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40年代末解放战争中，在毛泽东领导下，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在中原驰骋，先后攻克国民党战略要地开封、徐州。作为大军主官，刘伯承非常明白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高度重视及运用，首次解放开封，国民党守军的城防图等全部被陈士榘兵团所获，攻占开封是解放军首次解放大城市，活捉国民党兵团司令区寿年（广东籍， 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现教练区楚良的祖父）。近年国内电视电影剧目有涉及徐州解放和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国民党59军军长）的情况，都是刘伯承手下二野情报机构的杰作。在此发文，对上述情况做更详尽介绍，以记载刘伯承元帅和无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光辉业绩。
徐寄光是河南遂平县人，1938年入党。读中学时，受进步教师的影响，从事进步活动。中学毕业后，他在确山竹沟新四军竹沟大队学习，以后担任政治交通。竹沟大队撤走后，他就留在了地方，先是遂平县，后又到漯河郾城县县委工作，以后河南党遭到破坏，徐失去党的联系。在此期间，徐联络了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有中学的同学万新玉，他是开封师范的毕业生，当时在国民党开封邮政储汇局里任储汇科长；裴建章，也是河南开封师范的毕业生，当时在国民党黄泛区救济总署任职；李向宾、王潜历，二人是西北大学毕业生，在上海税务局里工作。这些人除了同乡就是中学同学，思想都比较进步。抗战胜利后，他就组织这些人做些有益的事情，搞点文化事业，如办学校或开书店等。经商量，他们决定办个书店，取名叫“黄河书店”。决定之后，他们就开始联络人，筹集股金。不久，“组委会”已筹集了一些钱，但没有人能出面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没有一个能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抓这项事的人，于是他们就想到了徐寄光，让他来跑书店的筹建，因为他是以谋职业的身份和他们交往的，而且在他们中间，徐被认为是一个书呆子，老实人，所以认为徐最适合。当时徐是不想在开封长期呆下去的，想到解放区去，所以就以不会做生意等原因推掉了。
1946年6月，李洵由中原去开封找徐，李洵原名李海涵，（解放后是河南农学院党委书记），李洵与徐是同乡、同学，思想一致，初中毕业后，徐到开封高中读书，他到开封师范读书，本来地下党约定一起到延安去的。1938年，他去延安，徐便到了竹沟。他本是晋察冀的干部，以后到了中原（实际是晋察冀鲁豫情报处派出的情工），他这次回到开封，徐非常高兴，想和他一起到解放区去，接通党的关系。不久（李洵回到邯郸汇报后又回到开封）他告诉徐说，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在郑州有个绥靖公署，是打内战的重要据点，地下党在这一带立足开展工作，特别是在陇海线上建立一些据点，开展情报侦察工作，比到解放区还重要，所以就不要走了。于是，徐就和他讲了准备搞书店的事，他听后说很好，要办好这个书店，利用书店做掩护开展情报侦察工作，并研究了如何办书店的具体办法，李洵也以同学同乡和跑行商的身份加入了股东的行列。当“组委会”再次提出让徐主持书店的工作时，徐就应允下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建立书店可以，但建立书店必须得加入工会，加入书报行业，这就需要在股东里有势力、有名望的人才行；另外，书店一开业，是需要很多钱的，这就需要广泛的联系股东，征集股金；徐是个书呆子，不会做生意，所以出了问题，还需要大家来承担。股东们一致表示 ，让徐尽管干，一切由大家来承担。徐只管看住门，把握营业，联系业务关系，徐对外的名义是书店的经理。事情决定下来之后，他们就把股金降低，进一步广泛吸收股东，设法把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的人拉为股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开封的势力有三个方面：
