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尊称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是解放军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正确评价共产党、解放军和共和国的基础。在舆论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对他的评价，自然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况。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环境。
首先看国际环境。
毛泽东的时代，世界高度一体化，三个世界的金字塔的格局已经初步成型。处于顶端的是大英帝国，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海外殖民地，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仍在英国卵翼下。中层的是美国、德国、沙俄(苏联)、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当时的国际环境，类似中国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国际之间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殖民或被殖民，没有中间路线。殖民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被殖民国家希望摆脱外来统治，各国之间动辄兵戎相见。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对弱国来说，想摆脱这种不利的环境就要迅速完成工业化，建立重工业，有能力生产现代化的武器。不然，强国的军队杀到弱国的国都之下(比如鸦片战争，比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弱国只能签署城下之盟。一方船坚炮利，一方只有大刀长矛，那就不会有平等的外交。买来的武器是靠不住的，且不说战事危急的时候，随时可能被切断武器供给(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德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停止给国民政府提供武器)，就是购买这些武器的开支，也是一个农业国无力长期承担的。(多说一句，利用武器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尼科拉斯凯奇的电影《战争之王》之中，为什么国际刑警拿军火贩子没有办法?这是因为军火贩子代表的是各国政治利益。)稳妥、可靠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武器，就需要有完成工业化。农业国完成工业化，需要一大笔钱。添机器，买设备，制造工业母机，采矿、修路，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其实，这些资金就是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因为大量农业人口要脱离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农业不但要养活这些工人，还要用农产品去为他们换回工业设备和原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必然是非常痛苦的。不论是农民还是工人的待遇都被压低到极限，劳动强度则被提高到极限。经常有大批工人和农民死于高强度劳动和营养不良。不仅如此，工人还经常面临周期性的失业。社会治安极差，资本家推行严刑峻法。美洲一些国家，恢复了奴隶制，残酷压榨奴隶。我们看《简爱》、《悲惨世界》、《雾都孤儿》、《根》、《阿信》、《野麦岭》、《苔丝》、《望乡》，都能从侧面看当时劳动者的悲惨生活的影子，比如：冉阿让因为偷了一个面包，就被判刑五年;昆塔·肯特被奴隶贩子从家乡活捉，运往美国，开始奴隶生涯;童年的阿信为了能吃到米饭，去给木材场作女佣，阿信的姐姐因为劳累过度在纺织厂染上肺结核;阿崎婆为了有饭吃，不至饿死，去南洋卖淫……
对殖民地国家来说，这个过程更加困难。殖民地的负担越重，宗主国的负担就越轻。宗主国要用各种手段把殖民地压榨干净，殖民地国家要向宗主国贡献巨额资金，这种利润可能是直接税收(比如印度向英国贡献税收)，可能是战争赔款(比如中国的庚子赔款)，可能是看不到的贸易剪刀差(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可能是巨额贷款的利息(比如偿为还各种战债借的贷款都有巨额利息)。好象有无数根抽血的管子，插在殖民地国家的血管上。宗主国劳动者遭遇的不幸，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都要遭遇，而且要更悲惨。
那个时代，侵略别国，建立殖民地，从其它国家抽血，“强吃弱，快吃慢”，弱肉强食是各国公开的游戏规则。决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是外交，决定外交关系的是战争，决定战争的是武器，决定武器的是工业基础，建立工业基础需要巨额的资金，弱国、被打败的殖民地国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由于所处的不利的经济地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摆脱经济殖民地的身份。它们在政治上也许独立了，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源源不断地给宗主国输血。这些国家掌权的统治者，往往与宗主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读《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可以清除地看到这一点。
殖民地国家要摆脱不利的地位，爬上全球金字塔的中上层，往往要做三件事：一是要打败殖民者，改变不利的经济地位，拔除血管上抽血的管子;二是要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三是殖民扩张，建立、争夺殖民地。完成这三步，基本都要大规模流血。以美国为例，这三步分别对应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印第安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中国的悲剧让日本震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边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贡献利润，一边迅速向东亚扩张转嫁危机。看过《坂上之云》的人，都能很清楚地看到日本当时的危机感。当然，日本的“云”，就是其它国家的“泪”。与之类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担任墨西哥总统的迪亚斯曾感叹：“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谓“经济对外开放，尊重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就能共同发展”，是违背历史的胡扯。
种族主义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思想。《坂上之云》之中，日后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问英语老师，英国绅士是不是都是正义的化身，富有骑士精神。他的老师回答，英国人的侠义和骑士精神，是针对本国同阶级的人的，对其它民族的人，他们认为是低等的，是不适用骑士精神的。他的老师，还举了自己幼年被卖到美国，险些成为奴隶的例子作为佐证。后来，师徒二人在美国旅游时，老师还给秋山真之讲了美国白人利用印第安人自相残杀，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历史。在种族主义者心中，落后国家的居民是劣等民族，是没有资格和优秀民族平起平坐的。种族主义，这是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传统，被打败的民族的人民成为奴隶，“奴隶是欲望压倒理性的人”。从《我的奋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的命运，看到了大东亚共荣圈和伪满洲国，看到了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想到了美国60年代仍然在实行种族隔离。(多说一句，种族屠杀和压迫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也使如此，不过只有纳粹戳穿了那层窗户纸，赤裸裸地说出来。 “普世价值”是近几年才喊出了的宣传工具，如同当年英国自诩的绅士精神，切不可当真。须知，一边喊人权，一边扔炸弹是常态。当年比今天更加直白，无所顾忌而已。)
