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开始起步，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得到发展，鼎盛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衰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并再次复苏于冷战时期，蠢蠢欲动于当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以海洋国家作为国家身份的定位，依附美国，埋头发展经济，经济大发展刺激日本希望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上也能匹配其经济大国地位，成为名符其实的海洋大国。近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增加了对海洋的依赖，逐渐开始从陆权国家向现代海权强国转变。中日在海权战略上的潜在冲突逐渐显现，在美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下，日本外向型、进攻型的海权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侵害，也对未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构成重大挑战。
关键词： 日本; 海权战略; 中国国家安全;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一、引言
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近代以来，日本一直高度重视海洋问题; 海洋资源、海域环境与安全等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家利益与发展前景的一系列问题。“二战”之后，日本一直以海洋国家作为国家身份的定位，注重制定海洋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总体上是“西太平洋战略”，即希望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从而作为西太平洋的海上强国再次崛起。[1]53日本推行“海主陆从论”，强烈要求把海洋扩张政策置于国防的中心地位，其军事战略以夺取制海权和控制远东海洋为主要目的。[2]92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海洋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中国也开始由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向现代海权强国转变。海洋通道、海洋国土和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意义越来越大。日本海权战略对中国有重大影响，中日两国不仅在东海划界问题、钓鱼岛主权问题、南海等问题上存在矛盾，而且在亚太海权战略方面也有潜在的冲突。19 世纪末以来，日本外向型、进攻性的海权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也对未来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构成重大挑战。
二、日本海权战略的历史演变
日本海权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初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鼎盛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衰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并再次复苏于冷战时期，蠢蠢欲动于当下。
( 一) 幕末维新时期的海权战略
德川幕府两百多年闭关锁国政策，在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时，左支右绌，破绽百出。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争夺香港，让日本幕府认识到了日本锁国海防的局限性，意识到海洋已经不再是天然的保护屏障，恰恰是西方舰船打开国门的通途。马登·柏利舰队的到来，终于迫使日本幕府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随后日本又相继被迫与英国、荷兰、法国缔结条约，日本的锁国海防战略宣告结束。1791 年，著名学者林之平在《海国兵谈》一书中指出，由于“海国”兼具“易遭外敌入侵”和“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双重特点，“若无防备”，便难以抵挡“外敌入侵”，所以作为“海国”的日本必须“拥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备”，否则“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国防的关键”，即： “防御外敌入侵”主要依靠“水战”，而“水战的关键是大炮”。[3]181849 年佐久间象山的《海防八策》、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以及1853 年胜海舟的《海防意见书》都是日本海防战略思想的先驱。胜海舟建议幕府设立“海军局”，在坂本龙马的协助下， 1863 年日本幕府在神户成立“海军操练所”。“为进行海军演习，欲往支那、朝鲜地方渡航。宜事先于神户设立海军局，集合此辈以从事船舶之实地运转。远至上海、天津、朝鲜地方，观察其地理，洞察其人事。幸有土州人坂本龙马入我私塾，可完成此举，以激励众徒。邦内有志之辈多有赞同。”[4]后人特意立碑纪念： “夫吾邦方今急务，莫落于海军，将以此营为始。英旨振起士风，实在干是。可谓当时之伟图，而千岁之鸿基也。”[5]1867 年，坂本龙马在《船中八策》第六条中提出了“宜扩张海军”的构想。[1]55这种最初以自卫为初衷的“海防论”，很快就使日本海权战略从消极防御转向积极防御。
1868 年7 月，明治政府一成立就提出“富国强兵”的政策，利用军事力量“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68 年10 月，天皇颁发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3]191869 年日本设立兵部省， 1870 年5 月4 日，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司呈交了一份关于日本海军建军思想的建议书，指出了日本海防的意义和海军军备的目标，勾画出日本海军建设的蓝图。起初是以俄国作为头号假想敌，但是随着与中国的矛盾不断凸显，逐渐将注意力转到中国，山县有朋在1880 年其《进邻邦兵备略表》中更明确指出“邻邦军备愈强，中国军备亦不容忽视”。[7]尤其是当时清军平定由日本在朝鲜操纵的甲申政变后，便将中国作为其头号假想敌。此后日本大力发展海军，据统计，在1880—1893 年间，日本军事费用占每年岁出总额的19%—30%，并且逐年增加，[8]同时，日本通过发行海军公债筹资的方式大力加快海军的建设规模，短短几年，日本海军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894 年，日本建成拥有军舰31 艘、鱼雷艇24 艘，总排水量达6 万多吨的近代海军。[3]28-31
