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我的微信群中，对两位“弘扬传统文化”学者对何新《法家之学源出儒家》一文的评论的反驳。为了使之象篇文章，便于阅读，发表时有补充。
一、学者郑某：法家源出儒家，其鼻祖荀子惟孔子是尊。这是先秦思想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只是一般人不清楚。何新先生说这是他的“发现”，也可以。但他说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是是虚构的，能提出这个观点，颇有胆识。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其创立的儒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孔学并非不重法，而是包含在重礼的思想中，荀子等后学加以发挥，自成法家而已。孔子身后到秦汉，儒学吸收了多家思想，到董子学说可说是所谓新儒家的第一人，所谓汉家自有法术，杂糅而已，汉代以后直到明清，总体上都是儒道法农兵乃至纵横家等杂糅并用，而没有什么儒法斗争的所谓一条红线。
评论：荀子是儒家弟子，毛主席不知道吗?他知道得很清楚。我相信，何新先生读书肯定不如毛主席那么多、那么用功夫，不如毛主席那么有洞察力。最根本的原因，何新先生是坚决反对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当然不会正确掌握阶级分析法。所以，无论何新对毛主席是多么尊重、多么崇拜，实际上，他不是毛主席的继承者，也不理解毛主席，他对毛主席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只其所以然。毛主席说，荀子是儒家的叛徒!名为儒家，实为法家。区分孔子和荀子，要看在他们分别站在哪个立场上、替哪个阶级讲话。荀子是为地主阶级讲话，是反对奴隶主主义的。所以，荀子是孔门叛徒!本质不属于儒家。荀子的两个著名弟子，李斯、韩非子成了法家代表人物，也就是不奇怪了。对这个问题，不能搞血统论。
孔子当然重法，不然，也不会诛杀少正卯;但重法，不见得是法家。法家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替地主阶级讲话者。但是，他是用奴隶主的法来整治地主阶级思想家，如此而已。何新因为不懂得阶级分析法，所以，搞不清楚孔子和荀子的区别，弄出个法家出于儒家，完全可以理解。这是犯了血统论错误，不是什么“颇有胆识”。
儒家、法家都是“上流社会”的学说，都是统治学说。纵观整个春秋战国历史，何曾有过普通老百姓的身影，直到毛主席创建新中国，才有雷锋这样的无私奉献的普通列兵出名、洗脚妹刘丽做了人大代表、打油工王进喜成了新中国工业化的象征，这些无数底层人物被人熟知。
可是历史上的儒家、法家都不是为百姓代言的，巨大的民间社会都是信奉缘起于黄帝、老子的学说。比如“祖先崇拜学”、“鬼神学”、“旧式中医学”、“养生学”、“算命学”、“宿命学”、“天道学”等等。张角的黄巾术、张鲁的五斗米道、太平天国早期的有巫医问鬼术的做法，造反却自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用的是基督教的思想。而黄老学说和儒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对“神鬼”的态度
何新先生喜欢旁征博引，说“商鞅出自李悝，李悝出自子夏，子夏出自荀子，荀子出自孔子”，按他的逻辑，“张角是不是出自于黄帝、老子?”，“洪秀全是不是出自于耶稣基督呢?”。
何新先生看来是不懂经世致用的道理，干什么事用什么脑子，实事求是才能成功。毛主席说“百代皆为秦政法”，因为毛主席清楚的直到法家虽是封建学说，却有平民思想，所谓“皇帝之下，地位平等”，而儒家却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何新先生在那乱扯一通，却不去请教当代的儒学后人“孔庆东”先生，却自己搞了个收费的微信群，专招那些钱多人傻的“土豪”讨论，何其缪误!