（1）以省政府刘茂恩为主的地方实力派，刘是当时河南省政府的主席。
（2）胡宗南派。胡宗南为了控制河南，往河南派了很多干部，他们控制了省训团，省训团是培训干部的机构，当时河南省政府机构科以上的干部和各县的县长要到此轮流集训，这样胡宗南的势力逐步扩大。刘茂恩名义上是省训团的头子，实际的负责人是胡派在此设的秘书张勉之。胡派还拥有西北通讯社（后改名为大河通讯社），是搞特务活动的，社长叫朱振家，也是特务头子，是胡派在河南的第二号人物。还有河南政治部主任、刘茂恩的政治顾问杨虞市。这样张、朱、杨便形成了胡宗南在河南势力的三人小组。
（3）中统派，即陈立夫、陈果夫的CC派，他们是把持着河南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文教部门。省党部书记长是陈泮岭，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陈立夫系统的骨干，也是遂平县人，
为了以后开展工作，地下党对这三派的一些人都尽量吸收为股东，有的是以吸收股金的形式，有的作为名义股东，既有高级干部，有背景有势力的人，也有科长、科员。如刘派的保安司令部主任，民政厅的一个科长，教育厅、粮食厅也都有人，胡派的三个头面人物，经陈瑞市（徐的同乡）的关系全部拉为股东或名义股东，还有一些科长、科员等；省党部系统有书记长下边的秘书长张圣泽，他是实权人物，另外还有一个科长。通过万新玉在文教界也联系了一些人，如河南大学及几个中学的人，这些人有些是同学的关系，思想都比较进步。这三个派系的人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作为书店的股东，起到了保护和掩饰的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书店是站不住脚的。书店的牌子上的几个大字就是胡宗南派的杨虞市题写的，很醒目。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参加书店，成为股东呢？那时，在国民党机构里做官，收入并不高，经济状况并不怎么好，特别是那些科员、职员，收入很低，能有个自己的商号是很愿意的，地下党把股份降得很低，五块十块也算一股，所以入股的人就多了，各方面的人都有。另外，因为书店属于文化事业，入股的人能成为股东，觉得是一种荣誉，地下党曾经把股东的人名按发起人，入股的多少的顺序印成名单贴出并公开散发，人人都知道黄河书店是谁办的，所以他们觉得很光彩，觉得自己又多了一点儿身份。
黄河书店建立在今天的开封市中心地带，地下党之所以能加入开封书报业工会，能够开张，就是因为地下党把国民党的三种势力的人及文教界名人(如张勉之)都拉为股东，依靠他们的关系使书店站住脚，他们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三种势力互相牵扯，一派以为书店是另一派搞的，谁也不敢怀疑书店有问题。当时，开封的书报业都集中在书店街，而黄河书店周围都是经营杂货、衣服的，所以这里突然出现一个书店曾引起周围的邻居、群众的怀疑，特别是经常有政府官员和穿军装的人出入，更使周围的人确信书店是官办的，“经理”也不象个做生意的人，认为书店一定有什么背景，这反而起到了掩护作用。
书店筹备就绪后，徐寄光就和李洵商量如何牢牢地控制书店，于是地下党确定了经营方针，即不宣传国民党的东西，不经销国民党郑州书局出版的东西，不经售国民党的党刊、党报，但经售的东西也不能太刺激了国民党当局，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所以出售的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科学技术、中外文工具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杂志也是社会上流传的中间杂志，这些想法和建议提出后，万新玉等人听后说“正合徐意”，“不偏不向才安全”。
这样，书店于1946年秋开始营业。
黄河书店的建立，主要是靠社会关系、同学、同乡、同事相互串连而成，而搞情报侦察工作主要是利用股东及国民党内部之间的矛盾。首先，地下党把书店收拢的这些关系分为三个层次：
