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新情况，周边生态的二元特征日益明晰，即，中国周边成为世界发展之心，经济最具活力、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世界影响力和吸引力急剧上升;同时，汇聚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类型的矛盾和隐患，形势日益复杂。尽管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周边总体稳定”的研判，但我们必须正视周边形势日益复杂严峻的事实，要正视当前的诸多挑战，及时部署或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一、周边总体形势研判及面临的挑战
大国态势上，近年来，美国正享受“历史的假期”，日本无法抹去“失去的20年”。同时，中国的腾飞、俄罗斯的复兴、印度的崛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新型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发展落差在拉大。亚洲力量格局生态上，总体可以概括为：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焦虑、日本的失落、印度的追赶、俄罗斯的竞合、周边其他国家的选边或骑墙。认清总体形势，分析我国周边安全，我们面临以下五大挑战。
一是周边大国纷纷调整其亚洲战略。美国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高调重返亚太。俄罗斯明显由欧亚转向亚洲，东向调整明显。日本围堵中国战略日益得逞，其实质是想借机突破战后体制，改变政治侏儒、军事弱旅的形象。印度升级东向战略，2012年出版的《不结盟2.0战略报告》明确了东向的战略诉求。澳大利亚宣誓积极融入“亚洲世纪”，增强与亚太的互动。欧盟延续传统的重商主义，并辅以价值观外交，试图在亚太实现经济、价值双丰收。各大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核心参考量都是中国的崛起。
二是亚太中美双中心格局的博弈。自2011年恐怖主义头目本·拉登被击毙以来，美国高调宣布重启十年前的外交决策——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美国仍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霸权实现稳定理论为指导，其意图是主导亚太、应对中国、重振美国、维持霸权。手段包括加强政治同盟、增加军事存在、构建新经济格局(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文化价值观输入等。中美在亚太双中心格局的存在，其实质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博弈，世界大国与地区大国的交锋，头号霸权与经济大国的碰撞。
三是中日对抗走向持久化。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崛起遭遇日本政治右倾化，为日本国内恐华分子及右翼势力找到最好口实。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加强美日同盟的承诺刺激了日本联美制华的野心和妄想。因此，中日钓鱼岛争端只是导火索、一个表征，其实质是中日亚洲大国地位之争。中日关系紧张主要是由日本单方面造成的，其所谓“中国的日益强硬”“美国的安全保证”，都是日本的借口，日本宣称的“积极和平主义”其实质是要打破战后体制束缚，试图走向政治军事强国，抵消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
四是周边对中国的误解加深。历史上，大国崛起都会引起周边国家的疑虑甚至恐慌。目前，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误解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我国向来低调含蓄的处事风格以及不重外宣的传统导致部分国家对我国地缘战略目标的误读。另外，更加强调制度约束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等的成效并不满意。最后，国际媒体仍以西方主导，对中国的抹黑加深了周边对我的误解。周边对新兴大国的疑虑本很正常，关键是我国要做好公关解释工作，令和平崛起、发展界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五是周边不确定因素增多。高级政治方面，美、日的公然态度，导致我国周边某些国家骑墙甚至选边站的可能性大大存在。另外，周边不少国家或政治转型，或政局不稳，或经济不振，对中国更多地采取现实主义平衡外交。低级政治方面，这几年，我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问题突出，如“中国大坝威胁论”“干旱责任论”“中国网络威胁论”“中国黑客威胁论”等。我们应正视这些不稳定因素，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
二、应对之策
一是需理念先行。可将“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继“和平周边”“和谐周边”后，中国周边新安全观的3.0版核心进行深入打造和宣传;要将“亲、诚、惠、容”的精神融入“平等、互利、互信、协作”的新安全观中;要大力宣传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以及亚洲安全之路等理念。同时，应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国梦的国际意义。另外，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比如，有学者倡导的中国王道思想、和合文化等。要超越和平，从西方主导的恐怖安全、经济安全理论中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发展安全体系和实现机制。
