。
二○一三年十一月三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习近平主席来到了湖南省花垣县进行视察。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习主席辗转来到了苗族群众施齐文家。施齐文的妻子石爬专尽管不认识习主席，但还是亲切地问习主席：“怎么称呼您?”陪同视察的村主任忙不迭地介绍说：“这是总书记”。习主席握住老人的手询问年纪，听说老人六十四岁了，习主席说：“你是大姐。”
被习主席称为是大姐的石爬专，恰好与共和国同龄;而习主席不仅和毛主席一样也都是主席，而且习主席也更不是凭空而降，而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且早在二○○七年就出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八年，又更是当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二○一二年十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就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二○一三年三月，习近平又被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长期的共同生活，早已使五十六个民族产生了深厚的共同情感。如今习主席沿着狭窄的山路到少数民族群众家中视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爱。而当年远在万里之外的新疆，维吾尔族大叔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而也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则代表了少数民族群众对领袖的崇敬与对共和国的认同。
出生于一八八三年的库尔班•吐鲁木，是一位贫苦的维吾尔族农民。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库尔班•吐鲁木始终遭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一九四九年新疆解放后，库尔班•吐鲁木和全国各族的农民一样都分到了土地，从此这才摆脱了被剥削和受压榨的悲惨命运。自从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通过干部们的宣传，库尔班•吐鲁木不仅从心底里感激毛主席，而且一生都未曾到麦加去朝圣的库尔班•吐鲁木，还更是准备着到北京去拜见毛主席。为此，库尔班•吐鲁木年年努力生产，并在自己的劳动果实中，精心地准备着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在准备好了献给毛主席的礼物之后，一九五五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的库尔班•吐鲁木打了上百斤的馕，于是便骑着毛驴要到北京去拜见毛主席。
与共和国同龄的石爬专，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尽管当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对中国留学生、也更是对全中国的青年人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句话时候，石爬专还只是一个少年儿童，可是当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向全国的各族青年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的时候，石爬专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而任何一个稍微关心一下国家或民族大事的人，就不可能不知道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石爬专不认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件事，是怪宣传部门的宣传不力?还是要怪习主席自己自从政，尤其是自当政以来还没有做出能够取悦，特别是能够取信于民的政绩呢?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苗族尽管大多都聚集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但是毕竟与聚集在万里之遥的西部边陲的维吾尔族不同，总算还是位居于中华腹地。在今天中国的传播领域里，不仅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仍然尚在，而且还更是普及了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样新兴的电子媒体的时代;在如今国家管理和领导体制上，不仅有党员，而且还更是有了大量的公务员的情况下。因此，在对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宣传上，比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拜见毛主席时，早已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不同于不仅能操着流利的汉语，而且还更是能这样非常得体地询问习主席“怎样称呼您”的石爬专，不懂汉语的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时，说的只能是滴里嘟噜的维吾尔族语言。由于库尔班大叔不懂汉语，所以库尔班大叔能够知道并从心底里感激毛主席和共产党，只能是来自于维吾尔族干部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的大力宣传。而库尔班大叔和其他的维吾尔族干部群众，又把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这种深深感激之情，化作了是对毛主席与共和国的无限崇敬。
人民以及民族的领袖在人民以及整个民族中的威望与影响，不在于他的官位有多高，不在于他的权力有多大，而在于他对人民和对民族的贡献有多大。毛主席和习主席都是主席，拥有着同样的权力。当年的毛主席只不过就是走遍了祖国大地，而今的习主席却不仅在全国，而且还更是在全世界都走来走去。特别是如今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使得习主席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里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因此，今天的习主席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要远比当年的毛主席为高才对。然而年仅才六十四岁，尤其不仅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而且还更是能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苗族大妈石爬专，却竟然不认识习主席。而当年已经七十多岁了而又连汉语都不懂的维吾尔族大叔库尔班，却不仅仅从画像上就认识了毛主席，而且还更是不远万里骑着毛驴也要到北京去拜见毛主席。库尔班大叔当年对毛主席的崇敬生动地告诉了今天的我们，那时的我国各族人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情有多深，那时的五十六个民族有多么的团结，那时的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有着多么强大的凝聚力。那时如果有谁胆敢在新疆搞民族分裂，还用得着像今天这样要靠公安和武警，甚至是动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严厉打击，库尔班大叔和其他的维吾尔族干部群众，用锄把都早就把他们全收拾了。
当今国内所出现的民族分裂的矛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是民族情感出现了问题。因此解决民族分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增进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情感。民族情感问题的出现，既有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这个近期原因。也更有孙中山等人在进行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过程中，对汉族意识的过度宣扬的早期原因。
