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Internet: A New Medium for Mobilizing Labor Protest
【简介】汪建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原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一、问题缘起
2010年5月份的南海本田罢工强有力地开启了绵延全国各地代工厂新工人的罢工潮。来自国际工会联合会香港联络处(IHLO)的一份报告表明，仅广东省就有一百多家企业随后爆发了为争取更高薪酬待遇的罢工①。新工人的反抗声势在北方代工厂中也丝毫不减，仅大连一地就在短短三个月内爆发了波及73家企业、有7万工人参与的罢工潮，其主要诉求同样为加薪②。让人惊讶的绝不仅仅在于此次罢工潮的规模、范围和工人抗争的主动性。参与罢工的部分工人在同时面临政府镇压和资方的威胁恐吓、分化诱骗时，表现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烈的战斗性和团结精神，一些工厂的罢工甚至在酷暑中持续了一星期以上。许多罢工也表现出高度的有序、理性，工人往往从一开始就商定要文明罢工，不破坏工厂设备，甚至连公司一草一木都不碰，在面临与资方、政府工会的冲突时也保持克制。工人罢工的时机和策略选择也让人耳目一新，相当一部分工人对自己的市场和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有明确的认识，因此选择在民工荒最严重的时候发起罢工，并且罢工往往从占据要害位置的部门或由可替代性低的工人发起，在罢工后工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第一时间通知各类媒体并时刻努力与之保持有效互动，以寻求外界的关注和支持。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工人全新的意识和诉求的涌现，工人不仅仅要求工资的大幅度上涨，还力求常规利益表达诉求渠道的建立，重整工会和建立工资协商制度是两项最有代表性的提议。这些特征也促成了部分罢工事件以一种劳资双赢的方式解决，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谈判③，在部分工厂这种谈判贯穿于整个罢工过程中，通过谈判，工人的工资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④，资方承诺不追究罢工工人责任⑤，在少数企业还试行工会民主选举，并建立了一年一度的工资协商制度⑥。
南海本田开启的这股罢工潮对研究中国劳工问题和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虽有部分学者注意到此次罢工潮较以往的全新特质(蔡禾，2010;陈峰，2011)，但尚未有研究对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缺乏制度性组织和领导力量的集体行动何以进行得如此有序并讲究策略?被镇压的危险和资方的恐吓分化为什么难以有力瓦解工人的战斗性?罢工行动如何能够超越单个企业在整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形成声势?工人如何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并开始主动性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诉求?他们又如何想到寻求制度层面的问题解决方式?这种全新的意识从何而来?
二、代工厂工人抗争：寻找动员中介
诚如席尔瓦所言，“资本到哪里，冲突就到哪里”(Silver, 2003: 41)。“世界工厂”中工人的抗争行动自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代工厂工人的抗争作出解释。
第一类视角注重代工厂工人抗争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席尔瓦认为资本的全球转移将导致资本流入地工人权力的增长从而带来相应的抗争行动的增加(Silver, 2003)，其观点也被称之为“经济决定论”。潘毅等人则注意到传统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工人代际转换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其工业化而不城市化的半无产阶级化现状，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生活期望，这种差别带来其与乡村、城市、国家和资本关系的全面变化，农民工的大量抗争行动的形成正是源于体制和代际转换之间的根本错位(潘毅等，2009;郭于华等，2011)。加拉格尔的分析则更具有综合性，她认为在当前农民工抗争的背后，是人口、社会和政治情境方面的变化。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与国家不断的工业化扩张带来的是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和工人力量的增强;与老一代人口特征和生活经历的差别又导致其新的身份认同、生活期望和潜在的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而政治情境方面，国家的立法、劳动仲裁和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的设立又将减少自发的劳工行动的可能性(Gallagher, 2011)。
第二类视角关注宏观的国家制度如何型塑工人的抗争行为。通过对国企老工人和代工厂新工人的比较，李静君发现国家“去集权化的法律威权体制”导致了两类工人以地方政府为目标、以法律为武器的限于单个工厂的蜂窝状的抗争形态，国家对代工厂的立法干预和农村土地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充导致了新工人温和的依法抗争(Lee, 2007)。新工人的这种抗争模式也与国家对劳工权利的建构策略密不可分，国家在对工人权利积极立法的同时却通过对工人民权/自由权和政治权利的限制以及官方工会的下渗和控制来阻止工人的集体行动的出现和集体权利的建构(陈峰，2011)。
