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规划
11·18火灾之前，北京要清除“diduan人口”的说法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很多人误以为是政策文件。此说，应该源于“低端产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质上是一个针对北京的新的产业规划，希望借助行政手段，让北京快速实现产业调整，留下首都功能性产业，让其余的非首都性产业全部搬离。 同时，这一产业规划是在“京津冀”三地之间展开，河北和天津成为从北京迁出的产业的承接方，尤其是河北，专门规划了一个雄安新区。因此，河北被认为是最大的受惠方。河北通过承接被北京疏解的产业，可以实现对经济的快速拉动，而北京则实现了首都功能的优化。这一规划看起来似乎完美。
规划落地之偏离
但是，为何落实下来，这一规划却走形成简单粗暴的清除“diduan人口”，而激起民愤?“diduan人口”或许只是媒体对政策的误读，但媒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读，是因为事实的存在。误读的是政策，但是没有误读事实。事实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简化成驱赶“diduan人口”了。 因此这就非常值得重视，因为这事关政府是以什么态度看待人民的问题，而尊重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正是新中国的立国之基。
1992年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在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清晰和明确地指出，“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直至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仍然在提“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这里的群众就是指最基层的农民，因为中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起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由农民“首创”的。因此，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目前北京的所谓的“diduan人口”，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农民。何以昔日可以“首创”出改革的人，现在却被叫成了“diduan人口”?
产业规划理应尊重民意
事实上，农民不仅是改革的“首创”者，“农民工”也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当年自发分田到户固然是一种“首创”，现在他们远离故土，跑到大城市艰难谋生存谋发展，也是“首创”，也应该象享受当年一样的尊重，而非象现在一样，被蔑称为“低端”。不能一边鼓励全国人民创新，一面却把人民的“首创”视作低端。当一项政策伤害了民心时，就有必要冷静下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本质上是一个产业规划，现在出现的问题，也属于产业规划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经济学家曾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尤其在同为北大教授的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展开。张维迎绝对否定产业规划固然不可取，但是林毅夫忽略产业规划中过分行政干预的危害也不明智。两者都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市场主体。谁是市场主体?是人民。所以，应该把产业规划理解成政府与人民间的互动。
政府为什么要做产业规划?为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是为人民，让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得以改善。所以，归根结底，产业规划是为人民服务。而非反过来，人民为产业规划服务。
一项符合人民整体利益的产业规划，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欢迎。一项符合少数人利益，让更多人寒心的规划，自然会招致人民的非议和反对。所以，一个产业规划绝不仅仅是成型的文稿，还包括人民的反映，以及因人民的反映政府所做出的调整。因此，产业规划应该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动态的互动过程。
建议
在产业政策在过程中出了问题很正常，并不可怕，因为规划本身就是要面对和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过程。
政府不应把自己视作“顶层设计”的规划者，一个对规划自上而下的执行者，而应该把自己视作问题与人民之间的协调者。规划和执行规划是为解决问题，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方式。 问题要解决，但人民更要尊重，这应该是一切规划的基本原则。问题和规划绝不能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之上。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出于对首都的热爱，全国人民当然都希望这里更空气更清新，交通更顺畅。但是，也正因为全国人民都热爱首都，全国人民也都愿意到这里来。也正因为全国人民都愿意到这里来，出现了很多经济机会，容易赚钱。所以全国人民更愿意到这里来。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也是一个恶性循环。良性循环是全国人民对首都的热爱。这种热爱孕育了经济机会，经济机会又进一步刺激了热爱。恶性循环是，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生态系统承受不起。
所以，在解决北京人口问题的同时，一定不能伤害全国人民对首都的热爱，不能以牺牲全国人民对北京的热爱为代价去换取人口的减少。
有两个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是，在疏解产业时，顺序不是从“低端”到“高端”，而是从“高端”到“低端”。先把“高端”端的政府机构、名牌大学、央企总部之类从北京搬离，最后让菜市场、小门店之类的“低端”产业搬离。第二个办法是直接迁都，迁到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既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题，而且可以拉动当地经济。如果新首都人口又多了，那就再迁都。(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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