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不仅有丰富的党报群众工作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党报群众工作思想。具体而言，列宁对党报群众工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人民群众在党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工人和(真理报)》(1912年9月11日)一文中，列宁高度评价了工人群众对办好党报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工人积极捐款、提供材料、参与讨论、为报纸宣传，报纸才得以生存，因此报纸应进一步反映工人生活，关注工人关心的话题，发表工人的言论。在《给同志们的信》(1904年11月29日)中，他指出，最好“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我们也不配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列宁认为，党的报刊要把争取最大多数的读者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在《致(真理报)编辑部》(1913年6月16日)的一封信中谈到，“现在主要的是不要忘记，我们应当为争取达到10万读者而奋斗。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危险是失去广大读者，失去争取读者的阵地”。
第二，系统阐述通讯员队伍建设。列宁认为，党报需要几千个非专门著作家的工作人员，即通讯员和推销代办员，通过这些人同广大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报纸工作的基础。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写到：“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列宁还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主张，他要求“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
他十分重视通讯员的培养，在创办《火星报》期间，他曾用近一年时间在国内挑选优秀工人做通讯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业务训练。他主办的报纸上，1/3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对通讯员的作用和地位他给予充分肯定，在悼念《火星报》通讯员巴布什金的文章《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1910年12月18日)中，列宁写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来没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的不足。”他评价巴布什金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
主张正确处理通讯员和编辑部之间的关系，通讯员与编辑部之间不是简单的写稿和采用的关系，通讯员和党务工要与报刊编辑交流思想，反映人们的情绪和平常的生活，反映他们对运动的不满、疑虑、需求。在《同读者谈话摘录》(1905年9月27日)中，他指出：“没有这种同实际工的交换意见，国外报纸的编辑部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代表全党的呼声。”
为了能够了解真实情况，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让通讯员直接同编辑部通信。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1921年9月1日)中，列宁建议建立地方通讯员网、吸收党员和非党员参与报纸工作、多刊登来自基层的通讯、出版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专刊。1921年以后，列宁把建立党的和非党的地方通讯员网，规定为社会主义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
列宁认为，编辑部要认真对待通讯员的来稿，在《致(真理报)编辑部》(1912年7月28日)的信中，他谈到了对通讯员来稿的反馈问题：“一般来说。对没有采用的文章通知一下，也是应该的吧。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为字纸篓’写稿，就是说，写了文章被扔掉，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未采用的文章应该退还。”在稿件编辑处理过程中，重要观点应该征求意见，在给党报通讯员的信《致达·梁赞诺夫》(1901年2月5日)中，列宁写到：“说到删节，那是我们做的。当然，对于的实质性的重要观点，事前如不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并不认为有权做任何改动。”
通讯员写稿是要给报酬的，在《致高尔基》(1912年10月27日)的信中，列宁写到：“如果所有替工人报纸工作的人都开始多少得到一些报酬，那有什么坏处呢?”为了保持与通讯员的密切联系，编辑部应当及时地而不是拖延地付给撰稿人稿酬，在1913年6月16日《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列宁为一位叫尤，加的通讯员得不到稿费准备不再写稿而批评了《真理报》编辑部，他说：“他那篇有关阿列克先科的文章好极了。这位无疑能够经常提供这样的文章。可是你们不付稿酬给他，这太不象话!!失去撰稿人，无论对《真理报》还是《启蒙》杂志都寸步难行。因此，我坚决地主张，你们立即作出决定，每月付给尤。加75卢布。对报纸和杂志的固定撰稿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为了吸引通讯员来稿，列宁主张提高稿费标准，在《致(涅瓦明星报)编辑部》的信中，他写到：“每行字2戈比的稿费是找不到通讯员的。”
在谈及通讯员的职责时，列宁认为通讯员能够实现对不良风气的有效监督。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通过报刊通讯员揭露党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各种怠工、腐败现象，即通过通讯员一定程度上实现群众监督。他认为这是通讯员的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
为有利于通讯员正常开展工作，列宁要求党的地方组织不得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的直接联系和所形成的特殊关系。通讯员所在的党组织(这是指没有取得政权前)和所工作的单位(这是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干预通讯员与报刊编辑部通信，逐渐形成传统。他在《给同志们的信》(1904年11月29日)中指出：“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不要让通信工作只是由委员会和只是由秘书掌管。没有比这种垄断更有害的了。在行动、决策方面统一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一般互通消息和通信方面统一却是非常不正确的。”
第三，重视对读者来信的分析研究。列宁在报刊活动中用大量时间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一些来信经常反复读，有的刊登在报纸上。在《致维·卡尔宾斯基》(1922年1月26日，卡尔宾斯基系《贫苦农民报》副主编)的信里，他要求卡尔宾斯基简单回答如下问题：“《贫苦农民报》接到多少封农民来信?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鲜的东西?情绪如何?迫切问题是什么?能否每两个月给我写一封这样的信(下一次是1922年3月15日)?”从此，分析读者来信，成为社会主义报纸群众工作的又一项基本内容。
第四，重视报纸对广大群众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在《从何着手》(1901年5月)一文中，列宁写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为了更好地鼓动和引导读者，列宁主张报刊的语言要通俗而不是庸俗，在《评(自由)杂志》(1901年秋)一文中，他写到：“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和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材料的主要结论。”
第五，讲究党报群众工作的艺术。列宁认为，党报群众工作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讲究工作艺术。一方面，党报编辑、记者要善于同群众交朋友。当《火星报》在伦敦出版时，他特别注意在报纸上寻找工人区举行集会的启事，到那里参加工人的活动。每当有通讯员来到编辑部，他经常留他们住几天，同他们进行长谈。他与许多报纸通讯员成为非常知心的朋友。列宁还要求党的宣传工了解自己的宣传对象，他指出：必须学会特别耐心地慎重地对待群众，以便了解每个阶层、行业群众的心理特点。另一方面，为了使报纸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报纸改变作风，少谈些空论，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十月革命后，他多次写介绍信，把一批又一批来自最基层的群众介绍到《消息报》或《真理报》，从而把群众工作直接送到了报纸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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