当年在进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革命斗争中，孙中山等人为了扩张革命的力量，不仅创立了汉族和“炎黄子孙”这两个概念，而且还更是大力宣扬炎黄二帝为汉族的人文始祖。特别是为了通过挑起汉人的旧恨而燃起对满清王朝的新仇，孙中山等人又不仅大肆宣扬《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而且还更是把“炎黄子孙”的范围，只限定在了汉族之内。孙中山等人的这种做法，在为汉人注入了一定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注入了民族意识并引起了他们一定的警觉，从而极大地伤害了几十个民族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架构内，由于已经共同生活了一、二百年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因此这才或是造成了民族分裂的事实，或是埋下了民族分裂的隐患。
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力宣扬和武昌城头反清的枪声，撩动起了外蒙和西藏谋求民族分裂的幻梦，从而引发了民族分裂的恶性连锁反应。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不久，十一月八日(旧历十月十日)，外蒙古四盟王公喇嘛致满清王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一封呈书，内称：“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库伦)，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起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三小时之内给四千名骑兵发放粮饷枪械，这对三多来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因此这封提出原本不可能兑现条件的呈书，目的不仅是为了制造一个独立的借口，而且也更是对自己背叛祖国的行为所进行的自我心理安慰。当天晚上七时，三多便接到接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从哲布尊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中不难看出，外蒙古独立的理由至少在表面上是，既然辛亥革命爆发，那么外蒙古也就应该独立。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登基，宣布大蒙古国成立并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武昌起义和外蒙古独立这两件事的连续发生，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当清王朝开始全面崩溃之时，梁启超就已经预见到：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有人会以满清王朝覆亡为借口，提出脱离中国的要求。梁启超先生在一九一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写成的《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一文中就曾经这样明确指出：“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声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
孙中山和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所竭力鼓吹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在号召汉族民众起来反抗满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确实是极大地发挥了它的的作用。但是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已不止是一把双刃剑，而纯粹就是一把多棱的刺刀。因此一旦把它挥舞了起来之后，尽管很容易伤害到他人，但同时伤害到自身的概率也很高。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由于先后投靠俄国和英国而图谋将西藏从满清王朝中分裂出去，于是才被满清王朝废黜了达赖的名号而此时正躲藏在英属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内地多处爆发了反清起义而满清王朝无暇西顾之机，在准备谋求西藏的独立时，却一反惯常的做法，而是以号召藏族民众以“扶住清室”为名而驱除在西藏的汉族人为开始，迈出了他谋求西藏独立的脚步。十三世达赖喇嘛所采取的这一手段实在是高明，的确是不负喇嘛这两个字中智慧的这个含义。
继武昌起义之后，尽管内地有不少的地方也发生了反清的武装起义，然而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还并不明朗。从满清王朝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而的确是已经到了王朝末路的情况下，却还仍然不惧大英帝国的干涉而敢于毫不迟疑地废黜了达赖的名号以及在西藏编练新军并派四川的新军入藏控制局势的这一点上，十三世达赖看到了满清王朝为了维护王朝的统一，还是肯尽力的，仍然还是敢有十分力气不使九分九。由于“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因而此时的西藏还仍然不具备公开脱离满清王朝而实现独立的可能。然而此时在西藏的汉人，不是满清王朝的官吏，就是满清王朝的军人，所以只要驱除了在西藏的汉人，也就等于是驱除了满清王朝在西藏的存在，也就等于是实现了西藏的独立。因而此时的十三达赖喇嘛在谋求西藏从满清王朝分离出去的过程中，才所采取了“扶助清室而驱赶汉人”的这一办法。“扶助清室而驱赶汉人”的这个办法对于西藏分裂势力，尤其是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来说，实在是进退有据。在“扶助清室”的名义下驱除汉人，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求得一旦当满清王朝扑灭了革命并重新掌控住全国的局势之后，使满清王朝没有对谋求西藏独立的民族分裂势力进行镇压和报复理由的这样一种效果。尤其是此举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现出了他对满清王朝的“效忠”。因此如果满清王朝战胜了革命势力，那么不仅不能进一步惩处达赖，或许还能把已经废黜的达赖名号还给他;而如果“排满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么未来新国家中的主体民族一定就是汉族。而在未来的新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能把在西藏的未来的主体民族驱除干净，那么也就等于斩断了西藏与未来新国家的联系，等于斩断了未来新国家对西藏想不通过武力就能实施控制的可能。如此一来，只要国际环境成熟，那么西藏的独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南北议和开始后，部分蒙古王公以内外蒙古十盟部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向南方革命军派出的议和代表伍廷芳去信称：“诸君子所主张之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治国必因其俗，不能强异以为同，且强邻窥视已久，向恃大清藩属之名义，尚未公然见噬于人，若君一去则不知鹿死谁手……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然试问四无屏蔽，其能仅仅以十八行省立国乎?能使彼持均势主义之列强坐视一二强邻独收满蒙藏回之利不进而瓜分十八行省乎?恐彼时无南无北，同为一丘之貉……希即深思，全国存亡，判于今日，如诸君子固持己见，骛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敢布腹心惟诸君子其图利之天下幸甚。”