宏观的结构和国家制度确实是理解代工厂工人抗争行为的重要前提。但这两类视角未能回答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如何解释代工厂工人不同的抗争形态的并存?国家制度的视角只能解释工人频发的个体性的法律维权行动，而不能解释长期存在的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集体行动，更难理解本次罢工潮的出现。郭于华等人尝试从中观的工厂政体来解释工人抗争类型的分化，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准军事化专制政体”和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常规专制政体”分别导致了工人个体和集体抗争行动的出现(郭于华等，2011)。但其与以上视角一样，仍然不能解答第二个重要问题，即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工人抗争事件中，工人超越法定权利的抗争诉求、无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斗争策略、工人的团结性和战斗性以及跨越单个厂区甚至城市的抗争关联模式等等这一类新的特质是如何形成的?新形式的集体抗争行动的形成过程仍是一个黑箱，我们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去挖掘其组织动员机制。
中国代工厂的新工人的抗争长期以来面临着组织和话语资源的匮乏(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黄岩，2010)。在同为威权体制的韩国，民众运动、教会和学生为培养工人阶级意识、动员工人抗争提供了丰富的组织资源(具海根，2004)。而民国时期动员工人参与一次次大规模罢工潮的是政党和帮会组织(裴宜理，2001)。即便是同一时期的国企老工人，至少还保留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过去集体生活的记忆和阶级话语这一类可利用的资源(Chen, 2004; 2006; Lee, 2007;佟新，2006)。因此即便是基于生存威胁而起的激烈抗争，也往往由于缺乏团结的文化传统、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和外来力量的支持，最终在资方和地方政府的分化下最终陷于分裂和沉寂，代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往往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似的特征(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黄岩，2010)。宿舍体制和地缘关系网络可能是工人抗争动员的宝贵资源。出于对地缘关系的忠诚和信任，工人更可能在集体行动中共担风险(Chan, 2009;蔡禾等，2009)。而宿舍体制可以强化和扩展工人原有的性别、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并为工人在其中建立共识、发展策略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条件，是动员工人抗争的社会和空间基础(任焰、潘毅，2006b;Chan & Pun, 2009;蔡禾等，2009)。但两者的局限性也同样非常明显，宿舍体制和地缘关系网络同样很容易成为资方分化、控制和规训工人的力量(Lee, 1995;任焰、潘毅，2006a, 2006b)，并且其组织动员和传播范围也极为有限。很难想象工人能在宿舍和老乡关系中形成新的利益诉求，展开有序性和策略性的抗争，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形成相互的抗争关联模式。
不过占据代工厂工人生活中心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宿舍、亲友、老乡和同学关系网络，日益渗透其工作、生活甚至意识之中的还有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s)。与互联网普及的趋势相类似⑦，新工人也普遍性地接触并熟悉网络世界(邱林川，2008;郑松泰，2010)，尤其是手机上网，因其廉价和携带便利，已经成为新工人工作之余娱乐休闲、获取信息、与人聊天沟通甚至权且打发时间的绝佳选择(Cheng, 2008; Qiu, 2008)。而部分国内外媒体和学者开始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在此次罢工潮中，工人开始用互联网和短信组织协调罢工行动，甚至与外界互动(郭于华等，2011;Barboza & Bradsher, 2010; Qiu, 2010)。代工厂工人以手机互联网为中心的全新生活方式如何与其集体抗争相结合，互联网能否成为未来新工人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利器，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三、资料、方法与个案简介
本研究主要的分析资料来源于笔者2011年1～2月份对珠三角两城市三个工厂罢工事件的访谈，期间对30多位工人总共进行了20次访谈，被访者主要包括罢工积极分子、普通参与者和跟风甚至持观望态度的工人。同时，笔者也获准进入部分工人的QQ群及其空间，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工人当时罢工的资料和平时的互动情况。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也将作为本研究分析的补充资料。因为时间原因工人的回忆有时难免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即时的新闻报道材料可以用来对照访谈材料并更正其中的错误。
在访谈及网络媒体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笔者发现工人在罢工过程中对互联网及其他信息通讯技术的利用非常多样。三厂罢工虽有许多相似处，但对于互联网的利用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以某一个厂为个案可能难以充分展现互联网对于劳工集体抗争动员的潜力。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三厂罢工资料的综合分析，全面展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动员新工人集体行动的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文章还将分析政府和资方对此类抗争的应对及工人在互联网上与前两者的互动，力图将互联网对于新工人抗争动员的意义置于特定制度情境和使用者对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创造性运用中。