从鸦片战争失去香港开始，中国的版图不断萎缩。沙俄在东北划去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先后占据了澎湖列岛、台湾和东北，外蒙古则趁辛亥革命脱离中央政府，英国在中印边境单方面划定麦克马洪线。与外蒙古类似，西藏也趁辛亥革命之机，驱逐了中央官员，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随时可能步外蒙古的后尘。与之类似的，还有新疆。各国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了稳固的殖民统治，不经历激烈的战争，中国已经难以收回。瓜分蚕食并未到此为止，各大强国纷纷在沿海各大城市设立租界，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凡是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地区，外国人便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租界是外国势力对中国殖民的桥头堡，随时可能变成进一步殖民的前哨基地。势力范围则随时可能被割裂出去，变成直接殖民地。比如，在日本屡次发动侵华战争中，首先投入战斗的兵力，往往就是租界(或其势力范围，比如满洲铁路沿线)的日本驻军。
中国遭受长期压迫，随时有亡族灭种的危险，这就是毛泽东的时代的异常险恶国际环境。
再看国内环境。
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乱之中。满清在屡次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农民负担加重，铤而走险。各地督抚截流财源，拥兵自重。各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暴力，打击各地独立的武装。于是，土匪、民变此起彼伏。每次动乱，都是一次巨大的内耗，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大批财产毁于一旦。1911年，满清垮台，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中华民国只是名义的存在，由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松散的邦联。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彼此征战不休。这种大规模的兵荒马乱，是否在同盟会的预料之中呢?也许预料到了，也许未必。总之，中央政权失去了绝对武力，各地军阀彼此征战吞并。于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的武器、粮饷、兵员，必然来自民间，成为民间的沉重负担。这些负担的绝大多数，必然落在农民身上。《白鹿原》中朱先生对刘军长说：“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朱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除了军阀，还有遍地的土匪。《白鹿原》中的三观庙的和尚和黑娃，《红高粱》中的神枪三炮，《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刚，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影子。曾任军统上海区长的“军统四凶”之一的陈恭澍(其他三人分别是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自己早年指挥民团剿匪，差点被土匪活捉剥皮。各种帮派力量也迅速膨胀，比如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控制上海，袁文会、刘广海控制天津，袍哥势利控制四川。这些帮派控制黄、赌、毒。中央政府垮台，失去统一的权威之后，各种暴力集团处于竞争之中。各个暴力集团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从百姓身上搜刮，然后壮大实力，尽快扩张。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统一的权威，暴力散落在民间，社会治安自然好不了。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架撕票，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大事。各个军阀没有义务为其他军阀维持治安。在河北境内杀了人，如果被通缉，跑到山西境内就没事了。何况，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会被通缉。杀人都不算什么，何况其它重罪。大量进口武器源源不断地从租界流入内地。世界上流行的轻武器，在中国基本都能见到。那个时代的少爷小姐，随时都有被绑票的危险，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被绑票、撕票。当然，等待小姐的也可能不是撕票，而是轮奸。(多说一句，土匪、黑帮在解放后才被陆续剿灭干净，这是后话。)稍有实力的财主，都要买几支枪防身，实力更强的还要养洋枪队、保镖队，盖碉楼。这些洋枪队和保镖队的用处当然不仅仅是防身，也用于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那个时代，中国民间是高度自治的。不过，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自治权力，权力控制在极少数民间财主手中。军阀的一切征收，比如钱、粮、男丁，都要通过乡绅。这些乡绅雁过拔毛。《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是虚构的，但是却不是凭空捏造的。
这时，中国进入乱世，成为一个大丛林，所有人陷入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丛林金字塔的顶层是外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顶层是外国人。《精武门》之中，租界的中国巡捕偏袒日本人，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巡捕虽然是中国人，但也不过是外国人的打手。大批中国人染上毒品，被外国人蔑称为“东亚病夫”。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去日本人的虹口道场，踢馆，逼日本人吃下“东亚病夫”文字的段落，多数人应该不陌生。外国人下面是军阀、财阀、买办，其次是地主、资本家、黑帮、土匪，最底层是大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
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苟且偷生，在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杀人越货之后，很容易潜逃，法律形同虚设。有钱就能买枪，有枪就是草头王，就能抢钱。没有钱，没有枪，就只能被人鱼肉。这样的乱世之中，只要能活下去，损人利己又何妨?整个社会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利益至上。主流风气，日益败坏，大多数成员都按照极度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或主动或被动的自私自利，全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国人内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部势力(比如日军)各个击破。抗日期间，阵亡的国军将领不少。其中，很多人是死于其他国军的袖手旁观，或者临阵溃逃。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每一名国军将领都清楚，自己侧翼的友军基本都是潜在的“猪队友”——有利可图时会一拥而上，遇到强敌、硬仗便一哄而散。当然，投敌的国军将领也不少——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有利可图，投敌叛变又何妨?读陈恭澍的回忆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时任上海区长军统上校)的双重标准：他的手下被日本人逮捕后，如果没有被处决，投靠了日本就一定要追杀到底;他自己被日本人逮捕后，却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借口主动投降;他的老上司王天木叛变，导致大批手下被日本宪兵逮捕、枪毙，在沦陷区的军统组织几乎被剿灭干净，他也没有谴责——他自己也叛变了，有什么理由谴责和自己一样叛变的老上司呢?