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个充分体现周总理外交智慧的段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问周总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走路时总是抬着头，而你们中国人走路时为什么总是低着头。”这个外国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当然与事实不符，但他却是想以此来讥讽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萎靡不振。对这个外国记者的提问，周总理并没有据实予以驳斥，而只是充满了哲理的说：“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因此走路时才会低着头。而你们走的是下坡路，所以走路时就只能抬着头了。”
周总理的妙语回答，赢得了满堂的掌声。然而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并不服输，接着又问周总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称之为是马路。”周总理不加思索地就回答到：“我们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所以简称是马路。”
在我们中国，公路也被俗称为是马路。马路，就是用碎石铺成并在上面浇筑沥青或是混凝土的中间略高，两边略低并且还在路两边的地下修筑暗渠以来排泄雨水的公路。这种筑路方式，是英国人马卡丹发明的。因此当这种筑路方式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就把用这种方式修筑的路，称之为马路。
上坡路，是一条越走越高的路，因此寓意着能够通向美好未来的希望之路;下坡路，是一条越走越低的路，所以也就表示着看不到希望与未来。因而走下坡路，也就意味着走向了衰败与绝望。
这个段子，当然是人为编撰出来的。然而这个人为什么会编撰这样的段子，这个段子为什么又会得到广泛的流传。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国人，不仅对自己正在走的社会主义之路充满了信心，而且更是希望中国能够永远走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直至走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路，就是社会主义之路，就是通往共产主义之路。这条路，尽管充满了艰难与坎坷，但它却是一条能够通往未来与光明之路。
“八•九风波”、特别是苏联解体后，退化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乌克兰等从前苏联分化出来那些国家的惨像，为我们国内那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提供了事实根据。因此面对越来越走向私有化的改革开放，这些人坚定地喊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然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还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认识。所以尽管经历了“八•九风波”并看到了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衰落，虽然也有少数有识之士不断地疾声高呼，但是我国私有化的改革仍然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那么在的确是社会主义道路才把我们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情况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什么却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其中的原因，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个道理，还没有讲透。
当年在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中，应该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高级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原理事，新华社《半月谈》原主编，新华社国内部原副主任，《经济参考报》原总编辑，原《人民日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秘书长的喻权域最为有名，最有权威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为了论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喻权域写下了《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一书。该书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不仅论证了落后国家发展自己，追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与日本式、印度式、巴基斯坦和泰国的那种军人掌权式和我国及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式的这四种发展道路。而且还更是论证出了前三条道路，对于我国都是死路一条。特别是通过在取得民族独立后，我国与印度的对比，从而得出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这个结论。
喻权域论证出的“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个结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喻权域的这个论证过程，同我国以往的那些读书人只会用“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这样用现象来解释现象去论证人为什么要尽孝一样，而没有去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因此说服力不是很强。比如喻权域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与当时的中国一样，甚至还差一些。”那么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日本，能够发展日本，却为什么就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呢。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日本，能够发展日本但却不能救我们中国，不能发展我们中国的这一现象。这是每个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人，必须要解释清楚的问题。
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救我们中国，不能发展我们中国，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救我们中国，不能发展我们中国。
资产阶级，就是由若干的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所组成的一个社会阶级。资本家，就是掌握着社会生产资料，靠剥削其所雇佣的工人所创造的劳动剩余价值为生的人。
几乎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明治维新”的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洋务运动”。而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然而由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发展道路，因此尽管“洋务运动”造就了我国的第一代资产阶级，但是“洋务运动”却根本不可能去改造腐朽没落的传统封建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我国传统封建文化，是一种极其腐朽没落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极其腐朽，而且更是充斥着诡诈与骗术。因此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之所以能被封建帝王奉为“万世师表”，就是由于孔子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诡诈小人。
孔子接近晚年的时候，因为一事无成，于是便带着他的学生到列国游说，去兜售他的主张。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不受待见，最后只好像丧家犬一般，回到了故乡鲁国。其实，有一次孔子差点就诈骗成功了。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楚昭王要把书社地封给孔子的这一年，是公元前四百八十九年，也就是楚昭王死去的那年。这一年，孔子已经六十二岁了。而子西为什么要劝阻楚昭王把方圆七百里的书社地封给孔子，可能是与十一年前、也就是孔子五十一岁时，发生在孔子身上的令两件事有关。
据《论语•阳货篇》记载，在孔子还没有周游列国的时候，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反叛主人，派人来找孔子前去入伙，孔子也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派人来找我，难道我能让他白用我吗?假如他用了我，(一旦掌握了权力)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立一个东方的周王朝。”
又一次，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从子路与孔子的这段对话中得知，佛肸也是一个叛主之人。在背叛了主人之后，佛肸也找孔子去，孔子再次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占据中牟反叛主人，你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然而)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只能挂在那里(只让人看)而不给人吃吗?”
不管是公山弗扰也好，还是佛肸也罢，他们反叛主人的行为，都是公开的。他们拉孔子入伙以壮大自己力量的动机和目的，也应该是真诚的。然而从孔子对子路所说的“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句话来看，孔子要到公山弗扰那里入伙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帮助公山弗扰，而是为了在东方建立一个新的周王朝。那么孔子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有两种途径，第一就是游说公山弗扰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二那就只能是利用公山弗扰对自己的信任，找机会干掉公山弗扰，从而吞并公山弗扰留下的那部分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子路劝阻他不要到佛肸那里入伙时孔子所说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句话，不仅是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进行狡辩，而且也表明他急于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后来孔子到列国周游的目的，也是为了游说各国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孔子不仅有着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更是才华横溢。特别是孔子的手中，还更要一个由他的学生所组成的力量强大的团队。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自己去闯出一片新天地，建立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周王朝。其中的原因，就是孔子怕死，没有敢于牺牲和肯于牺牲的精神。
自己去闯出一片新天地，那就要靠杀伐征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然而孔子却不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他还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呢。
《论语•述而》篇里这样记载，孔子的弟子之路这样问过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死而无悔，就是敢于牺牲的精神，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古代社会的圣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对敢于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否定，给我们这个民族性格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致命的。在孔子看来，“暴虎冯河”而没有经过充分的物资准备，是不能上阵杀敌的。就是由于前有孔子的这一理论，所以后来才会有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枪不如人，泡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为由这样不敢抗日的事实。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数不清的敌后游击队“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样的“暴虎冯河”，我们中国，能够熬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吗。