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海权战略逐渐呈现出鲜明的对外扩张倾向。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获得大胜，由此海军迅速发展壮大，雄霸东亚制海权，在近代史上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随着海军实力增强，日本海权战略从防御逐渐转向进攻型、对外扩张型的战略。
( 二)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外扩张战略
在近现代，日本的海权战略主要是吞并或排他性占领他国，并以军事手段完全垄断殖民地资源和市场。英日同盟的建立使日本在远东确立了对沙俄的海上优势，最终夺取了日俄战争的胜利。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促使日本海军发展壮大的关键性战争，对日本海军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趁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好时机，藉英日同盟之便，日本对德国宣战，趁机占领了青岛。同时，还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雅浦岛等。虽然日本并没有直接参战，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海权，建立了西太平洋海洋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日本也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华盛顿条约》等，但是，为了进一步夺取其海上霸权，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粱美梦，日本单方面废除了限制其海军发展的条约，大力扩充军备。
1941 年，日本大举进攻东南亚，在太平洋地区先后占领了关岛、威克岛以及其他西太平洋岛屿，并在腊包儿建立了空军基地。日本海军快速扩张，海军力量位居世界第三，紧随美国、英国之后。但是，美国封堵了日本的能源海上运输线，使日本不得不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致使美国对日本宣战。1942年，盟军舰队在远东战场全面溃败，但是，日本海军的进一步扩张，也使其弱点充分暴露出来。中途岛海战失败后，日本海军落入下风。日本战败，其对外扩张型的海权衰落。
( 三) 战后日本海权战略的复苏———从防御转向进攻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心有余悸，以各种方式消除日本对美国的威胁。直到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亟需在亚洲寻找武装盟友，便在日本建立了一支警察预备役。1954 年，日本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日本的防卫力量正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1958 年日本开始第一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以来，经过多次的发展，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1970 年，日本在首次发行的《防卫白皮书》中第一次提出“专守防卫”的战略。即依靠国家防卫力量，采取守势，在宪法框架内贯彻国土防卫。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日本也一直奉行“专守防卫”的战略，到20 世纪90年代，日本掀起了海洋日本论，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论调，积极谋划海洋拓展，试图通过海权的发展谋求本国海洋资源的拓展。由于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日本海权战略也不断随之做出调整。日本在战略防卫中以苏联为假想敌，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本国的先进装备以及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自卫队，特别是海上自卫队，来保卫自身安全，战略指导思想从原先的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战略转变。[2]95从强调本土防卫转变为“海上歼敌”、“海上防空”、“海上拦截”和“海空决战”，把威胁消灭在日本的本土之外。
进入21 世纪以后，特别是“9·11”事件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建设步伐更加迅速，海上自卫队朝着大型化和远洋化方向快速发展，其进攻性与威慑性的锋芒也越来越外露。随着新一代高科技潜艇和直升机航母的建造完成，海上自卫队的远洋投送和作战能力也大大提高，海外干预能力极大增强。随着日本海上自卫队自身实力的提升，其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依附性海权战略日益表现出进攻性特征。同时，日本海权战略又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对手，在美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下，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压缩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空间，堵截中国突破岛链，东出太平洋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
三、当前新形势下日本海权战略
苏联解体以后，美、日由于失去了共同的对抗力量，彼此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导致美日同盟一度动荡飘摇。但是，由于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和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又很快意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 一) 美日同盟下日本层层推进的海权战略
