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共产党人的生死观
推荐者按：推荐已故去的于泮池同志三篇文章：一是给儿女的最后嘱托《泛谈生与死》；一是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在与几位同事和青年同志给自己的欢送会上的讲话；一是同为医生的挚友去世后的感怀。
于泮池同志不是理论工，留下的文字不多。这三篇文章都是其在重病住院期间，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之余写就或改定的。这三篇文章都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一名真共产党人该如何面对生死，并如何把它落实到生活和工作中。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文中流露出来的坦荡襟怀和质朴作风，对生死的淡然，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诚，无一不让我们追念感怀并引以为榜样！
泛谈生与死
——兼嘱茵儿与鉴儿
今天（8月8日）是我78岁的生日。回首在我走过的人生历程上，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广，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位是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一位是我的母亲——你们敬爱的祖母。
一个降落在人世间的生灵，从他（她）开始懂事的时候起，选定哪个目标或朝哪个方向前进，具体的道路怎样行走，这都是需要有人去指引的；而这种被指引的路，不仅有宽广与狭窄之分，而且更有正路与邪路之别。许多做父母者其用心堪称良苦，但由于意识上的狭隘与自私，则往往自觉与不自觉地将儿女引向歧途。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家乡胶东半岛是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着的，乡村是地主、富农和恶霸的天下，广大的自耕农（中农和贫农）、佃农、雇农以及那些依靠乞讨求生的人，不仅长年过着艰辛与贫困的日子，而且还要对强者忍气吞声。而我的母亲——你们刚毅正直的祖母，对富者强者，特别是“为富不仁者”、“强而霸气十足者”，往往以鄙视的目光视之，以讥讽的口吻议之。每当我出家门同小伙伴一起玩耍，她总要嘱咐我：“不要欺侮好孩子，不要惧怕恶孩子。”记得有个叫丛秋成的孩子欺侮了我，我怒气冲天地将他摁到在地，并将他手背的皮肤都搓得流血，此后他在我面前“老老实实”。我的性格同母亲是多么的相近与相似，这同自幼她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1939年冬至1940年春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到了我们的家乡，当时的情景令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侵略军是那样地耀武扬威，而乡亲们是显得多么地恐惧、麻木与无奈。可是不到半年光景，潜入地下的共产党公开活动了，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广泛地宣传与发动群众抗日，一方面领导根据地的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时大办和普及教育，当时我们县第五区就开办了五所中心小学（此前全县只有三所中心小学），而第五中心小学就设在我们河格庄。在此期间有两件事对我终生都有重大影响：一件是使我知道陕北有位“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是人们的大救星。”而我从这个时候起便懵懂地认定了毛主席并决心跟他走。另一件是使我由当时胶东文联创办的《胶东青年》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了一篇“人生观”的文章。我是感到多么地鲜奇，它对我是多么地有吸引力，从此懂得了人生观就是回答“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这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我终生都在思考与探索着的一个大课题。
人，总是要死的。有生必有死，生与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从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也就注定了他（她）必然在某天或某个时刻死去。从时间观念上区分，死亡不外乎以下三种：一种是骤然或突然死亡。这种死亡对其本人来说可称次级“安乐死”，只是对家属的精神上打击太大，对正在进行或尚有要事交代者，则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种是“预期”死亡，指患上某种不治或难治之症，注定在预期内或因病情急剧变化而迅速死亡。这种死亡对“延年益寿”或“贪恋人生”者近似缓期死刑；然而对那些尚在进行或有重要嘱咐需要传交者，却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因而也是时观上最佳的死亡。第三种是缓慢死亡，指人体重要器官功能自然退化到功能停止。这种类型的死亡，对那些忘记“死之将至”者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而对那些只为“延年益寿”和“贪恋人生”者而言，则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
