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风整社”、“四清”到文化大革命
指责毛泽东最严重的“罪状”是“文化大革命”，把它定性为一场大灾难，国民经济因此而搞到崩溃的边缘。诚然，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也由于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判断失误，或听信了谗言，出现极“左”，我当时是很反感的，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对一切极左行为深恶痛绝，但根据我以往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坚信那些搞法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坚信毛主席会发现，会纠正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作法源远流长，“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早先一些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人搞极“左”的继续和发展，例如“整风整社”和“四清”，只不过这两次运动是在农村，是整下面，整“基层干部”，搞得再“左”，也触犯不到自己的利益，甚至还可以借此表现自己“最革命”，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而“文化大革命”是在城市，整上面，整“当权派”“即得利益者”,触犯了这些人，现在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造舆论，把“四人帮”搞的一切，甚至是过去自己搞的一些错事、坏事，都强加到毛泽东头上。利用毛泽东的失误，混淆视听，欺骗广大善良群众，以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达到个人目的。仅就我亲身经历的在农村搞的一些“运动”，看看是谁在搞极“左”。
“整风整社”。1960年底至1961年春,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解决“五风”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问题，毛主席说：要用钱买回农民的积极性（即在刮共产风时折迁的社员的房屋、猪、鸡、锅、碗、瓢、盆等一切东西，都由国家拿钱按价退赔兑现）。“五风”的确脱离群众，给农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是极好的事，可是在“运动”进行中却大大走了样。我参加地委工作组到某县一个公社的管理区的一个大队（海拔 1700米 以上），我所驻的生产队，虽然群众对干部也有意见，有个别人甚至意见还很大，但我认为这个生产队总的情况很不错，冬季生产搞得好，我们进驻时，他们已经按自己的计划种完了南麦和洋芋各几十亩（高山积雪，此时已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了）；食堂生活安排得好，食堂做的坛子菜摆了一屋子，地里埋了几大坑萝卜、包菜等蔬菜（高山积雪，与北方一样，地里没有鲜菜了，只能贮藏在地窖里）.楼上还堆了不少晒干了的折儿根等代食品，每顿饭有三、四个菜，除粮食定量外，代食品是各取所需，不受限制。领导这个生产队的是队长小王（20多岁）和大队会计、大队妇联主任（是夫妻俩）。按说这样好的农村基层干部的确不错，我认为我住的这个生产队没有问题，可是工作组长和工作队副队长硬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盖子”没有揭开，说妇联主任与生产队长有皮绊关系就是大问题，而且在土改时这个妇联主任（当时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就曾控诉过地主诱奸了她，可见她就是阶级敌人派进来的。就这样硬是将生产队长和妇联主任斗了,撤了他们的职,换上一个姓李的又懒、又偷、对队长意见最大的青年当队长。我一直想不通，一些人不知是什么心态,下去蹲点,特别是搞“运动”,一定要把当地干部整成“落后保守”，或整成“阶级敌人”。我一直有疑惑，往往比较偏远、没工作队去的地方，生产还搞得好些，我当时驻的那个生产队就是这样。我的住户是贫协组长，本来对小王队长等人也有意见，但并不赞成撤王换李当队长。我的思想很不通，对另一工作队员说：反正搞完运动我们拍屁股走人，如果我是本地干部，打死我也不会这样做，以后这个队的生产怎么办？当然我也就不可避免地挨了多次批，不过批的火药味还不算重，离“斗”字还很远，当然我也知道想入党是不可能了（我从1950年抗美援朝的“参干”运动开始，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崇敬，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总觉得自己条件不够，诚心诚意要求改造自己，锻炼自己，总是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到基层工作，但每次都是碰到这类情况，始终未能如愿。到了80年代以后，不正之风蔓延，我看不惯，就再也没有入党要求了。）这些极“左”的搞法，难道都要归罪于毛主席？谁知他们是怎样向上面汇报的，一定是把事情说得一团漆黑，以显示自己的水平高吧！后来，还是毛主席发现了问题，加以纠正。春节过后，再到另一个公社的大队搞“整风整社”时，就没有再搞极“左”的作法了。此次运动结束后，我又参加了地委所在县的一个大队办点（地委工作组原来在一个管理区办点两年，组长“左”得出奇，所以全工作组都是极“左”的，实在太脱离群众，不得不趁“整风整社”之机撤了出来），这次这个组长比较从实际出发，不搞瞎指挥，不搞极“左”，工作组与当地的干群关系比较融洽。可见，极“左”的作法，并不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是个人思想品德使然。不能将一切“左”的东西都强加到毛泽东头上。
