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边缘海，尤其是南海和东海，堪称世界上地缘政治格局最为复杂、海洋争议烈度最高、域外因素介入力度最大的海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加快“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随即成为美国介入东亚事务，巩固地区主导地位乃至全球霸权的重要切入点，由此造成东亚海洋问题日益复杂化。
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的战略驱动力
美国在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防范中国对其亚太主导地位的挑战。在小布什政府时期，部分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就曾担心将“反恐”作为首要战略目标会导致中国有更多机会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国通过广泛地发挥自身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已在逐渐改变东亚的权力格局。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国力快速上升，国际体系趋于变革。在此背景下，美国对“权力转移”的警惕和担忧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强化其在东亚的战略存在，以示其霸权犹在。随着“战略重心东移”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奥巴马政府加大对东亚地区的战略投入。例如自2010年以来，美国政府在东南亚投入的外交、经济和安全资源，创越战结束以来新高。同时，虽然东亚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相关国家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格局正是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缩影。这些争议涉及众多国家、牵涉广泛利益、解决难度极大、敏感度极强。因此，介入包括南海和钓鱼岛问题在内的错综复杂的东亚海洋问题，成为美国维护其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切入点。具体而言，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从经济层面来看，东亚地区的局势变化攸关美国的经贸与金融等方面的战略利益。首先，东亚聚集了中、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与美国经济或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来源地。1990年，环太平洋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占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额的47.1%，其中中国占3.6%;至2011年，这组数据分别为46.1%与25.3%。[1]东亚地区存在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最终商品往往以美国为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以中美贸易为例，美国可以通过大量对华输出美元来进口中国的廉价消费品，以支持国内的消费需求、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其次，由于在东亚与美国特别是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对东亚大量输出美元，而东亚经济体又以积存的美元储备中的相当部分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获得融资后，又可进口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由此形成跨太平洋的贸易—金融循环。因此，较之世界其他地区，东亚经济体持有的美元外储和美国国债份额最大，对美元霸权的支持作用不可或缺。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截至2013年8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位列全球第一，达1.268万亿美元，占外国投资者持有总额的22.7%;日本紧随中国之后，持有1.149万亿美国国债，占外国投资者持债总额的20.6%;中国台湾地区持有0.183万亿美债，居第六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分列第12和14位;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分列第22至24位。上述东亚八个经济体持有的美债占外国投资者持债比例的52.5%。可见，东亚是海外美元的最主要“蓄水池”，对美元霸权乃至美国全球霸权起到极其重要的支撑功能。再次，美国在东亚海洋特别是南海享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越南一直强化在南沙附近海域的油气勘采活动，将占据的南沙海域划分为180多个区块进行国际招标，并与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公司签订了石油勘采合同，其中包括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公司、康菲石油公司等。这些公司在南海获得滚滚收益，并促使美国增强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
从政治与安全层面来看，在美国全球战略的规制下，美国对东亚海洋问题的介入主要出于三方面因素。首先，美国的战略传统决定其必须确保对东亚海洋或“边缘地带”的控制。20世纪初，美国在马汉的“海权论”思想的影响下，实行扩张型的海洋战略，强调通过掌握对海洋的控制权，以控制国际贸易乃至世界财富。二战结束后，在“边缘地带”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将东亚、西太平洋区域作为其维护霸权所必须着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海洋霸主，并将其海洋安全战略调整为“以海制陆”，核心仍是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世界，藉此确保战略优势。其次，本世纪之初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上升。美国一直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存有强烈戒心，近年来中国在发展蓝水海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近海防御能力显著增强，海上维权力度逐渐加大，加之中国通过上合组织与俄国形成战略协作关系，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为维持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乃至全球霸权，美国着力巩固既有的“岛屿锁链”，强化对华威慑与防范。而介入相关国家与中国的海洋争议并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和灵活性，则成为美国限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抓手。再次，抑制亚太盟国的离心倾向和阻滞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也是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的重要动力。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快速上升，不仅使得本地区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逐渐向其靠拢，连日、韩、澳等美国传统盟国也曾出现对美离心倾向，东亚一体化进程一度加快。2009年8月，日本鸠山内阁上台后，批判日本过去的外交政策过于依附美国等西方盟国，推行“新亚洲外交”，重视改善与发展日中关系，提出按照欧盟模式与中国一同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此后，受制于日美同盟的羁绊，鸠山内阁未能兑现将美军在冲绳的普天间基地迁到冲绳县外的承诺，从而面临国内政治危机并很快倒台，日本的“脱美入亚”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止。尽管如此，美国日益关注其在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稳固性，而助推敏感性极高的东亚海洋问题升温，成为限制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捷径。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在东亚存在巨大的经贸与金融、政治与安全利益，如果东亚地区形成一国独大，或形成货币一体化等地区一体化局面，将动摇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重创美元霸权，进而侵蚀美国的全球霸权。