A、B、C三厂均是日本H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关联企业⑧。其中A厂为H公司在华的零部件子公司，负责H公司的变速器、变速箱、传动轴、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厂址设在F市S镇，拥有员工两千多名，普工基本都是有中专学历的年轻人。B厂则由H公司与Z市X镇下属企业合资，主要为H公司生产车锁总成、门锁等配件，拥有员工一千五百多名，相当部分工人都是初中学历，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C厂亦是H公司在华零部件供应商，与A厂坐落在同一工业园区，规模不大，只有两百多名员工，多是有中专学历的年轻毕业生。和其他珠三角其他代工厂一样，这三家企业由于工资低廉长期面临民工荒问题。罢工先由A厂发起，随后B、C 两厂也相继响应，不过罢工时间上并无重合，三厂罢工时间都在6天以上。
(一)A厂：互联网编织起的罢工
A厂员工早就对公司长期以来的低工资状况普遍不满⑨，厂里也早有罢工的传言，此前也出现过几次针对中低层管理者的小规模罢工，但这些都未引起高层的重视。在F市最低工资调到920元之后，公司只是将员工的一部分职能工资划入底薪，这无疑加剧了员工的不满，并坚定了小部分工人罢工的决心。
罢工最初由已递交辞呈的小吕和小肖发起，他们以车间安全警报的蜂鸣声为号，号召各自生产线的工人发起罢工。其他部门也有一些工人在劝说下加入了罢工，但相当一部分工人被管理层拦在休息室不让加入，最终只聚集了上百名工人到篮球场静坐。不过这却迅速导致了全厂的停产。罢工的消息也通过短信、电话和 QQ群传到实习生和正在休息的中、晚班员工那里，许多员工在得知罢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给当地电视台打报料电话，并上各种论坛发布消息。公司管理层只得答应和员工谈判并承诺一个星期后给答复⑩。工人在罢工之前就在内部分别建立了以班组为单位和以罢工积极分子及其熟人网络为基础的QQ群，而对外则通过TTX论坛传播罢工的图片、视频和文字信息，当然工人本身也从该论坛获得各种信息和通告以协调行动。
随后的三天工人恢复了生产，但积极性明显下降。公司也于三天后开始和员工选举的代表进行谈判，但是工人明显感觉资方没有诚意，资方只答应了工人一百多条意见中的一小部分并且只同意给工人加薪55元，这在工人看来无疑是种侮辱。工人旋即在周五晚上通过互联网发起了新一轮的罢工，这一次罢工的工人很快达到三百人。公司随后开除了两名带头的工人，但这促使更多一直未离开生产线的工人加入到罢工队伍当中。罢工的工人在游行时，高喊加薪口号，高唱爱国歌曲，并不时伴随着对公司高层的戏谑之语。为防资方拍照报复，工人都戴上了口罩。
工人的罢工队伍不断壮大，对于工人罢工新闻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工人积极接受厂门外记者的采访，并通过互联网积极与外界互动。罢工事件更导致了H公司在华的四家整车厂和其他关联厂的停产。但随后资方开始分化实习生，只有部分人在校方的压力和公司的逼迫及加薪诱惑下签署了不罢工“承诺书”。同时，厂方也决定将工人的提升幅度增加到355元。另外，政府也开始禁止国内媒体对A厂罢工的报道，并试图封杀工人的QQ群和TTX论坛。
面对355元的加薪幅度工人仍然决定坚持罢工。至罢工的第三个周一，厂方在S镇工会和政府人员的协助下，将各科工人分割开来分别沟通。之后只有最先罢工的ZZ科工人坚持罢工并与S镇工会人员发生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事态由此进一步升级。直到第二天，工人才在某全国人大代表的调解和公司总经理的不开除罢工工人的承诺下答应再次谈判并陆续复工。三天后，劳资双方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谈判，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但劳资关系专家的介入帮助工人理清了诉求明晰了策略，最终公司同意加薪500元并建立常规性的工资增长协调机制。此后，员工还重组了工会，除主席以外工会领导全由工人选举产生。
(二)B厂、C厂：有样学样的罢工
A厂的罢工消息主要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在其他企业传播开来，这一事件也刺激了包括B厂、C厂在内的其他一些日系汽车零配件厂的工人神经，许多工厂的罢工行动因此而加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开始学习A厂工人的罢工形式、谈判策略并以A厂的诉求为标准提出自己的要求。
B厂工人的工资总体上比A厂还低(11)。之前厂里的工人就发起过几次小型罢工，不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此次A厂罢工和周边公司工资上涨的消息不断触动工人的神经，加之公司对工人的加薪诉求无动于衷(12)，部分工人策划着在领过年中分红后发动罢工。罢工积极分子建立了罢工的QQ群，这些核心的工人通过该群分享信息、商讨策略和协调行动。
但员工的情绪等不到这一天，正式罢工的前一天晚上就有某车间的部分工人停工，这引发了与保安、管理层的冲突并有工人被殴打。第二天早上，刘凯等几名罢工积极分子在得知消息后立马带领自己车间工人支援罢工(13)，并冲出了车间在全厂进行动员，罢工浪潮很快席卷全厂。工人在厂内外游行的同时，也努力在各网站、论坛上发布罢工的消息、图片甚至视频，并给一些电视台打报料电话。不过政府和公司也反应迅速，警方随即封锁了周围的道路，就连前面的一条河流也布下了游艇，同时赶走了一批批前来采访的记者，并在其后几天封锁极力封锁对罢工的报道。在政府的支持下，公司也一改之前温和的态度(14)，极尽威胁分化之能事。罢工次日，公司将所有的工人都关在厂里，工人游行的队伍中到处布满眼线便衣，一有举动便拍照记录。几位罢工积极分子随时随地被人跟踪，电话也被监听，QQ群中也有管理方潜入。厂方在明处开始和罢工积极分子谈判，在暗中则和镇政府一道“请客吃饭”，利诱并恐吓刘凯等人劝说工人复工(15)。
厂方在第三日一大早就贴出通告，表示愿给工人加薪100元，并承诺给复工的工人额外好处，同时备好“签定书”。除了少数老员工、本地人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工人对公司的做法表示愤怒，并在罢工解决分子不在场的情况下继续坚持罢工，直接在厂门外发起了游行。面对高层管理者的警告，工人报以一片片嘘声。