如果说内外蒙古部分王公致伍廷芳的这封信，还没有能够清晰的反映出孙中山等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主张所带来的中华民族即将分裂的严重程度。那么当南北议和初步达成了协议之后，在隆裕太后召集的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和袁世凯内阁成员连续八天进行的是否接受南北议和条件的御前会议上。参加御前会议的内蒙古王公帕勒塔的这个：“蒙古自有历史以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的公开宣称，则是明确地表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及尊奉炎黄二帝为汉族的人文始祖所造成的恶果。果不其然，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率领着一支由外蒙古人所组成的军队，为了恢复清廷而就一路南下而打到了内蒙古的林西。
满清王朝的晚期由于腐朽无能而导致了中华民族屡屡挨打，受尽了屈辱，所以中国人民理应推翻它。然而推翻满清王朝，不过就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然而孙中山等人为了达到能够推翻满清王朝的个人目的，却把一个不甚复杂的国内政治问题，演化为了一个纠缠不清且又极其复杂的文化与民族问题。特别是孙中山等人为了挑起国内的民族矛盾而煞费苦心地树立起的炎黄二帝这两个汉族的人文始祖，不但没有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情感象征，反倒成了促使中华民族分裂的内在因素。而孙中山本人，也无异于因此而成了制造国内民族分裂的罪魁祸首。其遗祸，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还在严重困扰着我们中华民族。
在毛泽东的那个年代，由于有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所注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感召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同一远大目标的强力吸引，由于有党和政府制定并坚决实施的正确民族政策的有力保障，由于有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坚定扶植和内地的汉族群众对边疆少数民族兄弟大力支援的密切联系，从而不仅修复了国内的民族关系并增进了国内的民族团结，而且更是弥合与增进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情感。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由于私有化的改革而带来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以及党的民族政策的调整，因而才使少数民族兄弟很容易误把阶级矛盾的产生误认为是由于民族矛盾造成的，所以才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兄弟对主体民族的不信任。特别是主体民族对毛泽东这个就连所有的少数民族兄弟都无不认为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他们的大救星，几年时间便完成了从无限崇敬和热情歌颂到无端地丑化与妖魔化这样毫任何无心理阻碍的反差如此巨大的转化，更难免使那些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兄弟，感到这个“有了英雄出现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不仅真的“是一个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而且心理也实在是太过阴暗与肮脏。
权力不仅代表不了民族的情感，而且强力更产生不了民族的情感。只有在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追求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民族情感。而也只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中华民族服务的毛泽东，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象征。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可不是只有像库尔班大叔这样的翻身农民才无限崇敬毛泽东。就连早已背叛了中华民族并由于搞民族分裂活动而逃离出祖国已经有几十年了的西藏达赖喇嘛，在晚年接受英国电视台的采访而回忆起他早年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时候，都竟然深情地说他当时感觉到毛主席对待他和所有的藏族人，就像是一位慈父对待失散多年的儿子。
的确如此，由于当年的祖国母亲积贫积弱，不仅是当时的西藏和外蒙古，而且就连内蒙古，也在外国势力的操纵下，险些从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分离出去。就在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和党中央派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乌兰夫、奎壁和克里更等人前去团结了广大的蒙古族群众并说服了蒙古族的上层人士哈丰阿、阿思根和博彦满都等人，决定内蒙古地区以民族自治区的形式，永远保留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就是由于有了以内蒙古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外国势力所操纵下的民族分裂活动的这段历史为时代背景，所以上海电影制片厂才能于一九七七年拍摄出了由著名的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创作的《祖国啊!母亲》的这部电影。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彻底战胜了国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尤其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从根本上打碎了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分裂、甚至是肢解我国的图谋。所以，只有毛泽东，才能称得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共同构成的伟大国家的国父;只有毛泽东，才能使五十六个民族紧密而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只有毛泽东，才赢得了五十六个民族人们的无限崇敬;只有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才能成为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深厚情感的基础;
4，失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五十六个民族不仅将失去中国共产党这一唯一的政治凝聚核心与政治领导力量，而且还更将失去中国无产阶级这支五十六个民族唯一的民族中坚力量。
任何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都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凝聚核心与一支政治领导力量。中华民族的政治凝聚力核心与政治领导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唯一的政治核心与政治领导力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还更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中国共产党是之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就在于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所注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因而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只有崇高精神追求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而在毛泽东的督促与监督之下，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坚定地履行了这一根本宗旨，所以才使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理念，成为了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修正主义分子自出现的那天起，就要彻底篡改、甚至是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修正主义分子不仅要彻底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且还更是要彻底抛弃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所注入的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
