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王实味问题再研究

延安整风与王实味问题再研究　　

——以供给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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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的重大事件，王实味问题又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杂文所揭示的问题，相当程度上与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分配制度——供给制有关。不可否认，供给制中确有与中共革命理念相背的方面。正因为此，毛泽东原初意义上的整风，与王实味等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是暗合的，所以才会造成整风初期的“延安之春”。此后，整风运动由“偏向”导致“转向”，由王实味所提出的，毛泽东与广大群众共同认可的问题，被大批判的声浪遮蔽掉了。因为王实味的悲剧命运，供给制究竟平等与否，也成了一个非历史的问题。领袖、干部与群众共同创造了历史。

　 　关键词：延安整风    毛泽东   王实味    供给制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的重大事件，王实味问题又是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现有的关于延安整风与王实味问题的研究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学者（如高华），都未对王实味《野百合花》杂文所揭示的问题本身做过研究。而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杂文所揭示的问题，相当程度上与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分配制度——供给制有关。本文拟就延安整风与王实味问题中的供给制因素做一番历史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解体后，中共开始转入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在1927年9月秋收暴动后不久，中共在根据地的红军与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了一种区别于旧式军队等级薪饷制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一般被称为“供给制”。

财富分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当时中共实行的供给制自然也会遭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批评认为“现有的这些标准还太少，不能适合所有的人”，另一种批评意见则认为“目前现行的生活标准太多了，衣分数色，食分几等，实有更改之必要，应提倡与士卒同甘苦的精神，生活费的分配，实应朝着向中看齐，缩短距离的方向做去。”^[1]后一种批评主要来自抗战后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最著名的莫过于1942年3月，在延安整风运动初期，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认为当时延安存在着等级制度，并且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在一些“大人物”享受“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待遇的同时，“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2]。《野百合花》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分两次发表，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

供给制究竟是否平等？在现今的史学界也是存在争论的。就笔者的考察，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共根据地时期供给制的学术性研究很少。仅有的一些著作一般也是在述及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在许多农村曾短暂推行的供给制与建国之后工资制度演变时略有提及，如《新中国工资史稿》^[3]，这些论著一般认为供给制具有标准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特点^[4]。供给制的这种平等性质也是建国后老干部对革命历史回忆的重点之一。 最典型的当属位居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的回忆。1956年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场座谈会上就讲到：“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5]

与强调供给制平等性质不同的是，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结合王实味事件对供给制做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评价。高华认为，延安时期实行的供给制实际上是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战时环境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法与传统“论功行赏”原则的“新旧杂糅的混合物”，而象王实味这样的延安青年知识分子跌至了这种等级差序制度的最底层。当然，高华也认为在40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仅仅是“大、中、小三灶伙食供应制度和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服装供应制度，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6]

不管怎样，王实味的观点当时的确得到了延安很多青年学生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7]就连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也在墙报上写文章提出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面碰出血来”。^[8]王实味观点的反对者是中共高干（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机关勤杂人员，以及相当一批延安文化人^[9]。反对者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延安根本不存在“等级制度”；另一种则认为存在等级制度，但这种等级制是合理的，理由有三：：（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10]

王实味问题的出现自然是与当时的延安整风运动分不开的。众所周知，1942年的整风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教条主义”。被视为教条主义头号代表的王明在1941年9月会议上即因任弼时与王稼祥转达了季米特洛夫对其的批评，而一蹶不振。所以，毛泽东1942年初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与打王明这只“死老虎”已关系不大，就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而言，毛泽东也并不是针对一般党员群众，他的基本目标是那些“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11]。当时王实味所在单位领导李维汉也认为“整风的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12]

对1940年代初的延安状况，毛泽东是中共领导人中比较敢于正视其问题的。1941年8月2日，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就激烈地指出：“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13]

毛泽东原初意义上的整风自然引起了具有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响应。很快，延安各大单位出现了许多刊登讽刺性杂文的墙报，比如中央青委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西北局的《西北风》，等等。由此又出现了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等生活作风的杂文，比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14]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分两次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连载。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当毛泽东看到在《解放日报》上连载的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15]胡乔木这一回忆被研究者广泛引用，但迄今为止只是孤证。根据这时毛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写作杂文的态度，很难从胡乔木的回忆就得出毛泽东这个时候就想打击王实味的结论。比如，同样是刊登讽刺性杂文的《轻骑队》出版以后，毛泽东不仅期期都看，“还叫他的警卫员也看”。他不仅称赞《轻骑队》的内容，还在1942年2月8日延安干部会的演讲中称赞《轻骑队》文章的文风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16]

