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写进历史书的人物，被认为为近代中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但事实上，从中国历史整体来看，“康梁”这对师徒，对中国的作用更多的是误导性的。
康有为的误导性倒不在于他后来的“保皇”，而是在于他写的曾轰动一时的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启超的误导性也在两本书，《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这四本书有个共同点，就是都错误地解读了清朝学术和思想，阻碍现代中国人去正确理解中国传统。
康有为的误导性影响更多在当时，他是中国传统信仰整体崩溃的点火者。后来的从“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到彻底怀疑中国历史的“古史辨”运动，再到最终整个中国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民族自卑，都是由他而起。
梁启超的误导性影响则更多在现在。他是当下中国人正确理解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最大障碍，因为他的书被当今学术界视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他的观点被写进了历史教材，成了试卷中标准答案。不能正确理解清朝学术和思想，不仅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传统，也无法真正理解当今社会，因为现在的中国是直接从清朝演变而来。
概而言之，当下的中国与清朝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不仅在历史事实上断裂，而且也在历史认知上断裂。一直以来这种断裂都被视为是“革命”、“进步”。事实上，这不仅也造成与中国传统精髓的断裂，也使得我们无法看清这个断裂本身，让我们无法看清历史，也无法看清现在。
“康梁”是制造这个断裂的轴心人物。
知道《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名字的应该不少，但知道这两本内容的可能不多，知道这两书是抄袭之作的可能更少，而知道这两本是憋足抄袭的就更是寥寥了。
这两本书的核心观点，分别来自清末另一位经学大家廖平的两篇文章，《今古学考》和《知圣篇》。为此两人还打了多年的笔墨官司，遗憾的是至死康有为都对此缄默不语，这也是康有为为后人不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尽管梁启超不得不承认此事，但也半遮半掩，而且还企图用丑化廖平人品的手法去掩盖老师的败德。
康有为最大的错误还不在他是一个抄袭者，而是在于他是一个憋足的抄袭者，他没有真正理解廖平，只抄了廖文的皮毛和糟粕，遗漏了实质和精髓。梁启超最大的错误也不在于为师遮丑，而在于他因循老师，无法真正理解廖平，进而无法真正理解清代学术。他的《清代学术史》是浅陋之作，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用现在话说，《新学伪经考》是在宣扬一种“阴谋论”，说王莽之后，儒家的《五经》全是假的，是刘歆为支持王莽篡位而伪造的。这个观点本身早已被证明是胡说八道。然而这个胡说八道，但却让康有为迅速爆红，同时也引发儒家信仰崩溃的观点，并非是康氏原创，而是来自廖平。
廖平之所以提出这个离谱的阴谋论观点，不在这个观点本身，而是他想为儒家《五经》中存在的系统矛盾提出一个解释。廖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看到儒家《五经》存在系统矛盾，并且企图为这种矛盾提出解释的人。廖平的一生，其学术观点屡次变化，但其变化的只是对矛盾原因的解释，在这个矛盾本身上，他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现代人对清儒的模式化印象是，他们之所以醉心考据学、“钻故纸堆”，是因为害怕清廷的政治迫害。事实上，从根本上说，考据学在清朝的出现和清廷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中国学术的内在需求使然，内在逻辑使然。清朝人认为，宋、明两朝的儒学不是正宗的儒学，偏离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所以，他们就想超越宋明，往前寻找真正的儒学，真正的中国传统。用公式表达：考据学=追寻中国传统。
清人认为，真正的儒学出现在孔子时代，但是孔子时代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将目标锁定在汉朝，因为汉朝不但“去古不远”，而且还流传下大量资料，有案可查。所以，清朝的考据学又被称为“汉学”。
清儒本以为，只要恢复了汉学，真正的儒学就可找到。然而，意想不到的更严重问题出现了。经过艰苦的资料查询，汉学的确恢复了，但是却发现汉代的儒学中存在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学派之间的矛盾，最典型的就是“公羊学”与非公羊学。第二个层面是在《五经》内部，汉代的《五经》并非整齐划一的，而是矛盾重重。这样一来，清儒就懵了，到底哪个学派是真儒学，到底《五经》中矛盾的哪一方是真经?
这样一来，到了清朝晚期，考据学就衰落了。因为此时主要的问题以不是恢复汉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汉学中的矛盾的问题。而面对这种矛盾，出现了两种分化。一种做法是，坚定选择某一个学派，认为它是正宗，而攻击其他学派。这就是“公羊学派”的做法，龚自珍、魏源、康有为都是其代表人物。另一种做法是，把这个矛盾系统化，系统地整理这些矛盾，并且为其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妨称之为“矛盾派”，其代表人物就是廖平，以及他的学生蒙文通。前者是“显”的一派，后者则是“隐”的一派。
从根本上，从长远来看，哪一种做法更可取，哪一种做法才能真正实现清儒的原初目标，找到真正的儒学，真正的中国传统，毫无疑问，不是偏颇、偏激的“公羊派”，而是系统综合的“矛盾派”。公羊派只能名噪一时，而矛盾派注定名垂千古。
事实似乎正在印证这一点，号称史学家的梁启超，除了关于清代学术的两本扭曲之作外，关于中国历史并未留下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而廖平的学生蒙文通，基于其师的“矛盾说”，在《古史甄微》中他提出上古中国起于三系文化：东方的海岱、西方的河洛、南方的江汉，中华民族是由拥有这三种不同文化的民族融合而成，为探寻中国文明、中国传统指引了一个崭新方向。蒙文通的理论正在为考古学所证实，他所说的三系文化分别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东方大汶口文化、西方仰韶文化、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蒙文通的《古史甄微》是理解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的必读之作，也是考古学者的必读之作。
廖平关于汉学矛盾的系统分析，是建立在前人的考据成果之上，也是清代学术的真血脉、真精华。无论是刘歆伪造说，还是孔子托古改制说，都是为这些矛盾提出的一个可能解释，事实上，后来廖平统统都放弃了这些解释，而提出了其他的解释。廖平的贡献，不在于他所提供的解释上，而是他系统地呈现了这个矛盾。也正是这个矛盾，让清末的中国陷入极度混乱，让中国的儒家信仰最终崩溃。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强烈的回归传统的倾向。要真正回归传统，首先就应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传统。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必须回到清儒那里，准确地说，回到廖平那里。必须回答廖平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中国的《五经》中为何出现系统性的矛盾。
幸运的是，由于两个方面知识的增加，目前我们已经足以可以回答廖平问题了。《中国传统疏证》系列文章会陆续给出答案。
(本文是《中国传统疏证》文章系列之二)
无论是在当时的历史事实上，还是在现在的历史认知上，当下的中国和清朝之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一度这样的断层被认为是好事，是历史的进步。事实上，这个断层恰恰是当下中国种种社会病态现象的原因所在，因为与清朝的断裂也意味着与中国传统精髓的断裂。
在历史认知上，我们认为清朝人是受外族人统治的一群人，他们恐惧于清廷的政治迫害，所以，醉心于“考据学”，“钻故纸堆”，不知“创新”为何物。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清朝的学术和思想极为关键，因为清朝人在努力弄明白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他们认为“宋明理学”是偏离中国传统的，所以他们要超越宋明，往前寻找真正的中国传统，这是他们孜孜于做“考据”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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