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化，以及金砖四国的崛起，很多香港传统的工种都在流失，流失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去。香港不但失去了制造业，现在连物流业也在节节败退。从这些行业下岗的工作人员，并非人人可以转型，迅即就在金融或专业服务等新兴行业里找到工作。他们只好集中在一些知识含量低的，非在本地提供不可的服务行业内找工作，这些行业包括：清洁、保安、信差、零售、饮食等服务行业。由于多人争着做，工资不增反减。
香港底层平民生活：春秧街
香港的统计处刚公布了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有人觉得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正在恶化，但亦有人觉得香港的境况并非如此不济。这种意见上的分歧，正好反映社会上存在着两类人，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近年，香港的GDP与人均收入其实都有增长，只是并非人人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罢了。统计数字显示：香港的高收入人士，收入增长快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但低收入人士，收入却不增反减。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香港经济在不断转型，以适应周边环境的不断变化。与此同时，香港亦要与其他大都会竞争，希望能做得比别人好。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工种亦在不断变化，对从业员的要求亦在不断提高，新出现的工作岗位，报酬不差，但需要较高的学历，较多的创意，与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人际关系，以至并非人人都可以担当得起。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以及金砖四国的崛起，很多香港传统的工种都在流失，流失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去。香港不但失去了制造业，现在连物流业也在节节败退。从这些行业下岗的工作人员，并非人人可以转型，迅即就在金融或专业服务等新兴行业里找到工作。他们只好集中在一些知识含量低的，非在本地提供不可的服务行业内找工作，这些行业包括：清洁、保安、信差、零售、饮食等服务行业。由于多人争着做，工资不增反减。
网上有个自称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不似是)问了一条问题：1992年香港人均GDP是USD14,000，2011年香港人均GDP升至USD45,000，但当年在马会兼职时薪有51港元，现在却只有40港元，为甚么?
原因就是当年香港人还有其他更好的工作可以选择，马会要请兼职，就得出较吸引的工资，但现在这类兼职不难请人，时薪40元已有人肯做，马会当然不会出更高的工资。此之所以，低收入的阶层生活不但没法改善，反而每况愈下。
有人建议政府应该扶助一下制造业，让香港人有多些工种可以选择。然而，时代已变，六、七十年代香港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能力，是建立在中国不对外开放，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资本不足、技术不成的基础上，现在香港在这方面已失去优势，即使政府肯免费供地给制造业，香港的制造业也不容易恢复活力。
其实，香港与其自行从事制造业，不如服务内地的制造业，代他们安排财务、开拓市场、提升品牌，寻找海外投资机会，这样回报一定更好。但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的技能，跟着香港一起转型。单靠政客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扶贫政策，是改变不了处于相对贫穷的境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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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吴娓婷 李缘 潘伊纯 梁振英7月1日正式接过了权杖，开始掌管香港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新任特首没有再用“蓬勃发展”、“依然是繁荣都市”这样的词句去掩饰香港这些年的经济迟缓。
他把香港比喻为一架大飞机，“因过去这架飞机的两个引擎越转越慢，导致飞机越飞越低”。
今年也是香港回归15周年。
15年前，香港被寄望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国际金融中心。这15年里，香港因为与内地的融合，已经获益良多。“假如没有内地，香港会更糟。”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说。
尽管如此，香港自身在航运、贸易和金融三大支柱产业上都遭遇难解之局，人为输血难以支撑其经济重上高速轨道。