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也即意味着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人性文化。而只要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人性文化，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就由于不再是一个有着崇高精神追求的先进政党而蜕变为了一个普通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失去了作为全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核心与文化领导力量的功能。而除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其他任何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都绝不可能担当起全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核心与文化领导力量的这一历史重任。
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由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民国，从中华民国再到满清王朝直到大明王朝，我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观点绝对正确。但是自古以来应该从何时算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范围又有多大?这两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对我国从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时起就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这个观点，早已成为了国内外的共识。而我国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在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之后，又把古代中国的最大范围，确定在了一八四○年这一时期的我国所拥有的这个范围。谭其骧教授之所以要这样进行切分，一是符合我国历史的断代。一八四○年是我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走向半殖民地的开始。二是在一八四○年时，我国还处在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广阔，最为完整的时期。三是我国的版图在乾隆年间就达到了历史上的最辽阔，到一八四○年，由于经过了近一百年的有效管辖，已经处在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四是尽管满清王朝到了末年的时候，由于腐败无能，从而使国土从边疆地区向内地有所收缩，但基本上还算是基本上将一八四○年时的那个疆域基本上保全了下来。从谭其骧教授所考证的古代我国的范围形成和保留的这个过程来看，不用说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开始，即便是从康雍乾那时算起到如今，今天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也已经在一个在拥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大家庭里，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然而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却没有能够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以至于使中国人直到今天，竟然还要以五十六个民族的这种面目而出现。
尽管满清凭借其强大的武功能够入主中原、并入新疆，统一中国。但是由于其文化不仅落后，而且还更不具备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的能力，因而不得不借用原有的儒家文化。满清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借用，本是给儒家文化提供了一个传遍中国的最好的历史机会。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尤其是那些儒家传人自身的原因，因此并没有抓住这一绝佳的历史机遇。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儒家文化由于自身的腐朽成分太多而对于许多民族缺乏吸引力，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主动接受这方面的因素。也更有由于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民族中坚力量，去进行广泛传播这方面的原因。
民族的中坚力量，就是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支力量。民族的中坚力量，也是担负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力量。自儒家文化成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后，被称作是儒士的儒家读书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我国古代汉族的中坚力量。作为民族的中坚力量，必须要具有坚定的信仰，要具有身体力行的品质，要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要具有无私奉献的情操，要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具有博大的胸怀，要具有超远的卓识，然而这些，却又恰恰是那些一贯热衷于坐而论道并做官的儒家读书人从根本上就所缺少的。
儒家文化在当年没有能够传遍全中国，其中尽管也有满清统治者对汉人严密防范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儒家传人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如果儒家传人都具有像当时的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冒死闯关东的那种劲头，那还何愁儒家文化不能传播到全中国。
尽管儒家的先贤曾子早就说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而孟子更是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以其所不能”。然而要弘毅，尤其是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么首先就必须要身体力行。但是儒家传人由于过度地热衷于坐而论道，所以弘毅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或者是由儒家传人来说，而却是由别人去做。因此尽管儒家思想成为了古代中国的统治思想，然而就是由于儒家读书人并没有能够担当起作为古代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逆势重任，因而这才不仅没有能够将儒家文化传播出去，反而还使得拥有儒家文化的古代中国，却经常被周边缺少文化的游牧渔猎民族打得山河破碎，江山易主。
