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里唱到的国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六十九个国庆日就要到来了，这个节日，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节日。近年来，每当这个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不仅天安门城楼上要更换一幅崭新的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的画像，而且就连旧中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画像，也要被抬出来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以作为毛主席的陪衬。
自建国以来，每年十月一日的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而伴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万众齐声的怒吼也会响彻云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的第一句歌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曲诞生于一九三五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时，由于找不到一首合适的歌曲作为国歌，于是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因此，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我国只有代国歌而没有正式的国歌。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仍然采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而由集体填词的正式国歌。正式国歌的歌词为：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歌歌词。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国歌，是能够展现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歌曲，是被国家政府和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能够代表国家政府和大多数民众共同意志的歌曲，是用来歌颂与鼓励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歌曲。一般来说，国歌都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能够呼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义勇军进行曲》尽管不乏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但义勇军的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了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悲怆与无奈。因此，它也突出地展现出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
面对日本蚕食一般的侵略，当时的我国政府不仅不敢抵抗，反而还残酷地镇压国内的抗日活动。民间的热血儿女只好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一面抗击日寇的侵略，一面还要抵抗来自本国政府的镇压。
当今不少人的都认为，当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不敢抵抗的，只是蒋介石等少数人。蒋介石等人的做法，代表不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蒋介石等少数人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代表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从表面上看，这种认识似乎有些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蒋介石的统治。当年，为了反抗蒋介石的残暴统治，为了抵抗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战斗着。可是当时四亿多的中国人，参与其中的，却连个零头都不到。而其他的大多数，还仍旧麻木不仁着。所以少数的有识之士只好大声疾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但我国历史上的大多数英雄，却都是像岳飞那样的悲剧英雄。英雄的命运最终之所以会酿成悲剧，就是因为大多数人的麻木不仁。岳飞遭冤杀，满朝文武，全国上下，只有韩世忠一个人发出了质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岳飞又岂能逃脱悲剧的命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由于实在找不出一首歌曲作为国歌，于是只好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一九三五年，我们中华民族，可真是到了最需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最危险时候。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只有两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兵力多达二十万人的国民党东北军没有敢抵抗，因此才四个月的时间，东北全境(不包括当时的热河)就全部被日军占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关东军又发动了“热河事变”。三月四日，日军就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的省会承德。而占领承德的日军，却只有一百二十八人。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统治下的我们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塘沽协定》。而《塘沽协定》刚一签订，蒋介石就根据协定中的规定，不仅加紧镇压国内的抗日活动，甚至还曾经说：“奢言抗日者，杀无赦。”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国民政府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在与日军经过秘密谈判之后，以正式复函的方式，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何梅协定》。从此，我国在华北的主权，基本丧失已近并最终招致了“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略我国的开始，也是我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日本侵略我国的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国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遭到了外敌的侵略，这不算是耻辱。而遭到外敌的侵略却举国不敢反抗，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当时的我国在遭到了日本亡国灭种这种程度侵略的时候，却竟然还不敢抵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性造成的。
国民性是一个外来的词汇，也曾经被翻译为是民族性，也就是民族性格。它是指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国民性一词，不仅是清末明初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在总结我国为什么总是挨打的过程中引入的。而且这些人更是把我国经常遭受外来侵略的根本原因，认为是国民性的问题。
从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一百多年的时间，我国挨遍了世界列强的打。特别是孙中山那伙人，还更是把满清王朝统治的那二百多年，看成了是中国人(汉族人)的被殖民统治。那么，我国为什么会总是遭到外来侵略，根本的原因，还真的就是国民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国歌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而由于国民性的原因这才总是要遭到外来侵略，因而有人又把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国民性，定义成了是国民劣根性。
