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高原：中国西陲安全的“桥头堡”
张文木
来源: 《中国国防报》2013年4月19日
核心观点
◆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伊朗高原国家，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在历史上，伊朗高原国家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削弱了英国、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扩张，今天仍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伊朗是伊朗高原的前沿国家，他位于亚洲西南部，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伊朗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接壤，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国土绝大部分在高原上，属高原国家，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间。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冲积平原。
保障亚洲大陆的天然战略屏障
在西南亚地缘政治中最具历史意义现象的是，扎格罗斯山脉往东与兴都库什山、继而与印度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连为一体，与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壮伟的、由西而东保障亚洲大陆“枢纽地带”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天然战略屏障。正是有了这道战略屏障，除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外，伊朗在古代和近代已被肢解为多个伊朗高原国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等)，但这些国家最终还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强的侵犯，并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地的厄运。印度由于被屏蔽在这道战略屏障之外，并在近代被英国长期殖民，最终沦落为宗主国英国抛在南亚的“雾都孤儿”。
伊朗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和态势对中国西陲安全具有极大的“桥头堡”意义。历史上中国西陲安全长期面临欧洲强势东扩的压力，如古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的东扩、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近现代欧洲、沙俄、苏联乃至进入21世纪的美国等，都对伊朗高原国家进行过强势入侵，这些外来列强的入侵无一例外地被拒阻于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
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
不仅如此，伊朗高原国家与中国西陲被“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战略屏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位于屏障最西端的国家伊朗，实际上成为中国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它们抵抗西方列强斗争的命运与中国西陲安全唇齿相依：如果伊朗被压垮，那么或海或陆由此东进的西方强势力量，就会沿着途经伊朗高原的古丝绸之路(在此地理基础上形成今天的“欧亚大陆桥”)倒逼中国，并对中国西陲造成重大威胁。
中国汉朝时期，罗马帝国东扩的力量被拒止于安息帝国西部边陲，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西部边陲的战略压力;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需求，张骞第三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至帕提亚(安息，即今天伊朗地区)，安息王竟激动地派出两万骑兵远迎中国使者[1]。这说明当时安息国与中国已有互为依存的战略需求。
同样也由于近代阿富汗人民借助兴都库什山的险峻地形，对英国殖民者实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使英国无法北上接近，遑论深入中国西陲的薄弱地带即新疆西境，勾结阿古柏伪政权祸乱中国;而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国在占领印度的一百多年中，无力从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国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国曾攻陷拉萨，但到了冬天，英国人因熬不过高寒天气被迫撤回印度。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的经验。
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有：1950年，美国人曾想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为时半年的作战装备，由于“牲畜驮运是唯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以致美国后来也意识到，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
“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系形成的对中国西陲的大纵深防护带，使得近代西方即使占领印度后仍不能有效地从西南陆上牵制中国，而不得不沿海路绕道进入东海，推行其强力控制中国的目的。换言之，这条防护屏障不仅大大推迟了西方自罗马帝国以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时间，而且减弱了——与印度相比——其影响中国的力度。同样的道理，正是当年从中国新疆居高临下西进的匈奴人，由于一路上没有这样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与罗马东进速度相比——西进欧洲，并迫使可能东进的日耳曼人南下，并最终压垮了罗马帝国。
伊朗高原国家正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比较而言，处于上述“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屏护之外，且地势低缓的印度则较容易受到外来侵犯。印度平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富饶。低海拔的平缓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并因此受到外族的长期占领。
值得中国边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在中世纪继而近代占领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乃至1962年早已获国家独立的印度人，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动中国的西南部边陲。
这样的历史经验支持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西陲安全有重大关联度的是以伊朗为前沿的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国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东扩，今天是它们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着“北约东扩”。
由此，伊朗高原国家而不仅仅是印度的反霸斗争对中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对伊朗高原国家原油进口有着巨大依赖性需求，伊朗高原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中亚没有出现中世纪阿拉伯帝国那样的历史条件——较之印度对中国更具唇亡齿寒的战略价值。
[1] “帕提亚与中国初次通使，亦当密斯利提斯二世在位之时。张骞第三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以两万骑迎中国使官司于其国之外界，并遣使随汉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罗马)善眩人(幻术家)献于汉。”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1918年)》(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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