1995 年2 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公布了《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战略》，该报告认为，美日双边关系是美国太平洋安全政策及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美日安全联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应该继续发挥作用。[10]同年11 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通过了《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明确了日本的长期防卫战略，重新确认了美日安保体制，对美国东亚战略进行回应。该《防卫计划大纲》称： “日本将在宪法的引导下，遵循这一方针，通过努力继续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可靠性，并适当发展、维护和运用防卫力量，完成国防安全的任务，同时尽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11]1996 年，日本发布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 世纪的同盟》确认了保持和发展日美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同时以日美安保再定义的形式明确军事同盟关系的调整方向。
1997 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点强调了日美应对日本周边事态的必要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扮演的实际作用更大，如搜集情报、扫雷、补给、强行登船检查、实施海上封锁、人道主义救援、提供军事基地与设施、承担为美军治疗伤员等后勤支援。[12]2003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三法案”，其中所谓的“有事”，不仅指直接遭受的“武力攻击”，甚至连“事态紧迫，可以预测将受到攻击的局面”以及“有被攻击的危险”也被统统纳入“有事”范围，并表示一旦发生上述事态，自卫队可以行使武力甚至先发制人。日本对“有事”概念的模糊解释，也就意味着只要日本觉得周边事态对其有威胁即可武力介入，这在理论上已经使得日本海上自卫队作战半径覆盖整个亚太地区。
2004 年，日本出台备受关注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要警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大。这是日本在防务政策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威胁”的言论。此外，该自卫队防卫大纲还对自卫队的任务定位做出改动，要求自卫队积极向海外派兵，加强海外兵员输送能力建设，将自卫队原先作为“附属任务”的海外派兵定位为“根本任务”。日本将防卫视域扩展到海外。[13]2010年12 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通过了防卫省制定的新一期《防卫计划大纲》，继续强调“中国威胁”论，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同时，将国土防卫重点转向了西南，增强西南诸岛的防御。此时，其在《和平宪法》框架下的“专守防卫”已经转向了外向型、扩张性的防卫战略。在立法上，2007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和随后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构建了海洋法律体系框架，意图以法律手段保障日本在海洋上的权益。
( 二) 日本当前海权战略定位
伴随着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和相关法律等的发布与实施，日本的海权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宣称在新形势下，日本需要适应新时代的海权战略。日本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环海，宣称有447 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而其现有的陆地面积只有约38 万平方公里，海洋对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本并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现实，还想要成为军事、政治大国。美国历史学家、海学学官阿尔弗雷德·马汉的理论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海洋认识和海军发展乃至国家战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4]1890 年，他在《海权论》一书中提出，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必须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马汉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 包括发展海上实力的政策) 等因素对海权的影响，提出海权战略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加强海上实力，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15]在当前新形势下，日本海权战略定位是以美日同盟为背景，建立一支具有强大进攻性的远洋型海上军事力量，同时联合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海洋国家，建立一套安全保障体系，打造美日同盟下的海权战略体系，保护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海上利益，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实现其海洋大国梦。但是，日本的海权战略是一种依附型的战略，也只有在美日同盟稳固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效用。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快速发展，世界格局的逐渐变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的这种依附性强的海权战略，一旦遭遇美国经济持续衰落，必然将面临再次衰败。
