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连载七）
第一章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第三节 中国的人类使命和国际定位
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遽演变和中国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如何正确地确定中国的国际定位，日益成为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关系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11年围绕这个问题在国内引发激烈的争论，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绝非偶然。
一、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双重性质和中国的人类使命
地缘政治关系和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像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大的地缘政治主体和地缘文明体，其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他们只能做世界大国、强国，如果做弱国，迟早会解体和消失，欧盟也正是由此而生，为此而东扩，现在又在南扩北非;与此相联系，地缘政治大国也必须承担较大的人类责任，如果自私自利，一意孤行，“以天下为刍狗”，甚至以人类为敌，也必然会加速衰亡。
(一)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双重性质
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最为突出，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是最穷也最不发达的国家。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界所罕见的。”(106)胡锦涛：《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8年11月23日)中国即使发展顺利，也要到2049年才能够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自己的事还忙不迭，根本无意问鼎世界，更无意挑战美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别人并不这样想。美国认定，中国拥有独特的文明和价值体系，又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核武器体系，因而拥有成为世界领袖的一切潜质(布热津斯基语)。美国口头上也支持中国发展，但是实际上认定，中华复兴就是挑战美国霸权。中美是隔太平洋相望的两个全球大国，后者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前者被认为拥有成为世界领袖的一切潜质，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影响确实在提高。地球似乎愈来愈显得拥挤，但是中国难道没有发展的权利?最近美国发表《中美：腾飞的龙和流血的鹰》的文章，题目很吸引眼球，文章说，中国的迅速发展“使美国陷入非同寻常的两难境地”。(107)(转引自《环球时报》2011年5月23日)“两难境地”是一个委婉的和迷惑人的提法，其实美国早就确定并始终毫不含糊地实行其对华地缘政治战略。廖子光先生说：“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通过‘和平演变’将中国引向前苏联的悲惨道路，使中国内部分裂并走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战后美国霸权下日本和德国作为附属盟国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向新殖民主义开放。”他还说：“虽然反恐战争吸引了其大部分注意力，但美国仍继续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威胁和敌人。那些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决策圈人士将为其白日梦付出高昂的代价。”(108)((美)廖子光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页)廖子光先生的话很尖锐，虽然使某些人难以接受，但却道出了一个严峻的历史事实，至于他说“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决策圈人士将为其白日梦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大的代价莫过于某些迷信和追随美国及其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教条的官员和学者失去了他们的头上曾经十分耀眼的光环，并正在失去在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日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的信任。
一个时期以来，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长期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威胁和敌人”，美国这样做，虽然无理，甚至蛮横，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并非完全没有地缘政治依据。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或称矛盾客观地具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双重性质。如果将中美关系看做零和博弈，而且形而上学地看，且双方处理不好，则在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中，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发展态势决定的对抗性的一面就可能会上升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中国如何宣称“不争霸”，“不当头”，都不能单方面改变这一关系和矛盾对抗性的一面。而且，无数事实都已经证明中美关系的这种对抗性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特别是有人一定要将这种对抗性变成现实性，将对抗强加于中国，这也是一个无法否认和中国必须正视的事实。但是，如果将中美关系看做正和博弈，而且双方对此都加以辩证积极地理解，明智合理地加以调整，则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具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就会上升，或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无论中美双方，还是国际上都有许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包括中西关系)并不注定要走向对抗，这种说法实际上不排除两者走向对抗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中美关系和矛盾客观上存在对抗性一面的反映，而“并不注定走向对抗”，恰恰说明其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理论上揭示中美地缘政治矛盾的这种双重性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这里可以运用毛泽东关于对抗性矛盾可以作非对抗性矛盾处理的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当然这需要双方共同创造条件，也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和责任所在。将中美地缘政治关系的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不是中国单方面的需要，而是双方共同的需要，更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需要。所谓需要双方共同创造一些条件，总体上就是顺应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首先美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对中国实行的僵化的战略和政策，应当承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所应当拥有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利益，合理地调整双方的利益，促进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良性发展，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不久前布热津斯基随同希拉里访华提出中美进行地缘政治合作，既然如此，美国就应当废除《对台关系法》这个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恶法，以示诚意。但是如果美国坚持其僵化的对华战略和政策，而中国又绝不可能放弃中华复兴的地缘政治目标，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民族牺牲的代价，则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矛盾上升为对抗性矛盾，也是完全可能的，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如果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有对抗性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诉诸和平发展，幻想不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或者以为只靠单方面对外输送利益就能换取和平发展，甚至不惜以独立自主换和平发展，都只能断送中华复兴，并导致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二) 两大使命和现阶段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