就是由于不仅没有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且还更是政治理想极高，个人欲望极大。因此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体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才精研骗术与诡诈。而由于创立者孔子的以身作则，因此儒家文化这才不仅缺少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且还更充斥着投机取巧的骗术与诡诈这样主张。儒化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对于儒家文化，学透了的，就是骗子。没有学透的，就是傻子。
由于儒家文化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因此经过这种文化长期浸泡的人，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也更没有丝毫的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意识。对儒家文化学习的越深越透，就越是如此。
擅长坐而论道，一贯口是心非，只会做语言上的巨人，但却是行动上的矮子。这是从孔子开始一代代大儒的真实写照。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见立国仅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国不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还竟然占据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当时正居住在陕西的年仅二十一岁而后来却成为了我国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便向时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协助主帅夏竦主持陕西军事防务的范仲淹，呈递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议。在这份名为《边议九条》的建议中，张载不仅具体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军事入侵的详细计划，而且还更是提出了要联合焦演等人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张载的上书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军府召见了张载。然而范仲淹召见张载的目的，可并不是要听取张载的具体建议或与张载商议如何抵御西夏的军事入侵以及怎样收复失地，而是却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道理，去教育开导年轻的张载不必去关心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而应该去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而且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只要遵从孔孟之道也就足够了。在对张载进行了这样一番详细认真而耐心地开导之后，范仲淹还特别劝导张载要多去读《中庸》一书。
对范仲淹教育开导张载的“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句话，《宋史》中不管是《范仲淹传》，还是记载了张载生平事迹的《列传一百八十六·道学一》里，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然而根据对字意的理解和谈话时的语境以及其后张载的人生历程，今天的人们是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这样理解：一是面对夷狄的入侵，自有儒学这个名教就足可以保护那些苦读儒学的人安居乐业，所以既用不着进行武装反抗，也更不用像你这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年轻人去关心;二是你们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名垂青史并从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大可不必通过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这样的途径来谋取，而只要刻苦研习儒学这个名教也就足够了。
在对张载进行完了这番教育开导之后仅仅两年的宋仁宗庆历三年九月(公元一○四三年)，范仲淹就被宋仁宗先后任命为了副枢密使和参知政事并召回首都主持“庆历新政”去了。然而就是在被敌人都誉为是“胸中自有甲兵数万”的小范老子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期间，北宋王朝却不仅以每年白白送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三万斤，而且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给西夏银二点二万两，绢二点三万匹，茶一万斤这样的耻辱条件，才换来了西夏停止对北宋王朝的军事入侵。可能就是由于“庆历新政”期间所发生的这起如此恶劣的丧权辱国事件，因而招致了人们对“庆历新政”的诟病。所以在庆历五年初，宋仁宗就下诏废除了范仲淹所主持制定的一切新政措施。至此，不仅历时仅仅一年零几个月的“庆历新政”就宣告彻底失败了，而且就连范仲淹本人，也被罢黜了参知政事之职而先是被贬到陕西的那州，后来又调换到了河南的邓州作知州。
北宋和南宋这两个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令人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两个王朝。南北两宋时的经济和文化，在我国历史上都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尤其是南北两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发展，还更是被我国近现代的两位儒学大师王国维和陈寅恪双双誉为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发展的最高峰。然而南北两宋时期，却也是汉民族蒙受民族耻辱的最高点。这种奇怪的现象，其实就是由于南北两宋时期思想文化的畸形发展，从而使汉民族的性格发生了更加畸形的改变才造成的。
南北两宋的时候，儒家的思想与文化发展到了它自创立以来的最高峰。这个最高峰应该有两方面的明显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统治思想，它的理论性和权威性都达到了自它产生以来的最高峰。二是作为一种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普及程度更是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就像范仲淹用以教育和引导张载的“儒者自有名叫可乐，何事于兵”的这个理论那样，儒家文化中不仅包含了太多的鼓励、甚至是怂恿人们如何去追逐个人名利的理论，而且还更是富含教育和引导人们如何去实现个人的趋利避害的这些因素。就是在这种都发展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峰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之下，因而南北两宋时期不仅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家读书人大多都养成了“瘸子打围坐着喊”的这样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全民族的人也都普遍养成了追逐个人的趋利避害的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于是民族的性格也随之发生了更加畸形的改变。人人都去追逐个人的趋利避害，那么必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再去关注民族整体的利害。尤其是认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这种儒家理论中，根本就没有民族整体利益的这个观念。所以汉民族尽管人口众多，但不过就是一盘毫无凝聚力的散沙而已。一盘散沙似的民族再加上散沙中的每个个体由于过度讲求如何达到趋利避害而普遍又都养成了卑微怯懦的性格。这样的民族不挨打，这样的民族不蒙受民族耻辱，那反倒是奇怪了。
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而且还更是以“胸中自有甲兵数万”，而被誉为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因此科举出身且又“文武全才”的范仲淹，才堪称是两千多年来儒林中少有的骄傲。特别是他的那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千古名言，不仅成就了他自己的百世英名，而且还更是标志性地成为了自他之后的儒家士大夫引以为豪的所谓“士子情怀”。然而尽管范仲淹的这两句名言确实能令人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豪情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但是凡中国人却更懂得，衡量一个人，不仅要看他表面上怎么说，而且还更要看他实际上怎么做。
上阵杀敌、反抗侵略、保民平安、保国安宁，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更要凭籍着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只能是来至于对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可是范仲淹统御下的征战于杀敌保国疆场上的大宋王朝西北边防军的士兵，却在范仲淹用儒学这个名教的哺育下，每个人的眼中不仅没有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反而却个个还都饱含着辛酸的“征夫泪”。一般的男儿有泪还尚不轻弹，更何况是杀敌保国的“征夫”。满眼含泪的男儿如何能够成为顽强不屈的“征夫”，而只能算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悲夫。这样的“甲兵”不用说还只是存在于范仲淹胸中的，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又何能杀敌保国。因而我国历史上在北宋王朝时期发生了“靖康之耻”这样令中华民族永远洗刷不尽的耻辱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接受了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叫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教育开导，从此，年轻的张载就把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儒学的研习中。所以张载不仅在后来的科举考试中考中了进士，而且还更是成为了宋明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一代大儒。在北宋王朝的时代，不仅张载个人在儒学方面的修习卓有成效，而且就连儒学也更是整体发展到了理学的这一高度。然而无论儒学如何发展，不管有多少人在研习和发展儒学的方面都取得了什么样的卓越成效，但是北宋王朝却是该挨打还是依然挨打，该靠花钱买平安还是依然要靠花钱来买平安。南北两宋的三百多年来，尽管整个民族没有被打死，可是民族尊严却也因此而丧失殆尽了。一个没有民族尊严的民族若想苟活下去，那就只能靠磨练出一张厚脸皮来进行自我安慰了。由于整个民族都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苟活的状态下，所以一代接一代的阿Q，也就由此开始大量的产生了。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民族尊严遭到严重践踏之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张载奋不顾身地站了出来，要以自己的血勇和赤诚来保卫自己的父母之邦，来捍卫汉民族的尊严。然而在范仲淹如此的开导之下，张载最终没有能够踏上保家卫国和以雪民族之耻、以报民族之恨的征程，而却是走上了读书做官的孔孟之道。一个热血青年的血性，就这样被毫无血性的儒家文化给无情地彻底阉割掉了。尽管从此儒家文化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多了一个被儒家传人尊称为是“横渠先生”的一代大儒和经典名言“横渠四句”，但是汉民族却也极有可能因此而少了一位能够安邦定国的强悍军事统帅和民族英雄。虽然这个大儒也不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宏图大志，但是一个丧失了血性之人的豪言壮语中，又能含有多少真正的血性?一个缺少血性之人，又如何能迸发出真正气壮山河的气概?缺少血性的豪言壮语和气概，又能为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就缺少血性的民族，补充多少的血性?
