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逐渐泛滥成灾，他们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的旗号，抹黑中国光辉的革命历史，丑化民族英雄，并试图为汉奸卖国贼翻案。若不着力批判，势必对我们的认识产生恶劣影响。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连发十二篇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历史虚无主义的为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如何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方法策略。网刊将这些文章收集整理，并做简单归类。特此发出，以飨读者。）
目录：
一 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
龚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复杂国际背景
童力：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二 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主旋律的消解
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
曹守亮：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动向
三 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高希中：从学理上批判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
吴英：马恩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何秉孟：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谈开去
四 如何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宋月红:存史资政 育人护国
杨艳秋：普及历史研究成果 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
龚云：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复杂国际背景
任何思想都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泛蔓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处在低潮形势下的社会现象
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凯歌行进的历史，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当需要进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它们却故步自封，不求变革，导致原有体制的僵化，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做到使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又不能克服自身的弊端，尤其是防止党内的变质，最终借改革之名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部分调整，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居于优势。
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陷入低潮。这就为一些人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供了某种借口，使得一些人因为社会主义实践遇到暂时困难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欧美资本主义充满向往。这种资本主义暂时强、社会主义暂时弱的局面，为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提供了所谓证据，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些人构成了一定吸引力，成为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借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一些人从现实出发，回溯社会主义历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前提的革命是不应该发生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过时的。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采取了虚无的态度。
对西方反共势力
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呼应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夙愿。当武力达不到目的后，他们就转变了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手段的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渗透。历史虚无主义就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场演说中就提出，要在苏联内部找到赞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找到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建议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对列宁主义的“狂热”。杜勒斯还建议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他们变质、发霉、腐烂，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为了让共产党的后代淡忘共产党的历史，西方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史采用虚无的做法，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些代表性人物，资助出版一些否定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袖的著作，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历史认识，扭曲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以学术交往的名义，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扩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高唱赞歌。
在苏联解体中，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杀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起了先行的作用。苏联解体就是从否定苏共历史打开缺口的。早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他们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把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和十月革命。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恶浪，造成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混乱，使很多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使不少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开始向往资本主义。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剂作用。
苏东剧变后，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故伎重演，中国因而成为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极力向中国推销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试图借助历史虚无主义来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和广泛蔓延，正是对世界范围内“告别革命”的错误思潮以及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呼应。
西方思想文化
输入中国后的消极反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各种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我国。这些思潮对活跃我国的思想、推进我国的学术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中不少思潮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人们的思想具有腐蚀性作用。国内不少人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缺乏应有的鉴别和分析，特别是一些历史研究者对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观点，采取了不加批判、全盘照搬的做法。从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海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输入中国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最早就是在海外形成的。对新中国领导人进行丑化的著作也是最先流行于海外，然后通过非法途径传播到中国内地，并为一些人所接受。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因此，我们应该站在国际的高度，做好长期应对这一思潮的准备;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对外开放中学习西方的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防范西方的和平演变;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时，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鉴别;在历史研究和教育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童力：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核心提示】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思想交锋、主义之争等等，无不有其外国(毋宁说是西方)的背景，历史虚无主义当然也不例外。
哈耶克与历史虚无主义关系亲密
讲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有两个外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波普尔，一个是哈耶克。对于前面那位，史学界不陌生，多有批判，这里就不去说他了。至于后面这位，史学界似乎还很少关注。这不奇怪，因为此人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我们中国的多数史学家有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就是对史学以外的事情不太上心。这当然是不对的。其实，这个哈耶克早在解放前就在中国流传了，近三十几年来，更是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数第一的超级思想大师。您要是敢声称自己不了解哈耶克，那一定是会被人家讪笑的。