第一个使命是人类使命。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和持续发展至今的，也是对人类有较大历史贡献的文明体、地缘政治主体和国际政治主体，注定要承担非同一般的重大使命。
早在春秋时期在孟子就开导当时的各国诸侯精英(后来融汇成中华民族)要认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表明中国先贤对此早有文明和政治自觉，后来有“大同”理想，到20世纪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将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融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正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志向高远，“天下为公”深入人心，崇尚正义成为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能凝聚人心几千年，历经劫难而终能打不散、击不垮。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但是民族的雄心壮志并不稍减。孙中山先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曾经说：“中国对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这段话说在100年前，人们会想，孙中山真不愧“孙大炮”的外号，中国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还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可是这句话放在今天来读，与十七大报告“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其实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华文明的理想高远，古今一贯的表现，与争不争霸没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是文明古国，世界大国，注定不能作弱国(做弱国注定被欺负，最后被肢解);而作世界强国，就不能作自了汉。对此，当代日本的智者其实是很服气的。竹内好先生说：“我在战后重读《三民主义》时，被以前忽略的这一节打动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孙文认为中国成了多数国家的殖民地，其地位在殖民地之下，故自称次殖民地)，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没有得到独立国家的待遇，但自己所把握的理想却是这样的高远。这不是真正标志又是什么呢?”(109)((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1页。转引自吕正惠(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全球化》，中国叶盛陶研究会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一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8页。孙中山演讲文也自此转引)中国共产党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成就伟大的事业，马列主义能够实现中国化而在20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数不尽的近代思潮(据说光社会主义的定义就上百种)中脱颖而出，正因为这个政党把握的政治理想高远，不谋私利，所以能“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在新中国还很穷的时候，就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一种历史责任，表达了毛泽东内心对当代中国要尽力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愿望、理想，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这个伟大民族应有的一种人类承诺。改革开放以来流行“非毛化”思潮，对毛泽东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有各种非议，不尽公道，甚至有人对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进行人格攻击，殊不知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站得高，看得远，归根结蒂还是心中有高远的人类理想，马列主义的水平很高，传统文化的根基很厚。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改变，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的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地缘政治意义又日益凸显，岂是偶然?历史再次证明，改革开放也必须坚持高远的人类政治理想，不仅比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高远，而且比中华复兴还要高远，因为从地缘政治学看，更不必说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其实两者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有色人种)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需要划清两种国际责任的界限。上述讲的是一种真正的人类责任，而近年美国等西方国家追着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包括试图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如二氧化碳排放限量和“炭币销售计划“等)迫使发展中国家就范，本质上是维护西方霸权的利益。而“Chimeirica(中美国)”的“G2”模式无非是重复“美苏共治”的故事，是要中国当一个美国之下的次级头领，相当于要中国做“全球董事长助理”。比起当年玉皇大帝封给孙悟空的“弼马温”，应当说这顶乌纱帽的品级要高得多，对某些西化派人士颇有吸引力，据说是“做好低端也不错”，表现出内心缺少理想。可惜中国志不在此。子曰“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以谋道为理想，故中国自古崇尚“天下为公”、“以身殉道”的圣贤，有天下大同的高远理想，现代叫共产主义。古人尚且如此，当代中国人更不能以小器局自限前程。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领袖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不是自封的。一方面，领袖不是自封的，另一方面，也不是一味坚持“决不当头”所能回避的。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游说列国君主行仁道，没有成功，但是他这种政治思想相当卓越，激励了古今无数仁人志士成就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重新建立了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国际形象，甚至急公好义，经常超出国力，自觉地承担了许多国际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仍然坚持将本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地承担了许多国际义务。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做出了不小的牺牲，而中国并不富裕。现在美国如此“抬爱”中国，要中国多负“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多有期待。萨缪尔森曾经说：国际社会历来对中国有特殊的兴趣，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在如此贫困的地区消灭贫困，“就会成为世界左翼运动的榜样”。与此相联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价值太大，不能听任马克思主义者支配。”(110)(转引自吴易风：《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2008年3月1日)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性破产，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卷土重来。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长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国际上对中国寄以厚望，充满了政治期待。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世界严重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形势日益严峻，这种期待不仅更加迫切，而且愈来愈直率，有时表达得相当严肃。例如保加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洛夫说：“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领导，带动和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建立其全球社会主义体系;要么失掉这个机会，那么21世纪的后五十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霸的局面。”