二、平某(另一位学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和继承发展的思想方法，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马克思对中国文化没有过多研究，毛泽东却是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家，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尤其与儒家文化全盘对立，这样的思维方法值得商榷。
评论：单纯说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中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正确的、有利于维护无产阶级等劳苦大众政治经济文化专政的成份，但是，更包括了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成份，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成分，恰是所谓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或者没有形成完备理论的!最重要的就是阶级观点、阶级分校法、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坚决彻底永不妥协的革命思想。结合当前的现实，就是发动群众，运用一切方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文学艺术上、外交内政上、科教卫生上等一切方面和领域，坚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愚公移山，战天斗地，不怕神不怕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对他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这是官方说法，我觉得正确。当然，毛泽东思想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但，根子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传统文化。
习总指出，弘扬传统文化，首先是要弘扬革命文化;刘奇葆指出，弘扬传统文化不是要以儒代马。很有见地，批驳了某种势力试图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行否定、边缘化马克思主义之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运用阶级分析法，不应该将世界区分出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或者什么非洲文化、拉美文化、中亚文化之类，这种按地域、民族区分文化或者按照别的什么东西区分文化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可能是亨廷顿最早搞出来的，被中国的无知学者当回事传播，成了主流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必须也只能按照阶级区分文化，这个世界的文化就只能区分为剥削阶级的反革命的文化和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文化这两种文化!对于共产党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化，本应无地域、民族、宗教之区分，只有阶级之区分。东方的工人阶级和西方的工人阶级，完全是同一个文化：如何动员团结全国和世界人民、如何革命、如何胜利;相应地，东方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的帝国主义，也完全是一个文化：如何勾结、如何麻痹分化人民、如何反革命，当然他们的结局是失败。用阶级的观点来看，无论东方、西方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方，都没有什么隔阂，都是通的，不存在什么打通“东西方文化”问题。
至于各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文物、文字、艺术形式之类，不是文化的根本问题，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应相互尊重，也完全可以借用，但绝不可以将此视作民族割裂、对立的原因。土老帽作家柳青、赵树理精通英语，毛主席的英语还不错，但是，不影响其文化的阶级定位。
不过，有些人试图迷惑群众，混淆阶级界限，大搞什么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宣扬，要想打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文化，欺骗人民，这是办不到的。
三、郑某：孔子没后，百家兴起，非孔毁孔灭孔的多了，岂止儒法有斗争?但思想斗争与两条路线特别是贯穿历史的所谓红线，完全是两回事。围绕大一统特别是道统的斗争，才是一条红线。
片面强调和夸大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虚构儒法斗争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所谓一条红线，理论上将法家抬得过高而压倒拿到否定儒家，后遗症很大，实践上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改开后盲目学西方而将所谓法治中国推到了极荒唐的地步。理论上的后遗症更大，儒家似乎十恶不赦，成了怪物。
只读毛著而不学毛读古书，就以为能包打天下，是学风不正和懒惰的表现。这类言论，本人不再回复。
评论：“改开后盲目学西方而将所谓法治中国推到了极荒唐的地步”，郑老师这个批判，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对问题根源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是错误的。
孔子生前就是百家兴起，并非死后百家兴起。孔子的老师之一就有道家的鼻祖老子，孔子当世就有很多人骂他，历史记载很多，比如《论语》中的荷蓧丈人。不是说“如丧家之犬”吗?说明骂他的人很多、势力很强，他几乎是到处受骂。孔子死后一千多年，也是到了宋朝才真正吃香起来，但是，在孔孟弟子的误导下，宋朝却是最软弱的王朝，实际上，宋朝根本就没有完成统一，而是几个政权并存。儒家最讲究大一统，老实说，这是很好的，但儒家根本办不到。自己最在意的理想自己最吃香时都办不到，所以说“孔学名高实秕糠”，毛主席的这个评价正确、传神，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何新的说法，不足为训!