梁振英指出，香港过去10到20年间经济发展相当缓慢，“10年前新加坡的人口只有香港七成，他们的劳动人口是香港的一半，但10年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超过香港1倍”。
香港喜欢跟同样地少人多的新加坡比较。新加坡走了一条“越来越精彩的左右逢源之路”，从美日跨国公司的加工站升级为拥有自己高增值产业的实力体，并成为中国、印度、东南亚各国间的贸易金融枢纽。此外，新加坡人口密度与香港相若，人均居住面积将近是香港的两倍。
同样是2001-2010年，内地的上海、广东更分别有268.43%和337.52%的巨大提升(各地按当地货币单位计算)，香港经济优势难现。
香港曾经有过光荣的年代。在上个世纪香港高速发展的40年里，香港人将一片备受战火摧残、政治和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殖民地建筑成和平、繁荣和成功社会的典范。
“低空飞行”了15年后，香港这架“飞机”里弥漫着“求变”的情绪。新特首梁振英强调，“有人说改组不用走得太急，但正因为我们已输了十年、二十年，不急不行。”
狮子山下15年
回归15年的时候，阿宣28岁，任职督察。
1999年，阿宣的父亲租下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旁边一家粮油店，一天工作18到19个小时养育了三个儿女。
父辈凭着“有一双手就饿不死”的信条，带着一件衣服就闯香港，最终靠勤劳扎稳脚跟。阿宣说：“因为父亲到港奋斗，我的人生至少往前跨了三个世代。”
阿宣全能发展考入警队，最近又选择修读儒家哲学硕士学位。
2008年香港商铺租金飞涨，阿宣家的店从月租5万港币涨到8万港币，再涨到11万港币。最近，铺头以1.3亿港币被收购。旁边波斯富街一地铺卖出1.7亿港币天价，创下香港纪录。
阿宣的朋友替他算了一笔账，按照租金回报率计算，不卖国际名牌根本填不了成本。
今天的香港笼罩在“地产霸权”阴影里，有价值的商铺难以逃脱被大财团收购的命运，本地小商铺难以生存。
现任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的刘达邦，20年前没有跟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他选择了继承父亲的金边五金厂。
其时内地改革开放，香港制造商纷纷北上到珠三角地区发展。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资工厂的黄金时期，香港商人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力和低土地成本，从出口及再出口贸易中获利，数以万计的老板大赚，之后以地产及股票投资的方式将资金回流至香港。刘达邦在这期间把工厂搬到了珠三角地区，港企为内地引入技术和产品，国内第一道玻璃幕墙就出自刘达邦的企业。
2000年前后港企到达顶峰，其后经历转型升级压力、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飞涨等过程。刘达邦身边同样开工厂的朋友进退两难：工厂无利可图，但结清却要搭上几千万税费、工资等，只能先撑着。
回归时只是小学生的Chris今年本科毕业。
4年前，Chris以会考成绩名列全港前1%的优势提前被大学医科录取，目前在韦尔斯亲王医院实习。实习期结束后，他会得到月薪10万的优厚待遇。Chris说，知道自己考上医科以后，他就能预计到父母亲退休的时间了。
当初决意读医是因为Chris知道在香港要出头选择不多，“全香港都知道来来去去只有几个专业能出人头地：商科、医科、金融。”Chris说。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活跃的股市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注意，外国股票经纪商争相在香港设立公司。资金从四面八方流入香港。吴维克在那个时期加入金融业，后来位至中银国际执行董事，最近刚刚退休。
金融业的竞争力依然强劲。回归以后，股票市场由于有更多中国企业前来集资，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据统计，至2011年9月底，共有620家内企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占总数42%和总市值55%。恒生指数攀上19000点水平。
“香港有一套独立司法体系，企业、世界各地的银行都愿意遵守香港本地的法律，按照本地法律签署合同，并相信有纠纷的话香港的法庭能给予公正的裁决。所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东京不是，上海也做不到。”吴维克说。
时至今日，钟先生开出租车已逾20年。他5年前检查出患上II型糖尿病，但仍然要每天开16个小时出租车养家糊口，工资仅涨了几千块。他娶了一名内地女子为妻，生有两个儿子。妻子到港后无法工作，钟先生的负担百上加斤。钟先生的大儿子今年读中三，希望通过做兼职减轻爸爸的负担。香港每年有大约5万新移民落户，大部分都像钟太太一样属于低技能劳工。
到1997年英国政府撤离时，香港已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一员，是全球第八大的贸易实体，拥有全球第八大的股市、第七高的财政储备、第五大的外汇交易市场、第三最繁忙的机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