仅上述这个现象本身，就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别以为一提历史虚无主义，就一定不折不扣地缘起于史学界。更多的时候，它与更广泛的社会及思想背景相关，有着宽泛而切实的多重思想脉络，是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像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与它有着清晰的血缘关系。第二，思想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往往难以量化地予以实证，却又是确定无疑的。哈耶克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亲密关系，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岂止是关系亲密，哈耶克道地就是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个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人。为此，除了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以系统性的著述不遗余力地贩卖其所谓自由主义的“学理”之外，他还真的到历史学领域来伸过一小手。那就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他要通过这本小册子证明什么呢?他是要证明，以往乃至现世中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指责，像什么“资本主义导致了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啦，什么“资本家是发动战争的罪魁”啦等等，都不过是“最离谱的超级神话”。
哈耶克受不了人们去指责资本主义，但最让他受不了的，还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因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阐释，影响实在太大，大得主宰了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不仅已经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成为了人们“判断现有经济秩序的标准”。对此，哈耶克很生气，很恼怒。于是，他要发挥“以观念来破解观念”的专业特长，通过小册子来为资本主义作一篇翻案文章。
哈耶克试图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
然而，哈耶克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解，实在蹩脚得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但“创造”了无产阶级，让无产阶级活了下来，而且还让无产阶级避免了贫穷，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既然资本主义如此大慈大悲，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对它感恩戴德，反而还诅咒它快些死呢?谢天谢地，哈耶克总算没有说无产阶级“没良心”，而是说那是由于“社会意识觉醒”的原因。谜底揭开了!原来，只要无产阶级思想蒙昧，资本主义就会很“美妙”。无产阶级想生活得幸福吗?那就蒙昧下去吧。
如此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除了无耻，笔者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汇了。诚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否定过。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上，“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资本主义对待劳动者，甚至连农奴制度、封建专制制度都不如，因为后者尚且懂得，“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却“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也依然是存在的。
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比之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哈耶克的目光显然更宽泛，更具有理论上刨祖坟的根本性。他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自由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认定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到历史领域来为资本主义翻案，目的是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而这个根本一旦动摇，其后果可想而知。对此，哈耶克是从里到外充满自觉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一个把社会主义与纳粹画等号的反动思想家，在中文的世界里，却受到了充斥着肉麻与奴颜婢膝的赞美之声。个别有心人士，甚至以把哈耶克全盘引入中国为职志。这就是哈耶克的渗透力与影响力。说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岂虚妄哉!
(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主旋律的消解
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在进步发展中都重视自己的历史，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为害甚烈。这种思潮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历史特别是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引起了一切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人的关注和忧虑。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思潮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和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发扬，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历史虚无主义这种错误思潮受到了抑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在我党拨乱反正、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贬抑“黄土文明”、颂扬“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杀。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被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想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上称颂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道路。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应当“大恨其晚”。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有的论者说：“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此人特别声明：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一切，他们都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加以推销。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
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历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6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极度贫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一个繁荣昌盛、举世瞩目的新中国，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是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那里，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杀人食人”的历史，说什么：“文人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与研究者，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洗涤、抹杀历史的血腥气。我们读到众多的研究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史的著作，但这百多年发生的无数杀人食人的事实都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片‘光明’”。事实上，他们要洗涤、抹杀的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杀戮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以及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中国反动势力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历史，而以阴暗、仇恨的心理看待人民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们把党和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加上“左”的罪名，使之变成一部不断“‘左’祸中国”的历史;他们利用我们历史上所经历的曲折，把错误无限扩大、上纲上线，借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
历史虚无主义具有反科学性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是，尽管它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甚至导致严重后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是我们在旧史学中能够常常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唯心史观。公正地说，历史虚无主义连旧史学还不如，因为它不是研究历史，而是为一定的政治诉求而玩弄历史，典型地表现了其反历史、反科学的性质。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无限放大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的。
(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借口历史认知中存在相对性，而随意歪曲历史真相和抹杀历史认知中既有的真理性的一种非理性倾向。近年来，此种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人为吸引“眼球”，在“去宏大叙事”、“解构历史”、“重写近代史”等名义下，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先是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乃至改良，极力抬高清政府，进而一味抹黑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历史。如此等等，无不反映了这一点。这一貌似创新实则倒退的非理性倾向，不容轻忽。
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主线
古人云：“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行事”业已定格为史实或真相，是唯一的;“是非”的评判则属价值判断。历史无法重现，后世绵绵，人们的认知也不免见智见仁。尽管如此，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容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陈寅恪也指出，在史料大致完备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不能不受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
