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后看苏联解体
刘淑春
2006年11月20—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首届中俄思想家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中俄的70余名学者与会。这次论坛刚好是在苏联解体15周年前夕举行的,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5年来,政治家和学者都在研究这一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其中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及亲身感受更具说服力,值得我们关注。
一、关于苏联解体的总体评价
学者们认为,苏联的解体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悲剧性事件,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倒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从俄罗斯现代化历程的视角,分析了20世纪俄国的百年革命及其社会后果,包括苏联的解体及其后果。他认为,20世纪世界文明进程的特点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紧张过渡。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是一个农业国。20世纪,俄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阶段(1905—1917年9月);社会主义阶段(1917年10月—1990年);自由主义阶段(1991年—现在)。1905年革命未能开启国家通向全面现代化之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某种自由化。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但是,临时政府在通向新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上没来得及或没能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推翻了在俄国已经产生的资产阶级关系,进而破坏了现代化过渡的自然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消灭了阻碍这一过渡的封建残余。斯大林依靠自身的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的苏联工业化,开始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俄国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局面以革命的方式得到了改变。9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革命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特点。这样,20世纪俄国的历史是走了一个圈,实际上发生了第二次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向变化。取代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是带有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市场经济的回归,国家步入了去工业化之路。据官方资料显示,俄罗斯丧失了一半的工业潜力。因此这位院士认为,第三阶段的革命意味着否定现代化,不是向西方繁荣的方向发展,而是向没有后工业化前景的第三世界发展。这种结局对国家来讲可能引起新的震荡或丧失在当代世界上的形象。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舍甫琴柯研究员在发言中也谈到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他说,很多数据表明,俄国从沙皇时期起就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围”,开始参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为“中心”提供原材料。在18世纪,俄罗斯的生铁产量占欧洲的首位,保障了欧洲90%的市场。然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萌芽很早就消失了,主要原因是没有内需。这就是处于“外围”的结果。1917年俄国退出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苏联最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又强迫俄国回到资本主义体系。结果今天俄罗斯再次沦为为资本主义“中心”提供原料的附庸地位。因此在他看来,今天谈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谈的是俄罗斯的欧化进程。西方很多学者在鼓吹俄罗斯回到欧洲,这意味着俄罗斯仍将像百年前一样成为欧洲的锅炉房,只不过内部装修更加奢华罢了。
由此笔者联想到2005年l——2月间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发布的题为《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的社会调查。调查问卷中涉及对苏联解体态度的问题,而且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90年代的调查结果作了比较。例如,对“在苏联有一种大家庭的归属感”的选项,赞同的占被调查者的 65%,不赞同的占15%,不好回答的占20%(1998年分别是 55%、15%、30%),这表明认为不赞成苏联解体的人是大多数,比7年前增加了10%;赞成的人是少数,7年间没有变;7年前不能作出肯定回答的人中有10%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又比如,对“你愿意过哪一种生活”的提问,被调查者中有36%回答“愿意过改革前的生活”,27%回答“愿意过现在的生活”,28%回答“哪种生活都不愿意过”,9%说“不好回答”(1992年的相应回答分别是55%、15%、24%、6%),这表明,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经济状况得到好转的情况下,仍有36%的人认为苏联时期的生活好,只有27%的人对现在的生活满意,从与1992年的回答相比,如调查者所说,对现在生活满意者中不乏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生活的体验,也无从比较。
以上学者的观点和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初,有人说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改制是一种进步,意味着俄罗斯回到了“历史发展的主干道”,“回归了人类文明”。但现在看来,这种结论并没有得到俄罗斯大多数人民包括学者的认同。
二、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
俄罗斯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列昂诺娃强调,最有效的分析苏联解体的途径是多原因的思考方法。她提到,在俄罗斯90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大都把苏联的解体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然而,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索表明,民族动因之所以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被利用,是因为国内还有其他激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与之配合。她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包括:民族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缺乏具有科学依据的民族问题理论、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西方的压力等。她强调,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与苏共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地位的改变有关,因为民族问题和民族要求的增长是与苏共在国家中影响力的削弱同时发生的。苏共本来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在整个国家实行横向和纵向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建立起一套稳固的、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体系,就把苏共赶出了政治舞台。党组织的瓦解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