法家是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者，试图通过改良政策来维护、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儒家则是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者，不管农民死活，“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所以，对法家稍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改良行动，他们便打着孔子的旗号，拼死反对，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之类。所以，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来看(只要你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丝尊重，你认识问题就必须使用矛盾论还有实践论，必须使用阶级分析法。不然，我也要斥你“夏虫不可语冰”)，因此，说儒法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的一线红线，客观公正，恰如其分，毫无夸张。
老实说，法家的主张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延长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展生产，是有作用的。这是我们一方面认识法家的进步意义，但是同时也要指出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就是其阶级局限性。法家代表人物结局都不太好，因为他们的改良政策虽然有利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但却触犯了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给自己制造了敌人。但是，出于维护自己整体阶级利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对法家的政策，还是采用了一些。这个有历史进步意义，也要肯定，但不可高估。何新犯了高估这个作用的毛病。
再说，我们只是说儒法斗争是封建历史的一条红线，又没有说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主线)。我们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农民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即阶级斗争)，也正是因为怕农民斗争，所以，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也就是法家才对地主阶级政治进行些许改良。不过，失败的多，成功的少，比如汉武帝、武则天、洪武帝、雍正帝等。反对势力均用儒家思想来反对法家的改革，看看儒家批判这个改革家时用的什么武器?“穷兵黩武”“女子难养”“不识字”“篡位”，用的些什么卑鄙下流手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不至于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认为)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主线。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也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虽然贯穿中国历史，我们只把其当作一条“红线”，是次要矛盾，而不是作为一条主线。这哪里有什么“过分强调”“夸张”?
何新因为反对阶级分析法，所以，他的历史观点是很糊涂、很荒唐的。
关于读书，要先读马列毛主席著作，然后再读些杂家的书。原因：毛著简明通俗，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体系完备，容易理解掌握。读好毛著，形成人民立场，掌握唯物辩证法，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培养了人民感情和民族感情之后，再看中国历史书、古代经典及国外著作，就不易上了那些良莠不齐、良莠杂糅的书的当，就能够较准确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被其弄蒙，也不至于盲目排外。这是一种正确的读书办法。
相应地，我觉得，你不读、少读、不精读毛主席的书，而只看古书，恐怕你容易被骗，也未必看得懂。
读古书，可不是为了考证、作注、句读。
只要你宣扬错误的理论观点，我就会批你，不管你回应还是不回应，不管你看不看得起我。希望你也有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
四、郑某：补充一句：儒家被长期压制、扭曲和断裂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改开后全盘西化美国化和货币拜物教盛行，全社会首选美国。加以政治的原因等，造成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汉奸卖国贼行为司空见惯，贪腐如水银汇地，社会日趋分裂，政局震荡愈发严重，突发事件防不胜防，等等。当然，有理由相信，党的十九大能够控制局面。
评论：郑老师对“汉奸卖国贼行为司空见惯，贪腐如水银汇地，社会日趋分裂，政局震荡愈发严重，突发事件防不胜防”的批判，我十分赞赏。但对问题的根源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践、密切联系群众，不能凭家想象，拍脑袋、拍胸脯。脱离实践的观点，必然是错误的。认识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要立足于历史实践，要“以史带论”!
“改开后全盘西化美国化和货币拜物教盛行”，也并非因为“儒家被长期压制、扭曲和断裂”。儒家在明清两朝如日中天，但明清两朝照样贪腐盛行，儒家有办法制止吗?靠儒家抵抗所谓西方文化入侵，营造清廉政治经济环境，同样是缘木求鱼，清朝不是儒家很盛行吗，在西方文化入侵面前，不是毫无还有之力吗?同样地，改开后中国贪腐盛行，与批判了儒家是没有关系的。改开前的毛主席时代，没有儒家文化，但却是极清廉的。
儒家文化，即使不是腐败的根子，至少也是腐败的帮凶;即使不是帮凶，最最少，对于反腐败是没有作用的、没有效果的。鼓吹儒家以应对贪腐，是南辕北辙。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贪腐，是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化。而儒家，是不反对私有化的，甚至是极力赞成私有化的，所以，你看那些资本家、贪官污吏、公敌大V，比如，最的曝光的西安某大学暴打妇女的葛教授，很喜欢儒家，很喜欢孔孟之道，佛家、道家的东西，也喜欢，他们说这些都是原汗原味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成了他们的遮羞布。
(所谓)“东方文化”，我觉得，说到底，是反抗文化、革命文化，不是折衷文化、投降文化，尤其是不是儒家文化。东方文化的现当代形态，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弘扬传统文化，首先、核心、关键就是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于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则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过滤一下，方能辨别优劣，去粗求精。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和吸取国外文化的有益成份，就成了一锅煮，辩不清精华与糟粕。
特别强调，不要想着把东方文化塑造成民族文化，要把东方文化塑造成阶级文化，因为只有阶级的，才是世界的;不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荀子是儒家的叛徒，这个案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不能因为荀子出于儒家、对孔子很尊重，就认为他是儒家，更不能因此就认为出自荀子的韩非、李斯两个法家代表人物出自儒家。不能搞学术血统论。何新恰恰是犯了这种血统论错误而不自知。
南怀瑾同样犯了血统论的错误，所以，他把纵横家归于儒家一脉。
再说：既然你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延续，那么，你弘扬传统文化为什么还要刻舟求剑式地弘扬什么国学?为什么不直接弘扬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弘扬传统文化时，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文化抛得远远的呢?难道毛泽东思想、革命文化过时了?几十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会过时，那么几百、上千年前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不会过时?