唯其如此，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面相见智见仁，但却不应也不可能否定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近代历史主线这一基本历史认知。同样，人们尽可以对汪精卫晚节不保表示惋惜，但提出“英雄乎?汉奸乎?”这种模棱两可的问题，试图抹杀其最终堕落成汉奸的历史事实，却不足取。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这也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
早在1935年，蒋廷黻便撰文提醒国民党政府：在苏区几乎一无所有的红军，却能坚挺不倒，端在于它与农民合作，“共党为农民作了什么好事呢?只作了一件事：干脆的，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行了耕者有其地”，“农民所以乐为其用就是为这一点”;他还提醒说：国民党要想剿灭红军，也必须行同样的政策，以争取农民的合作。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曾问叶青：国民党何以败?叶青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实施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从蒋廷黻到叶青，先后指出了国民党的致命伤在于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最近，台湾一位资深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国民党到台湾后，之所以能成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因为高官们的土地都在大陆，现在是革别人的命。国民党几代学人，也都承认国共成败有其内在必然性，再次证明了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从来都容不得随意篡改。
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有多种原因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其倡言者，除了极少数人别有政治企图，欲借歪曲历史否定我党执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数人就其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有两个认识上的原因。
一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一些人看问题，不是将之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做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便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来。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党和国家的工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包括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等，都造成了不必要的严重损失。但是，因之便将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加以全盘否定，却是不客观的。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失误是我党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偏差，事后也由它自身做出了纠正。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伟大成就，为后30年改革开放和新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看不到失误，就得不出教训。但是，仅看到失误而看不到成就，见木不见林，并不足言客观的历史真相，相反却易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
二是囿于个人情感，难以保持清醒的理性。超越情感因素，保持客观的态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上述种种失误，伤害了许多人，时光虽逝，往事并不如烟。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伤害的人，心理阴影往往长期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未能超越个人恩怨，自然会影响其知人论世的客观性。极少数人千方百计诋毁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正缘于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却显得难能可贵。他与毛泽东曾经发生人所共知的冲突，事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按道理说，他最易受情感驱使而贬抑毛泽东，但事实却相反。晚年，他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提问时，说：毛泽东晚年虽有错误，但他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仅见的伟大人物，“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如何超越个人恩怨，客观对待历史，梁漱溟为人们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历史虚无主义颠覆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胡适曾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坚持两个基本点：一是还其“本来面目”，即求历史的真相;二是评其“是非”，即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如果不能做到前者，“则多诬古人”;不能做到后者，“则多误今人”。所谓“诬古人”，就是歪曲历史，有辱前贤;所谓“误今人”，就是误导当下，尤其是天真的青年人。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但其为害之烈，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道尽了国人对国史的珍重与国之兴衰间的依存关系。
历史虚无主义随意抹杀历史真相，颠覆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若任其蔓延，势必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造成是非不分的思想混乱，瓦解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与目标，从而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这是需要深长思之的。
(系北京师范大学原副书记、原副校长、历史学院教授)
曹守亮：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动向
【核心提示】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抛弃已有历史成果，积极鼓噪重新撰写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而且质疑主流历史教学界的成果。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形成内在的约束力和外在的警示力，再次考量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定力。
新世纪以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较量区”的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观点。诸如有意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否定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以“探究”、“创新”为名冲击历史教育传承性与继承性，以“全球化”为旗号否定历史上对民族、国家正当利益的维护，以思维的“多元性”和“发散性”为由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以“发展生产力”为名否定评判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标准，更有甚者提出“自由就是一切”、“和谐社会就是普世价值”等极端且模糊人们认识视线的说法。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影子、西方文化霸权的诉求，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新表现。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在史学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以“创新”之名行解构之实
时下有人打着“创新”的旗号，否定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史学界掀起的“重构中国近代史”思潮，试图抛弃革命史的叙事模式，在历史研究中彻底进行“告别革命”，自然也就抹杀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与自主战争的历史作用，民族英雄的崇高历史地位也就遭到漠视。与此同时，极端现代化的叙事模式突显的是对生产力不加辨析的欣赏与偏爱，大有不管是谁，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是发展生产力就应该肯定，就值得颂扬的庸俗实用主义论调。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都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颂扬的。
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叙事模式，极力突显统治阶级的人文素养与艰难探索、文化士人精英对底层民众的戏谑与讥讽。这种新史观实质上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历史，是历史观的倒退。时下也有人在历史研究领域做翻案文章，行虚无历史之实。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当前史学界存在对于微观研究、个体研究，乃至碎片化研究路径和视野过分欣赏，而对于理论研究、宏观研究予以排拒的倾向。我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新动向保持足够的警惕。
抛弃史学存史、教化功能
中国史学史上不乏批评当局时政的学者，但更多学者还是致力于发掘史学长河中的“珍贵品”。当下，史学所具有“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的价值遭到一些人抽象的肯定。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抛弃已有历史成果，积极鼓噪重新撰写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而且还将触角伸到中学历史教育领域，采用所谓微观教学、史料教学的手段来质疑教科书，质疑主流历史教学界的成果。这种以“挖掘历史的多样性”，“启发学生辩证思维”为旗号的历史教学有破无立：破坏了学生尚在形成中的历史观和历史情感，留给学生的只有杂乱无章、干巴巴的史料，而没有给出已经形成共识，甚至有说服力的观点，从而搞乱了学生的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却美其名曰“让学生自己去判断”。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危害已经发展到让很多人包括教师和学生数典忘祖的程度，痴迷于所谓“博爱”与“泛人性论”中不能自拔。在这些人的意识中，中国历史上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鲜活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是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可以尽情嘲讽、愚弄。这种可怕的疏离与隔膜无疑会深深瓦解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使人们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蜕变为思想侏儒，沦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附庸。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致命的危害。