舍甫琴柯则认为,苏共后期放弃对意识形态的监督和控制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苏共是苏联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由于苏共后期由雅科夫列夫主管的意识形态工作失去控制,矛头指向党,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使人们对苏共和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舍甫琴柯还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视角,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西方是通过让苏联参与资本主义的分工来开始将其拖回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他谈到,大概在70年代初,出口石油换来的美元和低息贷款大量涌入苏联。当局把贷款首先用于扩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而不是发展后工业时代的高新技术。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执政集团实际上无视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心甘情愿地转换目标,以便成功地阻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行,这些改革对社会来说绝对是必要的,但对执政集团在社会中的垄断地位来说是具有威胁性的。1985年9月,由于美国的竭力操纵,石油价格下跌3/4。这加剧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可以说,在这场较量中,苏联领导人未能找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办法。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研究员乌特金认为,1988年是苏联解体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迈出了五个步骤:第一步,向外借6000亿美元来发展国民经济,从此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直到现在俄罗斯还在还戈尔巴乔夫时期借的外债;第二步,通过了打击苏联体制的企业法,苏联时期预算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但通过企业法后,预算集中在了10个企业,企业发展遇到问题,引发了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第三步,取消州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主管工业部门的党组织;第四步,打击经互会,苏联时期80%的外贸面向经互会国家,戈尔巴乔夫在一天内就提出,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要用硬通货,结果导致经互会消亡;第五步,在爱沙尼亚宣布是一个主权国家时,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结果7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最糟糕的是1990年6月俄罗斯也宣布自己为独立国家,但这个独立是完全违背俄罗斯利益的。
学者们都谈到,苏联80年代的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不应该发展到“改向”,改革并非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例如列昂诺娃提到,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著作中,有关苏联可以保存下来的论题得到了论证。持这种观点的考察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基本标志(官方意识形态、执政的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苏维埃、经济变革、多民族联邦制等)在1985年至1991年间的演化,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直到1991年,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在苏联框架内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改革提供了可能,但当时在国内缺乏能够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政治力量。
列昂诺娃的这一观点在上面提到的2005年的社会调查中也能得到印证。如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80年代中期的苏联需要改革(认为不需要的占45%),但对改革失败原因的众多选项中,选择“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失误” 的人最多,占被调查者的44%;在“应如何改革”的众多选项中,认为改革“不应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最多,占被调查者的33%,而赞成改革应“更坚定不移地加速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场推进”的人仅占12%,同时,完全支持今天(应指2005年俄罗斯政府推出的社会领域改革。——笔者注)的改革的占 7%。换句话说,今天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仍认为,上世纪80年代苏联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不意味着国家瓦解,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主要责任。同时,在今天的俄罗斯,支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的人比主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的人多得多。当然,对苏共当年“能否成为改革的主要力量和先锋队”仍存争议,认为不能的占57%,认为“苏共可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新并成为改革的先锋队”的占38%,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在80年代后期自身的涣散使其丧失了历史机遇,葬送了人民憧憬和希望的改革。
三、苏联解体的后果及其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启示
今天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呈现一个新的特点,即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而是把苏联解体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联系起来。原因很简单,苏联的解体以及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给原苏联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要从苏联解体和改革的教训中得出启示,重新选择能使民族国家振兴的道路,以迎接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学者们提到,当今的俄罗斯社会对苏联崩溃、社会价值体系和苏联人民统一的思想体系的解体造成的后果,正在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通过冷静的反思,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路。这一点从民意调查中也能得到证实。如在“应该从改革的经验和实践中汲取的主要教训”的众多选项中,被调查者选择“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路,同时借鉴而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的人最多,占59%。
那么当前俄罗斯社会是否选定了未来的发展道路了呢?学者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即俄罗斯仍处在抉择之中。舍甫琴柯在论坛上谈到,近年来,一种本能的、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意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要求保存和加强国家的完整性,要求国家政权对未来提出新的战略构想。但问题在于,在社会意识中形成了几种关于俄罗斯国家未来的战略构想,而且这些构想彼此之间不能很好地相容。在他看来,目前俄罗斯面临三种发展道路的抉择:一是继续沿着边缘化的资本主义走;二是成为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一个独立强国,它具有左翼的、以另一种全球化模式为基础、坚持世界的社会公正原则的思想体系;三是建立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思想体系、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的俄罗斯国家。社会中提出这三种发展道路的思潮正在进行着较量,每一种思潮都代表了某种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这一较量远未结束,其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因素。他认为,主张激进自由主义的人仍存在,这种思潮对俄罗斯国家的前途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它只能使俄罗斯被边缘化,而“被边缘化的资本主义永远是依赖性的、落后的、畸形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俄罗斯只有摆脱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才有前途。因此他主张俄罗斯选择第二条道路,即具有左翼思想体系的多极世界中的独立强国道路,坚信这条道路能使俄罗斯在长远的未来成为富有生机的和富足的国家。至于西方关于俄罗斯回到欧洲的建议,舍甫琴柯说:“他们欢迎俄罗斯,但俄罗斯还没有决定要走哪一条路呢。历史的大门仍是开着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相信我国这条路上的路灯会亮起来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4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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