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我国当今地缘政治、军事等关系时，常常涉及“战略方向”。战略方向，是根据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所确立的军事战略进攻方向或防御方向。在中国历史上，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以及周边国家和世界强国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战略方向是不同的。研究当今中国的战略方向，不得不对历史上战略方向的确定和变化有所了解和借鉴。在判断和把握当今中国战略方向上，保守僵化或变化不定，都是不可取的，一旦造成重大失误，将会危及国家安全或损害重大国家利益。
中国的形成有赖于地理环境
“国”在古代也是“廓”，城廓，即城市国家。古代人类社会有一个从聚落、部落、民族、城市向国家聚合变大的过程。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在清朝鼎盛时期疆域有1400多万平方千米，这主要受地理环境影响。我们看“中国”地理：东边是大海，再往东是太平洋，唐宋之前造船和航海技术落后，很难从海上出去或入侵，可以看作是中国稳固的大后方;北边是大漠和寒带，向北直抵北冰洋，至今都是人际罕至的荒原和原始森林;向西从北往南数，是阿尔泰山脉、准葛尔盆地沙漠、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在这一线把中国与中亚和南亚次大陆隔开，其中有为数不多的通道;向南是中南半岛和南海，再向南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以中原和黄河流域为中心区，后来发展到长江流域，岭南、蒙古和东北，几度盈缩，基本形成现在的版图。由于四周的大海大洋(东面)、荒原森林(北面)、沙漠戈壁(西北面)、高大山脉(西南面)、热带山岳丛林(南面)，把“中国”团团包围其中，如同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要从里面出去不容易，从外面进来也不容易。这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的客观条件。
中国的形成有赖于地理环境，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外国(外族)很难侵入，域外文明也难以打断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数千年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则有赖于中华各民族互相交往、迁徒、杂居，不断地融合、吸收、同化。在数千年里，中华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华夏与戎、夷、羌、狄都是不断变化的，史前的所谓“东夷”“西夷”，后来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炎黄子孙”只是泛指，有一些民族并不是炎帝黄帝的后代，如“蚩尤”和“三苗”。后来西南的夷、巴、濮、滇，东边的东夷和南方的百越，也都融合到华夏族(汉族)里了。在中国这个“大盆地”里，初始以血缘为纽带的各民族，逐步转变到以地缘为纽带的住民。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她被融入了古代中国大多数的民族。与汉族同时期或不同时期(大多在唐宋时期形成)的少数民族，也在中国这块宝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战略方向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
在中国这个“大盆地”里，历史上从来都是以占据中原和黄河流域的政权为正统。除了元代和清代共300多年由少数民族掌权外，其余三四千年，都由汉族掌权。中原政权与“大盆地”外缘的其它国家(外族)的关系，形成战略方向。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重要战略方向大约有六个。
一是向北，往蒙古漠南—漠北(大漠泛指今俄蒙边界一带)方向，这是主要战略防御方向。历朝历代在这一方向建造边城，最终连接成了万里长城。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中原政权在强势时，经常发动防御性进攻行动，一般不过大漠，也有一些行动直指漠北，兵锋抵达贝加尔湖。因为这一方向大多是荒原，冬季极其寒冷，不便于人口生存和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原军队没有必要在此方向常驻，只要铲除了威胁，就会收兵回撤。汉时把匈奴驱离此方向，赢得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边界和平。汉唐时采取和亲政策，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无论是采取战争手段或和亲政策，都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个方向的安定。