抹煞主观性原则 回避立场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很多人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认为以往研究中的主观因素(既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学术涵养、人生阅历等，也包括其党派、团体和阶级阶层立场等)严重干扰了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因此需要重新研究，加以纠正。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有研究者却以是否损害和牺牲个别人、局部人的利益为着眼点，否定着眼于全国人民利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事业;还有人以现代化为视角，倡导“侵略有功，反抗输理”的殖民地文化论调，如庆幸林则徐被罢官免职，说什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要是胜利了，中国还得再闭关锁国几十年。这些奇谈怪论堂而皇之登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鲜明地流露出“国家主权的被损害和民族精神的被压抑”的精神实质。以社会来对抗国家、以个体来排斥民族整体的逻辑，只能凸显论者理论上的苍白、逻辑思维的机械化。
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事实，也表明历史研究存在有待加强和完善之处。对西方研究理念与研究路径的欣赏，折射出中国学者对所从事的研究信心不足。当众多学者把不同文明，尤其是中西文明之间的“对话”看成是对中国文化的“唯一现实的救度之路”时，如何能够做到既不封闭，又不盲从，如何才能做到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中华文化如何才能形成内在的约束力和外在的警示力，再次考量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定力。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三、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高希中：从学理上批判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历史学领域成绩显著，思想活跃，研究深入，成果丰硕。但在如何对待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不同声音，其中之一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近些年来，诸多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渊源、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历史演变、主要观点、具体表现、实质危害与克服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系统、全面的论述，但还需进一步“有理有据”地深入分析。所谓“有理”就是深化对相关概念在学理上的分析;所谓“有据”就是强化对客观历史的分析，避免仅仅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与批判。
坚持科学的历史观
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史学研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但在具体学术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把唯物史观教条化。历史研究中的教条化或教条主义曾给史学研究造成严重危害，这方面的教训应吸取。目前，反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强调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积极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学术的进步观点，已成为学者的共识。
我们对学术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不论是历史的叙述还是解释，都须遵守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规则，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与抵制也是如此。学术规则主要体现在：其一，遵从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规范。其二，以史学界普遍确证的史实为根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其三，回归具体的世界历史或中国历史的客观本体，及其相关具体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以论代史”，避免空洞的“理论”、“概念”争论，而是阐明人物、事件等具体的历史事实及其本质。
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片面、静止地看问题，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历史研究是多样性、多方位、全息、立体的，因而认识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也必然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需要我们善于针对不同的对象，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问题，彻底打破片面性、单一性的认识方法。跨学科研究反映了历史自身的多面性和当代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为深入认识历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借鉴和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和技术手段，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从多方位、多角度全面分析问题，更能深刻地看待和解决问题，也更有利于从学理上抵制与驳斥历史虚无主义。
从历史“真实”的不同层面克服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忽视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历史事实，这就使其研究历史的“基础”或“根基”不稳，甚至其前提本身就存在问题。
历史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人类经历过的客观过程，即客观历史;一是指人们根据一定的史料和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对客观历史的记述与阐释。对前者而言，历史的客观过程改变不了、歪曲不了。对后者而言，则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记述、研究的主体不同，依据的史料不同，历史观与历史思想不同，从而对客观历史的叙述、理解与解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此要在历史的不同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与抵制。
第一，客观层面。客观历史一去不复返，但它留下星星点点的遗迹、遗物，及其构成历史的点、线、面仍可被人们看到或认识。如被确证的人和实物;被确证的历史事件;被确证的人和人之间、人和事件之间、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等。
第二，叙述层面。相当一部分客观历史以文本叙述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层面上，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可信资料基础上的历史过程的真实再现。由于客观历史的庞杂性、记录的有限性、记述的主观性，历史真实的“再现”不可能“全景再现”，但是所选择的人物、事件、时间等须真实，所选用的史料须可信。语言是特定时代与特定环境的产物，其本身不是完全客观的，也并非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这并不是说语言不能表现历史“真实”。语言的内容与历史“真实”密切联系在一起，有着不以语言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客观内容。史学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艺术的一面。艺术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的叙述方面。面对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与人的心理感受，没有艺术化的叙述不可想象。但这并非杜撰，艺术化的叙述也受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制约，并非毫无根据的浮想联翩。
第三，解释层面。在历史解释层面，“真实”要求历史学家所作的解释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洗磨，也能经得起新出的更多证据的支持。其一，将所要考察的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之中加以说明和评估，直至追寻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其二，挖掘历史现象、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背后隐藏的深层次意义。这对历史解释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并不是要史学家天马行空随意发挥，而是要将其论点谨慎地限制在证据能够支撑的范围之内。
由上述可知，在历史的各个层面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历史的“真实”。“真实”既规定了历史记录、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的底线，又限定它们可以大体发挥的空间。
总之，从史观的科学性、研究过程的规范性、思维的多元性、史料的可靠性、历史的真实性等综合方面，系统、整体推进，或许更能起到对历史虚无主义抵制与克服的效果。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吴英：马恩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当前，一些对历史研究持虚无主义观的人对唯物史观展开新一轮攻击，妄图否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为了更好地辨识历史虚无主义，有必要扼要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驳。
唯物史观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
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逻辑体系中，阶级斗争隶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范畴。当生产力发展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以致不改变生产关系就无法继续推进生产力发展时，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生产关系能够发挥提升生产力的作用。为此，马克思将阶级斗争所能发挥的作用界定为“助产婆”。他对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阐述称：“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在谈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也明确指出，“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试问依据什么说马克思是阶级斗争决定论者?又怎么会视唯物史观为“革命史观”呢?!
