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理中医传染病学文献的思考

关于整理中医传染病学文献的思考

彭坚

众所周知，在世界医学发展的历史上，各种传染病曾经是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严重疾患。自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免疫制剂广泛使用以来，特别是自本世纪40年代一系列抗生素发明和用于临床之后，各种烈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的平均寿命大为提高，在人类疾病谱和死亡谱上占据首位长达几千年的传染病，第一次让位于心血管病、癌症等疾病。因此，许多当代医史学者，都把青霉素的发明，看作是现代医学史的开始。

然而，仅仅经历了半个世纪，大规模传染病又卷土重来。一些老牌传染病，例如疟疾，肺结核，已经死灰复燃；一些与卫生防疫条件低下紧密相关的传染病，如霍乱、白喉、鼠疫、流脑等，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时有发生；一些高度传染的疾病，如乙肝、丙肝、丁肝等，已使全球数亿人受到感染；一些史无前例的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艾博拉出血热等，正在向人类的尊严挑战。寻找新的药物、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有效地对付传染病的严重威胁，是全世界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医工的当务之急。

中医能够分担起这样一项时代重任吗？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究竟如何呢？这是每一个关心人类健康和命运的人都想知道的答案，这是每一个中医工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历史与现状

一部中国医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医家与各种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中医在治疗传染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留下了大量著作，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任何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据许多医史学家考证，张仲景时代的伤寒病，主要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几次大规模流行病。在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张仲景创立了六经辨证治疗外感病包括多种急性传染病的理论体系。我国在16世纪以前即发明了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成为人类被动免疫的先驱。我国明代陈司成在《霉疮密录》中用于治疗梅毒的主方“生生乳”，是世界上最早运用砷剂治疗梅毒的复合处方。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当白喉、猩红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相继由国外传入中国时，一大批优秀的医学家迎接新的传染病的挑战，相继找到了比较成功的治疗方法，并撰写了大批专科专病著作。这种对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研究热潮，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据笔者统计，从明末中医第一部系统的急性传染病专著《温疫论》数起，到本世纪30年代青霉素发明之前，中医现存的各种传染病著作有500种以上[i]，而在同一时期，整个西方医学史上有记载的传染病著作相对要少得多，有效的治疗药物也只有奎宁等少数。

半个世纪以来，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实践机会已大大减少。但是，50年代中期，北京的一些医院采用蒲辅周先生的经验，以白虎汤为主，辩证论治，中西结合，治愈了北京地区大批“乙脑”病人，显示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特色和疗效。70年代初，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东晋时期的急症诊疗名著《肘后方》中找到提取青蒿素的关键线索，研制出治疗疟疾病的新的中药制剂，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从而证明了中医古代文献的价值。80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多次报道：运用温病卫气营血理论和中医其他方法辨治艾滋病，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延长了病人的生命。同时，中西结合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等病，多年来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这些事例都从不同侧面显露出中医和中西结合治疗传染病的潜在力量。

显然，这些成果相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相对于中医在历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言，未免太小太少了一点。不必讳言，自从抗生素发明并运用于临床之后，中医失去了治疗传染病的大部分领域，相当大一部分中医不具备独立担负启用中医药治疗传染病的学识和能力，中医在近几个世纪中积累的500余种传染病著作，除《温病条辨》等十几种外，大部分业已绝版，无人整理，无人研究。这种历史文献形成的断层与空白，妨碍了人才培养，影响了学术的传承。

传染病在世纪之末发起的猖獗进攻，是人们在发明抗生素时始料未及的，这引起了全球性的反思。作为当代中医，过分相信和依赖抗生素的治疗作用，没有全面继承和发扬本学科的历史经验，因而在传染病治疗领域甚少作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二：思路与方法

传染病的肆虐，给20世纪现代医学的辉煌抹上了一丝阴影，也给中医提供了一个找回自己的机会，我们应当把握好这个机遇，有所准备。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大力进行科技创新。实用现代先进科技手段来发掘中医药，尽快更多地研制出像青蒿素这样的高价位的品牌，迅速打入世界医药市场，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主要方向，也是当前卫生健康事业的迫切需要和人们的良好愿望。问题在于：如果对于古代医家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治疗经验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甚至对其文献资料都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学术清理，而当代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整体水平又相对较低，实践机会相对不足，站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来寻找新药物，哪怕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是否真正能做到有的放矢，准确无误呢？是否会导致某些错误的结论和人力财力的浪费呢？因此，就中医本身而言，我们做好的准备，首先是应对历来中医传染病学文献进行一次全系统的学术整理。