一九三五年，我们中华民族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全国的大多数民众还是没有觉醒，因此这才要靠田汉那样的少数有识之士去高声呼唤“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去“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然而能够响应有识之士的召唤而起来并“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也只是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而像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那样愿意做奴隶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召唤不醒。因为他们的国民劣根性，实在是太过顽固。
历史如此悠久，人口又如此众多的我们中华民族长久以来为什么总是挨打，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特别还是要“被迫着”而不是主动的。
国民性、也就是民族性的形成，主要是由这个民族的文化决定的。我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号称是“诸子百家”，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也不过就是儒家、道家和兵家这三家。
老子留下的《道德经》尽管只有五千言，但是它对后世造成的消极影响，实在是太过分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见《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思想，造成了后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成了鲁迅笔下“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样没有担当的人。而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见《道德经第六十七章》)理论，到了后世更是演化成了“枪打出头鸟”和“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这种极其腐朽的文化理念。而就是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毒害下，这才造成在南京大屠杀中，几个日本兵就能压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屠杀。特别是老子关于战争的“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这种理论，更是腐朽至极。老子的这种理论，不仅是蒋介石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种理念的理论根源，而且也更导致了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种现象的出现。
老子关于战争的这一理论，后来演化成了一句成语：“哀兵必胜”。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愤之兵，就是忍无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那种极其悲愤的精神状态。既然老子认为是哀兵必胜，所以老子同样也会认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尽管不一定就会战败，但肯定也没有多少取胜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首先就必须要遭到对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却好象是和老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轮流遭到了秦国的轮番欺辱。特别是赵国，更是一次就被秦军坑杀了四十万降军。因此不仅残余的赵军都成了哀兵，而且就连所有的赵国人，更是几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赵军不仅没有战胜秦军，反而连整个国家都被秦军给灭掉了。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据说就连“圣人”孔子都曾经问学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对后世的中国影响极大。而受老子这种哀兵必胜理论的影响，后世的中国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这样的认识。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特征之一。但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长期的忍受、压抑，必然会导致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萎缩。
不只是老子，与老子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对待战争的问题，也同样非常谨慎。当孔子的弟子之路这样问过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出自《论语•述而》)。
死而无悔，就是人的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就是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作为古代社会的圣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对敢于并肯于牺牲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否定，给我们这个民族性格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在孔子看来，“暴虎冯河”而没有经过充分的物资准备，是不能上阵杀敌的。就是由于前有孔子的这一理论，所以后来才会有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枪不如人，泡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那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为由这样不敢抗日的事实。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数不清的敌后游击队“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样的“暴虎冯河”，我们中国，能够熬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吗。
老子和孔子，不过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因此对于战争的问题认识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为是兵圣的孙子，却不仅也有着这种慎战的思想，而且对战争取胜之道的认识，更是与老子大同小异，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后世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文化就分裂为了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却皆出自于《易经》。因此，《易经》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道家、儒家和兵家对战争问题所持的几乎相同的认识来看，《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说《易经》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不少的中国人相信《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能够预测未来，能够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而在《易经》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的这一卦中，就有“敬之，终吉”这样的彖辞。这个解释就是告诉人们，不管闯到你家的这三个人怀有什么样的目的，而只要你对他们恭恭敬敬，那最终的结果对于你来说，都是大吉大利的。而我们中国就是由于受“敬之，终吉”这一思想的长期影响，因此才会产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雨过天晴”这样的人生格言。特别是“敬之，终吉”这种文化理念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谋攻篇》)这样的战争观念，不仅导致我们中国产生了不少像蒋介石那样对内如狼，对外如羊的性格扭曲的人，而且还更是长期存在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这一现象。
知己，一般的人都能做到。而在内战中，知道对手的情况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对于国外的情况，却不易了解，因此很难做到知彼。在内战中由于很容易就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获得百战不殆这一的结果，于是有的中国人在内战中不仅总是轻开战端，而且还更是豪气冲天，内战内行。而在对外的战争中由于很难做到知彼，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很少主动挑起对外战争。于是外战外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年，刘邦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项羽都能打败，可是和匈奴的第一战，刘邦就被打败了，打怕了。宋太祖赵匡胤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样的流氓理由，而灭掉了后蜀。可是面对契丹辽国，却始终没敢发动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正义战争。而蒋介石尽管不敢抗日，但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围剿”工农红军，蒋介石不仅都非常主动，而且还更是凶狠异常。