（1）对书店的秘密及情报工作，只能李洵及徐两个人知道。地下党二人是工作的核心，徐当时化名徐善初，身份就是黄河书店的经理，坐镇书店；李洵是以行商的身份在外边跑。当时，开封周围一带生产烟叶子，他以烟厂代理人的身份在陇海线上来回跑，实际上是来往于解放区和敌区之间，担负交通与组织联络的工作。
（2）核心的外围是有进步思想的人，如筹备书店的几个人——万新玉（股金最多，作为书店的发起人）、裴建章、李向宾、王潜历、陈瑞市等——他们不是开封师范的同学就是开封中学的同学，要么就是同乡，思想都比较进步。陈瑞市也是遂平县人，地下党过去虽不熟悉，但彼此知道，在读书期间及以后的教学中，他经常看一些进步的书籍，但并没入党，而是考取了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战时工作团，到了胡宗南系统。日本投降后，胡宗南往河南派人，陈瑞市就来到河南，这一层的人，是征集股金，保护书店的基本力量。
（3）最外一层是最复杂的关系，国民党三种势力的人都有，然而这一层的人正是情报的主要来源。
对于以上这些对象、关系，徐寄光和李洵经研究，有的加以直接引导，为地下党提供情况，有的则间接获取情报。
除了黄河书店以外，地下党在开封另设了两个秘密的联络点。因为书店人很多很杂，各种人都有，股东们一到节假日都要到自己的书店来玩，来看看自己的书店，所以当地下党的人作为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书店时就很不方便，容易暴露，所以另设了两个秘密联络点，一个是在梁苑女中，地下党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关系的爱人在这个学校当校长，于是把她那里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有时李洵或其他同志从解放区来开封就临时住在这个地方。黄河书店的固定人员共有三个，一个是徐寄光，另外两个是由股东介绍的店员。地下党的另一个秘密联络点就设在其中一个姓张的店员的家里，他是开封人，当地下党有同志从解放区来，徐就跟他说：“家乡来了人，要在你家住一、二天”，他是很爽快地答应的，于是他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这两个联络点，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李洵和武尽法知道。1946年夏—1947年初，李洵担负从开封到邯郸之间的交通联系，情报都是由他送出，上级有什么指示也由他转告地下党。1947年初，李洵调走，由武尽法来接替。武尽法化名吴玉山，以失学的家乡人的身份到开封找徐寄光，徐就和股东说：“这是徐的小老乡，失学了，没有职业，想找碗吃”。股东们说：“就让他当店员吧”。于是他便以店员的身份来替书店跑行商，担负起与组织联络的工作。不久，野战军领导部门派了一个情报站和豫东与豫皖苏情报处合在一起，这个情报站设在豫东，活动在杞县、睢县一带，离开封很近，一夜就可走到，站长李文彬，站名就叫豫东情报站，有电台，从此地下党就把情报送到那里，由武尽法来跑，大部情报由情报站转到豫皖苏司令部，重要的战略性情报由情报站用电台发到刘邓野战军司令部。
地下党的情报来源主要以下几个：
（1）洛阳师管区。国民党军队，军级设军管区、师级设师管区。洛阳师管区司令是曹玉珩，是刘汝明55军整编后整编下来的一个师长，他的秘书叫魏致任，是中共老地下党员，失掉了组织关系。经股长刘耀庭（后边将要提到）介绍认识的，南阳人，与徐经交谈，越谈越深，徐就正式敲定让他提供所在师管区能够接触到的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情报，如有文件就提供原件给徐看，于是他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情报关系。师管区专管征兵，所以河南征新兵，补充部队的番号、人数等有关的情报都通过他获得。这些情报曾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表扬，因为当时二野的部队向外发展，急于弄清楚当地的保安武装，特别是保安团队的力量。所以，弄清河南招收了多少新兵，补充了那些部队，部队驻在哪里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师管区发的一些文件，特别是涉及军情的文件，魏都提供给徐。这是一个很可靠的关系，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2）河南省政府省志编撰局。省志编撰局的编辑刘耀庭，是个历史学者，他也是河南省民国日报编委会的委员，他常和刘茂恩有来往，他对刘的动态、省政府的动态都了解得很清楚。地下党通过股东的关系，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情报，如突击检查户口的消息他也及时告诉徐。武尽法刚来到书店没几天就赶上突击检查户口，由于他没有身份证，所以被抓走，经过股东又把他要了回来。由于刘耀庭及时告诉地下党，地下党便对突击检查可有所防备。