四、日本安全压力及其海上自卫队建设措施
( 一) 日本安全压力
目前东亚地缘舞台的特点是大国关系处于亚稳定状态，亚洲是世界潜在的政治火山。[16]日本认为，虽然发生世界性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己经减小，但是各种复杂的地区争端爆发的可能性趋于增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及其运载工具在内的武器转移和扩散、恐怖主义等威胁不断上升，周边地区潜伏着不少安全问题，同时大国关系复杂，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军事现代化。[17]这些不安全感都让日本寝食难安，尤其是日本自身面临来自海上和地缘的安全压力，成为促使日本建立强大海权的内在动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来自传统的海上威胁
日本是一个南北狭长而缺乏纵深的岛国，国土狭小，人口稠密，资源贫乏，矿产资源稀缺，只有硫化铁、硫磺、石灰石和石膏等少数矿藏能够自给。铅矿、锌矿、铜矿和煤矿有一定的开采价值，其他矿产资源储量都很少，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几乎百分之百依赖海上进口，以此来支撑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18]
日本所需资源的海上运输线( Sea line of communication) 主要依赖： ( 1 ) 由马六甲海峡，经南海沿台湾海峡及台湾东岸航线北上到日本南部的东岸; ( 2) 印尼西北岸的巽他海峡( Sund Strait) 、龙目海峡( Lombok Sela) ，北上望加锡海峡( Makassar Strait) ，再沿菲律宾东岸的菲律宾海到日本南部的东岸; ( 3)经大西洋、穿越澳洲南岸的巴斯海峡( BassStrait) ，再沿澳洲东岸北上经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岸，经菲律宾海直到日本本土南端的东岸，这是日本三条海路运输线中最长的一条路线。[19]如果遇战事，只要于近日本区域或从印度洋、大西洋远端封锁这三条海路运输线，即可使日本不战而屈，除非美国直接从其西岸直线对日本进行资源供应。二战时期就是美国停止供应并封锁日本的石油海上运输线，从而迫使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基地。在这三条运输线中，由马六甲海峡经南海海域的海上航道与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发生重叠，这一条运输线是日本获得中东、非洲等地资源的最近线路，日本进口原油的90% 以及贸易总额的30% 都要依赖此航线，而中国与非洲、欧洲及东盟部分国家和中东的进出口几乎都是从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海上运输线完成，这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20]
因此，中日双方有着天然的结构性冲突：在中日关系良好时这种结构性冲突表现不明显，双方可以通过相互对话解决问题; 但是当中日双方有重大矛盾冲突时这种结构性冲突就会表现得较为突出，甚至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由于这种结构性冲突，中日双方一旦有一方控制此“海上生命线”，即控制了另一方的国家命脉。对于日本而言，“海上生命线”是其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之根本，没有“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日本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社会稳定等都无从谈起。
2. 日本本土周围的压力
美国急于摆脱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漩涡，增强自己在亚洲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便将重心调到了亚太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未来美国海军60% 的军力都将部署到亚太地区，但同时美国财政萎缩，使得美国在“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同盟，稳固自己在亚洲的核心利益。日本作为美国的核心盟国，也积极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日美同盟进入对等、互利发展的新阶段。[21]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增强了弹道导弹研发的能力。同时，不排除朝鲜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和弹头化的可能性。朝鲜连续的核试验对日本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朝鲜一直视美国为敌，而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最核心的盟国，也自然被朝鲜囊括进核打击对象之列，由此而增加了日本对朝鲜的核恐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中日关系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格局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一事实在国内并没有被大肆宣传，相反我们低调地通过强调中国目前人均GDP 仍然落后的事实，相对弱化了这一重大历史性的突破。这一事实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忧虑。这对在亚洲有着百年优越感的日本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
中国近年来迅速崛起，军事实力大幅度提高，相继研发了歼10、歼10B、歼11、歼15等机型，开始逐渐替换庞大的二代机机群。同时，我们还研发了歼20，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研制与装备第四代战斗机( 俄罗斯称第五代) 的国家。另外，运20 实现首飞，辽宁号航母下海，中国战略空军与远洋海军慢慢形成。此外，近来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进出太平洋呈现常态化。日本发布的《2012 防卫白皮书》中认为，中国船只侵入“尖阁诸岛”( 即我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周边日本领海的事态，包括军事不透明在内，已成为地区的担忧事项。