一个人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凡自私和为“小我”活着的人，他在死亡面前必然会表现出极度恐惧与不安，只有懂得人生真谛并珍惜人生的人，在死亡面前才会表现出从容镇定和视死如归。西汉司马迁《史记》称：“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人民领袖毛主席则将此言升华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卖命，就比鸿毛还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中抒发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犹似人世间的洪钟大吕。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仅有震撼山岳之气势，同时也表明了这为女中豪杰对生与死的态度。
为了完成雄伟大业而珍惜身体者当首推三国时期魏王曹操。曹操是个唯物论者，他承认人的生命是有限期的；但他又是个乐观主义者，认为在顺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是可以延长寿命而享受天年的。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和“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便是其生死观的生动写照。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更为历代有识有志者所称道与效仿。本人十几年前曾写下“古留诗文数万千，首推魏王神龟篇。更崇范公忧乐论，吾辈盍不效前贤”，借此抒发了面对当今时世的感慨。
一个人对生命真谛的理解和怎样面对人生，是由其人生观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部长篇小说我曾在青年、中年和进入暮年后，十分投入的各读过一遍。
我一生经历了由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中国）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毛主席逝世后党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从而导致了“党变质”、“国变色”的资本主义复辟，即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回首和反思自从我参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十多年中，自认为在前两个革命阶段基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在后一个时代的逆流中，也基本保持了清醒与坚定。一生中虽无光辉业绩和重大壮举，但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保持了极大的热情，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坚持了无限的忠诚。因而，自认为此刻基本上可以“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年过七十者已超过大半，但八十岁以上的毕竟是少数。在老年人中，除少数因大病、重病骤然或突然死亡，大多数是大脑渐渐失去思维能力而离开人世的。因此我认为在大脑思维尚属正常特别是思维仍为活跃之时，对后事做个交代是十分适时和必要的。故借此嘱茵儿与鉴儿如下：
一，当我丧失了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大脑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和身体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我会完全从容镇定的视死如归。届时务必协助我尽快结束生命以保持生命之尊严。
二，我一生仅有积累的离休金数万元，但珍藏的几件文物（革命纪念品），特别是几十年积累与收集的文稿资料是值得珍惜与妥善保存的。这些东西部非为“小我所用”而是具有历史研究的参考价值。按时间先后为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十二类：
1、本人的入党志愿书，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和解放（战争）奖章，出席贵州军区英模大会纪念册，先后两次改装的军衣和领章各一套。
2、五十年代以后各个时期的同学、战友以及家人、亲朋好友书信集三本，毛泽东时代茵儿的公费医疗证和粮油供应证等。
3、六十年代初期至一九八五年离休前本人在昆明军区卫生部、后勤直供部卫生科和后勤二十二分部卫生处工作期间撰写的各类文稿及参加广州全军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以及纪念毛主席“6·26”指示10周年会议的资料汇编。
4、六十年代中期起先后参加农村“四清”、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时本人写的日记片段、本人收集的“文革”期间“两报”、“一刊”社论粘贴两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各地代表讲话以及部份群众大字报原件。
5、八十年代中期参加由原第二野战军钱信忠部长主持编写的《新中国预防医学的历史经验》，由本人撰写的第二野战军“部队卫生防疫工作”、《四兵团渡江南下中的卫生防疫工作》以及《滇桂黔边纵卫生工作简史》。
6、为振兴京剧艺术而展开的票友问卷调查、组织票友演唱团赴部队演出时的纪念册、青年观众对京剧艺术意向调查表并有本人据此撰写并投稿中国京剧艺术杂志文章三篇。
7、九十年代起，主要由本人发起与组织的昆明军区后勤战友联谊会、原昆明军区卫生战线战友联谊会、胶东半岛在昆卫生战友联谊会以及原第四军医学校一队、云南省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同学集会的录音带、VCD光盘与纪念册等。