年轻的张载从一个有志青年成长为一代大儒的经过，也是北宋王朝不仅正蒙着巨大的民族耻辱，而且还更时刻面临着来自辽国和西夏两方面侵略战争威胁的过程。张载在从一个有志青年成长为一代大儒的过程中，尽管不仅树立起了要“为往圣继绝学”的万丈雄心，而且还更是立下了要“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志。然而张载以及他在范仲淹的开导下所钟情的儒家文化，却不仅没有为中华民族开出万世的太平，而且就连为张载所生活和儒家文化所发展到最高峰的那个由于屡屡挨打而蒙受了巨大屈辱和无数苦难的北宋王朝，也没有开出半世的太平。如果说张载在说出要“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的时候，由于他正处在一个太平的年代而才使他失去了“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机会，那还看不出儒家读书人以及儒家文化的虚伪。可是在张载喊出了这句豪言壮语的时候，他所生活的那个北宋王朝却一直都生活在严重的外来威胁之中。并且由于严重的外来威胁，还更是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可是此时的张载却再也没有像年轻时那样奋身而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家卫国，来捍卫民族尊严，来为民族开出一世、哪怕是半世的太平。可见，一个人一旦成为了一个儒者，尤其是成为了一个学有所成并业有所为的大儒，那么消磨掉的只能是一个人的血性。而增长的，却只是嘴上的功夫和脸皮而已。而像张载这样一个曾经勇敢、担责的热血青年，就是在范仲淹这个一带大儒的“引领下”，就是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也虚伪了起来。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地认识儒家文化，那就必须要与汉民族儒化后两千多年的悲惨历史结合起来，而绝不能只就儒家文化本身的说教，去认识儒家文化。
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所谓的“横渠四句”，为自己在以儒家读书人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我们中国，博得了青史留名。然而他所生活那个时代的整个民族，却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终还更是酿成了“靖康之耻”。而张载的人生经历，为后来清代学者赵翼总结、归纳出来的古代中国“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这一现象，很有效地提供了历史的依据。
就在范仲淹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样的道理在开导张载的时候，不用说北宋王朝还正面临着西夏入侵这样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而且自公元一○○五年北宋王朝以每年给契丹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一○四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时机，以战争威胁的方式。逼迫北宋王朝将每年给辽的岁币从白银十万两增加到二十万两，绢从二十万匹增加到三十万匹)这样耻辱的条件与契丹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起，北宋王朝就始终生活在契丹辽国的战争威胁之下。特别是公元一○四三年的与西夏的议和，北宋王朝为了和平，尽管蒙受了每年不仅要白白送给西夏岁币绢十三万匹、白银五万两和茶三万斤，而且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给西夏白银二点二万两，绢二点三万匹和茶一万斤这样的耻辱，但是这种屈辱的和平也不过仅仅维持了二十年。公元一○六四年，西夏这个蕞尔小国，就开始了再次侵宋。
“无志者才常立志”，无志者的立志，也不过就是像张载那样的嘴上说说而已。而作为张载这个一代大儒引路人的范仲淹心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忧的又能是些什么?依当时的情况看，凡中国人，最大的忧，就应该是民族的生存和尊严之忧。可是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尤其是在他主持“庆历新政”期间，似乎并没有为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感到过多少担忧。而且即使是曾经担忧过，但身为副宰相的范仲淹却又是如何去解忧的呢?北宋王朝不仅不缺少“杜康”，而且还有更多得的银、茶、绢，但就是严重缺少了民族血性。
北宋和南宋，不仅是被王国维与陈寅恪这两位我国近现代的儒学大师双双誉为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的时期，而且南北两宋时期的经济，更是被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的商品经济都处在我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阶段。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仅必然会带来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精神振奋、意志顽强和性格强悍等。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必然又会带来物质力量的强大。然而南北两宋覆亡的时候，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有史以来最为悲惨与最为耻辱的时代。一个民族，当它在物质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当它在思想文化被有些后人誉为是发展到了历史最高峰的期间，却能被异族所灭亡。这样的悲惨结局，只能是由于它的这种政治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所造成的。当一种思想文化在它发展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却反倒把承载它的那个民族领进了因为亡于异族的入侵从而陷入到了惨遭蹂躏、践踏的最为苦难的深渊。这样的思想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能把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捧为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最高峰的人，又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思想文化对今天的中华民族又能有什么用?传承这种文化的人对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因此，像南北两宋覆亡时所出现的“靖康之耻”和“崖山投海”这样极其悲惨的历史结局，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战略上的智慧和牺牲精神而却只有极端自私、极端利己内容与投机取巧理论的儒家文化发展到最高峰时，所必然要造成的一种恶果。其实就是把这种没有战略上的智慧，没有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却只有极端自私、极端利己内容和投机取巧理论的儒家文化奉为圭臬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逃脱不了的一种历史宿命。
在清军入关的那个时候，对于当时大明王朝的老百姓来说，是真正的异族入侵。而就在江南地区的百姓为了反抗清军的入侵、特别是为了反抗满清王朝推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样残暴的剃发易服政策而纷纷揭竿而起的时候，一代大儒顾炎武，却乖乖地剃了头，异了服。
在民族危亡之际，顾炎武对民族的危亡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还要著书立说，以求流芳百世。然而为了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民族责任，于是顾炎武就有了以下的胡说八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顾炎武的以上论述，后来被梁启超提纯为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百多年来，这句话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在顾炎武看来，保卫王朝的江山社稷，只是皇帝和大臣以及那些有权位的人的事，而与老百姓无关。亡国，不过就是在异族的入侵面前，换了一姓的皇帝，改了一个朝代的名号而以，因此老百姓可以坐视不理。一代大儒，一个号称是思想家的人，居然认为普通百姓的命运，与国家政权无关。老百姓难道不需要国家政权的保护，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国家政权又从何获得保护老百姓的实力。
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西周时期开始，在汉族人的心中，天下就代表着国家，国家也就是天下。而国家，则是由国家政权和老百姓共同构成的。老百姓的命运和国家政权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在因为异族的入侵而陷入民族危亡之际，由于没有敢于和肯于牺牲的精神，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身为一代大儒的顾炎武不敢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也就罢了。然而为了给自己不敢承担民族责任的猥琐行为进行狡辩，与王夫之、黄宗羲一同号称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顾炎武竟然创造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这一歪理邪说，从而把亡天下论述成了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样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因此在汉族人的心里，除了自家庭院的院墙以内，就再也没有能与自己相联系的外界事物了。在这种理论的毒害下，本来就没有国家与民族概念的中国人，还能不成为一盘散沙。在人口众多的汉族人被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清征服之际，创立这样的理论，顾炎武算不算是文化汉奸。有了这种理论的引领，汉族人还能不心安理得地接受满清这个异族的统治。
由于儒家文化的创立者孔子开了虚伪狡诈的这一先河，因此儒家文化和儒家读书人越是往后，也就越发的虚伪和狡诈。
自一九三六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之后，竺可桢就接连三次聘请其兄竺可材县试同年的马一浮到浙江大学讲授国学。可是尽管竺可桢是盛情相邀，但却都被高傲的马一俘以“礼有来学，未闻往教”这一儒家文化的传统而拒绝。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发动了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随着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的失败和日本鬼子的即将打来，马一浮和丰子恺等一行人在临近一九三七年年底的时候，从杭州逃了出来。马一浮等先是逃到了桐庐，后又逃到了位于浙赣两省交界处的开化。然而日本鬼子能够轻易地继续进逼，可是马一浮却难以继续逃亡了，于是马一浮便起了搭乘浙江大学的方便去逃亡之念。而为了能够搭上浙江大学的逃亡之便，这次是马一浮主动地写信给竺可桢。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表面上愿意到浙江大学讲授国学，而实际上却是想搭乘浙江大学逃亡之便的意愿。在接到马一浮的来信之后，竺可桢不计前嫌，立即就答应了马一浮的所请。一九三八年四月，浙江大学正式给马一浮发去了聘书。同年十月，马一浮到已经逃亡到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学开始了正式讲授国学。然而尽管竺可桢是真心地谋求国学的发展，可谁知马一浮的此举却不过是为了骑驴找马而已。所以刚刚才到一九三九年的一月，经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和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从中牵线，马一浮就为三万元的开办费和每月经费三千元这样的条件所诱惑而接受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邀请，于是立即丢下了浙江大学而跑到四川乐山的乌尤寺，去筹办以复兴儒家文化和鼓吹恢复所谓的恭敬辞让的“人性”为宗旨的“复性书院”去了。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全体中华儿女“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在全体的中国人都应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去挽救中华民族、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时候，可地处大后方四川乐山乌尤寺的“复性书院”里，却还整天悠然地讲授着什么“主敬”与“复性”。国难当头，在中华民族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作为中国人的马一浮等不去想着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反而却想着如何去恢复恭敬辞让的“人性”和复兴儒家文化。在和平的年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马一俘，凭借高深的儒学造诣，还可维持儒家读书人“礼有来学，未闻往教”这样的虚荣。而到了国难当头的时候，马一俘却不仅只是想着如何逃亡，而且即使到了逃亡的时候，也还不忘耍一下小小的标准的儒家式的狡黠。“新儒家三圣”之一马一俘的虚伪，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自孙中山最先发现了汉族人是一盘散沙的这个现象之后，在总结人口众多的汉族人为什么总是挨打的原因时，所有的人无不把一盘散沙列为是其中的重要一条。人口众多且又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汉族人之所以会成为一盘散沙，就是由于汉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因为像以顾炎武为代表这些文化汉奸造成的。
汉族传统文化中，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但是对后世产生了深厚影响的，不过就是道家、儒家和兵家。