同时，日本在北方与俄罗斯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韩国独岛( 日本称竹岛) ，在西南与中国钓鱼岛( 日本称尖阁诸岛) 都有领土之争。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获得制海权一直是日本海权战略的核心。同时，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军事强大的盟友支撑自己，两者一拍即合。近年来，美方一再要求日本突破宪法制约，实现“共有力量”，对华政策“协调一致”。 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让日本深深感受到一种威胁，这使得日本有强烈的打造一支强大的、能够捍卫自己海上权益和保卫远洋重大利益区域的海上力量的要求。
( 二) 日本海上自卫队建设措施
一个国家的海军实力除了各种舰艇战斗性能、空中飞机、水下潜艇的实力以外，还包括本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是一种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一国的海权强弱，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海上武装力量的强弱。日本自身感到的来自海洋和周边的不安全感，加之经济成功崛起后，日本有强烈的想摆脱战败国状况，成为正常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海洋大国的梦想。压力与梦想刺激日本努力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建设海上自卫队。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20 世纪50 年代成立，是在全面依赖美军的状态下起步的。在当时美苏冷战的环境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是作为美国在美苏争霸中的附属，协同美国第七舰队与苏联太平洋舰队对峙，美国分派给它的任务便是负责反潜和水雷作战，这成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展的起步基础，也成就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反潜和扫雷方面的世界一流水平。由于日本不能拥有军队，且采取专守防卫的立场，因此，原则上不配备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核子动力潜艇等进攻性的舰种，以及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等兵种，其主要任务是防卫日本领海。从装备上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是亚洲最现代化的海上军事力量， 成为日本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航道等最有力的保障力量。有资料显示，日本自卫队在2011 年装备等采购费为7 786 亿日元( 约97 亿美元) ，占国防预算16. 5%，比上年度的7 738 亿日元增加6. 2%。2011 年的采购重点是飞机和舰船，其中，飞机采购费2 474 亿日元( 约29. 11 亿美元) ，增幅达71. 3%，舰船建造费为777 亿日元( 约9. 65亿美元) 。 2012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经费为11 187 亿日元( 约113. 9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加1. 6%。2013 年日本增加军费预算达400 亿日元( 约4. 07 亿美元) 。[22]从军费上看，近年来，日本有计划地增加在舰船和飞机装备上的投入，来增强海上自卫队的战斗力，以应对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压力。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编制45 517 人，但实际在岗人数为42 117 人， 舰船总吨位在2011 年时已达到了45 万吨，仅次于美国、俄国、中国和英国，位列第五。[23]据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建造计划，以及日本防务省海上自卫队网站，日本主力舰队共建立4 个护卫队群( Escort Flotilla) ，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八·八舰队”，即一支以直升机和驱逐舰为核心，拥有8 艘水面舰艇与8 架反潜直升机的机动反潜舰队。但是随着“日向”号和“伊势”号航母型驱逐舰的服役，日本已然达到“十·十舰队”的水平。此外还拥有5 个地方队，其他还有6 支潜艇舰队( Submarine flotilla) 、2 支负责水雷作战的“扫海队群”( Mine WarfareForce) 、7 大航空群、 16 个陆基反潜航空队( Fleet Air Wing) 。日本海上自卫队主要兵力维持在驱逐舰47 艘、潜艇20 艘、作战飞机150 架的水平。 据《简氏战船年鉴：2011—2012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日向”号和“伊势”号两艘航母型直升机驱逐舰，“白根”号DDH143 和“鞍马”号DDH144驱逐舰，还有以防空为主任务的导弹驱逐舰DDG 型8 艘、反潜为主任务的多用型驱逐舰DD 型31 艘，而较为小型、以护航为主要任务的护航驱逐舰DE 型6 艘、潜艇20 艘、训练潜艇2 艘、潜艇补给救援船2 艘、舰队补给舰船5 艘。[24]4182013 年4 月2 日，“苍龙”级“瑞龙”号潜艇在横须贺港正式下水服役，这是日本最先进的AIP( 不依赖空气动力) 系统的潜艇，续航能力超越日本现有的所有潜艇。备受关注的22DDH 型直升机航母“出云”号于2013 年8 月6 日也在日本横滨下水服役，极大地增强了日本海上自卫队战斗力。总体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建设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大力发展海上自卫队反导防空系统1993 年5 月，朝鲜成功发射“劳动”弹道导弹，这刺激日本将反导防空系统建设提上了日程。