此后几天罢工继续进行，公司除了继续分化瓦解罢工的工人外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招工。同时公司继续和工人新选举的代表谈判(被访工人表示相当一部分代表由管理者指定)。随后的加薪200元方案，因将餐费、高温费等都算入进去，被许多工人视为毫无诚意，大部分工人仍然坚持抗争。
劳资双方的僵局同样由参与A厂调解的那位全国人大代表打破，在其至少加薪200元、每月至少加班两天、不追究罢工工人责任的承诺下，许多工人因担心自己被公司新招工人替代，答应复工三天，三天后再行谈判事宜。最终的谈判厂方和政府态度强硬，只答应给工人加200元底薪和80元补贴。工会后来也进行了重组，不过工人反映这只是形式。公司后面还陆续解除了与一些在罢工中表现积极工人的合同，并对工人的行为加强了监视和控制，另外公司也调高了工人的工作产量。
引起C厂罢工的原因同样是与不断上涨的物价不相匹配的低工资，同时员工长期以来也就加班费用计算、工资克扣、车间隐私、中介费、工衣发放等方面和厂方积累了不少矛盾，而日方管理层从来都不关心员工的诉求。近期一系列的罢工和提薪潮也无疑激化了工人的情绪，最终因几个工人就班次安排和管理层的争执引发了全厂100多名普工的罢工。对工人的罢工行为公司开始并不理会，工人在烈日底下非但没有等到总经理的答复反而在下班时被公司阻拦不让回去。而第二天资方又对罢工的工人宣布加薪200元，但其实是将伙食费算了进去，资方的数字游戏只是使得工人更为愤怒。
第三天厂方的两个行为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极点，一是不给工人提供饮食和饮用水，二是贴出通告要开除全部罢工工人，并逼迫中方管理者执行公司决策。这一天公司的厂门外也开始部署了警力。群情激昂之下绝大多数管理者包括两位科长和办公室文员也加入到罢工队伍中。管理者的加入不仅使得工人罢工士气大为高涨，而且是工人此后行动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面对这股声势，公司只得多方出击，一是从外面紧急招人，二是分化工人尤其是本地工人，三是从国外运成品保证供货不断，四是继续与工人代表谈判并玩数字游戏，最后还请政府工会出面调解。工人则每天与其上司商讨谈判策略，并对不参与罢工的员工施以制裁(16)。与前两工厂一样，工人还借助QQ群商讨罢工事宜，在各论坛和自己的空间发帖、上传图片视频，并密切保持与各类媒体的互动。
到最后阶段工人几乎都不对罢工成功抱有希望，不过基本上都还是坚持为尊严而战。资方也是每日苦思对策。日方董事和前面那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出现打破了僵局，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公司答应给员工底薪和津贴各加250元。不过员工反映，其后工人的加班少了，单位时间产量多了，甚至每月水电费都涨了不少，因此实际提薪远低于500元。部分罢工积极分子不知何故离职，两位科长也被降职处理。新组建了工会但形同虚设。
四、破解困境：四种抗争动员机制
互联网因其自身具有的一些内在特质，如跨越空间限制、互动沟通传播便捷、信息来源多样及相对传统媒体的综合性等(卡斯特，2003;赵鼎新，2006)，吸引了许多研究社会运动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相当多的文献探讨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关联。从内容上看，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互联网在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反全球化和跨国运动等新社会运动方面的运用(von de Donk et al., 2004; Garrett, 2006)，而对国内的研究则散见于网络异议、网络民族主义、网络事件、网络救助(Yang, 2009)和业主在线抗争(黄荣贵、桂勇，2009)等主题上。就作用机制而言，则主要探讨了互联网在组织动员、改变机会结构和认知框架形塑等方面。在方法上则运用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网络分析等方法(Garrett, 2006)。
在西方社会，传统的劳工运动因其自身拥有中心等级化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不被研究以互联网为介质的集体抗争的学者重视(von de Donk et al., 2004)。而在中国，代工厂工人作为信息中下阶层(邱林川，2008)，其对于信息技术在动员社会运动方面的潜能也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中国的新工人，从信息来源上看，缺乏类似于中产业主由异质性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较高的文化程度带来的多种信息获取渠道;在组织资源方面，缺乏国外劳工抗争表达利益诉求、领导动员集体行动的成熟组织，相比之下国内的业主也被允许成立自己的业委会;就政治机会结构而言，也不如国内的一些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那样被政府默许，而因关涉维稳大局、资方和地方政府利益而面临被镇压的危险;最后，在抗争规模上，往往因沟通联系纽带的缺乏也难以逾越单个企业层面形成更强有力的反抗浪潮。随着以手机互联网为主的低端信息传播技术与信息中下阶层的紧密结合(邱林川，2008)，新工人集体抗争可倚赖资源的匮乏正好蕴含着这类技术被充分运用的可能。本研究将借助三厂的罢工材料来展示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在破除新工人抗争中面临的信息获取渠道、组织资源、对外沟通等方面困境时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一)认知与情感动员
1.认知动员
在新工人缺乏组织和阶级话语的情况下，互联网却潜存着影响工人认知和情感的重要资源。网络上许多热门话题，在访谈中同样被工人经常提及。如物价甚至房价的过快上涨，使工人自然而然与自身的低工资的低涨幅联系在一起，并产生了对工资增长机制的质疑。又如各种不公正事件的报道，尤其涉及到贪污腐败和权贵阶层的恣意妄为时，都会加剧工人作为底层的愤怒。当这类事件与其自身命运切实相关时，比如富士康的连跳事件，则引发更多的讨论和共鸣。工人手机上网最多用的是QQ，也通过QQ弹出的网页窗口了解各方面的新闻报道，也有一部分工人会经常登录天涯、铁血等论坛，关注并加入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客观地说，工人很多时候会被体育、娱乐八卦和军事等方面的新闻吸引或者玩游戏看电影，但一旦出现关涉切身利益的新闻，许多工人则不仅认真阅读，更会立即与其他同事分享。