老子留下的《道德经》尽管只有五千言，但是它对后世造成的消极影响，实在是太过分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见《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思想，造成了后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成了鲁迅笔下“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样没有丝毫担当的人。而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见《道德经第六十七章》)理论，到了后世更是演化成了“枪打出头鸟”和“出头的椽子先烂”等这种极其腐朽的文化理念。而就是在这种文化理念的毒害下，这才造成在南京大屠杀中，几个日本兵就能压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屠杀。特别是老子关于战争的“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这种理论，更是腐朽至极。老子的这种歪理邪说，不仅是蒋介石的“和平未到根本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种理念的理论根源，而且也更导致了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种现象的出现。
老子关于战争的这一理论，后来演化成了一句成语，那就是“哀兵必胜”。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愤之兵，就是忍无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其悲愤的精神状态。既然老子认为是哀兵必胜，所以老子同样也会认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尽管不一定就会战败，但肯定也没有多少取胜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首先就必须要遭到对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国历史的演化进程，却好像是和老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战国后期，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轮流遭到了秦国的轮番欺辱。特别是赵国，更是一次就被秦军坑杀了四十万降军。因此不仅残余的赵军全都成了哀兵，而且就连所有的赵国人，更是几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赵军这支哀兵却不仅没有能够战胜秦军，反而救连整个国家都被秦军给灭掉了。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据说就连“圣人”孔子，都曾经问学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对后世的中国影响极大。而受老子这种哀兵必胜理论的影响，后世的中国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这样的认识。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的特征之一。但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长期的忍受、压抑，必然会导致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精神猥琐。
不只是老子，与老子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对待战争的问题，也同样非常谨慎。当孔子的弟子之路这样问过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孔子的回答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出自《论语•述而》)
老子和孔子，不过就是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因此对于战争的问题认识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为是兵圣的兵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孙子，却不仅也有着这种慎战的思想，而且对战争取胜之道的认识，更是与老子大同小异，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后世的不少学者都认为，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文化就分裂为了是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却皆出自于《易经》。因此，《易经》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从道家、儒家和兵家对战争问题所持的几乎相同的认识来看，《易经》是我国传统文化源头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说《易经》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更是至关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不少的中国人相信《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能够预测未来，能够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而在《易经》“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的需卦中，就有“敬之，终吉”这样的彖辞。这个解释就是告诉人们，不管闯到你家的这三个人怀有什么样的目的，而只要你对他们恭恭敬敬，那最终的结果对于你来说，都是大吉大利的。而我们中国就是由于受“敬之，终吉”这一思想的长期影响，因此才会产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雨过天晴”这样的人生格言。特别是“敬之，终吉”这种文化理念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谋攻篇》)这样的战争观念，不仅导致我们中国产生了不少像蒋介石那样“对内如狼，对外如羊”的性格扭曲之人，而且还更是长期存在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这一现象。
知己，一般的人都能做到。而在内战中，知道对手的情况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对于国外的情况，却不易了解，因此很难做到知彼。在内战中由于很容易就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获得百战不殆这一的结果，于是有的中国人在内战中不仅总是轻开战端，而且还更是豪气冲天，因而内战内行。而在对外的战争中由于很难做到知彼，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很少主动挑起对外战争。所以外战外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年，刘邦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项羽都能打败，可是和匈奴的第一战，刘邦就被打败了，打怕了;宋太祖赵匡胤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样的流氓理由，而灭掉了后蜀。可是面对契丹辽国，却始终没有敢发动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正义战争。而蒋介石尽管对日军的侵略不敢抵抗，但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围剿”工农红军，蒋介石不仅都非常积极主动，而且还更是凶狠异常。
老子、孔子和孙子这三个“圣人”对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否定，特别是对投机取巧做法的肯定。导致了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中充斥着投机取巧的主张，而却没有丝毫的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没有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导致了汉族人整体的没有担当，卑微怯懦，不敢负责，因而这才总是彼此猜忌，遇事相互推诿。而做事投机取巧，又造成了汉族人的不诚实，不认真，惯于说谎，善于瞒和骗。就是没有担当，卑微怯懦，不敢负责，彼此猜忌，相互推诿，投机取巧，不诚实，不认真，惯于说谎，善于瞒和骗这样的民族性格，才导致汉族人成为了一盘散沙。特别是受这种文化毒害的时间越久，程度越深，汉族人一盘散沙的状态也就越严重。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之所以要到偏僻的山区去建立根据地，不只是因为敌人在那里的统治薄弱，而也更有那里的人们因为受传统文化的毒害较浅，所以还保存着人的原生血性，还充满着敢于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还更富有担当和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意识，因而这才容易被组织起来。正是由于那里的人民群众被组织了起来，因而这才会出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的豪迈与雄壮。
当年的“洋务运动”，由于走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发展道路而没有对腐朽的传统封建文化进行改造。于是“洋务运动”不仅造就了一个没有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意识而只能依附于封建官僚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外国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而且又加上同期弱肉强食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入侵，因此还更是结出了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等这伙具有“对内如狼，对外如羊”这种双重性格的怪胎。
今天的中国，不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越来越高，而且纪念孙中山诞辰的规格，甚至比纪念的规格还高。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它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而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又到底是怎样的一些人。
辛亥革命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下，发生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推翻了满清皇帝，推翻了封建帝制之后，我国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辛亥革命尽管被披上了革命的华丽外衣，但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等这伙怪胎领导的这场辛亥革命，却不仅没有丝毫改变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没有，丝毫改变中华民族屈辱挨打的悲惨命运。反而还把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推进了更加苦难的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的深渊。
饱读了我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孙中山，也很早就接受了欧洲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文化。因而在孙中山的身上，也就形成了“对内如狼，对外如羊”的这种双重性格。
在上书李鸿章以求投效满清王朝而遭到了冷遇之后，孙中山等人就以满清王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因而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为理由，开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等人先后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特别是发生在一九一一年的“广州起义”，革命党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从而留下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然而在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仅仅的第五天，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以《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这样的方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
满清王朝是在被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了、打怕了之后，才无可奈何地签订了卖国条约，因此孙中山等人这才要推翻它。然而孙中山等人在革命成功建立了国家政权之后，未经一战，就要全盘接受了满清王朝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全部卖国条约。革命党人舍生忘死地推翻了卖国的满清王朝，而面对比满清王朝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孙中山等人却未经一战就要卖国。这样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等人的“对内如狼，对外如羊”这种双重性格。