（3）河南省保安司令部会计室的会计张宜生。刘茂恩实际上是河南杂牌军队的头子，他想通过地方团队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就是专管河南全省保安部队的，在此当会计的张宜生专管经费、造表，对河南保安部队的力量、供给、编制、驻防情况都清清楚楚。通过他，这些情报都提供给徐，这也获得了刘伯承司令员的表扬。
（4）国民党河南参政会参议员郑隶平。郑隶平与徐很早就认识，当时他虽知道徐的一些情况，但具体干什么他不知道。郑是以国民党小党派青年民社党及学术名流的身份参加参政会，成为参议员的。参政会经常开会，于是他就把形势报告、南京国防部的计划、军事方面的材料等文件交给徐看，过后他也不再问起，徐就把这些情报通过武尽法送到豫东情报站。所以郑隶平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受刘司令员表扬的是国民党在打了不到半年内战之后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的形势，这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战部会议检讨作战以来的形势，对军事力量的分析后决定的。重点进攻的重点是延安地区及华东地区，延安地区是中共的首脑所在地，华东地区，特别是山区，是海陆的交通要道，若能打通，便可以和美国的海上运输联系起来，这份情报还包括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情况，所以很重要。
（5）那时在陇海路线上有一支国民党精锐部队叫新五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王牌部队之一，全是美式装备，军长叫邱清泉，其参谋（名字忘记）是胡宗南派系的人，地下党把他拉为黄河书店的股东，思想并不是很反动。由于新五军是一支机动部队，经常到徐州、郑州、开封一带，每来到开封，他就要到书店来，而且每次来都夸耀他的部队如何如何的好，然而却摸不着共产党的影子，搞得疲惫不堪，于是通过他地下党就可以了解这支部队的情况及动向。
（6）第三绥靖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是张自忠部队的59、77两个军的部队，原驻在商丘，后驻山东的枣庄地区以及徐州周围，司令官是冯治安，副司令兼59军军长张克侠是中共老地下党员，内战时周恩来亲自给他布置过工作。此时，地下党派武尽法与他直接联系，张克侠把绥靖区蒋介石发的文件及徐州周围的驻军、徐州城防构筑图都提供给地下党。后来才知道他的工作属华东野站军领导。
（7）通过股东们的闲谈而获取情报。在国民党机构里工作的股东们，每到节假日（星期二、五、日休息）休息时间便到书店里来，来后便东拉西扯，谈论时势。徐以不闻不懂政治，用茶烟热情招待他们，有时也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如对一些科长、科员、职员给一些零花钱等，而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玩的地方，是一个“自由市场”，可以无所不谈，无所不说，毫无顾忌。从他们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情报。如透露了郑州绥靖公署的一些动向，南京国防部的情况，国民党军情及1947年初国民党举行国大代表选举总统、国大代表的大会的情况。
以上这些情报大多是在拟定了情报关系后或用间接的方法而获得的。除此之外，地下党还用直接侦察的方式获取了一些重要情报，主要的有以下两次：