真正的文化，绝不仅仅是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在我们中国，真正的文化只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中国人自我觉醒的意识，才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中国人思想境界自我提升的认识，才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中国人自我向上的精神，才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中国人自我崇高的品质，才是一种能够促进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性格，才是一种能够促进中国人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那样，由于没有文化的民族中坚力量是愚蠢的力量，而愚蠢的力量不仅不能推动民族走向强盛，而且还只能使民族走向衰弱。所以年千多年来，儒家读书人不仅没有能够将儒家文化传播出去，反而还导致了民族的经常挨打。直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中华民族这才开始了走向复兴，走向强大。可是随着毛泽东逝世后而毛泽东思想的逐渐被贬低，逐渐被虚置，逐渐被弱化，逐渐被丑化，逐渐被妖魔化，我国的无产阶级也由于失去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撑，由于失去了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引领，因而这才不仅也失去了其曾经作为中华民族唯一中坚力量的关键作用，而且还又重新沦为了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对象。然而随着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到各类精英这样的转化，中华民族却不仅在国际上由强大变成了肥大，而且在国家内部还更面临着民族分裂这样的严重危险。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或是由成员众多且文化庞杂的民族共同体或是向一个真正的民族过渡，或是走向彻底分裂的历史十字路口上。而由一个成员众多且文化庞杂的民族共同体向一个真正的民族的融合，不仅需要像朝鲜族音乐家韩允浩和金凤浩携手创作的《红太阳照边疆》那首歌所表述的那样，要形成一种能够为各族人民所共同接受从而覆盖整个中华大地的文化去引领，而且还更需要像藏族人民衷心歌唱的《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那首歌里所唱的“感谢你们带来了毛主席的书，革命真理永远记心中。感谢你们支左、支工、又支农，文化大革命立新功”那样，要具有一支能够将这种文化传遍祖国大地的一支民族中坚力量去推动。而这支民族中坚力量，只能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具有宽阔胸襟和崇高境界与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才能超越民族之间的畛域，主动到艰苦的边疆区去。不仅与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同生死与共的守卫祖国的边疆，建设祖国的边疆，繁荣祖国的边疆，而且还更能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传播到了那里。也正是由于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才能够像红太阳那样照遍整个中国，因此延边人民才会热爱毛主席。
5，失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五十六个民族都将不可能走向未来。
由于在自一八四○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的连续战败，当时还属于是满清王朝的我们中国被强行纳入到了全世界的殖民化体系之中。从那时开始其间又经历了中华民国，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中华民族就一直挣扎在求生存的苦斗之中。然而不管是孙中山等人领导辛亥革命时所持的那种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早期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那种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没有能够使我们中华民族摆脱挨打受辱的悲惨命运，而直到毛泽东为中华民族贡献了毛泽东思想并用毛泽东思想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引领上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才从根本上挽救了中华民族。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进行的长达二十二年时间的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尽管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是因为贫穷落后，所以中华民族挨打的危险还没有彻底过去;由于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因而依然还存在着分裂的可能。而为了防止中华民族再次挨打，为了加速和巩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以防止分裂，那就不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且还更要用文化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化这种方式与内容，来统一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正是由于看到了中华民族所仍然还面临的这些危险，因此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力排众议，不仅坚决主张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而且还更是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文化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化这种方式和内容，拉开了统一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特别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中国人的认识能力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因而记吃不记打的习惯也又故态重生。于是毛泽东时代的坚决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这四个现代化，坚决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变成了“奔小康”，也就变成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与先富带后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要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创造革命的文化。只有革命的文化，才是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促进我们中华民族的最终融合。而也只有革命的文化，才能提升我们中国人的认识，才能拓展我们中国人的视野，才能彻底驱除我们中国人的懦弱与麻木而最终形成“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种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性格。