孙中山在向全世界宣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的时候，不仅满清王朝还占据着全国的大部分地区，是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他们建立的那个中华民国，也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因而为了邀帝国主义列强的欢心，所以孙中山等人的卖国之心，才会如此的迫切与强烈。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破坏旧世界这方面，孙中山无可挑剔。但在建设新世界这方面，孙中山却不具备吹灰之力。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妨家老婆败家子。如果不是后来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拯救了我们中国，拯救了我们中华民族，那么孙中山纯粹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最负面的人物。
一个国家政权不能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是没有能力。一个国家政权不敢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是不讲道义。后人在总结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时，认为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其实，辛亥革命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源于领导着孙中山等人那彼此猜忌和一贯投机取巧的性格。
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兴中会)总计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但每次武装起义，孙中山都是躲在海外，而是唆使其他人去进行。这样不仅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还能增加自己声望。而当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正是由于自己的声望，才被推选为了临时大总统。而在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却没有组织北伐打倒北京去推翻满清王朝，而是选择了投机取巧，继续和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结果就是为比他更能投机取巧的袁世凯，提供了篡夺满清王朝政权的借口和理由。正是孙中山等人，才为篡夺了满清王朝政权的袁世凯这个婊子，竖起了贞节牌坊。
由于辛亥革命并没有武力推翻满清王朝，因此认为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极为不妥。袁世凯如果镇压武昌起义，那是轻而易举的。然而由于袁世凯既要篡夺满清的政权，又不想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而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正好给袁世凯提供了既能篡夺满清政权的借口，也还找到了不受道义谴责的理由。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只是给袁世凯提供了篡夺满清王朝政权的借口和理由，而且更是也给外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谋求民族独立的借口好理由。
“武昌首义”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满清王朝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接到外蒙古四盟的王公喇嘛联合署名的一封呈书，内称：“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式。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起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当晚七时，三多再次接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全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随即，三多及满清王朝派驻外蒙古的办事机构就遭到了驱逐。十二月，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等王公喇嘛在库伦宣布独立，拥立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建立“大蒙古国(博克多汗国)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汗号“额真汗”。一九一一年底外蒙古的这种局势，为后来外蒙古正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分离出去，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根据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的一条就是规定中华民国允许将依照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外蒙古举行是否独立的全民公投。结果百分之九十七点八的公民赞成独立。从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已经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外蒙古，正式脱离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扬长而去。
根据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出兵我国东北。苏军在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之后，不仅占据了我国的东三省，而且也更是占据了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里木和昭乌达这三个盟。在苏军占领期间，内蒙古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趁机组织了自治政府和组建了武装力量并主张与外蒙古合并。在当时中国的国家力量无力阻止内蒙古分离出去的情况下，毛主席派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乌兰夫、奎壁和克里更等人前去团结了广大的蒙古族群众并说服了蒙古族的上层人士哈丰阿、阿思根和博彦满都等人，决定内蒙古地区以民族自治区的形式，永远保留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因此内蒙古自治区这才会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一日就成立了。
“武昌首义”及内地的一些省份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西藏地区之后，原本由于先后投靠俄国和英国而图谋将西藏从满清王朝中分裂出去，预示被被满清王朝废黜了达赖名号而此时正躲藏在英属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想要谋求西藏的独立。但在谋求西藏的独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却一反惯常的做法，而是号召藏族民众借“扶助清室”之名而却以驱除在西藏的汉族人为开始。十三世达赖喇嘛所采取的这一手段实在是高明，的确不负喇嘛这两个字中智慧的这个含义。
继“武昌首义”之后，尽管内地有不少的地方也发生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并宣布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然而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还并不明朗。从满清王朝在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而的确是已经到了王朝末路的情况下，却仍然不惧大英帝国的干涉，毫不迟疑地废黜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十三世达赖的名号并在西藏编练新军以及派四川的新军入藏控制局势的这一点上，十三世达赖看到了满清王朝为了维护王朝的统一，还是肯尽力的，仍然还敢“有十分力气不使九分九”。由于“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所以此时的西藏，也仍然不具备公开反抗满清王朝而实现民族独立的可能。但是此时在西藏的汉人，不是满清王朝的官吏，就是满清王朝的军人。所以驱除了在西藏的汉人，也就等于是驱除了满清王朝在西藏的存在，也就实现了西藏的独立。十三达赖喇嘛所采取的“扶助清室而驱赶汉人”这一办法，对于西藏分裂势力，尤其是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来说，实在是进退有据。在“扶助清室”的名义下驱除汉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求得一旦在满清王朝扑灭了革命并重新掌控住全国的局势之后，使满清王朝没有对谋求西藏独立的民族分裂势力进行镇压和报复理由的这样一种效果。尤其是此举，更是表现出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满清王朝的“忠心”。如果满清王朝镇压了革命，那么不仅不能进一步惩处达赖，或许还能把已经废黜的达赖名号还给他;而“驱赶汉人”，就是因为如果“排满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么未来新国家中的主体民族一定就是汉族。而在未来的新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能把在西藏的未来的主体民族驱除干净，那么也就等于斩断了西藏与未来新国家的联系，等于斩断了未来新国家对西藏想不通过武力就能实施控制的可能。如此一来，只要国际环境成熟，那么西藏的独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幸亏后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北和西南地区之后，立即下令进军西藏。否则，西藏的今天如何，谁又能说。
具有“对内如狼，对外如羊”这种双重性格的怪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后果，就是如此。而同样具有“对内如狼，对外如羊”这种双重性格的孙中山的信徒蒋介石和汪精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后果，则更加恶劣。
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之后，蒋介石对侵略我国的日军是步步退让，不敢抵抗。然而对于反抗他反动统治的人民群众和工农红军，蒋介石却又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这样残暴。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为了表现得比蒋介石更加积极的反共，汪精卫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狰狞地推出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残酷政策。然而当日本鬼子打来时，汪精卫却不仅积极主张不抵抗，而且还带头当了汉奸。
就是由于具有“对内如狼，对外如羊”的这种双重性格，因此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等这伙怪胎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能够改变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不仅没有能够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挨打命运，反而还把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推进了更加苦难的国家分裂和军阀混战的深渊。所以孙中山逝世的时候，留给后人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国：
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是一个有国无防的中国;
是一个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遍布的中国;
是一个面对外来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的中国;
是一个侵略者可以肆意践踏的中国;
是一个由于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国民由于普遍缺少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而一盘散沙的中国;
是一个汉奸遍地并以当洋奴、买办为荣的中国;
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横行霸道的中国;
是一个民族矛盾四伏，边疆危机深重的中国;
是一个军阀混战不断而四分五裂的中国;
是一个匪患极其猖獗，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国;
是一个钢铁生产最高年份才只有九十二点三万吨的中国;
是一个几乎没有现代机械制造业的中国;
是一个根本就没有自己科研体系的中国;
是一个国民普遍吃不饱、穿不暖而民不聊生的中国;
是一个普遍缺少现代教育和医疗的中国;
是一个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中国。
