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理论评析
：刘振江
在当今世界，除了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之外，还有美国等国家推动和主导的第三种全球化，即“民主和人权全球化”。从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角度看， “民主和人权全球化”是西方近代以降的普世人权观与大国资本利益相结合的真实写照。
一、“民主与人权全球化”理论的提出
美国国务院1999年人权报告的导言明确提出“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的主张，强凋要促进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权。报告以权威者的姿态教导全球的人们： “今天，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几乎千篇一律地将全球化说成一种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实际上，在新的千年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世界性的语言：金钱、因特网以及民主和人权。”报告将“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称为未受人们注意的“第三种全球化”，这是由公私双方行为者共同编织而成的跨国人权网。在同一个文本中，美国没有忘记宣布：“美国作为促进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权的领导者，美国在建立跨国人权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美国真正的人权外交始于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政治学家戴维·福塞希指出，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政策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基凋，很少考虑人权问题。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要求把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因素，试图改变完全出于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考虑而制定的外交政策。卡特政府把人权说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承认联合国有关文件中提出的人权内容。①卡特政府把人权说成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的意义非常重大，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言：“我强烈地认为，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加以着重强调将能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使美国忠于最能反映美国的本质的这一观念，将是回答苏联在思想意识上的挑战的最好的办法。”②当然，美国实行的人权外交，始终具有很强的选择性，一是针对那些与美国作对的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威胁的国家，二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对那些与美国友好的独裁国家的糟糕的人权状况则视而不见。对此，戴维·福塞希的一席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当卡特考虑到索摩查臭名昭著的人权记录而努力把它从尼加拉瓜的权力上拉下来时，总统听任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引人注目的对人权的践踏（原因很清楚：美国汽车不用香蕉来开动！）”， “里根一班人批判它（卡特政府。——作著注）破坏了友好的独裁政权而未对共产主义违反人权的现象给予充分的注意”。③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继续推行人权外交，直至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民主和人权”全球化战略。
二、“民主与人权全球化”理论的主导思想
“民主和人权”全球化战略有其主导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干涉主义。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给其对外干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精心炮制出了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干涉主义论凋，并推行全球。1999年4月22日，在以美英为首的北约向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发动猛烈空袭期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讲话中，为证明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而提出一项处理国际事务的崭新理论——新干涉主义。布莱尔表示：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要为我们积极介人他国人民的冲突提出正当的理由，不干涉主义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并不想轻易抛弃这项原则，但不干涉原则必须在一些重要方面加以限定，国家主权并不比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我们的价值观的传播会增进我们的安全。他声称科索沃战争并非是为领土而战，而是为捍卫人道主义准则和价值观念而战。这种人权外交旗帜下的武力干涉，实际上恢复了当年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政策”。
第二，以宣传“普世人权观”为目的的跨国公民社会运动。“跨国公民社会运动”是指建立由美国领导和操纵的国际人权组织和开展普及美国人权观的跨国社会运动。“跨国公民社会运动”的开展是由美国和苏联于1975年签订的《赫尔辛基条约》引起的，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过巨大的作用。苏联签订这一人权条约时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纸上义务”的策略，但是，这个条约埋下了苏东剧变的种子，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人权组织由此合法化，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活动变得更加活跃，这对苏东剧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布热津斯基曾直接明了地说过：“积极宣传尊重人权还为更直接地进行争取民主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活动有助于使独立性越来越大、政治色彩日益浓厚的公民社会在现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不断成长壮大。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进行和平移交权力的谈判。”④由此，美国希望在21世纪开展新的“跨国公民社会运动”，通过电视等媒体重传普世人权观，由国际人权组织来监督他国的人权状况，动员该国人民同违反人权的现象作斗争，以达到普及美国人权观念的目的。
三、“民主和人权全球化”与大国资本利益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美国主导和推行的“民主和人权”全球化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人权理论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即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现代国家政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现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⑤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这一观点时，他们还只是从特定的民族国家中在物质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要在精神力量上占统治地位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从资本全球化的角度来说明精神产品的全球化。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开拓的世界市场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知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种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⑥把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方面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所极力宣扬的“民主和人权”全球化同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经济全球化之间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派生关系。而“民主和人权”全球化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独霸全球的大国资本利益。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有意地装聋作哑，或者为其大唱赞歌，则实在是一种悲哀。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伦·伍德在其《资本的帝国》一书的序言中把现今的布什政府追求的“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无需借助于政治统治而树立经济霸权”的做法称为“资本帝国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埃伦·伍德在该书的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人讨论美国的‘帝国主义’问题，都很容易受到质疑：美国没有直接统治或占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这个事实的确是给‘新帝国主义’定性的困难之处。”埃伦·伍德指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资本帝国主义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出现了这样的理论雏形，即：不把帝国看作是征服甚至是军事控制及政治裁判权的化身，而仅把其作为纯粹的经济霸权。约翰·洛克，如前文所述，最为透彻地揭示了这一新的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殖民剥削理论回避了政治裁判权及一股政治势力统治另外一股政治势力的正当性的问题。在他的财产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变成了一种直接的经济关系，尽管这种关系需要有暴力予以培植和扶持。”⑦这里所讲的洛克的殖民剥削理论，指的是他设计的一套关于“无主财产”的劳动理论。埃伦·伍德指出，这套理论不仅可以说明园内驱逐农民和圈地的合理合法性，它同样还可以说明对殖民地进行掠夺的合理合法性。
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埃伦·伍德认为，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诸如“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 “民主短缺”、 “生态恶化”等问题之所以存在，并非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或者是因为全球大公司是极其罪恶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全球的——是由某些系统的法则推动的，包括诸如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资本积累原则，这些法则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先，把‘利润’置于‘人民’之上。……这些强制性法则也要求资本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不论‘全球化’如何强化了这些法则，它都是这些法则的结果，而非原因。”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这些法则驱使资本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其后果则是资本全球化。但是，资本主义法则在进行全球化的过程中，它并不总是不遇到阻力而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常遇到一些所谓的“无赖”或“邪恶”国家的阻挠。因此，埃伦·伍德指出，资本主义法则越是变得具有普遍性和全球化，它就越是需要一个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可靠的地方政权体系。所以，“一直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甚至要人为地制造一批地方国家政权以使其发挥资本主义‘导流器’的作用。”⑨在《资本的帝国》中，埃伦·伍德没有涉及“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的问题，但她的上述观点，、使我们很容易看出，与资本主义法则的普遍化和全球化相关联的则是“民主和人权”的全球化。因为她所讲的资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具有“普遍性”的可靠的地方政权体系，实质上就是按照美国式的民主建立起来的，而只有这些国家才能够真正发挥资本主义“导流器”的作用。所以，埃伦.伍德在《资本的帝国》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如布什政府所追求的不可理喻的政策可能是某种急剧典型性的疯狂；果真如此的话，这种疯狂不仅牢固地扎根于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而且也是牢固地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体系之中的。”⑩
因此，“当美国把人权的普世价值和自己的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将追求对整个世界的战略控制等同于为全世界人民谋求自由时，一种危险的僭妄已经出现了。就像个人宣称他能代表上帝那样，当一个国家敢于宣称它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利益时，那么，它的国家意志中无疑已经附着了恶魔性的因素。”⑾
对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也给予了承认，他说：“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裁是帝国主义。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其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合法性。……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人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人侵则不子理睬。”⑿
注释
①③沈宗灵，黄妉森：《西方人权学说》（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②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④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⑥⑦⑧⑨⑩埃伦.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⑾许向阳：《人权的普世价值与超级大国的战略利益》，《学海》，2004年第4期。
⑿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版。
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杜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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