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大选看「左、右」政治
文◎林深靖
2007年的法国，历经了4月的总统大选和6月的国会大选。其间，出现右翼的总统邀请左翼的重量级人士入阁；原属右翼政治领袖的巴伊胡（François Bayrou）自组中间偏右政党，投入总统大选，尔后，在国会大选中，又巧妙地「向左转」，以出奇的战术为左翼保住了几个关键性的滩头堡；而向来被视为左翼龙头的社会党，又不断遭受来自在野左翼的质疑与挑衅......法兰西传统的「左、右」政治区隔，历经今年的两次大选，似乎已显疲态，逐渐失灵。法国政治的「左、右」分野，究竟从何而来，未来将如何发展？
在政治上﹐左右的分野首先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期间。1789年7月14日﹐蜂起的群众攻陷象征王室权威的巴士底狱﹐这是人民从绝对王权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开端。革命迅速蔓延﹐不仅法国农村的封建社会结构和皇家统治机制迅速瓦解﹐几乎所有欧洲的王室的专制体制都面临革命的威胁。
在法国，国家决策的核心和政治势力的角逐很快从王室转移到议会之中。经过三级会议﹑国民议会到制宪议会的组成，代表不同利益或势力的派系和集团逐渐成形。尤其在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之后，议会为了是否维持君主制并赋予国王否决权展开大辩论，并因此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集团。其中以教士﹑传统贵族和保守金融资本家为主的保王派集聚于议长右侧的席位﹔议长的左侧则汇集了有进步思想的年轻贵族，自由业的代表以及激进的中产阶级，他们倾向于与"旧体制"彻底决裂。
当时议会四周的柱廊相当宽敞，开会期间容许民众络绎不绝地进入旁听，甚至在默许下一般民众也可以在讨论时径自插言，这样的议会多少有群众大会的性质，而每一个议员都要直接面对群众，其主张和属性一目了然。政治上的左﹑右阵营自此成形。相对于右翼既有的权力位置而言，左翼的基础较为单薄，因此他们特别需要以较贴近基层百姓的主张去获取旁听民众的奥援，甚至在议会之外透过发行报刊和街头演说扩大其群众基础。因此，左翼在本质上即有反体制和群众化的倾向，相对于巩固保守势力和维护既得利益的"旧体制"，左翼要求的是一套进步的替代方案，而且这一套方案必须能够反映社会基层的需求，消除体制化的压迫与剥削。
在历史的发展上，左翼的主张日益鲜明，力量逐渐壮大。譬如法国自1792年二次革命建立共和以来，君主立宪制度崩溃，王室﹑贵族和教会的流亡者意图藉由欧洲其它国家保守势力的干涉，夺回政权，恢复旧体制。原来主导革命的势力区分出两股主要的派系，其中右翼是以商业发达的吉伦特省代表为主的温和自由派，他们主要是富商和地方资产阶级，被称为吉伦特派﹙Girodins﹚，于共和初期掌握了议会中的多数。左翼则主要是由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领导的激进革命派，因其巴黎的聚会点是在雅各布宾修院，遂以「雅各布宾俱乐部」﹙club des Jacobins﹚的名义向全国扩散。
其入会条件是﹕「凡热爱平等，珍视人权，本能地保护弱者和被压迫者，乐于尊重他人」者皆可加入。两大政治派系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主政的吉伦特派甚至调动警卫队，对雅各布宾党人进行逮捕和镇压。1793年五月底，雅各布宾领导法国最基层民众「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发起暴动，于六月初迅速推翻吉伦特派，取得政权。
左翼势力主政后，随即通过新宪法。与1791年宪法比较，除了君主立宪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差异之外，主要的是取消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有一定财力的公民才享有投票权﹚的划分，代之以男性公民的普选权。雅各布宾党人并主张把做为宪法前言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做必要的修改，其中最主要的变动是﹕将「平等」列为最重要的权利，其次才是「自由﹑安全﹑财产」﹔在自由权方面，增列了「反抗压迫权」和「起义权」，认为「当政府侵犯人权时，对于人民来说，起义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在社会经济方面，强调任何公民享有「劳动权」﹑「受救济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并规定这些权利应由国家加以保障和实现。
1791年宪法强调自由和个人权利，1793年宪法则更强调平等和社会权利。而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在修宪过程中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主导政局的罗伯斯比尔曾发表演说，指出悬殊的财富差距是罪恶的根源，主张对私有财产既要保护，也要加以限制。财产的享有和支配，必须服从于社会和公共利益。1793年宪法后来虽因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是政治上"左翼"的基本主张，已可约略窥见其雏形。
进入十九世纪，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都有重大的突破，于是生产规模日愈扩张，资本大量集中，金融市场活络异常，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成为旧体制瓦解后，新社会中的"新兴贵族"。他们不仅掌握了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同时也是政治领域中最活跃的一股势力。