（1）1946年8月份，徐和李洵以跑行商的名义坐火车沿着陇海路，他面向南徐面向北，沿途观察地形、铁路、桥梁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设防、兵力、据点、粮食等情况，然后地下党把所侦察到的绘成图，写成报告送出去。不几天，陇海铁路炸声轰轰，敌人遭到严重打击，这便是刘邓大军第一次从开封、徐州之间出击陇海路。这次战斗占领了几个县城，摸清了敌人的实力，事先地下党的侦察起了作用。
（2）对开封市的侦察 。1948年6月份开封市第一次解放。在解放之前，地下党曾对开封市做了一次详细周密的观察和调查，将开封市的主要街道、不同的区域绘成图，把开封国民党驻军的驻地、人数、工事的修筑情况全部由武尽法交野战军。当情报转送给工程部队后，华东野战军八兵团陈士榘司令非常高兴，说正好需要这个东西，他表扬了地下党，解放开封就是由陈士榘指挥的。当时驻守开封的国民党部队是66师师长两个旅。在这次战斗中，上述部队全部被消灭，66师师长李仲辛被打死。解放开封，是徐军第一次攻占大城市，部队街上吃，街上睡，给群众的影响非常大，但只停留了三天便撤走了，撤到豫东又消灭了区寿年的部队，活捉了区寿年和下边的师长沈澄年。解放开封的目的是调动陇海线上的新五军，二野的部队刚撤走，新五军便赶到了开封。这时，那个参谋又到书店，对徐说：“你们受苦了，受惊了，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见到共军的影子，他们太狡猾了。”
地下党还利用黄河书店散发有关中共的政策方针，以及秘密出版物。黄河书店开张以后，地下党就和上海的杂志社、书店联系，和他们订购书籍和杂志。后来，地下党不要的东西他们也给寄，因为那时的书刊都经上海批发，那里的杂志社、书店发现开封有个黄河书店，就大量的寄给它，其中也有生活书店，《群众》杂志社等，所以里边经常有中共的东西，如宣传解放区的文章，中共一些秘密出版的东西，包括从香港运至上海的也都夹在书刊内寄来，其中还不乏有情报。遇到这种情况，地下党通过思想比较进步，比较可靠的人如万新玉那一层的人散发出去。
黄河书店工作的成功与地下党的经营方法是分不开的。对外，对股东，完全是以做生意的方式和他们交往，他们来到书店，地下党就热情招待，过年过节给他们送些礼品，请他们吃饭，对一些小股东给些零花钱，年终，地下党向股东宣布一年的营业情况，他们听了很高兴，鼓励说搞得不错，继续搞下去。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由于多方的联络，开支往往不够，所以组织上也解决了一部分。由于书店经营得好，没有任何暴露，所以得到了股东们的信任，他们自然也就起到了保护作用。河南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实力派人物陈泮岭曾问起书店有无问题，书店是谁搞的，股东们说没事，书店地下党清楚，地下党是书店的股东，于是他也抓不住任何把柄。现在想起来，危险是存在的，主要有两点：（1）上海在给书店寄书刊时，里边夹有中共秘密出版物，倘若邮局开包检查，查出有问题则是很危险的；（2）李洵和武尽法的来回奔走也有危险，好在当时局势很乱，敌人无心追查。当二野的部队开进开封时，有个便衣秘密警察来到书店对徐说，他是公安局派来监视书店的。他冒充学生每天来书店看书，所以晓得书店的性质，但他听说我们还是老乡，所以没去告发，上级问他时，他说没有问题。
开封解放后，豫东情报站站长李文彬和李洵来到书店，说开封已失去了工作价值，让地下党转移到江南去。于是一天夜里，趁股东们都躲到书店的机会，解放军派一班人，由李文彬带队，突然把书店包围起来，说：“你们的经理在哪儿？”“据群众揭发，你们书店有问题，地下党要把你带去审查，地下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这样把徐“带”走了。当时周围围满了“观众”，议论纷纷，有的还骂徐是国民党。到了解放军的驻地，陈庚司令表扬了徐寄光，说徐干得很好。徐被“抓走”后，消息传出，股东们都知道了，可又想不出营救徐的办法，正在书店商量议论之时，解放军又把徐送了回来，当场宣布：“这次放了你们，如果群众揭发你们，再发现你们有反动活动，地下党就对你们不客气了”。之后，徐对股东们说：“徐在开封呆不下去了，徐得走了，徐想到南方去”。徐把书店交给入股最多的万新玉，又以流亡学生谋职业的身份离开开封到南京去了。黄河书店从1946年6月至1948年6月，历时两年的工作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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