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的主要动向
中美关系蕴含着合作、竞争、对抗等多重要素，涵盖各类复杂而重要的议题领域。在海洋问题方面，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斯韦因认为，与中国有关的东亚海洋争议包括三方面：一是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二是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和“近海”开展军事活动所导致的争议;三是中国的“反介入”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霸权受到挑战。[2]由于中美两国在军事上具有相互摧毁能力，经济上又相互依存，在各类国际议题上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美国对东亚海洋问题的介入必须避免与中国的“迎头相撞”，还须控制争议烈度，防止因东亚海洋形势恶化而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
首先，在政治宣示方面，美国在南海及钓鱼岛问题上貌似公允，主要通过间接支持等方式支持相关国家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以消耗中国的外交资源，增加中国海洋维权的综合成本。美国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杜宾斯曾指出，美中两国之间爆发任何军事冲突，其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为了避免和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应该采取“双轨战略”，扶持中国的邻国，加强这些国家的军力，同时邀请中国参加对各方有利的安全合作。只要美国保持遏制冲突的能力，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冲突。[3]事实上，美国正在利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作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而越南、菲律宾乃至日本等国也期望通过美国介入来增加其对抗中国的资本和力度。
在南海方向，1995年发生的“美济礁事件”对美国政策由“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4]但这一时期，美国并未从战略层面上介入南海问题。自2010年起，奥巴马政府开始发出明确信号，确立了美国的南海政策目标，即通过外交和进一步的军事存在，在南海形成“基于规则”的稳定环境，对中国形成软性约束。当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与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将促进南海问题的多边协商，并反对以任何强制或威胁措施解决争议。这一政策宣示使得美国在战略层面、而非战术层面上介入南海问题。同时，尽管美国对各国的争议主张持所谓“中立立场”，但对某些国家的激进行为已不再持中立立场。2011年11月16日，希拉里在访问菲律宾时声称：美国希望提升美菲的历史性同盟关系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美国将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并“一起战斗”;美国希望帮助菲律宾守卫其“海域疆界”;任何声索国都无权“恐吓或压制”他国。[5]此外，美国政要还在诸多国际场合，倡导所谓南海“航行自由”，鼓励东盟和中国在制定全面的行为准则方面实现突破，依靠规则和程序来和平解决分歧。[6]
在东海方向，中日两国存在矛盾有利于美国在亚洲保持存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为美国牵制中国、控制日本、主导亚太局势提供了良机。2012年11月 29日，在日本发起钓鱼岛“购岛”争端导致东海形势紧张之际，美国参议院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加入“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项”的内容，并称美国不会接受第三国的单方面行动。[7]这意味着美国对日本重申了同盟义务承诺，一旦中日在钓鱼岛爆发冲突，美国可能根据同盟义务采取干预措施甚至直接武力介入。
其次，在战略谋划方面，美国力图通过强化亚太“再平衡”，巩固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以限制中国在海洋方向的力量投射能力并遏制中国的崛起进程。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评估报告和战略纲要性文件，渲染中国军力增长，并不断加强在东亚“边缘地带”的军事存在和投射能力。如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的军事能力再平衡目标及对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判断，明确指向亚太地区和中国。2012年初，美国国防部在其发布的战略评估指南—— 《延续美国的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中指出，美国和亚洲盟友以及关键合作伙伴的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将强化现有联盟体系，继续扩大与亚太地区的新兴伙伴的合作网络，以巩固集体力量，维护共同利益。该文件还明确将中国列为潜在对手和主要防范对象，针对中国军方正在加强的“区域拒止/区域反介入”能力，强调美军需确保具备应对能力，这是美国第一次以战略性文件的形式来强调这一应对能力问题。[8]其限制中国军事影响力、阻遏中国海洋维权的意图一览无余。
再次，在实际操作层面，近年来美国逐步扩大其亚太的军事存在，强化对华军事威慑，阻遏中国的海洋维权措施。一是强化与日、韩、澳等国的军事同盟，扩大与新、泰、菲、越等国的军事合作。在此基础上，美国日益将南海问题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关键接点，以此联结美国的东亚和南亚战略。二是加强对关岛基地等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的经营，加强先进武备的部署，强化远程打击能力;推动“亚洲版”导弹防御体系建设，集中力量于美日韩、美日澳两个三边反导体系的建设，以最终构建“亚洲版”导弹防御体系;并探索落实“空海一体战”的战略构想，以此阻遏中国在海洋方向拓展战略空间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亚太的军事部署计划，如到2020年，美国海军60%的舰船将驻守在亚太地区，包括11艘航母中的6艘。这一调整将彻底打破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欧洲、中东以及亚太地区部署同等规模海军力量的模式，将海军战略的重点明确标注在了亚太地区。三是扩大与日本、东南亚部分国家的联合军演，为这些国家撑腰打气，增加对中国在海洋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压力。四是主导“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的谈判进程，以期稀释、延宕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氛围和步伐，而一体化进程的停滞，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包括海洋问题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的管控和妥善解决。五是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阻挠两岸合作应对钓鱼岛和南海问题。
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的影响