“四清运动”。1964年冬开始，由地委在其所辖的一个县，将其半个县搞四清试点，在全专区八个县及地直单位共抽调6000人组成四清工作团，进驻这半个县，在开展四清的公社成立四清分团，管理区成立四清工作队，生产大队成立四清工作组。抽调的队员们集中学习40多天，主要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仅王的录音报告就听了一天，而且还人手一册发了她厚厚的一本报告全文（是印成16开本的一本书，可惜此书在《二十三条》下来以后，收回去了）。神秘得很，在学习期间，集中食宿，不准与外界（包括家人）联系。王光美在报告中，绘声绘色，危言耸听，的确很有煽动性（比江青的口才好多了），把桃园大队的阶级斗争描绘得复杂曲折，介绍她自己是如何“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才揭开“盖子”的。虽然她演讲很生动，非常吸引听众，但我内心并不以为然，觉得她是从来没下过乡的人，把一些事情说得太玄乎，她说大队书记吴臣如何如何坏，其中令我记得最深的是说吴臣精得很，非常注意她的身份，多方打听，跟踪暗查，一次发现她留在地上的鞋底印，认为这种鞋只有北京有，由此推知她的来头一定不小。说大队会计赵××（忘记名字了）是漏划地主，赵的儿子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掌握我们的尖端技术呢？要把他弄回来。她的结论是：桃园大队是反革命两面政权。根据她的讲话，四清工作团首先在内部搞“三查四清”，三查，不仅要查自己，还要查每个队员的竖三代（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和自己）、横三代（即包括伯、叔、姑、舅、姨、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旁系亲属）；四清，即要清理每个队员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不清”。搞得每个队员人人自危，有的人因被清理出四清工作队而自杀。我也是被清理出四清队伍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四不清。不知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觉得难见人，得到通知，即高高兴兴捆起铺盖卷回家了。可惜，只有三天，又通知我归队了，原因是四清工作团中的女同志实在太少，而规定每个工作组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同志，女同志不够分配，所以我又成了一名“光荣的”四清工作队员。经过学习后的工作队员，开赴开展四清的社、队，个个“斗志昂扬”，“革命”得很，开展运动的方法也与桃园大队一样“左”极了。上面（四清工作团）发来的各种文件和《四清简报》，都是介绍一些极“左”的经验，我记得最深的有陈伯达在小站搞四清的经验，也和桃园一样，把小站说得一团漆黑，对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和“漏划的地富反”，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什么时候不老实，就什么时候将帽子戴上去。我当时就说这条经验我们学不到，我们怎么敢什么时候想给谁戴帽子就戴上呢？再一个，是我们省的省委书记搞的四清点，进驻了一个多月，盖子还没有揭开，还没有入到门。于是我们都说，连省委书记都有没入到门，那我们就更没有沾边了。根据桃园的经验，为了防止被腐蚀，工作团规定队员不准吃肉等等…。各工作队根据各自的情况又增加了新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分团，地处海拔1400米以上的高山，我们工作队更在海拔1800米的大队，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解放前基本上没有盐吃，解放后，虽然盐的供应没有问题，但由于，一是群众手中的油盐钱困难，二是一些老人已养成了很少吃盐的习惯，所以当地人盐吃的很淡，或者不吃盐。高山水困难，气候又冷，很少洗澡。于是分团就规定，不准吃盐，不准洗澡。谁违反了这些规定，就提出批评或检举给《四清简报》在全工作团通报，甚至受到处分。捕风捉影的事多得很，我们队有一个队员，在与社员同劳动时，喝了一个地主分子（因进村时间不久，不知其为地主成份）端来的一瓢水，就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受到严厉批评。有一队员，他的住户家来了客，弄肉吃，也给他劝肉，他再三推谢，推来推去，将肉掉在了桌上，不好再退回菜碗，只得吃了，因此受到处分。《四清简报》上，通报了另一个工作分团的、来自两个县的两个队员“打皮绊”，受到处分。看了简报后，我们工作队来自这两个县的队员，都说本县那位同志一贯正派得很，一定是对方那位女同志行为不端勾引的，结果两个县的两位都是男同志，只不过其中一位的名字像女性的名字而已，闹了一个如此天大的笑话。因此，搞得工作队员人人自危，每次来了《四清简报》，队员们个个提心吊胆，赶快翻看有没有自己上了《简报》挨通报。分团还传达下来一条经验，对“三小干部”（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要抄家，甚至搜身，可以借口是他们家里可能藏了账本，这样才能能很快揭出问题。我想这些违法乱纪的作法，早就三令五申禁止过，为什么现在倒成了一条经验？不过我们的工作队长虽然口头传达，但并不赞成这些作法，采取敷衍应付的办法，即便如此，也还是闹了不少笑话。作为工作队长，他要带头贯彻执行，就到一个保管员家“抄家”、“ 搜身”，保管员的妻子怀孕在身，工作队长对她说，你身上是不是藏了账本，拿来看看。老实巴交的保管员妻子，手忙脚乱地解围裙带子，太慌张，拉了裤腰带（老式的大裤头裤子，再加上怀孕肚子隆起），裤子掉了下来，队长趁机起身就走，他的“抄家”，就此结束。我也是应付了事，我自报负责记账，不动手“抄家”，每到一处，我就坐在大门口，听着屋里抄家的的人大声报着抄到的东西的数量，比如，腊肉多少，大米多少…,其实我一笔都没有记,只是与他们的家人闲聊,要她们不要害怕,不要抵触。由于队长对我们的督促不力，我也就可以不认真照办了。不过大多数队员单纯、极积，搜查抄家还是搞得热火朝天。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工作队员们几乎都把自己所住的生产队“整”成“反革命两面政权”。我住的生产队当然也“挖”了不少问题，但是要将它说成反革命两面政权，再怎么也不像，我只好说：生产队长虽然是贫农，但富裕农民思想严重，可以说是“富裕农民当道”吧（当时将干部划成五类：一、二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三类是富裕农民当道，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四类是“拉出去”的，就是被阶级敌人拉过去了，已经变质了，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桃园大队的书记吴臣；五类是“打进来”的，也就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例如桃园大队的会计赵××。过后，我们的工作组长还是对我说；“你还是整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材料吧。” 我口头上答应，但迟迟不整材料，一直拖到《二十三条》下来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二十三条》下来以后，我们的工作队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说哩！难怪我们搞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是搞的王光美思想。”我虽然内心很同意队长的说法，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心想他的胆子真大，敢说这样的话。虽然极“左”来自上面，也和下面一些光图表现自己的人的思想品德有关，也有些人是太单纯，或是接触农村的实际太少，一味盲从，这样上下呼应，愈演愈烈。