2003 年12 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正式做出了引入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正式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2004 年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提出重视本国导弹防御系统能力的建设，日本的反导防御系统在美国的帮助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目前，日本是除美国以外装配最先进宙斯盾系统战舰的国家。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现役6 艘宙斯盾驱逐舰( 4 艘金刚级和2 艘爱宕级) ，[25]均以美国“阿利·伯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为蓝本改造而成，当然也加入了日本自身的设计，综合性能优异。2004 年开始，日本逐步对金刚级驱逐舰进行改装升级，到2010 年，日本6 艘宙斯盾驱逐舰全部完成，6艘驱逐舰都装备了AN/SPY-1D 相控阵雷达，其最大探知距离达450 公里，可以同时跟踪200 个目标，并跟踪其中最具威胁的18 个目标，与日本防空用固定式警戒管制FPS-5 雷达构成日本导弹防御网的核心。同时，装备标准—3 弹道导弹，对高空目标射程达500 公里，可击中大气层外目标。日本打算继续建造2 艘爱宕级驱逐舰，加强其海基反导防空能力。
2. 发展潜艇部队以提高水下战力，同步发展反潜能力
由于受《和平宪法》制约，日本不能拥有核潜艇，只能在发展常规动力潜艇上做文章。通过提高潜艇的下潜深度，降低潜艇动力以降低装置噪音，提高潜艇隐蔽性等来增强水下舰艇作战能力，这些举措力图通过先进技术弥补无法拥有核潜艇带来的战力缺憾。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借口应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将本国维持已久的18 艘潜艇数量增加到20艘。其中“苍龙”级潜艇共有5 艘服役， 2009年3 月，日本“苍龙”级潜艇首艇“苍龙”号正式服役，这是日本第一艘装备AIP( 不依赖空气动力) 系统的潜艇，大大减少了潜艇浮出水面的频率。2013 年4 月，“苍龙”级“瑞龙”号潜艇服役，此时日本拥有的“苍龙”级潜艇已有SS501“苍龙”号、SS502“云龙”号、SS503“白龙”号、SS504“剑龙”号和SS505“瑞龙”号。日本防卫省官员在“瑞龙”号服役仪式上还透露，根据日本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截至2021 年，日本还将打造22 艘新型潜艇，将极大地增强海上自卫队水下战斗力。
与发展水下舰艇战斗力相对应的，是日本不断提高的反潜能力，当前，日本的反潜能力并不比美国逊色多少。日本现有84 架P-3C 反潜巡逻机，[24]432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核心的反潜利器，航速可达到732 公里/小时，航程达6 100 公里，装备有APS-115 雷达，8枚MK46 鱼雷、深水炸弹、水雷、鱼叉反舰导弹和空对地导弹。[24]432 它们分布在日本国内12 个基地，可以对太平洋海域300 海里，日本海沿岸200 海里进行全方位的巡逻飞行，几乎能完全覆盖日本所谓的主权海域。P-3C 反潜巡逻机配备有先进的潜艇探测传感器，其计算机系统可接受声纳数据，输入战术显示屏并保存。P-3C 反潜巡逻机具有很强的对潜艇进行声学分类识别的能力，对于已有存贮特征样本的潜艇的识别正确率近100%。[26]目前，日本最新型的反潜机P-1 也已经有2 架服役，其航程、武器配备等性能要超越P-3C 反潜巡逻机，使日本原本就处于一流的反潜水平更加先进。
3. 积极打造海外军事基地
日本在逐步建设、完善国内的海上自卫队军事基地、港口之外，也积极谋求国门之外的军事落脚点。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日本就谋划突破《和平宪法》中禁止向海外派驻武装力量的禁令，在海湾战争期间，以“合作队员”的身份向海外派出6 艘军舰扫雷，这是日本战败后第一次向海外派兵。2009 年，索马里海盗猖獗，日本海上自卫队积极派遣舰船开赴索马里海域护航。同年6 月19 日，日本众院投票通过了《海盗对策法》，并且决定在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吉布提共和国的吉布提港建立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军事基地，并在该基地部署了2 架P-3C 反潜巡逻机。这是日本战后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具有非凡的意义。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面对红海南大门的曼德海峡，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扼守红海入印度洋的咽喉。凡是北上穿过苏伊士运河开往欧洲或由红海南下印度洋，绕道好望角的船只，都要在吉布提港上水加油，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西方称为“石油通道上的哨兵”。[27]从这点上似乎可以让人觉察到日本谋求改变现有状况，建构进攻型、扩张型海权战略的端倪，而这个海外的军事落脚点注定要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
五、日本海权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从以往的专守防卫逐渐向外向型、进攻型的海权战略的转变，对中国有着相当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进攻型和扩张型的海权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有历史前科的。纵观历史，日本海权战略虽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其战略本身富于进攻的特性从未改变，这是由其国家和民族的特点所决定的。而这一富于进攻的特性对于与日本在历史和地缘方面存有诸多联系的中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小心警惕。纵观日本的海外发展史，每一次的海权发展都伴随着其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辽阔的大陆和丰富的资源一直都是日本政府右翼势力所觊觎的。
第二，挤压中国海上空间。日本海权战略意欲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希望重新获得亚太制海权，以保卫自己的海上权益及远洋利益。同时，又由于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着天然的结构性冲突，大部分“海上生命线”重合，日本海上力量的增长，必然导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海域力量的萎缩，挤压中国的海上发展空间。