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不择手段，竞以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大量增产﹑降低成本来提高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却导致劳动世界的非人性化。雇庸劳动者被束缚在工厂生产在线，成为大老板积累财富的工具，却无缘分配生产所得。这种生产关系对广大的工人而言，是新的镣铐。旧体制瓦解后所释放出来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对他们而言，只是空话，因为现实的生存环境并不允许他们有能力和闲暇去享用。他们变成一批「除了锁链，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马克思语﹚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将这种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定义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相当于过去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的阶级压迫。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说﹕「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就如同《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启蒙时代思想发展到颠峰的产物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颠峰的产物。前者宣告「旧体制」的结束，后者则是新的生产关系中被压迫者权利意识觉醒，并采取联合抗争行动的起点。
工业革命导致「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意识的觉醒，早在1830年代，组织工会以及配合公会进行罢工已成为工人阶级与雇主进行抗争的主要手段。在欧洲，劳工运动与雅各布宾主义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英国知名的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认为雅各布宾主义是指"一套由法国大革命渗透给有思想﹑有信心的穷人的抱负﹑经验﹑方法和道德观念"，劳动贫民从受难者成为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现在举止高雅者专属场合的人，现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们需要尊敬﹑承认和平等地位。」
十九世纪前半叶，劳工运动与雅各布宾传统的结合形成欧洲左翼势力的特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左翼议员和劳工代表共组临时政府，宣布建立第二共和。群众涌上街头，要求颁布劳动权法令，保障劳工生活，要求成立劳动部，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同年，德意志各邦纷纷出现城市劳工结合农民的起义，奥地利发生工人联合学生的反政府大示威，意大利继西西里武装起义之后，各地工人和手工业者群起示威。除此之外，捷克﹑匈牙利也都卷入了革命的风潮。
1848年蜂起的革命，都不约而同地要求改变既定体制，成立反封建﹑反剥削的替代性政权。群众的努力和牺牲，使得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得以进入政府，参与决策。然而，在现实上，革命的成果却也大多为资产阶级所接收，并在掠夺革命果实之后，反过来将无产阶级视为威胁其统治权的敌对力量。马克思在具体分析1848年的革命经验之后，指出真正的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任务"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1848年之后的左翼运动已不可能没有社会主义的内涵，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分析更成为左翼运动所不可或缺的资源。十九世纪上半叶，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等社会主义先行者，对劳工运动已有一定的启发﹔十九世纪下半叶则是社会主义思潮百花齐放的年代。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还有不少实际投入到劳工运动，抗拒压迫﹑剥削，并试图改变既定体制的行动者和思想家。如布朗基﹑拉萨尔﹑蒲鲁东﹑巴枯宁，及至稍后的伯恩斯坦﹑拉布里奥拉﹑考茨基等人，都对十九世纪中叶到晚期的劳工运动和各国左翼政党的组成，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之间对于社会性质的分析﹑组织动员的方法和终极目标容或有歧见，但是对于弱势者的团结抗争，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吁求，并在压迫性的体制之外寻求进步替代方案的努力，基本上立场是一致的。左翼以这些特质而发源，而集结，而扩散，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发展为国际性的政治﹑社会运动。
当今，关于法国政党「左、右」分野的问题，或者左翼政党「真左」或「假左」的争执，或许应该回归到左翼祖师爷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提示：「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这种「建立新社会」的志气与愿景，应该就是判断当代左翼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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