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权力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权力观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民本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权力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坚持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这是毛泽东权力观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毛泽东对防治权力腐败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深入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权力观;权力民主;腐败;治理
权力问题是政治哲学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毛泽东的权力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毛泽东同志权力观，以及反思其治理权力异化和腐败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权力观的来源和演变
20世纪早期是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毛泽东在其求学生涯中，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博览群书，努力汲取中外思想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不断演变，逐渐成熟。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权力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民本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毛泽东通过在私塾和东山学堂的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因此其最初的权力观具有很深的民本主义烙印。毛泽东在其1913年摘录的笔记《讲堂录》中指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①在毛泽东看来，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来自虚幻的天命，并不是天生的，而来自民众的授予。但是，如何改变腐败的社会，实现政权的更替，毛泽东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主张对社会结构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调整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在1915年写给湘生的信中，他不但十分推崇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坚持英雄史观，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②。毛泽东这时并没有看到普通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在权力观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还深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1912年在长沙湘乡会馆寄居期间，毛泽东曾有半年多的时间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1913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后，在研读经史子集著作的同时，又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因此，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社会和国家变革中的力量时，毛泽东就倾向于主张平民革命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克鲁泡特金虽然也强调民众的主导作用，但他所主张的平民革命是拒斥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道路，这和毛泽东此前接受的康梁改良主义有一致之处。而且因为无政府主义拒斥一切权力、崇尚自由平等，充满着比马克思主义还激进的色彩，所以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打倒各种强权。他认为，打倒强权的方法有两种：激烈的和温和的。用激烈的方法，主张暴力革命，实际上是“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毛泽东赞同温和的方法，拒绝一切权力。“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③
在1920年，毛泽东的思想又再次发生变化。一方面，毛泽东从1919年底以来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认识到面对现实世界激烈的阶级对抗，面对军阀张敬尧的暴力镇压，仅仅依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是不够的，而必须依靠阶级斗争，丢掉改良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北京的四个来月以及奔赴上海的途中，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对俄国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并与李大钊、陈独秀有更深的接触、交流。另外，毛泽东还就改造中国的方法问题，与蔡和森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对现实的深刻反省和思考，毛泽东看到了俄国暴力革命的重要意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地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④，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权力的更替;也只有先建立革命的政权，以此为保障，才可能对旧社会进行改造、教育。在1920年11月25日写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还写道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⑤在1921年的时候，他更是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存在的不足之处，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纵观毛泽东权力观的演变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并在《民众的大联合》中首次提到“马克斯”，但他并未一开始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驱张运动之后，从实践出发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权力观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权力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限于篇幅，本文只对毛泽东权力观与权力的主体、根源、直接来源、消亡等等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权力的主体问题，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权力的主体问题是权力观的核心和基石问题。坚持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这是毛泽东权力观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掀起的时候，毛泽东就自发地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认为湖南自治运动应该由“民”发起，搞“民治”，而不是“官治”。否则，在民以外的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⑦如果“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⑧。
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明确强调，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必须建立真正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国家政权。在毛泽东看来，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⑨，所以，“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⑩因此，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她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她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被明确地写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之中。
(二)关于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问题，明确强调经济基础是保障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11)。“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2)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十分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实力对于政治权力的重要作用，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地把经济当作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他说：“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13)他认为，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于是产生强弱的阶级，维系着统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地认识到，没有经济的后盾，革命政权就不可能获得巩固的保障。“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14)。为此，我们党高度重视土地问题和革命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到财政问题，也关系到革命的生力军——兵士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15)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发展经济才能巩固党的政治权力，他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6)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观点，主张“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17)。
(三)关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来源问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8)的响亮论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9)“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20)毛泽东坚持发展了这些论断。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1)。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来，他在《矛盾论》中又进一步解释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2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响亮论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政权的直接来源，也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四)关于权力消亡的问题，辩证看待权力的消亡和强化
马克思曾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政治权力也将消亡。但是在过渡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权力消亡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政治权力的消亡是必然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23)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权力的消亡是有一定历史条件的，是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国家权力就不能消亡，相反，还必须加强。在1949年6月全国革命胜利之际，针对当时的反动派提出的“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的诘难，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所以，他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24)所以，要辩证地看待权力的消亡和强化，权力的强化是为了实现权力的消亡。不过，与反动政权被革命政权所推翻、灭亡不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则不是推翻的问题，而是创造条件自然消亡。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权力观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分析权力问题，这是毛泽东权力观的重要特点，也是毛泽东权力观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保证。正是在这种科学权力观的指导下，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置于重要的地位，团结和带领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三、毛泽东对权力民主的探索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权力运行机制之中。为了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人民民主，构建一个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掌握权力的机制，避免权力被少数人所掌控，毛泽东对权力运行的民主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吸纳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管理，切实保障权力民主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曾提出：“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25)。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强调权力不能仅仅为某一个阶层所垄断，而必须让不同阶层的人民共同参与经济社会的管理。