网络不仅能强化工人对自身困扰的认知，而且丰富的信息来源也使他们对自己以前从宣传教育中得来的知识进行重新反思。政府工会的合法性不仅被日常的各种报道反映出来的不作为所消解，更因在某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彻底失去普通员工的信任。
……现在选出来的工会，基本上都是为资本家服务的。那A厂的工会还镇压工人罢工啊。不为工人说话倒事小，它还镇压罢工啊。你也看到那个新闻，还殴打员工，是不是?(B厂，2011年1月21日)
对自身困扰感知的强化和对工会角色的质疑，促使相当一部分工人开始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本次罢工潮中许多工厂工人提出重整工会和建立常规工资协商制度的要求。
当然互联网廉价易得的信息不仅在平时改变或强化人们的认知，更可以在关键时刻供运动参与者调用(Garrett, 2006)。当工人在罢工过程中面临各种突然的困境时，他们往往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寻求支持。比如A厂工人被资方请来的律师指责为罢工违法时，在网上搜寻到的各种法律信息迅速为工人行为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稳定了军心并大涨了士气(A厂，2011年1月12日)。
同样，B、C两厂的工人也都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他们在网上查找法律支持罢工的经历，其他查询的内容还包括公司的经营模式(工人以此获知自己在生产链中的战略性位置)、罢工造成的影响等。C厂的一位男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你们会特意去查公司的经营模式吗?)会啊，包括《劳动法》那些，那个，那时候真的是很疯啊，是吧。(怎么个疯法?)那就是只要能成功，《劳动法》，什么都查。上网，都会上，都能查得到……(C厂，2011年1月24日)
2.情感动员
互联网不仅为运动参与者提供各种丰富信息，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可以互动的平台。罢工的工人充分利用QQ群和论坛之类的平台，彼此交流感受，诉说异化的流水线工作、非人的生活和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管理层的不良风气如贪腐、欺压下属、排斥异己，表达被剥削压榨的愤怒等。比如A厂的一位工人在其 TTX论坛上一篇广为流传的帖子上发出了自己的“怒吼”：公司利润极高却仍对员工百般压榨，日本高层毫无诚意不守诺言在加薪方面屡屡欺骗，对工人百般威胁恐吓;最后还对整个国家以牺牲工人为基础的低人力成本发展模式提出强烈质疑。工人还通过在网上晒工资单、发表打油诗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现在处境的不满。尽管在相互渲染的氛围中有些工人会有不实或过激之辞，但总体上确实加深了对资方的敌意，促进了团结，鼓舞了士气，提升了工人抗争意愿。
新工人结构性困境的深化恰逢互联网这一生活方式的普及，这蕴含着工人充分地吸收利用丰富信息的可能。如前面展示的那样，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困境，并学会从更大的国家制度、发展方式等结构层面来思考工人群体的困扰。他们既质疑现存的工资制度、工会角色甚至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又意识到集体抗争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既在意识层面吸收、思考和质疑，又尝试着借助网络平台进行表达和沟通。因此互联网对工人的意义将不仅仅是激发其在某次集体行动中抗争的意愿，更可能的影响是，一批新的主体将被锻造出来，他们学会从结构层面思考问题，尝试从制度层面表达诉求，并敢于从集体层面展开抗争。
(二)组织动员
在西方的社会运动中，互联网在组织动员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作为正式组织的补充，方便运动动员时内部的沟通和协调(von de Donk et al., 2004)。但是，在缺乏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互联网就不仅仅是一种补充和辅助的工具了，互联网本身就要产生出一个去中心、非层级化的临时组织。本文尝试着将互联网对劳工集体抗争的组织动员机制归纳为：建立联系、商讨策略、分享经验以及即时动员。在上述的三个案例中，三个厂都主要通过QQ群来组织罢工，但A 厂的运用最为成熟全面，因此这里仅以A厂为例展示互联网在组织动员中的可能作用。
1.建立联系
由于工人居住普遍比较分散，更大范围的沟通主要通过QQ群来进行。很多班组都有建QQ群。工人彼此间并不是特别熟悉，但罢工期间不同居住地、不同班次的工人却在QQ群中交流感受、相互鼓励或分享经验，这样存在于工人之间的弱关系在其中得到了强化。
ZZ科的罢工领袖还将其他科的一些熟悉的人或积极分子纳入到QQ群中，藉此在各个科之间建立起了一张协调的网络。不是所有的人都加入了QQ群，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积极参与。各科的罢工积极分子在获知“指挥部”的消息后，再通过自己班组的QQ群或口口相传的方式将消息发布出去。通过这张网络，不同科之间、罢工积极分子与跟风者之间、有无QQ群的工人之间可以随时获知最新的消息或决定，从而保持行动的一致。
2.商讨策略
A厂工人罢工并无明确的领袖，在两位罢工领袖被开除后尤其如此。很多员工都会参与到这种民主的讨论中，不过还是有一些比较有见地和威望的员工在讨论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虽然会有分歧，讨论比较混乱，但最终还是能统一下来。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罢工流程、加薪方案等：
有一个，那有一个人，他把，他把那些流程列出来，让我们第二天，我们的班，那些班就按他那里的流程去走，好像就是走到国旗下面唱国歌啊……比如说我们，嗯，就是我们早上坐车去以后，去到那里等正班。就去到那里，在公司的草坪那里静，静坐着，等正常班来。正常班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走那个公司的车道，车道走去国旗下面，然后去唱国歌，然后就再走到篮球场，那里，那里坐着……(A厂，2011年1月12日)