唯物史观不是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
“经济”的概念既可以指生产力，也可以指生产关系。首先需要厘清所谓的“经济决定论”是指“生产力决定论”还是“生产关系决定论”。很明显，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来理解，它讲的是“生产力决定论”。生产能力的提高本身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果。为什么自然和人文条件大体相当的社会却屡屡出现生产力发展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是“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
恩格斯曾直击攻讦者的荒谬。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可见，“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唯物史观怎么会成为“宿命论”式的“经济决定论”呢?!
唯物史观不是“历史终结论”
历史虚无主义强加于唯物史观的又一罪名是所谓“历史终结论”。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强调历史发展的永恒性，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每个社会形态存在的必然性和它相对于前一个社会形态的进步性。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也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当然，马克思也有很多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严厉谴责的论述。可见，马克思对每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都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既肯定它的进步性，同时也指出它的退步性，这也是该社会制度必然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根本缘由。那么，又何来“历史的终结论”之说呢?
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
对历史的演进持虚无主义观点的人从来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在宏观上有其特定演化规律。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唯物史观持根本否定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则予以回击。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既不是先验的抽象规定，也不是宿命论式的公式。马克思对俄国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证，突出证明了他反对把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变成抽象公式的科学态度。
俄国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面临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当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断言，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发展图式，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愤怒地回答：“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强调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认为，俄国当时具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些条件，但能否跨越则取决于俄国人民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他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从以上马克思恩格斯诸多观点可见，现今历史虚无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攻讦毫无新意。这又一次警醒我们要提高识别能力，捍卫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指导地位。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田居俭：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趁机沉渣泛起，卷土重来。这种貌似学术争论的思潮，打着“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等旗号，歪曲和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歪曲和否定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革命史，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歪曲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从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所指，可以断定它是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的政治思潮。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处于支流位置，但它释放的负能量影响不可小视。围绕这种思潮交锋的笔墨官司，关乎当代中国要不要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要不要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要不要捍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等大是大非问题，必须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应。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的方法并不新鲜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总是寻机顽固地表现自己，又挥之不去，去还复来，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了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巨大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以及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和消极影响，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使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相互交织，进步观念与落后观念相互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意识形态领域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弘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反对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容忍指导思想多元化，势必会破坏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形态、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便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施展西化、分化中国，促使中国改旗易帜的图谋。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理论并不高深，方法也不新鲜，都是老调重弹、故伎重演。虚者，模糊、歪曲之谓也;无者，抹杀、消除之谓也。一言以蔽之，只要能虚无历史，他们就不择手段，或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或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甚至指鹿为马、混淆黑白。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历史，大都聚焦于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发展史，又多以近代中国人民革命为突破口。他们断言，太平天国“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们罔顾历史，不愿也不敢承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器。中国近代历史也反复证明革命是“好事情”。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三大伟业，无不与革命休戚相关。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二是创造性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这三大伟业，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不可逆转地开启和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误入歧途”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中国革命，重点否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贬损这种选择是“误入歧途”，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扬言“如果当时中国执行一条‘孙子’战略，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我们今天就是日本”。这种荒唐的“如果”逻辑，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可谓“孙子”相十足矣!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洋人的朝廷”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乞求搭乘西方列强的“顺风船”，谋求“强盛得多”的处境。结果怎样呢?美国没有让清政府搭乘“顺风船”，中国也没有成为日本，反而落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下场。
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愿望相反，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误入歧途”，而是走上了凯歌行进的光明坦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只有16万吨钢，外加西方市场滞销的“洋货”。60多年后，中国的钢产量超过5亿吨，各种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尖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制造”日新月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城乡居民生活贫困，大多数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60多年后，总体上实现了经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均GDP从1949年的35美元增至2011年的5400美元，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2012年的74岁。