(111)((保)科依楚·彼得洛夫：《2008年金融危机与中国时代带来的好处》)这是一种世界左翼思潮的表达，也代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一种国际定位，字里行间也透着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命运前途的一种判断：中国如果“失掉这个(成为世界领导)机会”，则“21世纪的后五十年全球将形成寡头政治体系独霸的局面”，中国的命运将如何?彼得罗夫没有明说，但是暗含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有的从人类文明转型角度，对西方文明动力的枯竭深表失望，寄希望于中国参与引领人类走出危机;还有的是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出发，认为让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是抑制美国霸权的需要。用著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的话说：“以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112)((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中文版前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国际舆论认为，实现中华复兴，将反转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就是21世纪人类的摩西，人类社会则有望摆脱危机，赢得未来。如果听从美国人的甜言蜜语，搞什么“G2”，则中国难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如果这种惨剧真的发生，则不但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而由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失去最后一根最有力的支撑，终将彻底塌陷，撒旦终于可以赢家通吃，于是不独有色人种的末日来临，整个人类社会也将迅速沉沦，地球将成为远古的荒漠。近年来诸如此类的国际思潮影响日益广泛，表明人类社会已经将国际责任的重担放在中国肩上，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全球地缘政治定位。
第二个使命是中华复兴的民族使命，这是由近代史提出来的，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几代人前赴后继所致力的一个伟大事业。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国人的自信愈来愈强，中华复兴的口号也愈喊愈响。对此，世界各国多乐见其成，国内更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万众一心，但是也有杂音，一些西化派学者专门“拿祖宗开刀”(唐德刚语)，实为帮洋人对中国摆“乌龙”;更有人提出甘愿给美国人“当孙子”，其实是只知己不知彼：美国人不需要中国人当孙子，而需要你“消失”;更有极少数人，唯恐天下不乱，似有某种狂疾，公开发表疯狂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激起公愤，遭到人民公诉，实际上是在政治上将自己定位为某种急了会跳墙的动物;当然疯狂的总是少数，一般西化派也是绥靖派多自称为反对“情绪化”的理性人，有的还公开主张“再容忍美国一百年”,(113)(《参见《再容忍美国一百年》，(美)乔治·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未来100年大预言：21世纪各国大派位》译序，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也有不少人糊涂：奔小康就得了，干吗老喊中华复兴，惹别人不高兴?其实一些人不懂，中华复兴乃是由中华民族至少七千年的文明史(114)(20世纪70年代何炳棣先生根据半坡遗址、仰韶文化确定中国文明有七千年历史，西方有说中国万年文明史的，近年来考古学新发展已经将中国文明是大大提前，“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观点已被突破。此处笔者为稳妥起见，姑采何说)，特别是1842年以来沦为半殖民地以来的历史决定的。中华民族需要恢复历史上属于自己的民族尊严、国际地位包括在东亚和世界应有的地缘政治地位，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人类唯一存续发展至今，而且对于人类历史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的文明体和国际政治主体的正当权益，也是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前赴后继所争取的伟大目标，还是中华民族的安全、福祉和命运所系，更是20世纪以来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是一种执政党对历史和人民无条件的“政治背书”。历史证明，谁干不了这个事业、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谁就得下台，因为前人和历史不让，人民不让，民心党心军心不让。中华民族自古追求正义，深入族心人心，所以百多年来，连遗臭万年的袁世凯早年也是一个卓有政绩的民族主义者(例如他在朝鲜平乱的那段政绩成为后来在政坛窜升的“资本原始积累”)，旧军阀中也不乏民族主义者，中国近现代史上再王八蛋的人，也没人敢公然反对中华复兴。历史上卖国者有之，但都是偷着卖，惟其偷着卖，所以“见光死”，如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和汪精卫客死日本。国民党也曾聚集了许多民族精英，早期也曾朝气蓬勃，中华民族独立，也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国民党是在抗战期间如日中天之际，由于最高层带头腐败而迅速衰落，败走台湾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六十二年，能有今天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对历史交出了一份虽不完美但仍然成就相当伟大的答卷，这是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但是，中华复兴刚刚起步，任重道远，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到建国一百周年即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认为复兴大业初步完成，要说实现中华复兴伟业，尚需百年左右时间。所以，如果有人试图只埋头奔小康，放弃大目标，得过且过自己的小日子，实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迅速改变，已经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以上中华民族的两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的前进道路必然充满各种异乎寻常的包括人为的荆棘和风险，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高扬人类理想，有博大的胸怀，有无私的精神，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包括必要时不惜付出民族牺牲，才可能带领人民群众为之奋斗，才能不辱使命;也唯有如此，在这个危机深重和布满凶险的世界上，这个民族自身也才能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才有未来。正是在这里，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定位。
此外，现在来谈中国的国际定位，无疑与现阶段的地缘政治形势有关。什么是现阶段中国地缘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请教毛泽东思想。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这里毛泽东讲的就是1935年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历史通常会惊人地相似，这句话是否可以拿来套用：目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的形势，我们的党应当规定自己的任务。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的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要西化、分化和肢解中国，进而要将中华民族和我们伟大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这样讲，是否是杞人忧天?显然不是。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表述?或有人反对，那笔者反问：近年来美国五角大楼不断发出对中国的战争叫嚣，而且热战争确实在向中国逼近，冷战和各种软战争一直在发生，阁下作何解释?最近美国空军参谋长莫里斯少将更公开宣称：“美国与中国必有一场对决，下一代人同中国交战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115)(《今日香港要闻，神州观察：中美必有一战，中国如何应对(on,cc 东方互动 专讯》，转引自网2011年6月1日)至于这一代人同中国交战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多少，他没说，似乎不到百分之百。这里笔者只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探讨，聊供百家争鸣。
近来中枢高度关注世界形势和格局的急遽变化，学界高层异乎寻常地呼吁加强有关研究，以及2011年4月23日北京高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何新：《统治世界 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于去年底今年初先后在香港和大陆公开出版发行，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透露出大量重要的地缘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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