早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许多地方上的党政干部并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造反的行动，只能是源于强烈的敢于造反的精神。敢于造反的精神，可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只能是来自于文化的长期熏陶。然而充满了奴性的儒家文化，是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中国人的造反精神的。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又专门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几十万大军打不过侵略者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一支只有两万余人的舰队，到袁世凯不战而被人屈己之兵便接受了足以致我们中国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从拥有十几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兵力的日本侵略者竟然不敢抵抗而任由国土被肢解，到蒋介石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而一忍再忍、一退再退却就是不敢抵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腐朽造成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腐朽的传统文化，一是导致中国人普遍养成了内里过于懦弱但表面上却又非常自大的那种外强中干的复杂性格，二是造成中国人大多都缺乏长远且开阔的视野。历史已经告诉了今天的我们中国人，孔孟之道实际上就是亡国之道;混乱的国内形式和不得不面对的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局势更是表明了，儒家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灾星。因此，只有文化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化，才不仅能使中华民族完成最终的融合，而且也更是中华民族能够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然而如今一些主张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人，却无耻地妄想以只能属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儒家文化，以国学的名义来假冒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妄图以早已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顶着国学的桂冠来代替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然而随着儒家文化的逐渐复兴，当今主权仍然独立的中国，却不仅自发地产生了大量的汉奸，而且还竟然产生了汉奸文化。
汉奸文化的基本表现，就是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丑化与妖魔化。否定了毛泽东和文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旦寿终正寝，那么中华民族也就时日不多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选择那条道路，是关乎中华民族生与死的问题。而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丑化与妖魔化，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丑化和妖魔化。所以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否定、丑化与妖魔化，就是关乎到中华民族生与死的问题。
今天的那些足以对我们中华民族构成生死威胁的汉奸的自发产生，实际上是由于认识能力和民族立场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的。而且绝大部分人走上汉奸的道路，首先还就是由于认识能力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才跌落到了国外反华势力精心布设的陷阱之中。因为实在难以自拔而不得不去当汉奸，所以认识能力的问题，也就转化成了民族立场的问题。而由于儒家文化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认识能力的低下。所以不彻底扫除儒家文化，中国将永远也无法解决汉奸的自发产生问题。
放弃了四个现代化而选择了奔小康，放弃了共同富裕而选择了“少数人先富起来”，实质上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就是放弃了毛泽东思想。而“少数人先富起来”奔小康这样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打断。就在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认识，虽然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但是不仅没有实际提高多少，反而还仅仅是停留在习惯上的“民以食为天”的这个认识程度上。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华民族遭遇了近代以来的百年挨打和欺压。而中国人所普遍养成的那种内里过于懦弱但表面上却又非常自大的外强中干的复杂性格和缺乏长远且开阔的视野，则是酿成这一切惨剧的根源。中国人所普遍养成的内里过于懦弱但表面上却又非常自大的这种外强中干的复杂性格，这一点，在袁世凯和蒋介石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中国人大多又都缺乏长远且开阔的视野，这方面，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就是最好的代表。
毛泽东逝世之后不久，由于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于是中国的主流们也就失去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能力和对帝国主义国家应有的警惕。而且尤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些人从根本上就不理解毛泽东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含义，由于从根本上就认识不到毛泽东的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只从中国的自身去考虑，而必须要把解决中国的问题与引领整个世界发展变化的大潮流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战略的高远，却只想着如何才能快速地富起来。于是不仅抛弃了毛泽东时代制定的带领全世界所有的穷兄弟来共同打破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弱肉强食法则，而且还更是不顾国际上的道义而抛弃了世界上的穷朋友却一头扎进了发达国家的裤裆里去国际上傍大款，因而这才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精心而长期谋划的国际战略布局之中。直到由于深深地陷入进了美军对我国直接布设的“G”型军事战略包围之中，这才感受到了切实的威胁。