第三，威胁中国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于2012 年发布了侧重分析中国海洋动向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1》。该报告认为，中国海军将以参加远洋合作为理由，除了计划着手建造大型补给舰之外，将来也可能寻求拥有开展远洋活动的海外基地。报告指出： “中国在亚太地区实施旨在威慑美国军事干预的所谓‘反介入’战略，寻求打造优于美国的海军力量，以及为发生实际冲突服务的威慑力和战备能力。”[28]日本主观臆断中国想改变国际体系和规则，抛出了所谓的“中国海权威胁论”，并且还利用这种论调建立海洋国家的“新海权观”，堂而皇之地大力发展本国海上力量，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向外积极寻求发展空间。这将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在传统安全上，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完整，中日之间钓鱼岛之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而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外向型、进攻型的海权战略将会推进日本海上力量的大发展。在军事上，从2010 年开始，日本相继发布《防卫白皮书》、《关于2011 年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东亚战略概观》、《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等，将中国海军的正常发展渲染成是一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隐患，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日本开始在2010 年加入美韩联合军演，在日本海、东海、南海相继多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联合演习。在2012 年，日本不再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而是直接派自己的海上自卫队参与演习。此外，日本在“加强西南诸岛防卫”的战略指导下，还在冲绳某岛进行大规模的夺岛演习。同时，日本积极拉拢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并通过密切日印军事合作、日澳安保合作、日韩军事合作，构建对华的包围圈，意在遏制中国，挤压中国海权的发展空间，维护其在亚太的海上地位。这些都对我国构成了威胁。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日本威胁到我国在东海、南海的海洋资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等。为牵制我国东海春晓油气田的开采，日本授予帝国石油公司东海资源“试开采权”，并于2007 年通过《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这项法律旨在支持日本企业在东海“中间线”西侧海域勘探及测量调查，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日方不仅用“试开采”牵制春晓油气田投产，而且企图通过移动“建筑物”设置“安全水域”，阻止中方越过“中间线”执法维权或开采海底资源。[29]此外，日方依仗自认的亚洲一流海上力量的实力，依据单方面划定的“中间线原则”，在东海中日有争议海域开采油气资源，威胁到我国的海洋资源安全。
同时，日本积极插手中国南海问题，为菲律宾提供援助( ODA) ，包括军事装备的支持。与越南联合开展南海军事演习，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日本此时搅入南海问题，实则是为了自身南海航道安全，日本积极拉拢越南、菲律宾企图构建对中国的封堵圈，威胁我们“海上生命线”的安全。
六、应对日本海权战略的对策
进入21 世纪以来，沿海国家之间因海洋国土划分出现的新矛盾更加复杂，争议以至争夺的趋势明显加剧。海洋比以往的和平年代更带有军事威慑的色彩，某些海域的军事威慑已经远大于陆地。针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海权战略，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保护国家安全，维护中国合法的海洋权益，打破日本海权战略对中国的包围态势，为中国走向真正的海洋强国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第一，改变观念，树立“蓝色国土”海权意识。海洋在各国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国能充分经略海洋，就能更好地保障本国的安全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而我国改革开放30 年到现在，发展成为对外界的依赖越来越高的外向型经济，而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就必然要召唤强大的海权，[30]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陆权观念，牢固树立“蓝色国土”海权意识。从思想上去认识海权战略问题，树立大国土观念，不断提高捍卫祖国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能力。
第二，转变我们现有的海权战略。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不成“军”，但是其实力是世界公认的，也是目前亚洲一流的海上力量，因为受惠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支持，其实力不断壮大。在美国撮合下，日本与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进行多方面合作，企图对中国“入洋”进行封堵，对中国的包围态势使中国海疆安全和海洋主权面临巨大挑战。同时，东南亚方面如菲律宾、越南也都大力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对我们的海上安全构成威胁。再者，中国近年经济发展迅猛，在海外的利益上有了更多的安全诉求，“近海防御”的海权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时代需要我们逐渐将“近海防御”的海权战略向“远洋防御”转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权，拥有一支能远洋防御、远洋护航的海军。