当然罢工积极分子和谈判代表面对面的商讨和决策也很重要，在互联网上的罢工策略商讨不仅能集思广益，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工人在扁平化的民主网络中的责任感和参与意愿，可以说这既超越又补充了面对面的商讨方式。
3.分享经验
不同的部门、班次的工人在罢工的不同阶段会遇到各种新的情况和困难，也可能会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应对策略，这些工人都会在群里分享：
所有参加罢工的人都有，都会进那个QQ群(17)，然后每个群发生事什么的时候都会在群里说，然后一些没上班的人也会时刻关注那个群里到底有什么事，然后，有时候到了这个群已经要下班了，这个群又上了。然后这个群的人也会转达一些，告诉他们要怎样用，要怎么做比较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这样子。(A厂，2011年1月12日)
4.即时动员
现场情况千变万化，工人利用手机QQ群随时通报，包括各自的情形、厂方的情况、哪块需要支援、哪里有记者过来等等，并当即作出决策然后集合统一行动。前面提到工人曾复工几天，但后来工人听到公司并无加薪诚意时，当即在网上号召罢工：
本来是星期一要上班，结果星期四晚上就开始罢工了，因为等到星期一的话就怕公司已经做好对策了。然后网上那时候，那时候有群啊，就发信息说什么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罢工啊，等到那个时候就晚了!(A厂，2011年1月16日)
工人还在QQ群里相互打气鼓励，因为长时段的罢工加上炎热的天气不可避免地带来士气低落。这种相互鼓励在面临一些突然的困难时也很有用，比如当公司请来的律师指责聚集在屋里的工人罢工违法时，工人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但大家都勉励彼此要坚持，不要被骗。
因此，在组织力量缺乏的情况下，互联网蕴含着将新工人有效组织起来进行高效有效抗争的潜力：在分散的工人中编织进一个整体的信息传播和沟通的网络，并借此商讨策略和分享经验，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即时统一行动避免混乱。
(三)外部力量动员
社会运动还必须考虑其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Tarrow, 1996)，代工厂工人最大的恐惧就是其集体罢工被悄无声息地镇压。互联网为突破政府对信息的管制、降低国家镇压能力提供了可能(Scott & Street, 2000)，因为互联网便捷自动的传播方式和各个节点间的高度互动性使得国家的管制非常困难(Garrett, 2006)。
由于深知与外部世界取得沟通的重要性，每一个工厂工人发起罢工后，立即做的事情就是联系媒体和上网发布罢工消息。工人高度的积极性使得许多媒体的电话一直占线。还有一些工人则将网上、电视上各种可能有的媒体联系方式都收集起来，寻求尽可能多的媒体对罢工事件进行报道。更多的工人则通过各种论坛第一时间传递现场情况，包括文字描述、自己拍摄的图片和视频，许多记者报道的第一手资料就是从这里获取的。许多工人将外界的关注与支持视为罢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这使得他们避免了被镇压的命运：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清静，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被压的，我们可能两三天之后就，几天就会被，被警察，被什么封掉的，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社会不关注我们的话，社会不关注，然后其他人看不见，我们……不是，其他不是那些新闻都被封杀了嘛，有很多地方罢工。那我们头破血流也没人见，那我们会更加恐惧。(A厂，2011年1月12日)
工人也从这种被关注中获得力量，许多人都在罢工期间不断地查各种媒体对自身罢工的报道，也关注各界的各种评论和反响，当然也有工人关注报道是否真实，因为担心媒体被资方买通。
工人寻求网络支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感觉自己身边早已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力量，政府、工会都是站在工人对立面的。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就是正义，就是法律，网络可以评判是非曲直。因此通过吸引外界的关注，将工人与资方、国家的对垒置于一个公开的舞台之上便使得这种对垒避免了严重失衡。原有的政治机会结构被打破，工人寻求到了广泛的同盟，其同盟可以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关注，关注迫使资方必须对工人的合理诉求做出回应，更约制了国家对暴力的使用。
(四)示范动员
网络和其他媒体对罢工事件的报道不仅赋予罢工工人本身以力量，而且也给其他工人以强有力的刺激。A厂通过罢工加薪既加剧了B、C厂等没有加薪的企业的工人的不满情绪，更使其看到了通过集体反抗争取利益的可能。
集体抗争经验少并且缺乏制度性组织和外部力量的帮助是工人面临的更迫切的问题。互联网上广泛报道的罢工案例正好方便了工人“有样学样”，A厂工人罢工的许多经验被移植到B、C厂的罢工过程中，包括文明理性罢工的原则、形式、方法等：
其实我们不是第一家罢工，别人怎么罢的，都有方法。我们就是不会使用暴力，包括打人啦那些，也不会搞什么破坏，我们就是静坐，跟他们商量，是吧。(C厂，2011年1月24日)
学习和模仿的内容还包括谈判、加薪的策略和方法，B厂有一位女工就加入到A厂工人的QQ群中，并和A厂的一位罢工积极分子取得了联系，向其学习罢工和谈判的成功经验(B厂，2011年1月20日)。另外和其他工厂一样，B厂工人代表也参照A厂先例提出重整工会的要求。
以互联网为中介正逐步锻造出一批批敏感于自身困境及其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并富有抗争意识的新工人主体，这无疑为劳工集体行动的发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借助互联网进行的组织动员，可以将缺乏组织性的分散的工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协调统一其行动。对外部力量的动员提升了工人的士气更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机会结构，从而避免了国家的镇压。而示范动员则引发更大范围的劳工集体抗争并为其提供成功范例。