为什么《桃园经验》在当时能那样被认真贯彻执行？直到我读了2006年2月21日《作家文摘》上刊载的，黄峥撰写的“王光美访谈录”，才弄明白了一些问题，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将“阶级斗争”估计得那么严重，为什么说“全国基层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现将“访谈录”文中王光美的一些谈话摘录如下：“1963年11月下旬，我参加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工作,…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春节前夕回家过年，我向少奇同志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我说根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根子在地富。”“…少奇同志谈了他的意见,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我在中南海春藕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主席说为什么他们敢这样？根子在上面。”“…1964年春节过后,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1964年底，我结束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1964年5月至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主席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看来，是根据王光美等汇报的情况作出此判断的）。“…少奇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1964年6月，我陪少奇到天津，刘子厚、林铁要我在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介绍一下经验，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到济南，也在山东省委召开的工作会上讲了一次。当时会上反应强烈，与会同志说是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我这样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点，能讲出这么一些经验。当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工作队下去之后不知怎么开展工作，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请河北省委的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郑州、湖北、湖南、广东…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铙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8月19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我也看了并修改了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1965年1月3日，我参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会议，他对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习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按：我们地区集中6000人搞半个县，就是这样搞的）。“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从王光美的这席谈话中，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一些“左”的指导思想，都是来自王光美、陈伯达等人物反映情况，以致作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的判断，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更可悲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所养成的专看“主子”的“颜色”而“拍马屁”的传统，使王任重、刘子厚等高级干部，竟把《桃园经验》作为圣旨，不遗余力吹捧，贯彻，以致上行下效，极“左”风刮遍全国。后来，还是毛泽东发现了问题（与延安整风时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一样），制定《二十三条》才制止了这场“浩劫”。现在把这些账都算在毛泽东头上，公道吗？王光美的谈话也让我看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一切坏事的根子都在上面，而不是什么地、富，是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依靠群众，开展群众运动，而不是听任上面派去的工作组带着“框框”认定。 “文革”初期，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工作组，还是搞的《桃园大队经验》那一套，所以毛泽东说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至今仍认为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看看现在贪污腐化成风，难道根子不是在上面吗？现在借口文化大革命“乱”，不准搞“四大”，不准群众监督，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吃喝嫖赌，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不一而足。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 那批人，有几个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暴富起来的？在此风气的带动下，造成全民族的思想道德败坏，一切向钱看，有权的：贪、拿、占；社会低层的一些眼馋的人：偷、抢、骗；顾什么礼义廉耻。只苦了一般的老实老百姓，只能在下面发发牢骚，说说怪话而已。有的人还因此大肆标榜，现在如何如何“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这种“民主”有什么用？你在下面说，他根本不会听，也听不见，对他的贪、占一点妨碍都没有，发扬这样的“民主”，何乐而不为。