正确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是非
1957年，毛泽东在阐述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斗争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须是这样”;“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时隔多年，重温这篇著作，仍如醍醐灌顶，深感任重道远。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实践和历史也证明：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每次理论交锋中都能经得住锻炼和考验，都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巩固和扩大阵地，都能挫败任何错误思潮的挑战和攻击。据此，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按照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眼下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这场较量，结局也定然如此。
以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基石之一的唯物史观为研究指南的哲学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历史学家，在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增强阵地意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确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是非，摆事实，讲道理，拨乱反正，解疑释惑，用历史的、实践的、辩证的思维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何秉孟：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谈开去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论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构建时期，史学界就曾进行过讨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论题反映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学治学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坚持用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隐藏政治目的
1955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批评胡适所认为的历史是可以随意摆弄的“千依百顺的女孩子”，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观点。也有人为胡适鸣不平，认为胡适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说过“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一桩公案到底孰是孰非，可以继续考证、争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论批评方还是辩驳方，均不认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主张;对于我国史学界大多数严谨学者而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历史事实，忠于历史真相，是史学工必须遵循的学术道德。可以说，这是我国史学界的一项优良传统。
然而，这一传承了60多年的学术道德底线，今天竟然面临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挑战与颠覆。他们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将历史尤其是我国近现代历史，当作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按照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恣意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或者恶意裁剪历史，甚至按照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诉求，编造谎言，填充到已被他们恶意否定了客观性、真实性的空白历史中。他们通过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篡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以达到他们在中国改旗易帜的目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在其背后，隐藏着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政治目的。
警惕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
标榜为“资深媒体人”的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编造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这一耸人听闻的弥天大谎，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江苏师范大学非线性泛函分析专家、特聘教授孙经先通过缜密分析和研究，从数理统计学这一专业角度，对此进行了证伪。孙经先教授用大量铁证揭示，这一谎言是通过精心篡改文献数据、凭空捏造和编造文献数据、无限夸大文献数据，或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地推断数据，以及张冠李戴等手段炮制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在我国搞“颜色革命”造舆论!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杨继绳先生对于他的这一企图也是毫不隐讳的。
杨继绳的《墓碑》写成以后，2009年由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13年由美国曼哈顿研究所授予以极端仇视、疯狂反对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命名的“哈耶克图书奖”。2013年5月29日晚，杨继绳在纽约参加颁奖活动和座谈，并在座谈会上发言。他说，之所以将这本书取名“墓碑”，用意不仅是纪念死去的3600万人，也希望埋葬造成悲剧的这个制度。其实，在《墓碑》的前言中，他的这一价值追求表达得分外清楚：“以《墓碑》为题有四重意思：一是为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碑(请注意，有读者著文说：杨继绳的父亲根本不是饿死的，而是患病去世的——引者注);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想而献身，它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这些充满杀气的语言、文字，全都是杨继绳先生亲口说、亲手写的，决不是我的推论或臆断。
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往往是国内与国外相呼应，并由国外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推动的。以杨继绳的《墓碑》出笼为例：他的《墓碑》完稿后，由中国香港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然后由美国曼哈顿研究所授予“哈耶克图书奖”，最后由海内外媒体联手大肆炒作，铺天盖地地推向国内。这里清晰呈现出来的“三部曲”，可能反映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
左玉河：革命与现代化：正确看待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
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并否定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如何看待革命与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故有必要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现代化问题进行辨析。
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主旋律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要求在分析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全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极其尖锐，才引发了近代以来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都选择了革命，这不是洪秀全、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来潮、鼓吹煽动和随意选择的结果，更不说明他们拒绝现代化。近代中国的事实反复证明：革命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不以革命方式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就难以实现国家现代化。
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略战争，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深渊，粗暴地阻挠、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一再表明，在列强欺压、民族危亡、国家没有独立地位的环境中，中国的现代化是无法实现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面对西方的侵略和民族危机，清政府曾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但是，其自身的腐败、懦弱和无能，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任务。洋务运动理应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起点，却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而夭折。戊戌变法何尝不是中国自求改革以图富强的一次契机，终因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仇视而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空前灾难之中。越来越多的爱国者认识到，必须依靠革命方式，首先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才谈得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孙中山说得好：革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谁想革命就去革命了，革命有充足的理论和现实根据。于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政治诉求，逐步成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清朝在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历史陈迹，然而，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很快便破灭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内争不断，战乱不止，社会陷入极端混乱和动荡中，现代化进程遭到严重挫折。