五、限制与出路：控制权的争夺
尽管互联网可能形塑新工人的认知和情感，并被其用作集体抗争中内部动员和外部沟通的工具，但是互联网在未来对于新工人和其他群体社会运动可能具有的影响和意义尚难确切评估。以上分析只是指出了互联网对劳工抗争可能的动员机制，但这些机制在以后的表现形式和作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互联网的研究要避免简单的“政治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倾向(黄荣贵，2010)，而是要具体考察互联网的本身特点、实际的制度环境和网民的创造性之间复杂的作用关系(Garrett & Edwards, 2007)。三厂罢工中政府、资方随后就对工人在网络和其他媒体上的行动作出了反击，而工人也随即调整了自身的行动。对于国家、资方和工人在互联网上复杂的互动的考察，将有利于深化对于网络技术特性在特定“国家—社会”关系下对劳工抗争的复杂意义的理解。
在三厂罢工过程中，A厂的罢工在前半段时间受到了包括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甚至包括一些主流的官方媒体。但在大概一星期后，政府禁止了国内各类传统媒体和主要门户网站对罢工的报道，工人与外界联络的TTX论坛也被封。而在B、C两厂，政府从一开始就禁止了主要媒体的报道。当然工人还是通过各类论坛和自己的QQ空间传递罢工消息，主要门户之外的一些网站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或转帖。
工人和政府、资方在QQ群上的抗争则更富戏剧性。在A厂，当工人发现群里有资方人员进入时，就当即转移到另一个群。其后工人的QQ群又遭到政府的封杀，工人就总结了教训，又重新新建了个群。
在B厂，来自资方的监视则更为严厉，资方不仅监视跟踪罢工积极分子，还潜入到工人的群中，记录下罢工积极分子的言论，以此为据对其进行威胁训斥：
(QQ群)倒是没有被封，听说被日本人进去看到聊天记录，我有一个同事，她知道，她都知道，给我们发信息，叫我们不要去上班，她发给我们很多，还有在QQ里面。她就直接被叫到公司里面，说是她带头的，她说发信息给我们，可能也是被监控了，才被(公司)知道这么多。(B厂，2011年1月21日)
而B厂的一批主要罢工积极分子则将沟通平台转移到YY语音上，并用代号沟通秘密集合等事宜(Barboza & Bradsher, 2010)。
六、结论与讨论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和普及很可能带来人们生活方式、人际网络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重构，甚至引发更宏观制度层面的变迁。人们是在互联网上生活而不仅仅是在使用互联网，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社会科学的许多议题将离不开对互联网的分析。本研究通过三个罢工事件的案例分析，展示了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对于身处结构性矛盾而又缺乏制度组织和话语资源的中国新工人在形塑认知和促进集体抗争中的动员内外力量等方面可能的作用机制(见表1)。具体体现为：通过认知与情感动员提升参与意愿和集体团结;借助网络组织动员确保运动有序理性高效;动员外部力量以改变政治机会结构避免镇压;提供罢工范例以便参照学习模仿。但这些只是可能路径，互联网对于劳工集体抗争的最终作用还离不开现有“国家—社会”关系下工人对其创造性的利用。工人每一次对于互联网在抗争中的利用都伴随着国家与资本的控制和反击。不过研究表明，国家很容易控制传统媒体，驯服互联网却并非易事：可以控制主要网络门户信息的发布，但难以控制千千万万个信息持有者信息的传递与互动;可以屏蔽最敏感的信息，但阻止不了身处生存困境中的工人对各类关乎自身命运的平常信息的利用、关注与思考，阻止不了一批批敏感于自身困境及其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并富有抗争意识的新工人主体的出现。互联网的独特性为各群体的利用提供了巨大的弹性空间，工人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和 “国家—社会”关系下利用这种空间，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进而改变宏观的制度设置，并重构“国家—社会”关系，将是未来劳工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当然对于互联网动员作用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略传统的宿舍、地缘、同学关系网络以及传统媒体技术对代工厂工人集体行动发起和组织的贡献。互联网在动员工人抗争的过程中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与其相互补充。互联网打破了宿舍、地缘、车间和同学关系网络在空间上的局限，从而为打破现有的政治机会结构提供了可能，并为跨越厂区和城市的抗争提供信息刺激源和可资借鉴的罢工经验及参照标准。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多信息来源的特质使其相对电视、报纸等媒体突破国家的审查和封锁有着更大的潜力，而相对以往工人利用手机协调行动而言，工人在利用QQ群等进行沟通协调也更为便捷。同时，以上案例显示，工人在罢工的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将已有的同学、车间、老乡各种关系编织在一个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更为有机的网络中，并在组织协调集体行动时与手机短信和面对面的互动互相补充。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不断塑造着工人认知，从而催生出工人新的诉求并提升其参与意愿，而其与传统动员方式的有机结合则加强了工人抗争的策略性、团结性和组织化程度，抗争信息的向外传播又刺激并影响着更广泛的抗争行动。
*(感谢导师郭于华教授、沈原教授对本文的指导与支持。本文的部分观点也得益于与李静君教授、郑广怀老师、陈鹏等人的讨论。常凯教授、梁国伟和常成等人为笔者顺利进入田野提供了巨大帮助。最后尤其要对所有无私地提供一手资料的工人表示感激和敬意。本论文内容由笔者自行负责。)
注释：
① IHLO, 2010.
