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厂”位于东北边陲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它始建于1950年，是国家“一五”时期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国机床行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尽管随着经营机制和所有制的转变，它的名字几经更改，从最初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到现在的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老工人还是习惯叫它 “一厂”。62年历史的一厂，可以说是国营大厂历史变革的缩影。
一厂现在只有两千多人，而最盛时曾有两万多人，从锻造到机床的装配都在厂中进行。厂里还有专门的火车轨道，将制造好的机床送往四面八方。工厂还设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医院、文化宫、单身宿舍、招待所、家属区……满足着工人的各种生活需要。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进了这座工厂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甚至给子女也找到了铁饭碗。在这里，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能养活家里七口人。
90年代，这里成了市里有名的“三资企业”——一年只发三次工资，一次就百元左右。这里的很多职工的收入已经难以满足家人生活的需求了，但大多数工人却不愿扔掉手中的“铁饭碗”，他们坚信国家会管大家的。一些熬不住的职工或职工家属开始去外地打工或做起小买卖。
进入21世纪，工厂效益有一阵好转，但工人却像穿上了红舞鞋，节奏快得停不下来，只是为了工资挣得多一点，来应付不断上涨的房价、物价。工人们戏称：“生产会战一年就两次，一次搞半年”。
许多家庭有三代人在这个工厂里工作，也有许多夫妻二人都是这个厂的职工。这个厂的兴衰牵动着许多人的命运。
老王师傅1953年进城来找工作，很幸运地遇上了一批转业军人一起到劳动局开了条子，获得了进一厂试工的机会。他一干就是34年，他的妻子在工厂落实了工作，子女也陆续在工厂的附属医院出生，在工厂的学校里读书，最后小女儿还接了班进了一厂。
宋师傅是返城知青，是老王师傅的女婿，1978年8月技校毕业分配进厂。那时进一厂这样的国营大厂是很令人羡慕的，不仅社会声望高，而且还能获得众多福利和保障。他梦想着在工厂中施展才华，也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却没有想到会遭遇90年代企业改制时的困窘和承受邻近退休还随时可能被裁掉的不安。福利分房的制度没有了，车间里“干满干好八小时”的标语也不见了影踪，工人们要和自己身体里的“时钟”竞争，要赶超“工时定额”，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多挣工时。一周只能休息半天了，有几年过年也只能休息一天。工作的压力更大了，生活的压力也更大了，他渐渐感觉自己被社会浪潮抛到了后面。
小刘师傅是“85后”，是宋师傅的外甥。他不像宋师傅那样怀着向往进入这个厂，而是2004年家人看他读不下去书，觉得只有进厂这一条路才有可能获得生活的保障，才让他上了技校。他在技校读了“数控”专业，却进一厂干着钳工的活。“技校生”如今成了工厂里免费的劳动力，毕业后，他从“技校生”变成了厂里的“临时工”。经历着12小时一班的两班倒工作，他在忙碌中会常常思考着自己的未来该怎么办，靠自己的力量买房、结婚，看起来那么遥不可及。
对于老王师傅来说，能够进入国企工厂，是一种幸运;对于宋师傅来说，进入国企工厂，是一种择优的结果;对于小刘师傅来讲，进入工厂已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了。
工厂中的女职工更能深刻体会这种变迁。现在一厂紧张的时间节奏，加班到很晚的制度，与此相联系的对体力的要求，都让晚归有风险。体力不如男性，还要承担生育工作，在传统观念中要更多照顾家庭的女性遭遇工作和生活中更大的困境，也减少了很多在企业中发展自己的机会。女工们要舍弃很多，如接受长时间加班，更加辛苦的学习、工作，晚生育甚至不生育，将抚育孩子的工作转交父母亲等，才能不太受此影响。曾有的国营大厂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和作为工人的荣耀与梦想都已渐渐远去。
这里的简单回顾，并不是为了颂扬50年代到70年代的国企工人有多么幸福，在那样的大背景下，工人这个职业本身可能是幸福的，可是每一个作为普通民众的工人，也一样要面对大饥荒带来的灾难，一样要面对上山下乡带来的亲人离别;只是握在手上的看起来模糊不定，而失去的却是清清楚楚的……
办公大楼与工人的背影
办公大楼一角
大门
工厂生产的大型机床
新车间
运动场
新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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