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成立会上发言稿(修改版)
主持人王维佳常务副院长称我是”传播学领域参与对外传播实践最为积极和活跃的学者“。对此，我要补充一个几个字，我是”参与对外传播实践年头最久的学者之一。“
从1985年在中国社科院读英语新闻采编的研究生算起，我用英文写了整整三十年的中国故事，从给《中国日报》当自由撰稿人、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华盛顿邮报》科学记者、《环球时报》专栏，差不过写了3000多篇英文故事。我采写过开饭馆的北京个体户、温州在北京打工的女鞋匠这些小人物，也采写过邓小平同志这样的大人物，也写过我妈妈。当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小屋里创建联想公司时，我的故事最早让英文世界知道了“Zhongguancun(中关村)”“Legend(联想)”和“Liu Chuanzhi”(柳传志)这些名字。我采写过钱三强、钱学森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也采写过方励之、曹思源这样的有争议的人物。我最近写的一篇故事是上周《中国日报》发表的《我与巴基斯坦总统谈一带一路》。
回过头来看，我写的这三千篇多篇中国故事，如果单个去读，传播的多是个人的小故事，但是如果把这几千人的小故事合成一大集，可以说是一部真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的小百科全书，那就变成了国家大传播。作为一个对外传播工，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不仅在中国国内写中国故事，我更多的时间是在古丝绸之路上做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的对外和对内传播。从1990年开始，一直在沿着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海上路线、草原路线、佛教路线和游牧路线写作，写了整整25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这16年里，每年暑期都带着清华学生跟着我一块沿着中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课写作，不仅是学习中外交通史，更是让学生们作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小使者进行丝绸之路的文化沟通与交流。
下面回答主持人王维佳教授给我提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转型给对外传播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们该如何更新对外传播的交往方式和话语体系。
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我根据习近平同志去年秋天在中央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讲话精神，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赵启正同志在上午的演讲中说，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24个字表达，内容太分散，不能聚焦，而且其中并没有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字。他认为，应该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用汉字“和”来概括, 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和声、温和、祥和、和平、和气、和煦、讲和、和约、和亲、和棋、和局等。我刚才跟启正说，应该再加上一个汉字“仁”。“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仁人志士、仁至义尽、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而且“和”和“仁”不仅能很好地表达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 (自己吃，也让别人吃); “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和”仁“深刻表达了从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和“”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和别的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制造冲突、制造流血、制造战争。
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项研究来具体谈一下“一带一路的国家传播战略”。我的这项研究是《一带一路中东和中亚段的安全问题》。我一边研究安全问题，一边思考一带一路的外宣问题。我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型交往方式应该是：
１. 战略性传播
２. 精细化传播
３. 复杂化传播
４. 一国一策传播
战略性传播。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这应该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目标、立场、议程和框架。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东和中亚的局面是，美国-伊朗对抗、美国-叙利亚对抗、沙特-伊朗对抗、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崛起、逊尼派-什叶派对抗、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碎片化。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国要继续奉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治美德，中国巴基斯坦的”巴铁“关系就是建立在中国从来干预巴基斯坦的内政，不在巴基斯坦选边站队，不在巴基斯坦搞自己的代理人，无论巴基斯坦是民选政府还是政变的军政府掌权，中国都视为兄弟国家。结果，巴基斯坦所有的党派和政治势力都成了中国的代理人。无论巴基斯坦内部政治斗争如何残酷，在巴基斯坦国会总是获得全票支持的就是中巴友好议案。
一个多月前，外交部长王毅在伊斯兰堡宣布，中国愿意为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和谈提供便利。这是一种用中国处理与巴基斯坦的模式发展与阿富汗的关系。不仅阿富汗政府，连阿富汗抵抗组织也赞美中国对阿富汗实行的不干预政策。抵抗组织领导人法鲁克说，”中国对阿富汗没有帝国野心，中国不扶植忠于自己的傀儡政权。中国尊重阿富汗的独立、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和领土完整。而美国人喜欢的是奴才，不是朋友。中国的丘处机远行到兴都库什雪山劝说成吉思汗停止在阿富汗的杀戮。无论是苏联或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中，中国都没有参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中国还反对美国队阿富汗的永久占领。中国人还不顾阿富汗的战争，投资了阿纳克铜矿，还准备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连结该地区到喀布尔的铁路、公路，还建学校和医院。中石油还在阿富汗北部的阿姆河地区获得了一个油田开采项目，已经投资40亿美元。阿富汗从顶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喜欢中国，而不喜欢西方和美国。“
根据中国学者苏长和的观点，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制度不同，导致了两国外交逻辑的不同。西方人把输出民主和干预别国内政当成一种天定责任。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叙利亚战争，美国的政治制度纵容对外干涉，这与其政治制度寄生的国际经济基础、选举制度、政治上二元对立思维、利益集团政治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曾说，中国人讲和平共处，不对外侵略和搞殖民，根子在于被国内制度限制住了。习近平强调，中国人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是这么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加害别人，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属性。一带一路上需要的是文化、宗教和政治上的相互包容，不同的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未来一带一路上的国际事务处理是民主的，不是大国霸权的，任何大国不可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国家政策或手段，去干涉或解决一带一路国家的问题。反对少数霸权国家在这个地区恃强凌弱，欺辱小国弱国。
精细化传播。精细传播讲的是在外宣上要基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尽可能地做到差异化传播和精细化传播。丝绸之路经济带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战略枢纽地带、民族冲突地带、宗教重叠地带、能源密集地带。一带一路经过的中东和中亚国家也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他们都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沙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复杂化传播。不要把中东所有的暴力冲突简单化成美国定义的恐怖主义。比如巴以冲突、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黎巴嫩的真主党、阿富汗的塔利班都不应轻易地贴上恐怖主义标签去报道和传播。例如，对塔利班的报道，不可模糊、笼统和抽象，应该采取复杂化和差别化的传播。塔利班有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区别，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不称阿富汗塔利班为恐怖主义组织。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又分为巴哈杜尔、哈卡尼和由外国人(阿拉伯人、乌兹别克人和少数维族人)组成的塔利班三个派系，这三个派系对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的态度和行动都不一样。在报道中国人遭塔利班袭击的新闻时，要尽量报道清楚究竟是普什图人干的，还是乌兹别克人干，还是别人干的。再如，当中央电视台炒作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联军武装打击胡塞武装时，巴基斯坦与土耳其和伊朗达成共识，呼吁停止武力干预也门，也门问题由也门人民自己和平对话解决。
一国一策传播。一带一路中东和中亚段的国家可细分为经济资源型国家、地缘政治型国家和多民族多宗教型多家。我们在外宣战略上，既要看到大国之间对经济资源富饶的伊斯兰国家的垂涎，如沙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也要看到在大国博弈中，其中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也门的地缘政治资源的价值远远高于其经济资源的价值。2013年，中国跟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贸易是2410亿美元，与非洲国家的贸易是1920亿美元，与欧洲的贸易是5590亿美元。中国与上述三个地区的贸易主要是通过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海运输的。自古以来，阿富汗是中国通向西亚、南亚、中亚、中东和欧洲的走廊。著名的波斯语诗人阿拉玛.伊克巴尔说，“阿富汗是亚洲的心脏。阿富汗好，亚洲就好。阿富汗乱，亚洲就乱。”
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一带一路都必须走过这两个地区。中国别无选择。今天中国人每消费两桶原油，其中有一桶来自中东地区。一带一路需要一个精细的、复杂化和差异化的一国一策的国家传播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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