由于国民性、特别是国民劣根性一词，产生于中华民族最为屈辱，最为耻辱的时代，因而近年来，国民性、特别是国民劣根性一词，也就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甚至是招致那些民族虚荣心极强的人非常反感的词汇。然而由于国民性的原因，导致我国直到今天还面临着严重的外来威胁，因此国民性的问题，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法国的拿破仑曾经说过“一支由狮子率领而由绵阳组成的军队，可以打败一支由绵阳率领而由狮子组成的军队”这样一句话，而也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性格，在这个国家或是民族的最高领袖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最为集中。
对内如狼，对外如羊的扭曲性格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特点，在孙中山那伙人的身上，体现得就最为明显，最为集中。当年，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那伙人接连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可是当辛亥革命成功而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却马上就以《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这样的方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六)，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而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当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立刻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废除以往中国历届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此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一九五○年六月，就在新中国建立才刚刚一年的时候，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侵入朝鲜准备灭亡朝鲜并威慑我们新中国。眼看历史上的不幸命运就要再次降临，然而毛主席却领导中国人民组建了志愿军并派自己的儿子打头阵去抗美援朝。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南朝鲜伪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从而不仅保证了我国的安全，而且还更是捍卫了全世界的和平并拯救了朝鲜。从此，全世界不得不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
孙中山等人以满清王朝抵御不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不得不签订卖国条约因此而成为了“洋人的朝廷”为理由，号召中国人进行革命从而“驱除鞑虏”。然而在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权之后，孙中山等人却未经一战，竟然就要全盘接受满清政权所签订的所有卖国条约。特别是在满清政权这一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还存在的情况下，孙中山等所谓的革命党人竟然还要抢夺满清政权向列强各国赔款及借款的这笔巨额债务，这真是要主动地卖国。孙中山等人的这种做法，真是丧尽了中国人的骨气，丢尽了中国人的颜面，没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而在孙中山这伙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不是典型的国民劣根性。所以，就是由于国民劣根性太过顽固，因此孙中山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个中国：
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是一个有国无防的中国;
是一个人见人欺的中国;
是一个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遍布的中国;
是一个面对外来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的中国;
是一个侵略者可以肆意践踏的中国;
是一个由于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国民由于普遍缺少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而一盘散沙的中国;
是一个汉奸遍地并以当洋奴、买办为荣的中国;
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横行霸道的中国;
是一个民族矛盾四伏，边疆危机深重的中国;
是一个军阀混战不断而四分五裂的中国;
是一个匪患极其猖獗，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国;
是一个钢铁生产最高年份才只有九十二点三万吨的中国;
是一个几乎没有现代机械制造业的中国;
是一个根本就没有自己科研体系的中国;
是一个国民普遍吃不饱、穿不暖而民不聊生的中国;
是一个普遍缺少现代教育和医疗的中国;
是一个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
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也逝世了，可是毛主席留下的，是：
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
一个没有民族冲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
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
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
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六十五岁以上的中国;
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成了东方巨龙的中国;
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
一个在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六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零点三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
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
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
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
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
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彻底绝迹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
一个识字率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国;
一个人口死亡率从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一点八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七三的中国;
一个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制造出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
一个不必担心货币贬值的中国;
一个不必担心食品安全的中国;
一个不必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
一个没有多少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的中国;
一个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三的中国;
一个每亩耕地使用化肥从一九五二年的零点二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九点四公斤的中国;