　1942年3月31日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针对《野百合花》讲了这么一大段话：“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17]

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依旧承认“我们工作制度中有很多缺点。”

王实味《野百合花》矛头所向的中共高干们是如何反应的呢？时任八路军359旅旅长的王震在看了包括《野百合花》在内的《矢与的》墙报后气愤地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18] 在4月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也指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文风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中共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以收场。^[19]

毛泽东的态度是一面强调整风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能放任自流。思想斗争的火力，不能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而且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

另一方面，毛泽东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并且坚定地认为，“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20]

4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专门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21]。毛这时的态度，相当微妙。当时的一部分同情和支持王实味观点的人认为：“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当时说了一句：“思想斗争有了目标。”这一回忆得到了李维汉的支持^[22]，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则加了一句，“思想斗争有了目标，这也是有的放矢嘛。”^[23]很明显，无论是胡乔木，还是李维汉，都认为毛泽东所谓“目标”指的就是王实味这样的“自由化”分子。但笔者认为，在缺乏上下文的语境下，毛泽东这句话很难说就是支持李维汉这样的当时处境被动的领导干部的意思，因为毛泽东这时的态度还是要“放”。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党内大奸》一书的《王实味事件：整风运动的“偏向”与“转向”》中所披露的毛当时讲话的完整内容是：“这些东西^[24]很有教育意义，我们的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叫有的放矢嘛！我看不要着急，先组织延安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的人员轮流参观，然后让大家结合学习整风文件，展开广泛的讨论，彻底分清是非，辩明问题实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真理总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的，真理不怕反，也反不倒！越反越正确。”该文接着得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结论——以上两种对毛当时态度的解读都是“主观臆断”。从现有的回忆材料来看，毛泽东看过墙报后，曾召集过延安高干会议，会上以至会后，毛泽东并没有存心提出要整王实味。所谓“思想斗争有目标了”应该指两方面的现象，“一是指王实味所代表的这种思想倾向或者说社会思潮(即当时延安风行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一是指王实味的文章和《矢与的》的内容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即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而王实味其所以成为整风运动中正面战场上的目标，这大概要归咎于王实味自己太激烈、太固执。”^[25]结合3月至4月初毛的一系列言行，笔者认为这一论断相当准确得概括了毛泽东当时的态度。

此时，王实味的文章还未被上纲上线。齐肃在4月初的《解放日报》上率先发表商榷文章，认为：“我以为今天在延安在生活上，在供给制度上，在许多工作上确是存在有严重的缺点。甚至有个别的通知，窑洞钱的腊肉挂得老长，跷起腿来当寓公的。但需要的是严正的尖锐的批评，诚恳坦白的态度，却绝不是牢骚和冷嘲。”^[26]不难看出，齐肃的文章跟毛泽东的调子相当一致，即在承认“许多工作确是存在有严重的缺点”的前提下，着重批评王实味等青年知识分子提意见的方式与态度。

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毛泽东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27]毛泽东这时的态度仍然是坚持两方面问题都要批评，延安“也有缺点”。

把王实味问题局限于思想领域，并且坚持以“放”为主的整风方针，毛泽东的这一态度一直坚持到五月底。杨奎松指出，“一直到五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相反，他相信形势是好的，并试图缓和新老干部中正在白热化的矛盾，要求老干部要爱护新干部。他为此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称，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诶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28]

5月下旬，整风运动突然发生了转向——对象由“手中有权的干部”变为下层党员干部群众，并且引发了审干和抢救运动。造成整风运动发生悲剧性转向的原因，因为缺乏档案资料，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地加以说明。根据一些研究者披露的材料，这种转向大致是与当时中共根据地内忧外患的形势有关。一方面，中共很多根据地都处于日伪围攻的险恶环境，加之国共关系持续恶化，一些情报显示蒋介石准备军事进攻与内部破坏同时进行，中共中央不得不加强对根据地人员的组织审查，以“发现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国民党的舆论对王实味等的言论有颇多的呼应与赞赏，很多中共领导人又对此不断强调，这不得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29]