第三，拥有威慑日本“海上生命线”的能力。中日之间的地缘特点，使得双方具有天然的结构性冲突，“海上生命线”大部分重叠，一旦冲突发生，海上就属“零和”关系。如果一方控制了生命线，即控制了一国命脉，这对中日双方都是致命的威胁。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建造一支能确保自身“海上生命线”安全的海上力量之外，也要有在必要时候对日本“海上生命线”进行打击的能力。我们需要发展中、远程导弹覆盖其重要航道、港口、能源、军事设施等，形成军事威慑力。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渐改变对“海上生命线”的依赖。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从而逐步破解马六甲困局。目前，中国公司已经接管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瓜达尔港经营权，此外，援建坦桑尼亚的巴加莫约港、[31]中亚能源管道的开工建设等措施都使中国逐渐减少对“海上生命线”的依赖。中国对生命线依赖的减少也就意味着日本“海上生命线”潜在威胁的增加。
第四，中国战略防御部署前移。加强在东南诸岛屿上军事防御力量，积极建设在南中国海和海南岛的军事基地。《2012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就军事层面看，日本决定强化西南诸岛屿军事部署，强化离岛防卫与应变。中国依托东海、南海的丰富的岛屿资源，依托大陆岸基力量，积极推进防御部署，建立雷达站、机场等设施，加强在东海和南海的控制力量。
第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分化美日同盟。日本一直将美日同盟视为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表现出的强硬态势，皆来自于美日同盟。但是美日同盟并非是牢不可破的，双方之间依然有着不可明说的“小算盘”。美日同盟是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和自身战略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同盟并非是源于自愿或者对等性质的盟约，而是日本被强行捆绑其上的美主日从的主仆同盟。美国通过美日同盟对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严密监控，以保护自己在东亚的战略利益。而日本则在美日同盟下小心谨慎，努力发展自身经济，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改变现状，摆脱美日同盟，实现国家正常化、军事大国化。美日同盟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孕育了其分化的可能。我们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通过经济、贸易、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发展互利合作的双赢格局。尤其是要加强中美双方军事交流与合作，让美方能更加客观地认识到我们没有与其争霸的野心，增进双方互信。
第六，加强同俄罗斯的海上安全合作。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激化了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间的矛盾，尤其是与中国的矛盾加剧。依仗美日同盟的日本则不断挑衅，严重危害了地区安全。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是中俄以及热爱和平的国家共同的诉求。中国和俄罗斯历来反对用武力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反对无视国际法和他国利益的行为，反对霸权主义。中俄应积极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积极应对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行为，继续深化海上航行安全、海上资源安全、海上环境安全等多方的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
第七，加强中日经济合作，在经济上锁定日本，以经济遏制其军事妄动。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是日本最大贸易国，截止到2012 年12 月，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2013 年1 月至9 月，中日的贸易额达到了2 257. 4亿美元。中日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即使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争端期间，中日之间依然保持着繁荣的经济合作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经济想要继续保持繁荣就绕不开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应该继续加强与日本在经济上全方位的合作，从经济上锁定日本，促使日本在军事妄动之前掂量一番轻重。
《孙子兵法》有云：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应继续沿循“韬光养晦”的政策。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作，继续推进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努力改善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日本的关系，为我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到我们的经济、军事等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在将来或都可迎刃而解。
致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倪乐雄教授和郑飞博士给予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在2013年4 月20 日上海政法学院海权与国防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周边海权战略形势研讨会”上得到上海政法学院王蔚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研究员的批评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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