二是要“北固南下东稳西进”，协同布局我国周边外交。
向北，巩固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可从三个维度开展中俄合作：国际战略上相互支持，在联合国、世界银行、IFM、国际议题上要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避免国际舞台大国博弈中陷入孤立;地区合作上相互理解，在金砖国家、阿富汗局势、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彼此照顾对方感受和利益，实现共赢;双边关系上要互惠互利，注意避免政热经冷，实现政治、经贸、能源、军售同步升级。应特别注意：俄罗斯的东部大开发与中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结合;中俄经贸能源与政治军事合作要同步;中俄国际机制协调与双边互动要一致。
向南，采取综合手段加强与东南亚的合作。应作出三个改变：要实现经济和安全两轮驱动，更多地突出安全互惠和安全保障;要作出更多大国姿态，为区内国家搭便车提供方便，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包括政治和安全服务;要开展有距离外交，对不同国家要有远近亲属。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比较支持中方在南海立场，马来、印尼担心美国崛起东盟领导权，对美国介入南海有所保留，新加坡、泰国较为中立，越南、菲律宾积极“声索”。鉴于此，我方应采取不同外交策略与之开展交往。这里，要特别注意三件事：要继续努力推动中泰双边或多边克拉地峡谈判;要高度关注缅甸局势，积极维持中缅关系;要深入推进中国-东盟黄金高铁建设。关于南海问题，除了继续坚持政治外交所宣称的原则外，应加大研究力度，寻找更多历史性权利和国际法理依据;应积极分析并借鉴有关领土领海争端解决成功案例。
向东，稳定东北亚局势。首先，要正视两个新变化：朝鲜进入金正恩时代，双边关系会有调整;中日韩三边合作进展不顺，矛盾加剧;蒙古对中国的作用更加重要。鉴于整体外交布局，目前，中方不必在此地区急于求变，稳定此地区局势方为上策。为此，应继续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立场，坚持发挥六方会谈机制作用;就有关争端，在言语和行动上要有回应、据理力争，但要维护国际大局;要特别做好蒙古工作，安蒙、睦蒙、惠蒙，避免引起更多多米诺骨反应。
向西，积极拓展与中国西部国家的关系。向西，积极拓展与中亚、中东、非洲、南亚等国家的关系，以此抵消或缓冲东部压力。当前，推进西进战略的抓手已经明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我们应该积极推进。其中，要进一步明确支点国家的选择，比如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等，寻找突破口;要特别注意有关敏感国家的反应，比如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做好释疑工作。
三是应高度重视并积极提高我国外宣工作。我们的外宣工作长期滞后，是导致国际社会疑虑甚至猜忌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宣称的“自信”，英文翻译本应该是“confident”，但是西方有意或者无意翻译成“assertive”，肯定说明我们外宣工作不力的问题。推进外宣工作中，要体现出大国心态，要有大国底气和大国风范;要明确“以我为主”的意识和风格;要体现差异，有距离有针对性开展外宣，比如当前中俄关系，就可高调宣扬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而中美、中日、中菲、中越等关系相对下降，就要敢于亮出定位，让对方知晓外交地位在中方棋盘下降的事实是由对方造成的。
三、两点研判
一是中国大国外交局面不会严重恶化。中美亚太博弈不太走向兵戎相见，因为双方最终认定的国际格局是承认其他力量存在的。美方仍以均势学说和民主和平论指导国际外交，也即，承认单极世界不可持续，多极均势才能确保世界长期稳定。中方正努力塑造新型安全观，以发展界定安全，强调世界多极多点有利于和平。其实，中美的主要矛盾在于，美方想尽量拖延单极格局，而中方试图加快国际格局多极化;美国担忧崛起的中国冲击西方国际体制，中方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世界大国共存共荣。中俄双方虽各有战略意图，但战略需求和经贸互补性强，中短期内，双边关系只会增强。中印各有独立的战略文化和安全诉求，不太会受制于其他大国，鉴于中印机制化合作发展趋势较好，中印走向全面对立可能性不大。
二是中国周边形势仍然可控，存在转危为机的机会。平衡美国的亚太战略条件是存在的：东盟对其心态复杂，并不想丧失地区主导权而无条件加入美国的TTP计划，而比较接受中国的10+1模式;美国国内新孤立主义抬头，反对将更多资源投向外部;西亚北非、中东事务继续牵制美国。中国在亚太的优势，特别是地缘、经济优势明显，可以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互惠共荣，打造命运共同体。中方可以充分利用上合组织、亚信主席国身份、伊斯坦布尔进程阿富汗问题外长会、东亚峰会等多边组织和多边场合的作用，服务我方亚太战略。中方可以在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朝鲜等周边国家经略更多支点。
(单位：四川大学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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