当年，就是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个“洋务运动”没有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改造，因此伴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那个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既不同于欧洲的那个在封建庄园经济的夹缝中拼杀出来的资产阶级，更不同于日本的那个由封建武士阶层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而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封建文化，尽管没有欧洲资本主义文化中冒险、开拓、坚韧、血腥的内容。但它所主张的那种腐朽的生活方式，却与资本主义文化中那种穷凶极奢的生活方式，又是高度契合的。因此我国的传统封建文化，不仅不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入侵，而且就连它的自身，也抵御不了携带着工业革命成果的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而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入侵，又在当时的我国形成了一种洋奴买办文化。就是这种封建文化加洋奴买办文化，才造就了孙中山、蒋介石和汪精卫等这些具有“对内如狼，对外如羊”双重性格的怪胎。而由于日本追求“七生报国”的日本武士文化，与欧美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那种丛林文化，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日本在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之后，很快就强盛了起来并先后打败了我国和俄罗斯帝国，从而成为了世界上的列强之一。历史证明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日本但却不能救中国，更不能发展中国。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是能够动员起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广泛参与的人民大众革命。而只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广泛参与，产能彻底改造和消除阻碍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意识，才能争取到民族的真正独立，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据说是孔子最先发现的这一现象，那就是“礼失求诸于野”。在物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若想挽救处于民族危亡中我们中华民族，那就更要靠人的责任意识和勇敢与无私奉献的精神。由于儒家文化极具阉割的人的血性这种功能，因此受儒家文化的毒害越深，人的血性也就丧失得越发干净。而在边远山区，穷乡僻壤，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较浅，因而人的血性也就保存得更加完整。当年，日本鬼子打来时，太行山里大字不识的放牛娃王二小都敢把日本鬼子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可是号称是“新儒家三圣”的马一俘、熊十力和梁漱溟这三个人，却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蹽到大后方四川去了。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才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社会主义革命唯一能够通往胜利的道路。而也正是那些贫苦的工人和农民，才传承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血性，而也正是在陕北的穷乡僻壤里，毛主席发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也正是由多数都大字不识的农民所组成的人民军队，才是“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具有这样高度革命英雄主义的军队。而讲求儒家文化的“礼义廉耻”并追求“礼、乐、射、御、书、数”这样“生活艺术化”的蒋介石的军队则不行，因此南京保卫战中，兵力多达十五万的蒋介石军队，不仅再一次上演了汉族历史上多次上演的“十四万人齐解甲”这样的丑剧与悲剧，而且还最终酿成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之所以败得这么惨，就是因为国民党虽然号称是政党，但实际上不过就是朋比为奸的像我国古代的那种朋党，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孙中山、尤其是蒋介石时代国民党，不过就是在传统封建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再加上“三民主义”这样一个现代的词汇，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调防到了我国的东北，编入了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建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该师团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就陈述发动“九·一八事变”能够成功的理由时讲到：“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面对国土屡遭践踏，民族屡遭侮辱，人民屡遭蹂躏的这悲惨事实，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一九三八年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心情绝望极其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尽管饱读了传统诗书且又留学美国而可谓是学贯中西，然而蒋廷黻提出的这个问题，却是非常幼稚的。因此仅仅十几年之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回答：“能”。但是只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能引领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只有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有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才会有前途。而私有化和传统文化，却只能把我们中华民族带回下坡路。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根据目前我国正在全世界到处设立孔子学院的这一事实，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孔子并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
孔子有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这个问题，暂且不论。但是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不能引领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却是铁的事实。历史告诉了我们，现代化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竞争战胜对方的最有效手段。而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为什么却要重拾孔子和儒家文化这个对于我们走向现代化根本就无用的东西。
近年来，有些人认为汉民族传统文化原本也充满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能够引领人的精神积极向上的内容，是满清的统治，阉割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
产生这种认识的人，其实是由于逻辑学知识缺乏，于是才导致认识问题的能力，连金一南还不如。满清入主中原之前，原本不过是局促在辽东大山沟里的几个原始部落而以。不能入主中原，如何能阉割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只有几十万人的满清能够打败人口多达上亿的汉民族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不就是由于汉民族一盘散沙的这种状态吗。
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新中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毛主席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派自己的儿子打头阵，打出来的。把中华民族带入现代化，是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干出来的。法国的拿破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一支狮子率领的由绵羊组成的军队，能够打败一支绵羊率领的由狮子组成的军队。”的确如此。毛主席逝世后，他身后的几代人由于为了个人的“先富起来”，尤其是因为热衷于在国内推行竞争机制而却惧怕国际上的竞争与对抗，于是就把孔子请进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全世界多处去设立孔子学院。其目的就是对内由于只有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这种意识形态，与私有化才是配套的;而对外，那就是要用憨态可掬、拱手作揖的孔子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不管哪些不速之客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我们都是“北京欢迎你”。而这样的做法，毛主席可做不到。对待不速之客，毛主席是“打扫屋子再请客”。那么对待侵略者，毛主席更是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其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本是一个无需论证的问题。然而由于有人为了推行私有化，因而这才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的状况，认为“孔子并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这种认识的背后，其实就是说，传统文化也能引领我们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一九三九年，林语堂在重印他早年所写《吾国吾民》一书时所加的《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里，曾经这样写到;“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的总和;传统，就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群体自某一时期开始，流传至今的习惯做法和行为规范。而林语堂所说的旧文化，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当然每个人都愿意保护并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可是当英美法等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地球“缩小”，因此各种文化开始发生激烈碰撞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却不能保护传承它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整体等待被灭亡。二是改造、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通过精神振奋而获得新生。于是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通过“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的这种方式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并最终形成了经过毛泽东思想提纯的无产阶级红色文化。正是在这种红色文化的滋养和引领下，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扫过去的萎靡不振，从此我们中华民族才成为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我们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我们中国。这是由于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把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大众组织起来，从而改变我们中华民族一盘散沙的状态。只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无产阶级红色文化，才能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因而才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才能“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才能大干、苦干加巧干发展中国。而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救中国，不能发展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只能加剧我们这个民族原本就一盘散沙的那种状态并导致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
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私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这表明大量的生产资料，已经被私人所占有。而由于大量的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因此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新的资产阶级。那么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能否引领我们中华民族的继续发展。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如今我国的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就连他们的前辈、也就是伴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那个老资产阶级还不如。