首先，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实践了“三三制”。毛泽东认为，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权，不能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实现，像蒋介石政府那样搞独裁，而必须依靠质量优势来实现，靠党的正确政策和有力的群众工作来实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推行“三三制”，要求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的代表在根据地政府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推行，使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了享誉全国的模范政府、民主政府。
其次，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此外，毛泽东还推动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成功实行，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范例。1948年1月，毛泽东认为未来的新中国将继续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26)。为此，毛泽东广泛邀请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发起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央政府的首届人事安排中，众多部门中还广泛吸纳了许多非中共人士，甚至很多部门当中任职的民主人士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民主举措，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献计献策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然而，随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牵连，或被撤职或有职无权，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监督功能几乎丧失殆尽。
再次，探索了“三结合”权力平等机制。毛泽东所倡导的“三结合”实践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体制。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劳动者的管理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7)。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管理权不能仅仅体现为权利，还必须体现为权力，即实实在在的、直接参与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进行配置、处置的权力。因此，他要求在企业管理中，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不仅使普通劳动者管理生产劳动的权利提升为一种权力，有效制约了官僚主义，避免了劳动群众被边缘化，而且对于保证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体现在政府管理之中。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必须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而人员构成则采取“三结合”的方式，由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虽然毛泽东试图把革命委员会打造成一个权力民主的机构，但革命委员会作为派性斗争的产物，在没有法制保障的前提下，并不能真正实现权力民主。
(二)初步探索了党政分开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党对政府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要取代政府，直接管理国家。早在革命时期，他就清醒地认识到党在群众中很有威望而政府的威信则差很多的现象，“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他明确指出，党不能越俎代庖，取代政府，“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28)。建国以后，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坚持的领导方针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29)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政府的分别被取消了，在加强党的一元化的口号下，一切权力往往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手中，以至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三)初步探索了党代会常任制和领导职务任期制
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从斯大林晚年错误中认识到，党代会长期不召开，势必影响党内民主的实现，使党的权力中心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党的总书记手中。总结苏联教训，毛泽东提出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他说：“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30)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31)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这一制度创新，认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32)
另外，总结苏联的教训，毛泽东还对任期制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进行了宝贵的探索。1956年夏季在北戴河准备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设想。9月13日，在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时，毛泽东再次谈到此事，并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他明确指出：“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33)据此，八大通过的党章作出了修改，提出：“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经过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一职，由刘少奇接任。毛泽东主动辞去国家主席的行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其意义和影响巨大。不过，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没有再次提出当初要辞去党的主席的要求。
概括地说，权力运行的正常化、制度化，是保障权力民主的有效举措。无论是不同阶层、部门的分权，还是权力的任期制，都是为了合理配置权力，防止权力为少数人所垄断，切实维护人民民主。不过，毛泽东的这些探索，都是初步的，有的未能很好地贯彻下去，如“两参一改三结合”;有的只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并未找到具体的落实途径，如党政分开和废除职务终身制问题;有的设计还是比较粗糙的，在操作执行程序上缺乏明确规定，如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问题。毛泽东的这些实践创新充分表明了他对权力民主、权力平等的高度重视，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基，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意义，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毛泽东对权力异化、腐败的治理
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就必须公正地行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能以权谋私。所以，在毛泽东看来，权力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服务。一切不认真履行权力的官僚主义，以及滥用权力的腐败行为，都是与党的宗旨相违背的，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了保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毛泽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给予了高度重视。
(一)高度重视权力的腐败问题，敏锐地看到了执政时期的权力异化和腐败问题严峻性和长期性
在革命即将夺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党在执政条件下，权力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有着更多的诱惑，面临着比战争中更大的权力腐败的危险。因此，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全军：“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34)因此，毛泽东强调，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权力异化和腐败问题，他指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35)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更是明确地指出，“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不仅如此，毛泽东也敏锐地认识到，“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36)为此，他认为我们党每隔一段时间就应当来一次整风运动。
(二)揭示了权力异化和腐败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贪污、腐败、浪费、官僚主义这些东西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37)之所以党在执政条件下面临着更严峻的腐败问题，就是因为革命的胜利使得一些同志革命意志消退、革命热情不足，讲奉献少了，讲享受、争权夺利多了。因此，为了预防权力的异化和腐败，首要的问题是要注重思想教育。为此，他要求全党干部牢记“两个务必”思想，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破除私有观念，坚持大公无私，反对以权谋私。为了加强思想教育，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着“三反”、“五反”、“四清”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整党和整风运动。
(三)探索了权力监督的多种路径
为了避免亡党亡国的危险，走出一条新路，毛泽东从多个方面探索了权力治理和监督的机制问题。首先，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先后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其次，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广泛吸纳民主人士参政议政，从党外进行民主监督。再次，重视群众监督。1952年，政务院发出《加强人民通信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地方政府设立人民检举箱，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鼓励群众揭露和批评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最后，毛泽东重视舆论监督。毛泽东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38)，“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39)。
毛泽东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和群众监督，这是毛泽东防治权力异化和腐败的两个重要特点。毋庸置疑，毛泽东对权力异化和腐败的防治举措，有其合理和成功的地方。从成效来说，“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节选）
【注释】：
①②③⑤⑦⑧(13)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588，8，293-294，548，516-517，523，339.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
⑥(15)(21)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43，47.
⑨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031.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58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80.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3.
(14)(22)(28)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2，334，73.
(16)(23)(24)(34)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428，1468，1475-1476，1438.
(17)(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7)：26，433.
(18)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47.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1.
(20)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9.
(25)列宁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64.
(26)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13.
(27)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29.
(29)(31)(33)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55，54，111.
(30)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406.
(3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33.
(35)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262.
(36)(37)(39)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254，254，255.
(3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90.
(陈志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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