是你不小心把国学与毛泽东思想割裂甚至对立了吧。
五、郑某：国学刚苏醒，哪叫盛行?又来打棍子。西化近百年，也没有见几个人反对。挖自家祖坟，不算英雄。
评论：国学，从上世纪80年前后就开始吹，比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 来就说他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吹朱熹，至今已经有近40年了，可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整个过程。都这么多年过去了，给足你们时间，给足你们媒体平台，给你们讲台地位，给足你们钱，都是要多少给多少，要什么给什么，你们就是成不了气候，三十多年后，还是刚“苏醒”，你们这些国学大师、传统文化鼓吹者干什么吃的?
伴随着国学被吹，中国越来越贪腐，这是真的吧?我还是那句话，国学，即使我不说它是贪腐的根源，不说它是贪腐的帮凶，它至少对于反击贪腐，营造清廉政治环境，是没有正面作用的!!这个可以肯定无疑!!!指望靠吹国学抵制“西化”、反腐倡廉，是拜错了庙门。
再说，“国学”，这个说法太笼统，没有阶级性，不合适。
如果你真的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那么，你就得接受，毛泽东思想最根本、最本质、最关键的方法论，是阶级分析法，要站稳阶级立场，要坚持人民史观，走群众路线。没有阶级分析法的人，就肯定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这样的人，无论他怎么表示对毛主席的尊重，我都不相信他。何新就是这种学者的典型。
名为弘扬国学，反击“西化”，实际上，所谓国学和所谓西方思想，都是剥削阶级思想文化，所以，“国学”与“西化”，不但不矛盾，而且很合拍。现在，两者勾结得很紧密的。比如，杜维明，就是一个典型。
什么叫“西化近百年无人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反对?马列主义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为什么要反对?西方的政党制度，不是也很好吗?我可以借用。当然，我们不搞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搞资产阶级政治，而是要搞工人阶级政治，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个是写在党章里的。严格说来，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西化”，当然，我们也反对“全盘西化”。
“挖自家祖坟，不算英雄。”这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翻版吗?老祖宗是要尊重，但是，如果说连批评也不允许，那是不对的。我们挖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思想，这不是我们的祖坟，这是当代的资产阶级的祖坟，我们的祖坟是中国古代的革命文化，比如陈胜、吴广、李自成等劳动人民的革命代表，也包括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英雄人物和劳动人民，不是二程一朱(对程朱理学中的有益成分也可以批判地吸收)，以及李林甫、杨国忠、高俅、童贯、蔡京、秦桧、李鸿章之类。
要说打棍子，不光是我要打你，而且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甚至蒋介石都要打你棍子，对吧。
吴铭注：下面附了何新的文章。请注意，何新的文章是典型的血统论。
附：
何新：法家之学源出儒家
“wenge”期间，“四人帮”史学将百家学派简化为儒法两家，拟构了一个儒法斗争贯穿全部中国史的体系，其说久已随其政治破产而湮灭。
但我在检读先秦史料中却惊讶地发现，就其本源来说，战国时的儒法两家非但不相对立，而且其实共出于一源，其学说最初都是来自孔子所开创的儒家。①
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术及政治思想史关系甚大，因此有必要略加考述。
一 儒分为八，汇聚于二
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历战国秦汉的大变迁后，儒家的这八个学派中，包括颜子一派在内的六派，均逐渐湮灭而无闻。真正使儒家在秦汉以后仍能够薪火相传的，只有三家，即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
孟氏即孟轲(孟子)。其学术出于曾参、子思之门，子思是孔子之嫡孙。
孙氏即孙卿，亦即荀子。荀子之学，则师承于孔子弟子子张与子夏。
子思和孟子一派儒学，一方面仍坚持孔子的礼制思想，另一方面提出“内圣”之学，即人格主义的儒学。唐宋以后演变为孔、韩、程、朱之理学。而荀子之学，则源于子张和子夏，主要是“外王”之学，亦即辅助王侯用权与法术之学(故有所谓“小人儒”之讥)。战国中后期的法家一派，实际主要源自子夏学派。
