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保护、团结干部，是毛主席一惯思想作风
我们知道，毛泽东不搞大权独揽，他任职一届未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1956年9月，就让刘xx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了，就提前交给刘邓周全面负责了，这是培养他们。提出一线工作交刘xx主持，自己退居二线。虽然1958年刘xx带头刮“五风”，搞“形左实右”，使纠“五风”带来巨大困难。毛泽东从大局作想还是原谅了他，保护了他，以《十年工作总结》，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中中央和地方所犯的“左倾”错误，也并没影响让刘xx主持一线工作的意想。
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确认刘xx当国家主席。但是刘xx一上台，就搞独立王国，伙同邓xx一道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否定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问题”，动摇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基础。
刘xx反对发展大工业。他认为“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少量的国防工业”。刘xx的设想代表了一些党内外很多主张多搞农业、轻工业，少搞重工业，甚至重工业、国防工业，靠苏联的思想，提出重工业“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甚至不赞成搞两弹一星，说原子弹、卫星我们依靠老大哥就行，军队不要裁减，要大力发展常规兵力。这种想法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正符合了苏联想按东欧卫星国的模式改造中国进而对中国的分工要求。从国家安全高度先发展重工业，是历史耻辱所赋于的必然。毛泽东批评刘xx：“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这从1953年《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中国工业化道路”，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战略构想，是先强国，再富民，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针对苏联和国内情况，为了反资防修，毛泽东在全国特别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用群众触动教育的办法，教育促使各级干部包括中央干部的思想转化，紧跟社会主义的步法前进。文革期间，刘xx、邓xx被群众打倒下台。但是毛主席又极力挽救邓xx，并没有因犯错误而歧视他。1973年3月恢复邓xx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病重以后，他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于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然而令人失望，毛泽东又不得不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说：“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肓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要干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文革期间，对干部思想教育乃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求“老一辈的革命者，要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密切联系群，保持无产阶级晚节”。因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说“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因此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教育、保护、团结干部多数，是一惯的，这从我党历史上就可以看出。
我们知道王明（陈绍禹）是犯过路线错误的。1937年11月，王明将共产国际所担任的工作交给任弼时从苏联回国。但是王明一回国便以此自居。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就连张国焘也看不下去。后来张在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钊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王明在苏6年，使他躲过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躲掉了蒋介“围剿”的炮火，又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王明是来摘桃子的。
王明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在党内大抓“托派”。他说：“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
同王明一同回国的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也撰写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配合王明并亲有抓“托派”。 毛泽东以冷漠态度处之，不支持。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骀教训。着重总结了我党历史上的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危害极大，对其表现、危害和根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以此教育干部。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掌握着以下些原则：1，在分析错误时强调实事求是，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是偶然的、局部的错错绝不上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强倜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中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是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同志，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上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另眼看待，…对池们要比对别的一般同忘应亲热些”，给他们“造成一种温暖的勇于改正锆误的环境”。
抗战初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钱”、“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日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毛泽东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以此回答王明。
但是王明必竟是我党一名高级干部，毛主席多次批评帮助，谈话教育，至到他心悦诚服，仍然实事求是的看待王明。
1938年10月20日，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40人在会上发言，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继续坚持把抗战的希寄托于国民党正规军，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蒋介石统治下的合法运动。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说：王明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
王明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发言中也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围”！这般的话，从王明的嘴里讲出来，何等的不容易。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学习毛泽东”竟出自毛译东的政敌之手，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在战胜了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挑战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日渐稳固。毛泽东和中央仍任用王明任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后又任中央统战部长。
1943年4月，毛泽东提出：“反奸斗争要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原则上不要抓义杀人；镇压反革命要公开进行”。7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要其在《防奸路线》第6期上刊登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丙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已动于，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船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歼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7月15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经过个3月的“抢救”，已有450人向党坦白。…许多在前一天别人的人，第二天成了被“抢救”者。
7月30日，毛泽东针对不断发展的严重局势，发出指示，决定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毛泽东总佶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从严教育批评干部，还保护了大批干部。至于团结干部一道工作，请看不面的实例：
1945年5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讧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代表中央在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狃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顽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娈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已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得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试较完全；我们从要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70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贤会25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参考文：
贾章旺《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 上》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康秀峰《重点回答反毛右派的问题-红墙内毛泽东是怎样保护刘邓的？》
（毛泽东年谱中卷）
（原创）2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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