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
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议后，能不能在全国取
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话说1969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份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上批道：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1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江部队20军、空5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的会议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他还说：
“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20军、空5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
毛泽东又说：
“省军区检讨我看过，20军、空5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
张春桥、姚文元对此进行了说明。
1月11日，毛泽东从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写信建议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他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2人不宜为代表。”
1969年1月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毛泽东非常关注这一事件。有一次，他和吴旭君说起了选谁的问题，他说：
“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吴旭君问：
“为什么?”
毛泽东解释说：
“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30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毛泽东还说，尼克松要当选。他还表示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吴旭君想不通，怕毛泽东和一个老反共分子交往，会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说：
“你又不懂了，先肯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吴旭君心想，背诗词可比搞外交容易多了，就问：
“哪一首?”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背诵道：
“挽弓当挽强，”
吴旭君见他背了第一句，就接着背诵下来：
“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吴旭君非常流利地一口气背完了。毛泽东说：
“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
毛泽东说到这儿，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吴旭君说：
“这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毛泽东肯定地说：
“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总统。
1月2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1月29日，中共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结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南萍、陈励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1月30日，李宗仁在医院病逝。
李宗仁是在1968年8月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成功地做了手术。但因他长期患有肺气肿、心脏衰弱，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1969年1月26日，他在病床上嘱咐身边的人说：
“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他带回来的许多线装书——笔者注)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在弥留之际，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在当天批示道：“照发。”
2月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5日呈送的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报告上批示道：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的报告稿，他说：
“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笔者注)，我不赞成。”
会议初步商定报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
会议还讨论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
2月19日，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他特意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了这次谈话。毛泽东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他转向李富春、李先念问道：
“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回答后，毛泽东说：
“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他转向陈伯达，问起九大的报告稿，说道：
“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苏联军队再次侵入中国的领土珍宝岛。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1辆军用带蓬卡车和1辆指挥车，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战士6人。中国边防军站长孙玉国率部被迫自卫还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驱逐了入侵的苏联边防军。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原来，苏联在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他对西欧采取攻势战略。在中苏边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从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到1969年3月间，苏军在这4年半时间里，在中苏边境挑起边界事件多达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间，苏联边防军就8次侵入珍宝岛。同时，苏联国防部命令其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提出要准备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关于九大报告稿问题，他说：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笔者注)推迟时间。”
在大家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一次说：
“要准备打仗。”
3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准备工作，他说：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
由于九大报告稿迟迟写不出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他说：
“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他问陈伯达：
“你究竟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批评他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3月9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九大报告稿由两套人马同时搞，他说：
“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两家各搞各。”
关于九大报告的主题，毛泽东说：
“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此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3人一组，林彪、陈伯达一组，同时起草报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在中苏双方冲突中，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被摧毁17辆，入侵者被击毙58人，伤94人。
毛泽东看完一份有关珍宝岛冲突的报告，他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
“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边的人问他说：
“美国人高兴吧?”
毛泽东说：
“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身边的人回答说：
“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毛泽东说：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此时的苏联，它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勃烈日涅夫也担心，如果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对苏联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过热线电话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总机室的话务员问道：
“你是谁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说：
“我是勃烈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
中国话务员一甩小辫子，骂道：
“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
勃烈日涅夫被骂，只好挂了电话。中央领导人闻知此事，有的表扬话务员政治水平高;有的批评话务员说：
“你也不请示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3月15日，《红旗》杂志第3、4期在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关于准备战争问题，他说：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说：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他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不解放是不妥当的。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我们历来讲坏人是极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它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我主张九大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66年冬季和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有点不服，所以闹。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他们一肚子气，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九大的准备工作，他说：
“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
他转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
“给陈伯达是1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张春桥、姚文元从3月16日开始，陆续分批将报告稿交毛泽东审改。
3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社论中说，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中苏热线打到中国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接了电话，柯西金说他要找周恩来总理讲话，李连庆回答说：
“我们两党已经没有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
随后，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亦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立即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从当前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来即将一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尔后，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奉命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向他递交了备忘录。
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的准备工作，还特地把正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也找了来。他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
毛泽东转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们说：
“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
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3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九大”问题。他拿着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
“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原来，贺炳炎等人在他们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到贺龙时，写道：“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毛泽东对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陈毅说自己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3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毛泽东说：
“这3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尽管毛泽东说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泽东还是在保护他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毅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此时的徐海东，因为还没有接到出席大会的通知，心中正在纳闷。他记得自从自己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
后来，徐海东在4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参加下午开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
3月31日，毛泽东在最后审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时，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后来九大采用的正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的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个报告稿，而林彪、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弃而不用了。当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在多年后回忆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位：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4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人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议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珍宝岛事件时，问道：
“孙玉国来了没有?”