8、自二00三年起，主要由本人发起与组织的纪念、忌日以及纪念毛主席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批示四十周年、“6·26”指示四十周年，先后共十一次的相关文稿和纪念册等。
9、自九十年代末期起，本人参观四个典型（南街村、华西村、大邱庄、周家庄乡）和瞻仰革命圣地延安、中央旧址西柏坡、革命摇篮井冈山、华北革命烈士陵园以及参观中流杂志社、毛泽东旗帜网、网而制作的纪念册或照片组。
10、本人收集的革命现代京剧、中外红色经典与中外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重要文献纪录片而制作的录像带与VCD光盘共百余盘（张）。
11、本人珍藏的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著作、军队医院管理、中外文学名著等。
12、本人及全家四口各个时期的照片制成的相册以及各个不同年代的京剧、电影、戏剧说明书等。
三，我离开人世时，仍穿着平时喜爱穿着的便（旧）服，不发讣告，不急于告知亲朋好友，切勿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一部分撒入我们可爱家乡胶东半岛渤海碧水之中，另一部分撒入我的第二故乡辽阔的滇池水域。
谨此嘱而告之！
于泮池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初拟
二零零九年一月廿日修订
在“欢送会”上的讲话
时间：二00九年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至五时
地点：昆医附二院地干科三病区抢救室
应邀：原昆明军区后勤二十二分部卫生处XXX等五人
列席：XX等青年三人
今天是我提出并坚持要举行这样一个会。因为我们是唯物论主义者，又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们这个会叫做“欢送会”。那么我是怎样想到要开这样一个会呢？既是几年来已早有所思；二是此次我患肾病综合症而激发促成的，具体说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与死的认识
“有生必有死”，即一个人从降生时起，即意味着他必在某个时候死去，因疾病导致的死亡，从时观上不外以下三种
一是骤然或突然死亡。例如猝死、严重脑溢血或心肌梗塞等，这种死亡本人无痛苦，但对亲属打击太大；另者对于尚未完成基业或有重要事情需交待者则是个大的损失。
二是预期内死亡。这类死亡最大优越是可以对需要进行或尚需交待的要事可以从心愿，这对某些人来说则是一种最佳的死亡形式。
三是缓慢或渐进衰竭死亡。这种死亡对那些“不问天下事，一心养天年”的人来说是最佳的形式。
2、对生与死的态度
一个人对“生与死”的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或密不可分的。一个自私自利或为“小我”而活着的人，他在死亡面前必定会表现出恐惧与无奈，或乞求于“恶人”或乞求于鬼神。而一个真正懂得人生真谛并珍惜人生的人，那他在死亡面前必定会表现出从容镇定和视死如归。例如西汉司马迁《史记》言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宋爱国女词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当代革命烈士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苏联革命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借用小说主人公保尔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3、生者与死者的告别方式
第一种是追悼会，是毛主席提倡的。他亲自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即《为人民服务》名篇（我参军前，1946年曾参加我县为“四·八”遇难烈士召开的追悼大会），并号“召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大会，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第二种是遗体送别。（前天我参加了一省委老领导的遗体送别）。对这种送别形式我很不欣赏，而且越来越反感，甚至有若干分厌恶（僵尸陈列着，家属旁站着，来者匆匆而过，再加上带有空话、套话的生平介绍）。我们夫妻俩早已商定绝不举行。
第三种是生者对预期死亡者的欢送会。我认为这是种好形式。但举行这种形式的欢送会，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在预定死亡时期内，且大脑思维尚处于完全正常时；二是被欢送者必须具备应有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素质；三是送行者对被欢送者必须具有深厚的感情与敬意，且范围不宜大。
今天我向同志们介绍与交流的共有三个部分：
一、介绍我人生的简历：
我1930年8月8日出生在山东胶东半岛一个农村普通农民家庭（我的家乡是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是老解放区）。1944年冬高等小学毕业，1947年2月参军入华东卫校胶东分校。解放战争时期是在野战医院以及前伸的伤员转运站先后担任过实习护士，护士，护士班长。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被送入军医学校军医队学习，毕业（理论课结束）被选留校任辅导员，学校合并后的1954年10月被昆明军区卫生部调入机关工作（近三十年），1979年因“特殊”历史条件和军区“特定”的政策，而先后调入后勤直供部卫生科和后勤二十二分部卫生处工作。1983年被免职，1985年下达离休命令后离休。
二、回顾后勤二十二分部工作的四年