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再沿着资本主义这条老路走下去已经不可能了。他们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创立后，立即投身到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洪流中。当北伐战争迅猛发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剧烈分化，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停止现代化的尝试，也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建设。但是，国民党政权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同样不能承担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使命。它对外妥协退让，民族仍然没有获得独立;对内则实行一党专制，拒绝向民众开放政权;经济上建立“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这种情况表明，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权，铲除官僚资本，才谈得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顺理成章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中共成为领导和发动民众浴血抗战的中流砥柱，政治威信和军事力量空前壮大。与此相反，随着国统区经济陷入困境、政治腐败和拒绝开放政权，国民党的地位和威望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将战后中国实现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华民族以惨痛的代价赢得近代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之后，中共顺应和平、民主的历史发展潮流，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创造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而不懈努力。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签订、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给全国人民带来和平民主的新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粗暴地践踏了。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一举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既然中国的命运无法用和平的方式来选择，那就只好通过猛烈的革命手段来决定。三年浴血苦战的结局，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瓦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革命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可见，尽管现代化与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主题，但主要矛盾决定了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革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为中国在整体上实现现代化创造政治的、经济的前提，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真正成为可能。这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前提，必然是以革命手段，首先取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政治的变革。在民族不独立、政治不民主的前提下，中国能不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毛泽东指出：“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中国在晚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进行过多次现代化的尝试。但在专制独裁的反动政权和凶悍的西方列强压迫之下，中国现代化的梦想一次次破灭，现代化进程屡受挫折。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再昭示：在内战不断、社会动乱、独裁专制、列强压迫的内外环境中，即便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看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并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的看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革命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四、如何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杨艳秋：普及历史研究成果 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和蔓延，批评、批判和抵制这一思潮的论著不断推出。这些论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渊源、形成背景、主要观点、具体表现，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总结，深刻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也提出许多克服、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笔者在此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背景予以分析，并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
历史知识社会化
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从它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开始了。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思潮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与其传播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以往，我们在揭示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对于其传播背景还缺少应有的关注。这一点应当引起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历史知识社会化现象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一定作用。
历史知识社会化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特定论域，可以看作历史知识的传播过程。对于社会一般成员来说，历史知识社会化是其个体的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则是指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承过程，亦即那些历史方面的知识、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一代代延传下来的过程。历史知识的社会化与历史知识的传播紧密相关，可以看作历史知识的最广泛普及。当前，历史知识社会化趋势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历史知识的传播途径多元化，传播主体多样化。历史知识的传播需要载体和媒介，传统的史学传播媒介主要是纸质的平面媒体。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所谓“后大众传播时代”，除了史学、文学作品等纸质媒介以及学校教育外，互联网、广播、影视等现代媒体，在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下，历史知识的传播一般有赖于专业人员。当今历史知识传播的主体则向全社会扩大。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出现，使得知识信息的获得越来越快捷、方便，非专业人员也可以进行历史知识的二次甚至多次传播，更多地占据历史知识传播的舞台。
其二，历史知识容量加速增长。由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当今历史知识的增长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历史知识普及成为人类日益重要的社会活动。这反映出人类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能力不断增强。历史知识的激增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并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三，历史知识向社会加速渗透。当前，历史知识社会化趋势表现为历史知识普及的速度不断加快。由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历史知识向社会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速度，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互联网的出现和推广。网络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传播途径，从而带动了历史知识的空前传播。
其四，历史知识社会化表现为历史思想及观念的潜移默化。历史知识在现代社会日益体现出其深刻的思想及观念价值，人们并非单纯地接受和了解历史，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历史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并用这些思想和观念解释现代生活。例如，和谐发展观念就吸收了中国古代大同观念的精华。