【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为了纪念建党二十八周年，同时也更是为了告诫那些由于认不清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而放松了对帝国主义的应有警惕的人，毛泽东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通过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这样深刻的论述，详细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彻底揭露帝国主义要奴役全世界的野心，耐心告诉了全世界人民如何战胜帝国主义的方法。《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认识能力，不仅使许多原先对帝国主义抱有极大幻想的中国人因此而清醒了过来，而且更使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因此而认清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定位并找准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就连当时因犯有汉奸罪而被国民党的法庭判处了无期徒刑并还在监狱服刑，但却一直坚决不认为自己与丈夫汪精卫曾经犯下过汉奸卖国罪，甚至猖獗到了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得知只判处她无期徒刑而敢于公开声称“老娘有赴死的勇气，没有坐牢的耐心”的著名女汉奸陈璧君在读过《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后，都能够逐渐从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开始，认识到了自己与丈夫汪精卫的汉奸卖国的罪行。可是当毛泽东思想被抛弃了之后，中国主流们的认识能力马上就出现了问题，于是领着中华民族就像“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样，眼看着就要转回到了原地。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日本霸占我国的领土钓鱼岛的行为突然加剧之后，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更是明确了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美国的此举，就是要逼迫我国接受钓鱼岛被美日霸占的现实。正是由于我们中国在不知不觉中早已走入到了美国精心布设的国际战略布局之中，尤其是深陷美军的“G”型军事战略包围之中，因而美国这才不仅敢于逼迫中国政府接受钓鱼岛被美日霸占的现实，而且还更是敢于逼迫中国政府要成为它的仆从，甚至是成为它在处理国际问题的跟班与打手。二0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公开声称：“华盛顿已经警告中国，不能约束朝鲜新领导人，将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更大规模的军事存在”。目前这样的国际上的困局，不仅加剧了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还更加剧了我国国内的民族矛盾。美军在阿富汗燃起的战火与驻军乌兹别克斯坦等，就极大地刺激了藏独和疆独势力，从而才有了一系列极端行为的发生。在如此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下，中华民族如何能够顺利地走向未来?对此，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中华民族若想走向未来，那就只有请回毛泽东思想。而在二○一二年九月全国各地为了保卫钓鱼岛而爆发的抗日大示威中，各族人民群众更是不约而同地高高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
当前，尽管我们中华民族又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外部威胁，但是由于还拥有毛泽东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的“两弹一星”这样的终极武器，所以，无论怎样严峻的外部威胁，都不足以致中华民族于死命。因而能够导致我们中华民族未来极有可能灭亡的真正原因，只能是来产生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内部。而这个真正原因，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抛弃。
当年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的时候，毛泽东便顶住了来自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强大压力并排出了来自内部强力人物的极力反对，宁可让全国人民暂时饿几天肚子，也力主搞出了“两弹一星”。正是由于拥有了“两弹一星”，这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使中华民族承受了极其痛苦并蒙受了无端屈辱的长期挨打的问题。因此，就连那份恨不得认定毛泽东在晚年期间没干过一件好事而只是犯下了严重错误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他晚年仍然警觉地维护我国的安全”。
虽然梁启超早在一九○二年便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概念，从而使由于满清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而即将失去政治凝聚中心的各族人民，从此在文化上找到了一个认同点。武昌起义之后，尽管在立宪党人的坚持下，孙中山等人不得不抛弃了自己早年所坚决奉行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转而接受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但是由于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之后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不仅未能驱逐所有外国的在华势力，不仅未能完成我国的统一，而且更主要的是未能创造出一种能够为各民族人民所一致接受的共同文化，于是历史和人民这才把拯救中华民族的艰巨的责任而同时也是至高无尚的荣誉交给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确实不负历史和各族人民的重托，不仅领导中国共产党并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一切外国势力彻底赶出了中国大陆，真正地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地域基础。而且还更是以文化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化这种方式和内容，创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并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血缘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从此，不仅一个崭新的名为中华的人民共和国傲然地屹立于了世界的东方，而且中华民族也更是从一个政治意义要远远地大于文化意义的表面概念，开始了向一个有着共同的文化血缘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发生着实质性转化。为此，作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江泽民总书记，才敢于在一九九三年的那种政治环境下这样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还更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确，不仅历史已经告诉了整个人类，而且未来还仍然将告诉整个人类，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只有毛泽东，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社会现实，让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对于五十六个民族，对于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曾经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必将用已经把毛泽东一步一步迎入了自己心中神的殿堂的无限崇敬和虔诚，而再去创造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如今，五十六个民族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已经奠定，而五十六个民族最终能否凝结成为一个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关键就在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去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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