1、精神状态与工作姿态：我处人员最多时为十余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和不同卫生单位。我来自军区卫生部，有的原在二十二分部卫生处，有的来自直供部卫生科，还有的来自医院和团卫生队，可谓“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完成后勤二十二分部所管辖的5所医院、8个直属团卫生队、40多个团级库、站等单位的医疗卫生工作而走到一起来了。）当时从年龄看，我处最长为50岁，年龄最小的二十余岁，从机关工作时间看有几年、几十年和刚调入不久。但在业务管理上，却各有特长。据我回忆全处同志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政治思想素质好。当时大家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仍然是五个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而很少受后来“三个主义”的影响。个个都明确我们的服务方向、服务对象和工作任务，而且个个都具有一种朝气蓬勃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高度的工作热情。
第二，思想作风正派，工作作风是脚踏实地的，极少有人计较个人名利；极少有人去闹无原则纠纷。除了正常的矛盾外，（只有XX和XXX同志两人闹过一次），全处是属于团结战斗的群体。
第三，业务素质较高。依我看来，在某种或相当程度上不亚于军区卫生部。我是在1969年军区机关整编时被任命为由原来的组织计划科、医疗预防科、卫生防疫科合并而成的科长；在药材管理方面，又有来自直供部卫生科的XX和原二十二分部卫生处的XXX同志，他们两人都是业务精和工作细的强手；兽医方面有XXX和XXX两同志。
2、当年我们除完成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任务外，我回忆还开拓性和很有成效抓了五件所谓大事。
第一，检查所属五所医院的医疗质量及业务管理。这项工作通常都是军区卫生部直接组织实施的。我们由分管卫生的朱宝玉副部长挂帅，抽调各医院业务骨干组成检查小组，这项工作进行得细致有序，最后将检查的结果分别在各所医院院党委扩大会上进行讲评。
第二，召开了八个卫生队队长会议，这在分部历史上也属首次，各汇报工作与交流工作经验，并主要就贯彻“预防为主”工作方针和加强卫生队编制床位的充分使用和提高医疗质量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形成了共识。
第三，深入所属的四十多个单位卫生所（包括七局卫生科）进行了有关业务工作开展情况的摸底调查并在可能条件下，帮其解决了所提出的困难和问题。
第四，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部队发病率、“统计加估计”的不良作风，深入舟团桥进行了蹲点调查，并通报所属各单位，同时上报军区后勤卫生部。
第五，举办军医在职训练班（这项工作开始于直供部），我们制订严格的培训计划，聘请军内外医学院校第一流的教员例如省卫校讲授生化的XXX老师、讲授内科诊断学的XXX老师、昆明医学院讲授微生物学的XX老师等。通过这次培训，不仅提高了这批业务干部的理论水平，还使这批同志获得了大专文凭的学历。
3、简要汇报我的离休生活
我于1985年正式离休，二十五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参加编写部队卫生工作史，原二野钱信忠部长提议并挂帅，总结我国医疗预防工作的历史经验。在前后两年多时间里，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走访相关人员和直接由我撰写的文稿有三部分：一是二野四兵团渡江南下中的卫生防病工作；二是第二野战军卫生史的“部队卫生防病工作”部分（此稿当众受到钱部长在成都召开的审稿大会上的表扬）；三是滇桂黔边纵队卫生工作简史，后来总后勤卫生部要调我去北京参加全军医疗预防工作史的编写工作，当时因家庭原因我未能成行。
第二阶段：为振兴京剧奔走两、三年。一是深入昆明市各业余京剧团或票房对几百名票友的有关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二是组织票友演出团赴部队慰问演出，既在青年观众中宣传京剧的同时，又对这些人员进行有关京剧的问卷调查；三是在调查研究之上，先后撰写出三篇调研类文章发表于《中国京剧》杂志，其中一篇受到文化部振兴京剧委员会的高度赞誉。
第三阶段：筹划“临终关怀”机构。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创办了我国第一家，继而有北京松堂医院、昆明市二院与工人疗养院虹山分院医院创办了“临终关怀科”。一是收集有关资料和学习有关知识；二是对临终期病人的相关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三是物色寻求合与筹措资金。后因找不到理想合，又主动到虹山医院“临终关怀科”做义务工作。但在我要求查阅与分析“临终关怀科”病人病历时受阻而作罢。
第四阶段：从关心社会到关心青年。1998年偶然获得当年中宣部部长林默涵与著作军旅作家魏巍合作创办的《中流》杂志，使我豁然开朗，视野大开。从此开始进入社会，一是外出向真正的坚定的革命前辈求教；二是去革命圣地参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先后到过延安、井冈山、西柏坡、南昌起义纪念馆、湖南第一师范、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三是同有志青年（主要是高校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交朋友，总计有50、60人之多）；四是去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南街村去过三次、华西村和大邱庄各去过一次）及《中流》杂志社、《东方红》书社参观。
此外，离休后先后发起或以我为主组织毛主席生日、忌日及相关纪念活动11次。原昆明军区后勤部机关干部、全区卫生部干部、当年我曾在过的第四军区学校和云南中医学院同学以及在昆明胶东半岛卫生界战友同乡集会共10余次，其中多数或摄制了专题片或制作了纪念册。每次纪念会或聚会都有鲜明的主题和丰富、高尚的活动内容，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称赞。