当年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在不断挨打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挨打受辱的命运而开展的一场追求民族自强的运动。因而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所产生的那个资产阶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支进步力量。尽管这个资产阶级由于是从旧的读书人阶层和官僚阶层转化而来因而不仅目光短浅，而且还更是缺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意识。从而导致“洋务运动”的追求目标从初期走上坡路的“自强”，到中后期转为了走下坡路的“求富”并终至酿成了中日甲午之战的惨败。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终究有其产生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而产生的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完全是在靠坑绷拐骗、特别是靠攫取了毛泽东时代创造的属于全体人民的巨额财富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这个资产阶级，没有丝毫的产生与存在历史合理性。而他们靠坑绷拐骗、甚至是“偷”的这个产生过程，更是造就了他们没有像欧洲在封建庄园经济夹缝的产生过程中形成和日本直接由封建武士阶层转化而来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血性。而没有血性，也就注定了他们成为不了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也就注定了他们担承不起引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坑绷拐骗和攫取了属于全体人民的巨额财富这种原罪，更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罪感。从而造成如今我国的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就连他们的前辈、也就是伴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那个老资产阶级还不如。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那个老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没有敢于牺牲和肯与牺牲的精神，因而不敢承担对国家和民族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于是纷纷成为了“立宪派”;可是如今的这个新资产阶级，由于不仅没有敢于牺牲和肯与牺牲的精神，而且还更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罪感。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担承起引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责任，反而还会为了用灭失被害人的方式来摆脱自己的历史负罪感，必然会处心积虑的用改变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方式，来灭亡我们中华民族。因此目前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这才纷纷成为了“沉船派”。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经济，仍然还在高速增长。对此，从台湾跑来的那个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到，谁能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谁就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格。
对于中国经济四十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凡是对国家大事稍有关心的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根本就不是什么迷。因此林毅夫提出的疑问，纯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弄玄虚。中国经济目前的高速增长，不过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发展，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单纯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延续。而其中的原因，林毅夫不是不能破解，而是不愿、甚至是不敢破解。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目前的高速增长，其主要的原因，不过就是以下几点：
第一，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强大工农业生产基础和国家安全保障机制。
新中国是在中华民族百年挨打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亟待解决的，是如何防止再次挨打的问题。而要防止挨打，那就首先要发展国防工业。而发展国防工业，那首先就要发展重工业。这一点，与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用压低军费而全力发展消费经济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并取悦人民所实行的“军队要忍耐”做法，是同样的道理。而正是因为“军队要忍耐”，所以我国航行在公海上的货轮被美军扣押了，我们不得不忍。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美军的导弹炸毁了，我们又不得不忍。我国保卫祖国领空的军机被美军的飞机撞落而飞行员也牺牲了，我们还是不得不忍。
当年，斯大林在为了说服那些反对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人时，曾经这样说到：“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特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十四年，中华民族遭到了惨绝人寰的蹂躏，蒙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惨痛的历史告诉了人们，人民需要国家的保护，国家更需要保护人民的实力。因此建国的初期，面对当时我国工业“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样的实际状况，毛主席决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为此，我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又从前苏联引进了一百五十六个成套的大型工业项目。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通过引进，特别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体制，我国不仅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并开始研制大型飞机“运十”。而且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农业和轻工业，也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能来我国访问，于是部分解除了民用生产技术、民用生产设备和民用物资对我国出口的限制。而随着美国部分解除民用生产技术、民用生产设备和民用物资对我国出口的限制，英国、法国、西德、日本、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全部解除了民用生产技术、民用生产设备和民用物资对我国出口的限制。为此，我国制定了一个投资四十三亿美元从上述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生产设备的“四三方案”。经过两年的考察，一九七四年，“四三方案”开始实施。“四三方案”的引进项目计有：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一套钢铁生产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改善人民的生活起了关键性作用。仅根据“四三方案”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建立的天津石油化纤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四川维尼伦厂(位于四川省长寿县)建成投产后，一九八三年国家就取消了从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实施的长达二十九年的通过布票发行来限量供应纺织品制度，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辽阳化纤厂。辽阳化纤厂就是“四三方案”的引进项目之一，一九七九年一月建成投产。辽阳化纤厂的建成投产，宣告了国产“的确良”的正式诞生。辽阳化纤厂每年生产的化纤原料，相当于四百三十万亩棉田的产量，从而解决了粮棉争地的问题。辽阳化纤厂生产的化纤原料如果全部纺织成“的确良”，可保证当时的全国人均七尺布。
“四三方案”引进的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穿衣问题。而且由于原来大面积的棉田，都改为了粮田，从而又为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根据“四三方案”引进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和同期自建的十九座年产十万吨的化肥厂全部陆续建成投产，从而使我国化肥的年产量增加了一千二百万吨，按农业部计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粮食产量可增加四至五公斤。所以，单是这个时期自建和引进的化肥厂所生产的化肥，就使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五千万到六千万吨。从此，中国人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生活也开始得到改善。二○○六年，当年改革的风云人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俊昌在接受《南方周末》报记者徐楠采访时说：“真正让粮食产量暴增的，还是化肥和杂交稻”。严俊昌的这番话，道出了真正解决中国人吃饭穿衣问题的实情。
在“四三方案”取得成效前的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了。到“四三方案”初见成效的一九七八年，我国也改革开放了。在毛泽东的时代，由于大力提倡自力更生的精神，因此“四三方案”没有得到广泛宣传。而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宣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人又刻意隐瞒了真相。于是，毛泽东时代的“四三方案”所带来的成果，就这样被改革开放窃取了。
毛泽东的时代，我国在建成了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的同时，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建设领域，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国通过人民公社这种集体化的方式，把全国的农民都组织了起来。从而用集体的力量，完成了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并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农业机械化。而在科学种田方面，毛泽东时代不仅成功地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而且对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品种，也全都进行了改良，从而全部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特别是毛泽东的时代，我国在短短的二十七年时间里，就修建了八万六千多座大中型水库。而修建的小型水库和塘坝，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水利设施的修建，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水患，而且更是一改过去靠天吃饭的无奈。就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这些农业生产的坚实基础，从而保障了中国人的饭碗，至今还能够端在自己的手里。
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至今仍然还能有效地保障我国的安全，从而为改革开放之后以“军转民”的形式为gdp的增长做了大量的贡献。而包括“四三方案”的实施在内的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至今仍然还是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二，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还是文盲。而为了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急需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而为了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建国初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扫盲运动和普及义务教育，从而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得到了极快的发展。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城市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农村普及了小学教育，个别地区还普及了初中教育。大学的数量是建国初期的五点三倍。科研院所的数量是建国初期的四百多倍，从事自然科学的科技研究人员从建国初期的二万多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四百多万人，其中有工程技术人员一百九十多万人，有农业技术人员约三十万人，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约一百二十七万人，有科学研究人员约三十二万人，有教学人员约九十万人。另外在集体企业中，还有三十三万从事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人员。(资料来源《奋进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三，得益于毛泽东时代我国人口的大量增长，特别是人口素质的提高。
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国的人口始终保持在四亿左右。一百多年的时间，由于战乱、疾病、贫困等原因，我国的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人均寿命，更是低得可怜，低到人均只有三十五岁。