孙玉国马上站起身，立正答道：
“报告主席，孙玉国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3月2日，3月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3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接着，林彪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分为8个部分：1、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2、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3、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4、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5、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6、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7、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8、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4月2日开始，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
“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8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
“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要选进去。”
4月13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先后发言。
在孙玉国上台准备发言时，毛泽东站起身来鼓掌，他还说：
“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
孙玉国发言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站起身来鼓掌。
这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的总纲中写道：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据陈伯达回忆说：“最初把林彪提出来的是上海代表团。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让上海准备修改党章，进行恢复党的组织的试点。在修改党章的讨论中，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把林彪写进党章的建议。在党的九大讨论新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时候，很多的代表已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来了。”
再说从4月15日起，九大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其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提出统一的候选名单，经协商和预选后，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作为正式候选人。
4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在候选人名单上增加了5人，共计279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选人170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109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有53位，新排的200多人，5个占1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
4月24日，九大举行第3次全体会员，采取无记名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
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郭沫若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至此，中共九大宣告胜利闭幕。
此后，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泽东说：
“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
据黄永胜后来回忆说：“汪东兴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泽东已经老了，很想投靠林彪。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8341部队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东兴永远是听林副主席直接指辉的。有林副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无所顾忌地要冲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
其实，林彪早已拉拢住了汪东兴。他经常派叶群到汪东兴家里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汪东兴自然明白叶群主动和他交往的政治目的，也知道上层女人之间的不融洽，所以，在言谈之间，就对叶群表示了对江青的不满，他说：
“她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
汪东兴还说：
“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终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
这就是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政治局的原因所在。
再说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95人名单》中选出了21名政治局委员和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18人名单》中选出了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在后来的九大公报上是这样排列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康生 陈伯达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得全票，陈伯达获得275票，黄永胜获得274票，江青获得270票。在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中，除了当选的5人外，江青获得150票，黄永胜获得130票，其余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
这一天，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是：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 刘伯承 陈毅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中央军委委员有：丁盛 王秉璋 王树声 王效禹 王辉球 韦国清 叶群 皮定均 刘丰 刘兴元 刘贤权 许世友 陈士榘 陈先瑞 陈锡联 李天佑 李作鹏 李雪峰 李德生 吴法宪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国华 张春桥 邱会作 杨得志 杜平 萧劲光 郑维山 冼恒(桓)汉 袁升平 梁兴初 黄永胜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韩先楚 粟裕 温玉成 谢富治 谭甫仁 潘复生
此外，中央军委还决定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 刘贤权 李天佑 李作鹏 李德生 邱会作 温玉成 谢富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
“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毛主席把我们这些懂得农业的许多省委领导同志调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农业真正地搞上去，解决好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毛主席给我讲过：‘农业是基础，就是我的屁股。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屁股就坐稳了。中国的农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国际上反华势力总是在封锁和制裁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他制裁个屁!’”
再说毛泽东最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任务，他说：
“要准备打仗。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共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最后说：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要过细地做工作。”“先抓好面上的三分之一。”
欲知毛泽东九大后在国内国际问题上又有哪些重大决策和斗争，请看本传第十卷：只争朝夕
东方翁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结束。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能发能收，此种胆魄与能力，舍毛泽东其谁也?
关于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质和功过，前面已经引用了陈再道将军的一段评价;而曾经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以及后来又在毛泽东逝世后被判处徒刑的陈伯达，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则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怨气和仇恨，而是出自一种理论。他老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他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干事情的人。比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他对社主义历史阶段的各种理论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后来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的确确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不是这个理论一点道理都没有?看来还得继续研究，这个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不管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的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们都会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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