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加剧了东亚海洋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的复杂化趋势，迟滞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威胁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增加了东亚海洋问题的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首先，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东亚海洋问题复杂化趋势日益加剧，南海和钓鱼岛海域正从争议偶发地区向争议易发、争议频发、争议常态、争议长期地区转变。南海问题的复杂化趋势具体表现为：一是菲律宾等小国频繁单边采取“大动作”，如自2012年以来，仅菲律宾挑起的争议事件就有中菲黄岩岛、菲律宾仲裁案等。二是南海争议的表现形式由主张争议逐渐演变为实际管辖争议，菲、越等国挟美自重，更加有恃无恐地强化对所占岛礁和附近海域的实际管辖，加大开发力度。三是南海问题法理化趋势凸显，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将与中国在南海的争议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仲裁。这一态势与美国主张的以国际法和“规则”为基础解决南海争端观点密不可分。四是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加剧。近年来日、印等域外大国也追随美国，加大在东南亚的战略投入，以期限制中国的影响力。特别是日本欲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作为，导致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启动“购岛”闹剧打破了原有的“搁置争议”的默契，钓鱼岛已经处于双方共同管控、维持实际争议的状态。虽然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美国可能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但由于条款的模糊性，美国又拥有灵活的选择空间，这增加了中国因应钓鱼岛问题的难度和未来形势的不确定性。
其次，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不可避免地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历史经验表明，实现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是地区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争议、历史宿怨得到化解或妥善处置。长期以来，虽然东亚国家曾以“10+3”、“10+6”和中日韩合作等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但由于东亚国家间存在复杂难解的岛礁主权和海域划界之争，且这些问题与历史宿怨、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形成叠加效应，加之东盟与日本等国长期实行“大国平衡”或“联美制华”战略，因此形成了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管控乏力，而一体化进程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双重困局。特别是钓鱼岛已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巨大障碍，对两国经济甚至整个亚太经济圈均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尤为严重。
再次，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第一，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海上力量的崛起;海洋强国的首要特征是其对周边海洋的地缘环境具有塑造能力。在当今的世界大国中，只有中国仍与邻国存在大范围的岛礁主权和海域管辖权争议，且大量岛礁为他国侵占，这种状况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美国推动南海及钓鱼岛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迫使中国在应对过程中不断消耗战略资源，从而减缓中国崛起速度。第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海外原料及商品市场、周边海洋资源和海上航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东亚海洋争端的恶化会阻碍中国对上述资源的利用。第三，美国支持一些东亚国家挑起事端，可以增加中国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借重，从而使美国获得筹码，迫使中国在中美博弈的其他领域对美给予更多让步。
最后，美国介入东亚海洋问题，增加了东亚海上冲突的易爆性。海洋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角力的舞台。围绕岛礁归属、海域划界、海上交通线和战略要冲的控制而引起的争议，最终可能导致战争。当前，美国是影响东亚海洋问题走向的最为关键的外部因素，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所有当事国。由于美国的介入，东亚海洋地缘政治竞争和军备竞赛加剧，大国战略博弈和小国战术博弈交织互动影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引发南海地区擦枪走火的担忧在增加。如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卡朋特认为，强国支持其弱小而冒失的盟国向强大邻国寻衅，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弱国基于强国的后援，会采取大胆甚至不负责任的行动。如2008年，格鲁吉亚之所以敢于对受俄国保护的南奥塞梯地区发动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相信当俄国反击时，美国和北约会对格鲁吉亚提供保护，但事实并非如此，格鲁吉亚遭遇惨败。[9]
总之，由于美国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已经成为管控与解决东亚海洋争议的关键因素。随着周边海洋问题在中国总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需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妥善应对周边海洋问题;在加强海洋维权力度的同时，切实推进共同开发和争议管控，并不断提升在海洋争端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藉此不断拓宽自身的战略空间，抑制美国因素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负面影响;力争通过海洋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Wayne M. Morrison. China-U.S. Trade Issues[J].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May 21):10.
[2]Michael Swaine. China's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ChinaSeas[EB/OL].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s-maritime-disputes-in-the-east-and-south-china-seas.
[3]James Dobbins. Conflict with China: What It Would Look Like, How to Avoid It[EB/OL].http://www.rand.org/blog/2012/08/conflict-with-china-what-it-wouldlook-like-how-to .html.
[4]王传剑.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历史与现实[J].外交评论，2009，(6)：95.
[5]Thomas Lum.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 Interest[J].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May 23):27.
[6]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Raden Mohammad Marty Muliana Natalegawa[EB/OL].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9/197279.htm.
[7]温宪，柳铭.美参院：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N].环球时报，2012-12-01(3).
[8]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c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R].2012(January):2.
(单位：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