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庆祥2014年07月23日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一文(见附录一)。读后顿生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之感。
在下与韩副教育长素不相识，了无恩怨，原不拟置喙。但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略知一二的一介草民，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却无法保持沉默。
作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韩先生的文字逻辑还算清晰，不像某些所谓学者，下笔千言，不知所云。韩文的大的逻辑结构为三块：
一、“新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背景
二、“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
三、“新的伟大斗争”的新特点
然而，文字逻辑的清晰却无法掩饰思维逻辑的含混。
从这个大结构看，通篇围绕“新的伟大斗争”展开。然而无论“新的”还是“伟大”，都是空洞的虚词，既无经济内涵，也无社会内涵，更无政治内涵。唯一的实词是“斗争”。到底是谁与谁的斗争?为何而斗争?让我们来看看韩文第一部分对时代背景的分析。
这一部分又分为三块：
1、我们党面临诸多挑战。
2、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
3、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在对挑战的分析时，又分为四条：
A、一些国家打压的挑战
B、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
C、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D、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
读到这里难免想起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讥讽的：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
能指望这样的时代背景分析，鞭辟入里，直指症结，警醒世人吗?韩先生或许会反问，那你说该如何分析?上个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凋敝、社会分裂、政治混乱。年仅30岁的毛泽东于1923年4月10日，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见附录二)。它给了我们一个分析时局的参照系。
毛泽东既分析了台面上各政治势力的目标、实力与动向;又分析了实际上支配当时中国政局的列强们，分析了他们最希望出现的局面;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现实，和由此现实派生的军阀统治。分析的结果是悲观的：“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他同时指出：“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在分析的结尾更进一步指出：反动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
1923年的共产党还处于草创阶段，说其幼稚当不为过。而今的共产党理应比当年成熟，成熟的表现之一，是理论上的深刻和分析的深入。但将韩教育长与近百年前年仅30岁的共产党员的分析相比较，到底谁的分析更实在、深刻?
且不说超过那个近百年前年仅30岁的共产党人，即便只要求分析达到他的深度，首先应进行的是：对国内主要政治势力与国际主要政治势力的分析，基于此方可对当前的时局有提纲挈领而又抓住本质的认识与判断。作为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这个标准不过分吧!
在韩文罗列的三个挑战中，第一个是：一些国家打压的挑战。“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大国，难免被某些守成大国及有关国家视为“威胁”，这些国家就会防范甚至打压我国”。人家为什么打压，仅因为人家是“守成大国”。韩副教育长似乎忘了，过去30年，这个“守成大国”从中国汲取了多少财富，这财富背后是多少国人的血汗，多少资源环境的破坏，多少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忘了这个“守成大国”是怎样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搞得战乱不休的;怎样让南斯拉夫、苏联四分五裂的;怎样在泰国、乌克兰支持一帮街头流氓颠覆民选政府的。这那是什么“守成大国”，分明是个流氓国家!“守成大国”说本质是在为那个流氓国家洗地，将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你发展太快了，让人家感到了威胁。
第二个挑战是：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面对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的强大阻力，面对经济增长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尖锐矛盾，面对资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够合理、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问题”。过去30年，在“不争论”的禁令下，激励少数人先富起来成了事实上的国策。正是这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强化了“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的藩篱”，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给心怀叵测的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回避这个根本问题，罗列一些表面现象，在理论上至少是不诚实的。至于“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是将罪过归结于含糊不清的“人们”，请问，这“人们”到底是谁?农民工?城市贫民?房地产商?还是裸官?共产党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如此“分析”问题，是理论根底如此，还是故意搅一锅粥?
第三个挑战是：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向我国渗透”。自80年代后期，这些货色就堂而皇之地在高等院校、学术刊物、主流媒体、主流书店、乃至影视作品上大肆推销。抵制这一套者，结局是“不换思想就换人”。学术界内，西方各基金豢养的“学者”一个个奇货可居，在那里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股势力在主导这潮流?为何回避这个问题?不要以为中央党校与之无关，老百姓还没有忘记出自这里的许多雷人雷语，没忘记这里举办的许多富豪班乃至富豪子女班。前不久，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其实，中央党校何尝没有类似问题?社科院的某些人至少还可以用“纯学术”为自己辩解，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又能如何为自己辩解?作为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为何对此不置一词?