孔子死后，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这个学派就是战国三晋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史记》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其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
战国初的魏国，是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而率先变法的国家。而魏文侯则是这一变法的推动者。
魏文侯以礼贤下士闻名于历史。他也是战国初期第一位招客讲学养士的诸侯。《史记》中记：“秦曾欲伐魏。客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子夏及其诸门生都受到魏文侯高度礼遇，“以师礼事之。”曾从子夏问学的李悝与吴起，后来都成为一代著名变法者、政治家、军事家。《吴子兵法》(图国篇)：“吴起以兵法见魏文侯。”可见其确出儒门，儒门亦传兵学。子夏之西河学派，实开后来齐稷下学派之先河。
子夏之学后来为荀子有所批判地继承。而思孟及夏荀两派，在战国末世，成为儒学中并立的两大流派。
二、李悝之学受自子夏
李悝一向被认为是战国法家的开山鼻祖，而李悝的老师则是子夏。实际上，战国法家是针对贵族政治而出现的政治学派。法家的法治思想主张法律平等主义，“齐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治与传统的礼治思想鲜明不同。礼治主张正名，严分尊卑等级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因此礼治的本质是贵族主义的等级分层制度，是一种特权制度。礼法之争，是战国时之一大争也。
李悝一名，典籍中或记为李克，是同一个人。①其生平时代约在公元前455-395年(据钱穆说)。据《汉书·艺文志》班固注，李悝从学于子夏。《儒林传》又记子夏传《诗经》之学于曾申(曾参之子)，曾申传魏人李克。《汉书·艺文志》有“李克”著书七篇，编次在儒家。又有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之首，当由其门人所撰集(班固认为李克、李悝是两人)。魏文侯时，李悝先任中山相，后来又作过国相。班固《汉书》说：“李悝相文侯，富国强兵”。
在中国法制史上，李悝(克)是一位有开创意义的人物。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对此后中国政治经济之变革与发展，影响深远。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目的是变法图强，其政策一是重农主义，“尽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义，以法治取代礼治。变法使魏文侯时代的魏国成为战国初的头号强国。
李悝曾审订诸国旧法，著成《法经》六篇。李悝《法经》为秦、汉以后历代法典之所本，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认为战国法家之始祖。
三、商鞅学术源出李悝
商鞅学术源出李悝。《史记》记商鞅携《法经》(李悝著)由魏国入秦，被秦孝公用为国相，以《法经》作为秦国变法的理论指导。
商鞅本为魏国贵族公孙痤之养子。公孙痤是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兄弟、魏惠王之叔父。痤曾任国相，惠王尊其为“公叔”，故又称“公叔痤”。商鞅原籍本是卫人，因此本名卫鞅。(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李悝、吴起也都是卫人。)魏国兼并了卫地。商鞅入继公孙痤为中庶子，故改宗从公孙氏，又称公孙鞅。①入秦后受封于商，故以“商鞅”知名于世。
商鞅法术源于李悝《法经》，其少年时代可能从学于李悝。《史记》说：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将死，荐鞅于惠王曰：‘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座又曰：‘不用鞅，必杀之，勿令出境’。”但魏惠王藐视年轻的卫鞅，没有听信公叔痤的遗言，既未重用，也未杀害。当时秦孝公新就秦君位，图谋变法，招贤于天下。因此卫鞅于公孙痤死后入秦，被秦孝公重用，而于秦国实施李悝的变法。
商鞅以李悝《法经》为指导，依照秦国实际，在秦两度变法。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制，从而统一法令，发展自耕农经济，使国富兵强，奠定此后秦统一中国之基础。
王充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青年毛泽东曾称赞商鞅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政治家，商鞅首屈一指。”
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虽遭杀害，其变法新制度则仍被贯彻执行而有效。变礼治为法治的法术学派，在有秦一代成为主流政治思潮。而由以上所述简略脉络可知，实际上，法家政治学说的确演变而源于儒家，是儒家政治思想“与时俱进”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是历史上最早尊孔子为“圣人”的人之一。他说：“仲尼，天下圣人也。……而为服役者七十人。”