只要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当汉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时代，只要有钱有枪，有权有势，作汉奸也会有人追捧。(多说一句，许多汉奸，比如王天木、陈恭澍、胡兰成，最终都在台湾安度晚年，善终。)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大量向国外贡献巨额资金。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在农村，支柱产业是农业，这些资金必然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村，直接表现就是农村凋敝。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重重灾难加在农民身上。农民或者逃荒，或者造反，或者去城市打工，或者陷入听天由命的麻木之中。《故乡》中的闰土，曾经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聪明能干、见多识广、害羞的农村少年。多年后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精神麻木的木头人了(原型章闰水1934年死于旱灾导致的饥饿)。妇女的苦难尤其深重。《祝福》中祥林嫂被当作商品卖来卖去，《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茶馆》中的康顺子也经历过被当作商品买卖的过程。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或者因为拐骗，或者因为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被卖掉，几经辗转被卖进妓院。大批农村劳力进入城市，试图找到糊口的工作，等待他们的是残酷血汗工厂。《包身工》中，许多农村女孩子为了不被饿死，被连哄带骗地成了包身工，进入纺织厂，其中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死于营养不良和积劳成疾。至于少数民族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西藏喇嘛(活佛)使用过的密宗法器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法器是用什么做的。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站在土司的视角叙述故事，不过有心人可以把视角转换到农奴的角度，细心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除此之外，《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林家铺子》、《家春秋》、《三毛流浪记》、《上海妓女》、《危险的欢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只要留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苦难。
如何让中国脱离苦难?这是许多仁人志士都思考的问题。许多人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是造成了军阀割据，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中国曾经试图效法西方政体，结果是一团糟。高阳的《八大胡同》中，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们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斗富的手段。各地军阀对北洋政府阳奉阴违，你搞你的宪政、选举，我搞我的内战，每个军阀的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何况，即使当时的中国铲除了军阀，建立了统一政权又如何?治安也许会好一些，税收也许会少一些，但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不会改变，中国仍然要向宗主国贡献大量利润，多数人仍然注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再进一步，如果中国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多数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显著改善了吗?不会的。看看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生活就会知道，即使中国通过大量对外扩张战争，爬上世界金字塔的顶端，多数人的生活也不过十勉强维持而已。何况，这个爬上金字塔顶端的过程需要大量的铁和血，要战胜其它已经处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完全是痴心妄想。
一个战乱不断，无法无天，所有人都自私自利，人民苦难深重的国家，一个不能仿效西方国家老路的国家，还有前途吗?这是当时，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中国人都焦虑的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也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伟大事业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看问题，必然有失公允，难以正确衡量毛泽东走过的历程。现在许多媒体宣传蒋介石领导的“黄金的十年”，否定当年的乱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毕竟，大量的公允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还在，读者还能在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之间体会到当时中国的贫弱、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苦难。即使在“黄金十年”，中国也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也是殖民地国家，多数人的生活也是苦难深重的，便是在陈恭澍那样极端反共的人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毕竟在陈恭澍写回忆录的年代，许多人还在世，极端胡说八道，只能使自己的回忆录丧失公信力——“辣手书生”虽然做人没有底线，但是仍然清楚这一点。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象。至于这样宣传目的是什么，后面会分析。
后记:
本文在介绍历史背景时大量采用文艺作品。一是因为多数人对这些文艺作品远比历史书籍熟悉;二是因为历史书籍往往有倾向性，广泛流传的文艺作品则往往获得多数人认可，相对公允。第一条理由无须解释，第二条理由可能有争议。有人可能会说文艺作品不如历史书籍严肃、可靠。其实，历史书籍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所读的历史，尽管基于事实，但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假如你没有首先掌握历史学家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立场，你就不能完全理解或鉴赏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的立场，其本身是根植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的，也就是说，洗脑筋的人，自己的脑筋也被洗过了。而且，历史学家的立场也是会随着时间和当时历史境地而改变的。”考虑到这一点，相比那些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剪辑、编纂的所谓历史揭秘(比如《炎黄春秋》上常见的“历史”文章)，文艺作品也许更可靠一些。本文希望给读者一个感性的认识，并不想纠缠于对历史反复的考证与争吵中，考虑到这种考证和争吵的背景，就会知道这种考证和争吵除了把读者弄糊涂，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不过，与历史书籍不同，通过文艺作品看历史时代，往往需要从字里行间的缝隙中才能观察到当时的历史风貌，需要读者多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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