在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中，中医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的两千余年的学术成就和宝贵经验主要是通过文献保存下来的，文献是中医生命的一部分，是基础中的基础，是中医产生科研成果和临床成果的摇篮之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出一两个青蒿素这样的成果，一两个蒲辅周这样的名医，中医要在与传染病的这场大战中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较大贡献，就必须首先从古代文献的整理着手，把基础扎扎实实打好，这是关系到能否出大批成果和出大批人才的战略方向问题，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中医传染病学文献的著述，就其形式而言，一种是专著，如《温疫论》；另一种是综合性著作中的某些篇章，如《千金要方》的第9卷。就其性质而言，一种是通治类著作，如《温病条辨》；另一种是专病专著，如《霉疮密录》。就其内容而言，一种是以病名为纲，在病名之下广泛收集和总结当代或前代名医经验，民间单方验方，即所谓“辩病论治”，如历代方书中的有关传染病篇章；另一种是辩证为主，在方药的运用中，贯穿了成熟的理论思维，即所谓“辩证论治”。中医传染病学的历史成就，始终是以辨病与辩证相互结合，经验积累和思维方法相互促进而获得的。

根据中医传染病学文献的上述特点，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整理研究：

1．历代方书是发掘中医临床资料、寻找治疗传染病新方新药的宝库。清代温病学家治疗传染病的许多名方，如犀角地黄汤、三黄石膏汤、葱豉汤、凉膈散等，都是从宋以前的方书中发掘的。中医的方书多达800种以上，多数涉及到传染病的治法和方药，需要细心地筛选出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部分。可以采用《医籍提要》的形式，将这类方书和大部分传染病学专著予以介绍。特别要注重介绍书中有特色的治疗方药，为当前寻找传染病治疗新药提供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线索。

2．辩证论治始终是中医临床灵魂和核心。伤寒六经辩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辩证固然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两大体系，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两大体系都有其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此外，至少还存在着表里实热与六经气化另外两种辨治体系[ii]。如果仅仅把《伤寒论》与《温病条辨》当作辨治急性传染病的唯一源泉，目无旁顾，往往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失去许多有效的治疗手段。在辩证论治原则下选择有特色的专方专药，更是治疗传染病取得较佳疗效的重要手段。清代许多专病专著，如《白喉阐微》、《十药神书》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辩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即使是从未遇到过的疾病，往往也有证可辨，有法可治。例如，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腺鼠疫，是古代医学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的新传染病，当时很多医家采用前清王清任治疗痢疾的“解毒活血汤”加减，取得了显著效果[iii]。又如，近十几年来，我国医务工采用针灸、中药，运用卫气营血等理论辨治艾滋病，取得了一定疗效。这些事例体现了辩证论治这一传统思维方法和“解毒活血汤”这一类效方在对付人类目前所遇到的新的传染病时，可能具有的潜在价值。为了使研究中医药的人员对中医辩证论治体系有更深刻的了解，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传染病临床医生的辩证论治的能力，有必要将历代最重要的传染病学著作（包括通治类著作和专病专著）汇集起来，按照中医对传染病的分类，分为伤寒、温疫、温病、麻疹、白喉、喉痧、疟疾、霍乱、痢疾、疫痉、鼠疫、梅毒、肺痨、麻风等，以《名著品汇》的形式，各择其一二种，予以介绍。此外，整理方式也不能仍停留在过去采用的点校注译的层次，应当着重于提高，即对原著的体例结构、学术水平、历史地位、科学方法、方药特色、成就与不足等，做出深入的剖析和品评。通过这种古籍整理方式，使读者更清晰地把握住原著的脉络和精华，除了从中获取大量有效的方药之外，在临床思维水平方面，有一个新的飞跃。

三：结语

中医是属于中国的，中医也应当是属于世界的，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世纪之交人类遇到新老传染病的严重威胁时，把我们民族两千余年来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方法完整地介绍出来，提供给全世界的中西医同行们参考，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当然，这些历史经验有的可能已经过时，有的包含着某些封建糟粕和落后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对待，用科学方法和临床实践来检验。然而，其中蕴藏着大量对付当前传染病的各种药物、方法和线索，是毋庸置疑的。虽然现代医学已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21世纪生物制剂很可能淘汰化学药物，大规模的传染病可望很快得以控制，但是，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人类都不能骄傲，不能过于乐观，不能在疾病面前放松警惕。同样，不论现代医学如何发达，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民族所积淀的医学经验和成就，永远是弥足珍贵的，永远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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