15年后，名誉依然在，但香港内部问题丛生。“香港被形容是一块福地，但今日的香港老人家为了争一块纸皮而大打出手，并有越来越多的人要住笼屋，要住劏房，甚至连专业人士都抱怨买不到楼。香港为何会搞成这样?”参与特首选举辩论时，梁振英这样问。
经济蛋糕没做大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长期通过查阅年鉴为香港经济“算账”“把脉”，他认为，香港“浪费了15五年”。
根据香港经济统计年鉴，从2001年到2010年，香港生产总值(GDP)约有四成升幅，香港居民生产值(GNP)也上升3.4成。不过，1997年香港人均名义GDP是210350港币，2009年这个数字是233060港币，这12年期间，据官方数字物价还下跌了3.1%。换言之，每年实质人均GDP增长只是1.12%。
谢志强是出租车司机，他认为，蓬勃的会展、自由行并不能帮他提高载客率。“香港经济形态全都是对外的。本地服务业已经基本成熟。比如乘客让我载他到一个金铺，我随便载他到一个地方就有好几家给他挑了，很难再有新店往里挤。除非香港从外面赚到很多钱、形成一轮新增长，才能传导到我们开出租车的身上。”
这是个朴素的道理。雷鼎鸣亦曾发表专栏文章称，本地服务业格局有限，香港必须赚到外面世界的钱才能支撑经济的发展。
目前，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两个行业是进出口贸易和物流 (占GDP27%) 及金融服务业 (占GDP18%)。
前者面对内地港口的竞争，发展已见放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转移至内地，工厂转而选择从内地港口出口。
据悉，香港转口贸易中有54%是来自内地的贸易。港资企业在内地的转型，也直接影响转口货量和香港人的利润。刘达邦介绍，内地港资企业在2003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一共有7.8万家，如今减少到3万，按照这个趋势，工厂可能减少到一两万家。“工业已经过时。”刘达邦坦言。由于工厂萎缩，香港的贸易人才缺少在厂锻炼机会，未来可能影响贸易人才素质。
金融方面，雷鼎鸣认为竞争力的确很强，但金融业只雇用到6%-7%的工作人口，规模尚未大得足以支持起本地服务业。
金融业造福本地精英人才，包括律师、会计师，不少从业者辅助新股上市后报酬丰厚。不过，吴维克在替公司招收初级分析师的时候，必须将门槛设为硕士生，“否则太多人来面试”。
雷鼎鸣统计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占GDP的比例，发现经历了三个起伏的周期。其中1997年至今，投资占GDP比例呈下行趋势。从侧面表明香港对投资的吸引力在下降。
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城邦论》陈云回顾香港发展历程时指出，香港产业单一有其历史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港英政府一下子将香港经济拔高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大量增加公共事务开支，大幅度提升公务员薪金，社会成本高昂。“拔高之后，香港需要休养生息的过程。”陈云说，“不过这时的香港遇到了政权交接这个转折点。”
其后15年，香港的管治者没有成功引导经济转型、整固社会。香港经济在加速转型，制造业等适合低文化素质人士的产业在香港已减少，但教育等“软件”却没有跟上。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过去十年里，香港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人口占总数一半以上。大量的低技术劳工涌入本地服务业，甚至由于产业单一，副学士学位人士也被迫抢初中毕业生的饭碗，资源错配问题严重。此外，由于香港实行低税制，增加公共服务开支来自政府卖地收入，加重政府对地产商的依赖。
政府之咎
为什么管治者没有将蛋糕做大?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概括，董建华上台后大肆改革，最后民望低迷。到曾荫权上任，大家一开始对他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抱有希望，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政府过分被动，社会产生严重的贫富悬殊、楼价过高。
事实上，回归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意识到经济需要转型。
可惜，董建华是以“大兴土木”的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兴建数码港发展科技产业，结果尚未公开招标即将地块批予富豪李泽楷。1998年，董建华提出每年供应8.5万个公屋单位，恰逢房地产泡沫破裂，一批中产沦为“负资产”。政府其后又出台“救市九招”，无限期搁置公屋计划。
陈云还指出，董建华当时没有处理好与地产财阀的关系，毫不保留地认同商界立场，导致损失“政治权威”，令港人不信任董建华政府。多个政策民间阻力重重，无法推行。
2003年是香港最大难关。这一年，SARS袭港，民心失望，经济跌至冰点。
如今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黎先生，形容那一年香港的氛围是从未见过的压抑。“香港是一个从家楼下到办公室一路上都不能脱离空调环境的地方，SARS病毒肆虐，没人知道它何时才会散去。”黎先生说。