有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转移群众视听，开口闭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像比解放初期还困难，还苦，果真如此吗？诚然，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利用青年学生的幼稚，制造混乱，以达其篡党夺权的目的，的确给当时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很大损失，我当时对这些也是极端反感的。但从我经历过的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看，每次都有“左”的干扰（包括延安整风和四清运动），每次都是毛泽东自己发现而予以纠正。所以，文化大革命虽闹得翻天覆地，我也同样挨了不少整，但我坚信这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会纠正的。只是由于毛泽东老了，在某种程度上被驾空，正如我当时工作的农科所的一些老工人所说：“毛主席受了蒙蔽”，以致于没来得及纠正罢了。即使如此，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社会治安比现在好，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风气没现在普遍。生产建设也并是现在所说的那样完全停顿，我在农村，农业生产照样正常进行，“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按：近三十年倒是停止了，甚至有些已建成的设施还遭到了破坏）。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字，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6.2%~14.1%新建铁路交付营运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工农业总产值在每年平均增长12.5%基础上还超额了1.7%，五年内在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1300亿元的基础上超额1.6%，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和突破了计划。“两弹一星”是在这期间搞成功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起步，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期间并没有停止）；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也是在这期间动工兴建的；杂交水稻也是在此期间，几乎是全国与此相关的农业科技工协作攻关，研试成功。薄一波也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在改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外交上成功地打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封锁。外交局面打开后，经济关系也拓展了，打开了向西方引进技术的大门。70年代，我国从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引进22套大型设备，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没有这些基础，“改革开放”得了吗？没有这些基础，能有今天的经济“腾飞”吗？
的确，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中，是有不少失误（现在指责得最多的还有“大跃进”），但谁没有失误？从解放到毛泽东逝世总共27年，当时国内是什么基础，国际是什么环境，在那样困难的时代，能够搞那么多建设，已属不易。何况在搞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的确没有经验，他前大半辈子都是在边远贫困落后的农村，在为了求生存的战争环境中艰苦拼搏。没料到在后来的三四年时间，一下子就由最落后的山村进入城市，掌握全国政权，可以说一点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经验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现在某些人所要求的、十全十美的搞经济建设的方法呢？能要求他不犯错误，不走弯路吗？毛泽东早就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共产党早期犯的错误还小吗？几乎断送了整个革命，不得不被逼走上长征路，困难之极，危险之极，毛泽东不仅没埋怨，没指责，还说长征是革命的宣传队，播种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他有限的生命中，能为我们国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打下这么好的基础，不肯定，不宣传，对他的些许失误却横加指责，公平吗？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曾说“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饮水要思源，不能这样忘恩负义。如果毛泽东能永远年富力强，我相信这些失误是会纠正的。
回忆我的这些经历（是一个在基层工作的、最普通的农业科技工的经历）更使我崇敬毛泽东的伟大人品，虽然很多错事是别人不执行他的革命路线，或是背着他干的，但他一律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人。而有的人却“将一切功劳归于个人，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连赖以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言外之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思想，现在津津乐道的“一国两制”更是他发明的，而一切错误却与已无关。将别人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吹毛求疵，加以扩大；而对自己的失误造成的损失，却晦莫如深。谁是伟人，谁是小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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