一个每亩耕地的用电量从一九五七年的零点一千瓦小时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三点七千瓦小时的中国;
一个原来不能大批量工业生产铝、磷肥、塑料、合成橡胶、电影胶片、汽车、拖拉机、飞机、机车、大型轮船、电视机、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化学纤维、合成洗涤剂，大型、精密机床，大型发电机.....以后全部能够自行大批量工业生产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产量增长：钢一百二十九倍、煤十五倍、发电量四十七倍、石油七百二十六倍、化肥八百七十四倍、水泥七十一倍、粮食二点五倍、棉花四点六倍、油料一点五倍、肉类二点三倍(与一九五二年相比)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年通车、通航里程增长：铁路二点二倍、公路十点二倍、水运一点九倍、航空八点六倍(与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长：在校学生八点四倍、高等学校五点三倍的中国;
一个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长：卫生机构床位二十一倍、卫生技术人员数四倍(与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国。
很多人都对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时候，总是要把孙中山的画像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遥遥相对而感到不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为什么要把孙中山的画像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不是因为俗话说“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嘛。所以反过来，没有平地，又怎能显得出高山。所以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时候，把孙中山的画像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遥遥相对，就是为了让人们通过孙中山与毛主席的对比，来了解新旧中国。
孙中山和毛主席两个人的个人性格，完全能够分别代表他们那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而孙中山和毛主席两个人的性格之所以会如此巨大的反差，就是由于两个人的个人能力不同。只有那些艺高的人，才不仅胆大，而且能力也大。
孙中山尽管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然而孙中山所学的中，是纯正的我国传统文化。所学的西，又是弱肉强食的欧美丛林文化。传统文化的柔弱底色再加上弱肉强食文化的天条，不仅更加扭曲了孙中山那在强者面前是羊，在弱智面前是狼的双重性格，而且也更导致了孙中山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同样是对我国贫穷落后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是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毛主席这才奋不顾身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终于赶走了帝国主义，消灭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官僚资本主义。从而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了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对我国的贫穷落后，孙中山却认为是满清王朝这异族统治造成的。于是便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而换上了一个汉人皇帝(袁世凯)和许多土皇帝(军阀)。而对封建主义这个我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孙中山不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而且孙中山本人的封建思想也很严重。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孙中山还要求党员要效忠他个人。而对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孙中山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作是侵略者，反而还把他们看成了是推翻满清皇帝的战友。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时候，孙中山就乘机发动了惠州起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强大，还更是让有着对内如狼而对外起却如羊这种扭曲性格的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感。因此这才不仅在当上了大总统五天后，就马上发表了《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而且早在一九○四年，孙中山就更是写下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呼吁》一文。就是在孙中山的带动下，当时的我国这才产生了一批文化洋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向全国征集国歌。入选的，是一首名为《五族共和歌》的歌曲。而在这支歌曲中，却竟然有这样的一句歌词，“揖美追欧”。由于不仅没有能力改造严重阻碍我国发展进步的传统封建文化，反而还因之产生了洋奴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孙中山，不但不可能拯救我们中国，而且还只能导致我国发生由于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这样的社会倒退。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更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因之而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干的红色文化。毛泽东思想中，不仅蕴含了最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而且毛泽东思想中，还更是蕴含着最为强大的方法论。因此毛泽东思想，是解决任何问题，克服任何困难，战胜任何敌人的最有效法宝。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就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干的红色文化的熏陶下，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这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此变成了“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样一个民族，从此变成了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样一个民族，从此变成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这样一个民族。因此在毛泽东的时代，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中华民族不仅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还更是敢于主动出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西南惩罚印度，东北力战苏联。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虚置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又回到了过去，因此挨打也就又不敢吱声了。货轮被扣，我们没敢吱声。大使馆被炸，我们没敢吱声。飞机被撞，我们还是没敢吱声。看来中华民族只有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才会又一次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由于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歌曲作为国歌，因此这才不得已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暂代国歌。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来时时提醒我们不忘居安思危，当然是必须的。可是“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也的确是那时中国人国民性的真实写照。因此，当我们不忘居安思危的时候，也更需要对我们的国民性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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