第四个挑战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主要包括‘疆独’‘藏独’‘台独’等”。岂止是这些，连巴掌点儿大，喝水都要靠大陆的香港，一批洋奴居然敢倒海翻江卷巨澜。在共产党的基础理论里，民族问题本质上是阶级问题。当年阶级认同被接受，无论哪个民族，底层劳动者总是绝大多数，在这样的认同下，民族矛盾可控。当内地抛弃底层劳动者，转而崇尚官员、资本家后，少数民族地区的巴依、头人、奴隶主、神棍们纷纷招摇过市。这些势力势必以民族认同替代阶级认同，这才是民族分裂主义肆虐的根源。问题在于，哪股势力让这些财主、巴依、头人、奴隶主、神棍们重新得势?
由此可看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的时局分析是何等混乱而浅薄，在此基础上分析共产党面对的考验与危险，又岂能中的?当年的共产党一文不名，被所谓主流社会视为山沟里的土包子、“共匪”。这股势力却把拥有全国政权，得到列强资助的“国民政府”打垮了。韩副教育长可曾想过这是为什么?当年的共产党得到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拥护，以至于敢以疲惫之师对抗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而今，美帝国主义搞垮苏联、东欧、中东后，奥巴马提出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战略”，一连串针对中国的文武之举，其目的再清楚不过了。
庙堂诸公们，该想想了，当今的国内外时局到底如何?
中国面对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你们自己面对的危险又是什么?
附录一：韩庆祥《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既是对全党同志的郑重提醒，更彰显了我们党实现伟大目标的信念之坚定、努力之顽强。我们要深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努力赢得斗争的胜利，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基础。
“新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背景
我们党之所以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主要是基于对我们党现阶段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考验和危险的科学判断。
我们党面临诸多挑战。
一些国家打压的挑战：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大国，难免被某些守成大国及有关国家视为“威胁”，这些国家就会防范甚至打压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面对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的强大阻力，面对经济增长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尖锐矛盾，面对资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够合理、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问题;
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向我国渗透;
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主要包括“疆独”“藏独”“台独”等。
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
长期执政的考验：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基础有所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党既要经受住市场经济对党负面影响的考验，又要经受住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验;
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包围、遏制、打压、分化、唱衰中国的行径日趋激烈。
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危险：有的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
缺乏斗志；能力不足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难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重任，难以应对诸多挑战和“四大考验”;
脱离群众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
消极腐败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
“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来看，当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争夺资源。
资源竞争是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形式之一。地球上储存的资源相对有限。缺乏资源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及竞争力，因而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围绕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资源争夺大战。目前，这种战争仍然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局部地区进行。
货币战争。
美国等西方强国注重金融立国，极力维护本国、本地区货币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打压人民币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周边不断挑起事端，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货币流向霸权主义国家。
争夺市场。
即为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而展开争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发展经济必须拥有广阔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围绕我国市场展开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意识形态斗争。
强权政治和霸权国家试图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招牌，大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动摇我们的思想根基，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领土争端。
少数周边国家与我争夺我国固有的领土，一些西方大国趁机介入，挑拨离间甚至公然为其不合理主张撑腰打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种围绕国家领土主权斗争的长期性，依法、合情、合理地予以回应。
反腐败斗争。
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我们党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组织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显著。与此同时，腐败分子暗中抵触，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更为激烈。
网络斗争。
在网络空间，我们既能看见传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发泄不满、谩骂他人、传播色情、招摇撞骗、混淆是非、聚众挑事、制造虚假信息、进行网络策反等释放负能量的“魔鬼”。网络世界中的“天使”与“魔鬼”为争夺网民和阵地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凸显，现实世界的斗争也会体现到网络世界。
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经常在我国挑起各种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新的伟大斗争”的新特点
斗争对象和形式全面多样，处处可能是斗争的“战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之对象，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的;既有有形的敌对势力，也有无形的挑战、考验、危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有斗争，资源、货币、市场、意识形态、网络等都是斗争的载体。
西方敌对势力对斗争精心策划、处心积虑。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大致步骤是：
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
第二步，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现实;
第三步，使一些人认为西方“月亮”是圆的、中国“月亮”是缺的，对中国现实社会看不惯;
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从而达到动摇中国人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斗争方式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许多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以文化、文明诱惑掩盖政治图谋。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但感到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西方敌对势力抓住此机会，往往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
二是用学术思想遮蔽政治图谋，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一些西方社会思潮确实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思想。但它们常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掩饰其政治意图，容易迷惑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使他们丧失判断力和鉴别力。因此，我们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可谓复杂而严峻。积极应对我们党面临的诸多挑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努力破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应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一步培育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准确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科学破解难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不断推进。
(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
《人民日报》( 2014年07月23日 07 版)
附录二：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1]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2]，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3]。胡适、黄炎培[4]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5]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6](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7]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8]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白狼、老洋人[9]可以在河南一带啸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试问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形下军阀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根据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新时代》创刊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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