其五，历史知识社会化进程不可逆转。这一进程已经给现代社会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使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本质上看，历史知识社会化具有自组织性和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是一个不断反馈、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事实上，推进历史知识社会化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的自觉行为，人们在推进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进程中受到影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观念才得以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影视、网络等各种渠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有认识到历史知识社会化这一现象，我们才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进行更好的把握，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从两个环节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身体力行，敢于澄清和纠正当前历史知识社会化进程中的问题和错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乃是史学工的历史使命。通过理论阐释、实证分析等学术性的客观研究，加强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同时加强比较研究，鲜明地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和国家的危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利器，从学理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我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过，仅有上述环节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握另外一个关键环节，即引导社会，用正确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通过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向全社会展现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使大众认识到这一思潮的危害。只有把握这一环节，我们才能在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去伪存真、去蔽除惑。这一环节是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是史学知识的普及问题。作为历史知识的重要传播主体，历史研究者应该主动参与历史知识社会化进程。要想做好史学普及工作，就必须有读者群、听众群，否则就只能是空谈。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主张学术研究应该与知识普及相结合，从1959年起，他主编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此后又主编《中国历史常识》七册。这些著作融学术性、大众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在历史知识读物中独具魅力。由此兴起的史学通俗化浪潮，上承新史学遗风，下启当代讲史人的智慧，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前我们的史学普及，也应当秉承这样的思路。
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认识历史的原则和方法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性错误，是用不正确的历史观来分析历史，以偏概全，从而违背了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和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危害，在于传递错误的历史观，带来价值观的混乱。因此，在史学普及之时，我们要把历史观、认识历史的原则与方法等基础史学理论的普及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宋月红:存史资政 育人护国
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进行所谓“反思”、“重评”、“消解”和“重构”，与唯物史观争夺历史问题认识上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为其所推崇的政治意识形态提供所谓历史根据。历史虚无主义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史论今、参与现实。历史与现实越密切，与当代越接近，历史虚无主义就越活跃，影响越严重。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侵蚀对象和混淆历史是非的舆论场。
转换历史主题 消解历史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以“告别革命”为旨趣，歪曲、遮蔽和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史。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推动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新民主主义。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决定的，只有首先进行这样的革命，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只有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从根本上扫除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走上适合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完成土地改革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然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土地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否认近现代中国存在大批“大地主”，并认为“小地主”与小农无法区分，与多数农民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与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则颠倒善恶，为地主“翻案”，把土地改革描写成“血雨腥风”。历史虚无主义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此后的发展道路，说什么“搞糟了”、是“早产儿”等。由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所构成的国史，在历史虚无主义看来，就成了不该发生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如此对待国史，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歪曲真实历史 混淆历史是非
在国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大做“非毛化”文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最重要理论贡献是确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这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本依据。然而，网络上流传的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背后藏着的真相》的文章，煞有介事地杜撰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曾先后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所谓《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和《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等“报告”。该文章捏造毛泽东著作大都由秘书或他人代笔的谎言，并说什么毛泽东构成了“知识产权”侵权。该文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以所谓活灵活现的“逼真”材料，直接诋毁毛泽东的形象和品格，进而贬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抹黑党和国家的历史。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的。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党和国家的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纪元，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制度基础和经验教训的历史。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基和来源。这同样是对国史带有根本性和颠覆性的否定。
偷换历史内涵 颠覆历史理论
历史范畴反映历史的主题、事物的性质和矛盾问题的发展方向与趋势，科学的历史范畴指导正确的社会实践和人们对历史与社会的认识。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把虚幻的、错误的“范畴”内容强加给历史，用以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且把原本确定了的“范畴”，通过植入符合其利益要求并为其所用的内涵而加以偷换。
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将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新动向是，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共产主义阶段，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则利用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等造成的曲折和错误，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新动向的实质在于，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从基础与根源上消解唯物史观对历史认识和研究的科学指导地位。
其二，歪曲、颠覆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这一思想路线，并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新时期。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邓小平在主持起草该决议的过程中，确立并坚持和贯彻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指导思想，对整个起草工作发挥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导向的作用。然而，一些人说什么这“不是三中全会精神的产物，而是与三中全会精神相悖谬的，阻滞人们解放思想，不是拨乱反正，而是拨正反乱”。解放思想本来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历史虚无主义却将之歪曲为“非毛化”，不仅抹杀了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广泛而充分的民主讨论基础上确立并实施这一历史事实，而且否定这一指导思想所代表的正确方向及其科学内涵。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同样采用这样的历史认识逻辑。在国史研究领域，从史料到史观，从历史本体到历史理论，历史虚无主义任意打扮历史，为其所用，撇开历史条件而渲染曾经发生的失误与错误，消解、歪曲历史的主题与本质，颠覆历史常识、常理，混淆、颠倒历史是非。在历史认识上，历史虚无主义极力与唯物史观争夺舆论导向和话语权，并散布其历史观和价值观。认识和研究国史，需要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警惕这一思潮的侵蚀。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存史资政，育人护国，必须拒斥历史虚无主义。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机关党委副书记、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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