最后，我要赠送予大家的纪念品有两件：一是我1981年（即同大家一起工作时写的座右铭）；二是12年前我在现实生活中偶发奇想而制作的个人“名片”一份。
2009年1月20日
附1：
座右铭
努力争取永做一名坚持马列，热爱生活，忠诚坚定，刚毅正直，不计个人名利，不计个人恩怨，有政治头脑，有真才实学和勤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
说明：这是党的“两个决议”公布之后，党内外思想理论是非混乱和人民价值观念错位，本人在后勤二十二分部卫生处工作时，于1981年10月写下的心声。打印之时个别字句略有改动。特
附2（名片）：
正面：
胶东半岛普通农民的儿子
毛泽东时代人民的勤务员
原昆明军区离休卫生干部
背面：
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生命是很短暂的，一个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或百岁，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仍然只是一瞬间；生命是很脆弱的，因为它随时都会因疾病或什么其他意外而突然结束。因此，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命，极力将自己有限生命的主要活动，始终同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开创与未竟的人类最为壮丽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悼挚友
（一）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每个清醒与正直的人们都不会忘怀：那时没有官僚买办与资本家的作威作福，而是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与主题的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
那时没有崇洋媚外和奴颜媚骨，而是不怕鬼不怕邪地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共同战斗的昂扬斗志与民族自豪。
那时没有为一己私利的的尔虞我诈和相互倾扎，而是为革命为人民进行劳动与创造而奋斗的精神和改天换地地发奋图强的建设激情；
那时没有物欲横流、腐败蔓延和乌烟瘴气，而是平等友爱公正严明地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
（二）
我们荣幸地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为保护获得了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的健康而奋斗。
遵循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国医药学时以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经过军内外广大医务工的共同努力，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和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寿命。
（三）
我们难得的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某公为新时期进行了总体“设计”：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解散了人民公社而代之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为历次活动中遭受批判或冲击的各类人一律“平反”，并“天才”般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他高声狂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国际共运史上首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代”领导人忠诚地继承与发展了“小平理论”，将其创新的“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和宪法里。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理论，并竭尽全力地同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国内经济飞快地畸形发展连创“奇迹”，引进了一系列诸多的重大社会问题。人们面对着这几十年的重大变化，有的狂欢、有的困惑、有的悲愤和有的无比忧虑。
（四）
我们清醒地看到和十分的医疗领域，令老“白衣战士”无比悲愤和十分忧虑：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人民，如今却变成了“高官”和“富翁”的专利。广大农村的缺医少药状况空前，城市庞大的“弱势群体”有病无钱医治。毛泽东时代的医德医风几乎不见了，越来越多的“医者”变成了金钱的奴隶。然而仍有那么一少部分医者的“本性”不改，我们的茂田同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您不顾各种疾病缠身和虚弱之躯，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里，应诊日常年坚持“中午不休息”和坚持看到“最后一个病人”。将收取诊疗费的标准降到最低。
您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们而走了，而您高尚的医德和精良的医术将在滇东北大地人民群体的心里流芳百世。
公元二00四年十二月一日拟稿
公元二00九年七月一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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