四、先秦法家皆与孔子有关
法家是周礼的破坏者。商鞅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列传》)
法家之学最早在春秋时期源于管仲和子产。孔子一生崇敬管仲，而早年曾从子产问学。
法家代表非贵族的“庶子”的政治思想，根本主张是“齐贵贱”，要求平等而反对贵族的特权制度，主张“选贤”、用贤人，而反对“世亲世贵”的世袭制度。
概而观之，先秦法家可分三大流派：
1. 刑名法家
这一派法家出现较早，是法家的先驱，先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代表人物包括邓析、子产、赵简子。他们主张以法代礼，“循名责实”。“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荀子论邓析语)。”
子产，郑国名相，是孔子的老师之一。子产在郑国变法，是春秋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邓析是其盟友。子产执政后即铸刑鼎，将法条录之于鼎铭。邓析作“竹刑”，将全部法条录之于竹简。
向社会公布法条，明正典刑，是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制度性转变。是对贵族领主口含天宪，随心所欲设法施刑传统的冲击。
邓析是一个平民之士(前545—501)先开私家讲学之风。以现代观点看，邓析也是律师之祖师，他帮人打官司，并且收取酬谢物。他聚众讲学，教平民论辩术，“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
邓析是辩士、诡辩家，也是名家的先驱。“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发明了桔槔，利用杠杆从井中取水。邓析通过讲学，主导郑国社会舆论，影响政局，“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一襦。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吕氏春秋》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尺)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鼎因鼎。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但是据《左传》，杀邓析的人不是子产，而是当时的执政大夫驷(人)端。前501年，执政大夫驷颛将邓析杀死。虽然杀死了邓析，但是他的竹刑并没有废除。“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丘明评论曰“君子曰：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苟有可嘉于国家者，弃其邪也。”
当子产发动变法时，孔子也在郑国从学于子产。《左传》这种看法应也反映了孔子的观点。
2、术势法家
第二种法家是辅导人主励行变法， 用权强国的政治法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政治法家的特点是反对西周传统的贵族民主制度，而主张推行君主集权专制。商鞅思想有《商君书》传世。书云：“权者，君主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
战国初年此派法家开始得势，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都是属于此派。子夏，就是三晋此派政治法家的宗师。
3、礼法家
此流派是结合孔子礼学与法术思想的成熟法家学派，反映战国后期儒法思想汇合的思想，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此派法家形成了外儒内法即外礼内法、礼法兼用的成熟政治思想。
(初刊于《深圳特区报》2002年8月11日“何新读史札记”)①
[1] 吴铭(笔名)，马列毛主义战士，1970年代出生，安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独立学者，退役上校军人，军事历史学博士，原为解放军高级机关参谋，曾任联合国某特派团参谋军官，现为公务员、自由撰稿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方法和基本观点，长期关注政治、经贸、军事、文化、外交、文艺、历史、国际关系等领域前沿问题，并撰写各类评论文章约500篇，发表或转载于红歌会网、产业人网、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山丹丹红网、昆仑策网、中红网等网站及中华网论坛等主流媒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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