② 《大连停工潮7万人参与，波及73家企业，以工资涨34.5%告终》，凤凰网，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xcmzk/20100919/2636845.shtml。
③ 当然部分公司管理层未经谈判就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甚至有些工厂未等工人罢工就主动加薪。
④ 最高的工资加了800元，相当部分企业加薪幅度在400至600元之间，参见罗文胜：《寻找平衡点，维权与维稳并重》，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7月28日;IHLO, 2010。
⑤ 当然这种承诺并不可靠，有些工厂在罢工过程中及之后以各种理由辞退或为难罢工积极分子。
⑥ 南海本田工人今年通过工资协商加薪611元。黄应来：《南海本田工人加薪611元》，载《南方日报》2011年3月13日。
⑦ 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已达4.57亿，其中手机网民已达3.03亿。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101/P020110119328960192287.pdf。
⑧ 文中涉及的城市、企业和人物名称均按学术规范，以化名代替。
⑨ 一级普工在罢工前底薪只有700多元，算上职能工资、加班费等再扣除各种保险费用，到手的也就只有约1200元，三年时间公司只对员工的工资做过几十元的微调，许多员工甚至要借钱度日。
⑩ 管理层在最初得到工人罢工的消息后表示蔑视，这也进一步激怒了罢工的工人。
(11) 一级普工基本工资900元左右，算上加班费、住房补贴等再扣除各种保险费用，实际到手的只有1100多元。
(12) 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工人都表示只要公司能在之前主动加100～200元，工人就不会罢工。而罢工前几天，几个罢工积极分子也通过管理层向公司表达过加薪的诉求。
(13) 该车间工人所需培训时间长，难以替代。
(14) 公司起初决定给工人加薪500元，但被持股35%的当地镇政府制止了。
(15) 几位罢工积极分子随后没有答应厂方，但为家人安全计躲了起来，随后被公司开除。
(16) 有很多是民族大义方面的谴责。三厂的工人在罢工中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反日情绪和话语动员罢工。
(17) 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加入QQ群，至少有一部分被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加入。
【参考文献】
[1]蔡禾、李超海、冯建华，2009，《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2]蔡禾，2010，《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载《开放时代》第9期。
[3]陈峰，2011，《罢工潮与工人集体权利的建构》，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124卷。
[4]黄荣贵、桂勇，2009，《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
[5]黄荣责，2010，《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载《社会》第2期。
[6]黄岩，2010，《脆弱的团结：对台兴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载《社会》第2期。
[7]具海根，200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曼纽尔·卡斯特，2003，《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潘毅、陈敬慈，2008，《阶级话语的消逝》，载《开放时代》第5期。
[10]潘毅、卢晖临等，2009，《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第6期。
[11]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载《开放时代》第5期。
[12]裴宜理，200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3]邱林川，2008，《信息社会：理论、现实、模式、反思》，载《传播社会学刊》第5期。
[14]任焰、潘毅，2006，《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15]任焰、潘毅，2006，《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载《开放时代》第3期。
[16]郭于华等，2011，《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124卷。
[17]佟新，2006，《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个案分析》，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18]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郑松泰，2010，《“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20]Barboza, D. and Bradsher, K., 2010,“A Labor Movement Enabled by Technology,”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7,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6/17/business/global/17strike.html.
[21]Chan, Chris, 2009,“Strike and Changing Workplace Relations in a Chinese Global Factory,”Industry Relations Journal 40.
[22]Chan, Chris and Pun Ngai, 2009,“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98.
[23]Chen, Feng, 2004,“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Workers' Resistance in China,”Modern China, Vol. 29, No. 3.
[24]Chen, Feng, 2006,“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The China Quarterly 185.
[25]Cheng, Chung-tai, 2008,“Floating Workers: The Socio-cultural Meaning of Contact Numbers to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s, Diasporas, and ICTs in Udine, Italy (November).
[26]Gallagher, Marry, 2011,“Changes in the World's Workshop: The Demograph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Behinds China's Movement,”“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现状分析”国际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劳工问题研究中心。
[27]Garrett, R. Kelly, 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
[28]Garrett, R. Kelly and Paul N. Edwards, 2007, "Revolutionary Secrets: Technology Role in the South African Anti Apartheid Movemen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5.
[29]IHLO, 2010, "A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trike in Honda and the Auto Parts Industry in China," http://www.ihlo.org/LRC/W/000710.pdf.
[30]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31]Lee,Ching Kwan,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Qiu, J. L., 2008, "Working-class ICTs, Migrants, and Empowerment in South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
[33]Qiu, J. L., 2010, "Mobile Phones,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and Working-Class Information Society in China,"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n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44.
[34]Scott, A. and J. Street, 2000, "From Media Politics to E-protes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
[35]Silver, Beverly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Tarrow, Sidney, 1996"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ru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McAdam, D., J. D. McCarthy, and M. N. Zald (eds.),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1-61.
[37]van de Donk, W., B. D. Loader, P. G. Nixon and D. Rucht (eds.), 2004, Cyberprotest: 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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