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于1995年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文章的写作背景为苏联解体后，我国推行的国企改革在“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的名目下进行。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一些人希望向中共中央发出呼声，希望能扭转私有化趋势。否则，他们担心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或将导致社会主义变质、孳生资产阶级的渊薮。本文分析了我国岁所有制结构变动后，国有经济以及私有经济比重的变化，并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险和列举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党员搞腐败、脱离群众、政治素质降低等事实，以及这些变化或将威胁我国家安全。）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 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
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二分之一，集体将降为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二分之一。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一些地方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 我国经济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回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 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 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
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子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对于50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90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据统计，到 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 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 纸，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突变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文精神”;等等。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述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 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 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
在农村，19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 “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毒、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叉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于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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