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此文为《完整版|张文木：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的节选，全文请参见：//m.drhuete.com/Article/guofang/2014/11/332087.html）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知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但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
显然，长江是中国版图南北之间的中线，中国如果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中国在亚洲就转入类似“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大降低亚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欧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落亚洲，亚洲也就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欧亚历史的对比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正是因为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
1901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
1948年12月，雷洁琼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6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连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想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于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而言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建国不久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的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像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对整个亚洲的和平都是有大贡献的。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作“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有的人会问，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不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众所周知，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骼、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如果有机会到印度去看看就会知道，印度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文化和精神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
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
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
2000年，笔者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问，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被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
一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
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
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
经过50多年痛苦的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二是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
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自然资源潜力和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三是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
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
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理解这些，也就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性有如此担忧。
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之地
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联，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
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
你看看欧洲中世纪内耗成什么样子了，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统一速度在加快，其整体性加强了;而在中国和印度，西方人却鼓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诱导他们的国家走欧洲曾走过并带来巨大灾难的“威斯特伐利亚”老路。
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与中国战国时期至少名义上还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欧洲大陆当时至少名义上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之后即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国因秦王朝的建立而避免了这一结局。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中世纪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没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来西方动乱的温床的一面。
此后，欧洲国家间可以不顾以往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那种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维系而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最后将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推向了印度洋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霸权。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
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
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合乎逻辑地将美国开战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区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印度洋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国——尽管渴望有增无减——远不如当年的英国。原因是，当年的英国是工业国家，而今天的美国是个由华尔街统治的金融国家。今天的美国已没有自己的工业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的肾，美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的破产说明美国得了“肾衰竭”，美国的肾被华尔街大亨们摘了。没有“肾”就不能造自己的“血”，这就是国家金融。
今天美国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美国“肾”都没了，所以它走不远。
奥巴马不愿再打叙利亚，因为美国实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说的“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这句话的启发，推说要有国会批准，这让华尔街不高兴。华尔街的美元得靠中东石油撑着，既然白宫战略东移拿不下中国，那奥巴马就还得返回去拿石油。奥巴马若不打叙利亚，那华尔街就不给你“发工资”，很快美国白宫便遇上“财政悬崖”，行政各部也随即关门;奥巴马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都没钱参加。
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真的不能与当年的英国比。垂死的人，会更疯狂、更残忍、更凶恶;就美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国家更具危险性。
(本文是领衔的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所立项目《中国与印度洋研究》的成果之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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