民望同样跌至低点的董建华这一年到北京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为经济打强心针。中央对香港经济的帮扶自此展开。
后来，新特首曾荫权上台。他奉行放任自流方针，政府失去调节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政府一直拖延放宽土地供应计划。全港仅0.36%的土地兴建商业楼宇，支持90%的就业。土地租金飞涨。自由行配额、“双非”孕妇配额也不加约束，导致民怨直接指向中国内地。
曾荫权任内每年财政预算案无新项目。陈云表示，他希望纠正对“自由放任”的曲解。实际上港英时代政府有大量的工作是公众看不到的，但在背后有引导。例如其本人家中过去从事农业生产，政府发放了几千株免费鸡苗;例如将公屋建在工业大厦附近，让工人步行就可上班，节省车费。
上世纪70年代是香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时任香港港督的是麦理浩，主政财政司的是夏鼎基——说“积极不干预”名句的那个人。后人记住了夏鼎基的名句，却忘记了麦理浩主政下进取有为的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香港的光荣年代。
回归十五年，香港在国际环境与内地对港政策中摇摆，在政府过分干预与不作为中摇摆，在通缩与通胀中摇摆，在楼价大跌大涨中摇摆。变迁中击碎不少中低阶层向上流动的梦想。
1999年开始，香港先是经历了长达68个月的通缩，减薪、减价让人记忆犹新。2003年后经济复苏，2009年楼价攀升至20万港币/平方米的均价，2010年更超过1997年水平。政府后期推出了一些措施，但帮助已不大。
底层的迷茫
阿宣在执行公务时常有感叹，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冲栅栏就好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一样?为什么立法会为没有效率的事吵个不停?“香港不应该是这样的。”阿宣说。
香港应该是怎样的?许多香港人提及“公义”这个词——即使起点不公平，但社会待你是公平的，只要肯努力，就有出头天。
上个世纪70年代，阿宣父亲从潮汕地区到港做小贩，后获配公屋。虽然艰苦得在天花板吊木板当床睡觉，但免除了房屋负担和受教育的费用，阿宣和他的哥哥姐姐都能接受好的教育。
中原地产创办人兼董事施永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香港这15年没什么增长，我感到很失望。”白手兴家的施永青相信个人努力可以改变逆境。
然而，现实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中学时期跟Chris成绩差距不大的同学，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月入一两万港币。面对如今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楼价，Chris的同学也考虑排队等公屋。
Chris认为，教育制度中透露着不公平。名校要求学生懂乐器、多旅游、英语好，“这些通常是富裕家庭子女才有条件做到。”“当年我读好的中学，同学很多跟我一样来自基层家庭。但是现在好中学里都是富裕家庭的天下。”Chris说，“不上补习班、兴趣班，一定会被刷下去。”
香港2009年在教育方面的总公共开支是588亿港币，占GDP的3.6%。美国Facebook网站排列了世界182个经济体教育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香港排名低至128。
上述在内地工作的黎先生表示，经济停滞让80后90后一代毕业后找不到有前途的工作，上升无望，积压着怨气。这些年轻人难以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创业翻身，因为机会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大财团囊括了社会的财富，这些财团多是通过做地产开发起家，如今已涉足商超、零售，甚至水电、通讯等公共服务。
卖出天价铺的铜锣湾，著名的崇光百货2009年的营业额约22.6亿港币，比2008年增长2.9%，并创下单日销售额5390万港币的新高纪录。值得注意的是，利福集团共拥有香港两家崇光百货及上海久光百货，2009年营业额为37.56亿港币，即仅铜锣湾崇光就贡献了六成利润。
如此旺地刷新了铺租纪录，售卖平民日用品的本地商铺在这些地段已难遇见，唯有连锁店、国际名牌具备生存能力，例如受惠于自由行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妆品、药店、数码产品店、首饰店。连锁品牌具备快速获利能力因而也能快速扩展，例如知名化妆品零售商莎莎国际集团，营业额由2003年18.8亿港币暴涨至2010年的49亿港币，分店数目则由2003年37家扩张至2011年的78家。
其他大财团也开始加紧“抢铺”，于是有买家把手伸到时代广场旁边阿宣家的粮油店。
粮油店所在地鹅颈桥桥下两边还有菜市场、杂货铺。档贩每天早上四五点开始营业，直到深夜10点多才关店、洗地板。在这里打工的人，工资不过六七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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