到一九七○年，我国的人口不仅增加了三亿，而且由于扫除了文盲，因此人口的素质，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从而成为了有文化的劳动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在二○○六年九月乘坐中国人民海军的“881”号补给舰去美国参加中美海军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后，返程途中遇到了“881”号军舰下水以来遇到的最大风浪。这次大风浪，持续了两天半的时间。在风浪中，军舰的前机关炮被风浪完全打坏，机关炮旁边的信号灯被风浪打得踪影全无、连根拔掉，军舰的前锚链仓被风浪打碎。每一次与风浪撞击，军舰的龙骨都嘎吱嘎吱响。战胜风浪之后，“881”号的舰长说：“幸亏我舰是一九七九年下水的，都是上海的老工人，那个焊缝是严丝合缝的，当时没有工程的层层转包。”
金一南的这次经历，印证了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优势和人口的高素质。然而随着私有化的不断深入，毛泽东时代培养造就的高素质人口，都成了当今那些资本家的人口红利
第四，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这个逻辑，给颠倒了过来。
二○一四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时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中国是最大的飞机市场，过去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要花更多资金来研发、制造自己的大飞机。”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经济学而只追求见效快的的小商小贩式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如果对于农业化时代的那些小商小贩来说，也还算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造成的后果则必然是灾难性的。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做法，仅从表面上，也是造成了资金外流，增加了别人的经济效益。而从根本性来说，就是永远也不可能掌握核心技术与提高自己的制造能力，从而受制于人。而造船则不仅能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制造能力并研制核心技术，而且仅是从表面上看，也是资金投放在了自己的国内，“肉烂在锅里”，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大型飞机“运十”，从而在大型飞机的研究与制造领域，完成了去工业化、去技术化并节省了研发与制造的资金。然而购买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飞机，却花费了高达上千亿的美元。特别是由于“出口八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飞机”，因而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经常受制于人。而今由于习近平总书记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这个逻辑给颠倒了过来，因而仅是通过大型飞机的研制，不但在根本上掌握了大型飞机研究与制造核心技术的同时，还拉动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与自动控制等众多工业领域的研究与发展。从而不仅在战略上摆脱了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和装备制造能力落后所造成的危险，而且由于投入大型飞机研究与制造的大量资金都留在了国内，因而也更是拉动了国内的经济增长。
第五，得益于出口退税等赔本赚吆喝的外贸政策。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能够大量出口以换取外汇，国家实行了运用税收杠杆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只是如此一来，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尽管增加了，可国家的实际税收，却大量减少了。特别是鼓励出口换外汇的出口退税政策，更是造成了我国生产的产品大量销往了发达国家。大量的出口尽管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数字增加了，可我国却只是得到了美元等纸币和大量的美国国债这张废纸。
第六，得益于现行的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住房货币化等这极其残忍的政策。
医疗和住房，是文明时代人人都最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社会福利。而教育，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却取消了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基本的社会福利，而开始实行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住房货币化。而在通过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和住房货币化榨干了社会底层人最后的一滴血汗之后，而今要实行养老市场化。近二十多年来，医疗、教育的高收费和高药价、高房价，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养老、教育和医疗，还将可能成为今后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
第七，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令人恐怖的对大自然的掠夺能力。
由于有人认为“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特别是由外资带来的先进生产设备大量涌入的开放之后，我国的生产力的确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生产力，就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以及人类之间相互征服的能力。当年，欧美各国以及日本通过工业革命而提高了生产力之后，就开始了在全世界的殖民掠夺。而我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改革开放由于没有赶上这班车，因为为了体现改革开放制度的优越的经济发展，就只能转而向内对自己国内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以供出口来发展经济。
我国是稀有金属储量大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种认识所左右，于是决策者幻想我国也能像石油输出国那样通过出口稀土等稀有金属，就能先富起来。此后，在“有水快流”这种小农经济认识的驱使下，我国对稀土等稀有金属的开采和出口，也就越来越失去了控制，从而成为世界上稀有金属的出口大国。二○一○年前后，为了保护稀有资源，我国大幅调整了出口政策，包括大幅提高出口关税。为此，国际上是反对声一片，并最终引发了为期两年的欧、美、日等针对中国的WTO关税诉讼大战。诉讼针对的品种包括稀土、钨、钼。二○一四年十月，WTO稀有金属诉讼以中国败诉结束。为了遵守WTO的规定，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国财政部公开发布文件表示，将取消稀土以及一些金属产品的出口关税。十二月二十九日，财政部又决定，取消了钨、钼、白银、铟、锑、锡等十种稀有金属的出口配额。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又发布了二○一四年第九十四号公告，公布了二○一五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其中包括稀土、钨及钨制品、钼等在内的八种货物，凭出口合同就可以申领出口许可证，而不再需要提供批准文件。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九七九年，日本出资为我国修建了一条从我国煤炭的主要产地山西大同到河北省的主要港口秦皇岛的大秦铁路，主要用于向日本出口煤炭。对此，当时就有人将这种做法称之为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而就是这种“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做法，也为目前我国的经济仍在高速增长，增加了不少经济统计上的数字。
第八，得益于外资的大量涌入。
吸引外资，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追求之一。而为了吸引外资，我国不断制定并实施各项极其优惠的政策。因此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国家的资本纷纷涌进了我国。然而外资生产，只是把经济统计的数字留在了我国的国内。而利润，却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
第九，得益于国民经济统计方式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方式，采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gdp这种国内生产总值的货币化统计方式。而毛泽东时代，采用的则是实际物资生产量的统计方式。因在在毛泽东的时代，很多物质生产和劳动，是无法用货币化来统计的。一枚原子弹值多少钱，一枚氢弹值多少钱。原子弹和氢弹等的价值不仅不能用货币化来统计，而且生产过程与产量更是绝对保密的。而像用义务劳动这样的方式修建的红旗渠，又该如何计算人工成本。而在毛泽东时代用义务劳动的方式修建的红旗渠，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仅靠旅游观光的收入，又为gdp的统计，增添了多少数字。
第十，得益于股票、期货等虚拟经济的交易。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私有化程度的深化，股票、期货和各种投资基金等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构成要素，在我国也出现了。
股票、期货或投资基金等对于上市公司、交易或发行机构、特别是政府来说，是只赚不赔的买卖。而赔钱的，只能是那些投资者。然而在贪欲的驱使下，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股市。越来越多的钱，投入了股市
第十一，得益于货币的不断贬值。
据有人根据毛泽东时代和如今主要日常生活用品价格的对比，换算出毛泽东时代的一元钱，相当于如今的十五元左右。毛泽东时代的币值，是非常稳定的。而如今的货币，却是不断贬值的。因而用不断贬值的货币币值来统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当然就会高速增长了。而货币的不断贬值，就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是年年增加，可老百姓却很少能够得到实惠的根本原因。
第十二，得益于国防工业的生产值，也纳入了经济统计的数据之中。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我国的国防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了保障我国自己的安全，所以绝大数多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那时的国防工业生产的产值不仅也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也更不能纳入国民经济生产的总值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军队要忍耐”。但是自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由于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倒了过来，于是我国的国防工业生产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因此不仅能够足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工行工业产品，还更能大量的外贸出口。从而使我国国防工业的生产值，也成为了经济数据统计中的一部分。
是毛泽东时代通过大干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强大工农业生产基础、特别是那些大、中、小国营与集体工业企业，才使后来的私有化改革，有了改革的对象。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完备国防体制和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才使翻来覆去的改革，得到了有效的安全保障。是毛泽东时代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的封锁，才为后来的所谓开放、也就是参与国际资本的竞争，提供了可能。是毛泽东时代增长并培养出来的大量高素质劳动人口，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用“末位淘汰”等这样的残酷政策制造出来的“鲶鱼效应”，才为我国目前仍在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动力与活力。因此，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我们今天还能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这条上坡路上，完全是由于消耗着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尽管我国的经济目前还走在高速增长的上坡路上，可是随着私有化程度的越来越深和儒家文化的死灰复燃，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却已经走上了下坡路。特别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已经沦落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最低谷。所以一旦把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强精神基础消耗完了，我们中华民族，也就又要全面走上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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