二是向西，往新疆(古西域)—中亚方向，这是主要战略方向。中原政权强势时取攻势。唐朝的朝鲜族大将高仙芝率领以汉军安西部队为主的多民族联合部队，西进至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古阿拉伯)军队交战于怛罗斯城，兵败撤退。怛罗斯就此成为古代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分界线。中原政权弱势时取守势，即使西域不保，也要确保陕甘川一线不丢失，否则中原政权失去西部屏障，国家安全和稳定将被动摇。
三是西南，云贵川—西藏方向。这一方向在历史上往往被忽视，甚至形不成一个战略方向。一是天高地远，二是蛮荒瘴野，三是当地民族分散、力量薄弱，不构成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吐蕃(今西藏)至唐代才被松赞干布统一，并与唐朝政权和亲成功。吐蕃势力只在极短时期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如在安史之乱后攻占长安(因从青海方向入侵，可以看作西域方向)。云贵高原山高地远，与内地相对隔离，中原政权少有军队主力向这个方向进击的。宋元时，蒙古蒙哥大汗为配合主力进攻南宋荆襄防线(今长江中游地区)，以一部兵力从川西进行战略迂回，攻占云南大理，然后从云、贵、桂进击南宋军队背后;清初时吴三桂军队为追击南明政权，深入广西、云南、缅甸一带，都算得上是战略行动。
四是南方，岭南—广交(古交趾，今中南半岛越南一带)方向，这是重要的战略进攻方向。据传，秦始皇曾派50万大军过五岭，进入广交，完成统一大业。以中原政权的视角看，楚国(今长江中游及以南以东部分地区)就算是偏远蛮夷之地，越过楚国征战岭南，算得上是“远征”。汉代名将马援攻占越南一带，应为战略深远突击。一段历史时期里，东南半岛上各国，如安南(今越南)、缅甸、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向中原政权朝贡;作为强势的中原政权也不愿劳力费神地去攻城略地，多采取睦邻政策保持宗藩关系求得相安无事。
五是向东—海洋方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政权没有把它作为战略方向，反而认为这是战略后方，我既出不去，敌也进不来。其实从唐宋起，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已能支撑中国力量远涉重洋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了。明代郑和下西洋踪迹所至，都是唐船曾经到过的地方，今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壮举，是中国古代远洋事业最后的辉煌。与之同时，明朝实行的是海禁政策，至“隆庆开关”，主要是防备倭寇窜扰。为了消灭反清复明势力，清朝实行了更为严厉的闭关锁国的海禁，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至50里，“不准片帆下海”。直到鸦片战争被英军攻破海防开禁。明清的海禁从战略层面上看，都是重在防御。唐朝发生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海战，南宋发生在山东半岛的陈家岛海战，元朝灭南宋的广东崖山海战，明朝壬辰战争的朝鲜半岛露梁海战，清朝郑成功、施琅对台湾的解放，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捎带着就在马六甲打了三场海战，大获全胜——这些说明古代中国不是没有能力打出去，而是不想打出去。试想郑和的27000名水兵、200余艘巨舰组成的强大舰队，不是下西洋去宣传“大明威德”，而是直指东洋，消灭倭患根源，日本近代以来还能这么猖狂吗?农耕民族在国家性格上趋于内向，安于“一亩三分地”。所谓的“天下”即中国，甚至即中原。当时的“国际”视野，也就类似“战国七雄”之间的国家关系，视野没有越过中国这个“大盆地”边沿。
最后，向东北—东北亚方向，包括我国东北、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和日本。这一方向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变化最大。按理朝鲜半岛纵深不大，也就“三千里江山”;日本与东北亚大陆隔着一条海峡;西伯利亚人烟稀少，是俄罗斯传统的犯人流放之地;我东北与关内相比，也是人烟稀少之地，是活不下去的关内人“闯关东”的目的地。但在历史上，这个方向往往成为中原政权的重要战略方向，甚至在某个时期成为主要战略方向。隋、唐两个朝代的70年间，有隋文帝、唐太宗等6任皇帝发动9次战略性战役行动，平定辽东和朝鲜半岛。隋朝就是因4次向朝鲜用兵，导致国库空虚，人丁锐减，义军蜂起，拖累至死。唐太宗、高宗本来在主要方向上向北进击东突厥、薛延陀，向西进击吐谷浑、吐蕃、西突厥，因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回过头来平定动乱，造成战略上的被动。唐太宗也因亲征高句丽劳累过度去世。明朝发生的万历壬辰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尽管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壬辰战争还打赢了日本，但对中央政权的拖累和伤害都是致命的。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东北亚方向攻守不当，往往累及中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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