以上情况促使毛泽东在5月下旬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将王实味的文章印发各单位讨论，并且要组织反驳。这不可避免地使整风转入了审干，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在一起。

　1942年5月27日　，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　6月1日　至　6月11日　，中央研究院的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民主化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原来同情与支持王实味观点的人或真心或被迫地转向了对王实味的大批判。范文澜指出：“在《野百合花》上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30]伯钊认为：“《野百合花》的立场同无产阶级党的立场是对立的，是错误的。”^[31]陈伯达、张如心和丁玲更是从理论的高度把王实味的观点完全归为“托派”另类。^[32]

倒是诗人艾青对王实味事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等级制度”特别作了逐条说明：“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就是蓝色斜纹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而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高级的也不过四个菜一碗汤；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共产党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对王实味所说：“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艾青也逐一进行了反驳：“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两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有时）还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一连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现象”，“至于说‘害病的通知喝不到一口面汤’，这是谁也不会置信的事，延安医院里的病人，比起大后方医院的有钱人，当然不如，但大后方没有钱的人就不能住医院；延安的医院却一律免费且平等待遇，病人们的生活，比医院里一般工作人员的要好得多。”

对津贴费问题。艾青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差别的，那等级就是‘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五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殊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 ^[33]

显而易见，艾青主要还是站在延安并不存在等级制（即前文所述的第一种反对者）这个角度去批评王实味的。

这场争论最后以王实味的被迫检讨而结束^[34]。就供给制而言，艾青的说法毫无疑问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前文已经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恕不赘述，仅以伤病员待遇为例，就拿1942年供给标准来说，伤病员的伙食除了按一般的伙食费的规定外，“每日另增发一元”^[35]，到了1943年，病号在医院者已可享受小灶待遇^[36]。杨奎松研究了供给制后也认为：“实际上，和国内这时任何一种收入分配制度相比，中共的供给制已经是最贴近平等性质的一种分配制度了。”^[37]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实味提出供给制问题三年后，对前面提到的两种对供给制的批评意见，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这是我党建军原则之一”，“但是较特殊的优待，工资所得的差别，便是应当和必需的，若情况越是朝着和平建设的道路发展，则这种生活待遇的差别，就会增加、扩大，并逐渐得朝着按劳得酬的方向走。”^[38]

边区财厅特别指出：“薪俸制度是生活费分配的一种较合理制度。所谓薪的标准，是按其工作的质量，讲技术讲能力，论勤惰，而给予相当的报酬。也就是依照各人的劳动简单与复杂的程度及其工作的勤惰的标准来进行分配，这是按劳得酬的横切面”，“所谓俸的标准是论功绩，系指对革命对人民曾立过功劳苦绩，或则有长久的工作历史，或则因公积劳成疾，或则为人民的战争中负伤残废等等原因。由于历史上所积累的劳动的量功勋，而给予一定的或长期的，身前的甚至死后其妻儿家属仍可领取的报酬。如年俸、养老金、年金等等，这是按劳得酬的纵断面。”^[39]

对于生活费的发放，边区财厅认为应该模仿铁路、邮政的管理方法，朝着薪俸制度的方向发展，“将来在大城市，在长期和平建设的时候，薪金制的采用，便是势所必行了”。^[40]但由于不久后国共内战爆发，中共根据地财政再度陷入困境，这一设想的真正实行要等到新中国建国前夕了。

很明显，边区财厅也是反对王实味观点的，但与艾青不同的是，边区财厅主要还是从等级制的合理性这个角度（即前文所述第二种反对者）去为等级制作辩护。

可以认为，这是中共财经部门内部第一次系统总结供给制的利弊得失并研讨供给制的发展方向以及存废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供给制迅速向薪金制转变的滥觞。

问题在于，毛泽东原初意义上的整风中途夭折了，运动的“偏向”导致了“转向”，王实味《野百合花》等墙报杂文所揭示的，广大群众与毛泽东共同认可的问题——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阴暗面，被大批判的声浪给掩盖起来了。当年热忱参与整风的个人群体，以及实质上反对整风的群体的言论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和干扰了毛的进军，历史就这样顺着各种政治分力的合成方向前进。领袖、干部与群众共同创造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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