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大打文化战意图何在
从美国最近的动态来看，一个最值得深思的标志是任命前中情局局长为国防部长，这是历任总统都没有过的举措。提起中央情报局，人们往往会把它跟以下事件联系起来：1949年的希腊新法西斯政权、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军人政府、1959年的黎巴嫩长枪党武装、1961年的古巴猪湾事件、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军人政权……其实，在组织策划这些“杰作”的同时，中央情报局还肩负着另外一项使命。据最新解密的档案显示，中央情报局对文化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渗透，实际上操纵和指挥着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
中情局是文化战司令部
在美国，作为文化战总司令部的中情局，用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先生自已的话说，就是“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其实早在冷战之初，中情局就承担着文化战的使命，所以不同的是，那时还不规范。诚如《洛杉矶时报》2000年4月9日刊登的文章《间谍与文人一一中央情报局是怎样迷上文化的》评论的那样，创立中央情报局的本意，就是为了“文化战”或“文化冷战”。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很明了：“心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我们的真理。”
1993年。成立不久的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明确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文化战。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小布什真正意识到空前地加大文化战力度和规模的重要性，于是，文化战逐渐演化为民族斗争的核心形式。在这种斗争中，文化兼有战略性和协同性的双重意义。
“战争是文化的继续”
民族的存在决不仅仅是DNA的延续。DNA标志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人则是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结合体，而社会的人的行为依据的核心又是民族文化。因此，我们说，民族存在还必须有又一个指标，那就是民族文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民族战争的最深层较量是文化。
一般说来，迅速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计谋和军事实力；再久一些见分晓的战争打的是经济；而再久一些的战争打的是政治；而相对最久的战争打的则一定是文化。因此，文化战是最深层、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战争。所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不过对这一原理的中级认知，文化战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民族战争，文化战不仅可以“兵不钝而利可全”，文化战还可以是武力战的前导，而且还是最节省、最有效的前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对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空前规模的文化战掉以轻心。
“文化霸权论”奠基人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表现为国家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力量，加强并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发展过程。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会集中在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正在崛起的、代表儒家核心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将是美国所认为的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威胁。
警惕文化战
今天，中国所遭受的美式文化打击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已经进入民族自信和科技自主创新，以及民族的社会构成一一文化的剿灭阶段。所谓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厌弃民族文化和盲崇美国文化，从而造成国人对民族文化的逆反心理，从而造成国货的“负广告状态”和洋货的“自动广告状态”，从而造成民族产业的非经营竞争劣态。所谓负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时该商品处于被人嫌恶的状态，而做广告后才有望进入自然销售状态。所谓自动广告状态，就是商品未做广告就具有已做广告销售效果的一种营销状态。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的企业通常是“不战而胜的”。
在经济层面之外，海外敌对势力在强大的财政支持之下，对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进行着疯狂的打击和剿灭。为了打击我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他们把我国几十项带有原创性质的科研成果打成伪科学，就连获得国家科举进步一等奖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科研成果也没能幸免。
为了剿灭我国的民族文化，他们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把中医学诬蔑成伪科学，可谓一石三鸟：其一，他们打击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一中国哲学，《黄帝内经》是中国哲学的生动表达形式，打倒了中医，自然也就打倒了作为中医精髓的阴阳五行思想，从而也就打倒了中华文化；其二，中医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也是以形象逻辑为核心的科学方法。中华民族要想复兴，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维方式并结合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才可望实现。打倒了中医学，也就打倒了刚刚有复兴趋势的东方独有的科学方法，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其三，中医的复兴以及中医在海外崭露头角，使得西方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医学，西方的医疗医药经济才能保持垄断地位。
文化进攻是最歹毒的进攻，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全民族对文化战的认识，为建立强大的文化大军和打好文化保卫战做充分的准备。
“无恐不入的”美国文化
恐怖电影，从爱迪生开始
尽管电影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世界上第一部恐怖电影是欧洲导演乔治•梅里1886年的《恶魔的房子》；但在普通观众心里，恐怖电影的帷幕却是1910年才拉开的：这一年，著名的爱迪生把同样著名的吸血伯爵德古拉搬上了银幕。
上世纪30年代，恐怖电影开始在好莱坞盛行，尤其是环球电影公司，他们把一系列成功的恐怖故事搬上了大银幕，包括《木乃伊》《科学怪人》《狼人》等。
到了1950年代之后，由于科技的戏剧性改变和心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重视，恐怖电影的题材开始拓宽。首先出现的是科幻恐怖片：恐怖的来源由怪物变成了外界的威胁，包括外星人的入侵以及动植物的毁灭性变异等。
紧接着，恐怖电影开始跨越恐怖和惊悚之间的界限，在《精神病患者》中，恐怖的载体首次是一个正常人类。这种后来被称为人格恐怖电影的类型片蔓延了整个20世纪，《沉默的羔羊》也属于此类。
随着美国制作规则在1964年的取消和低成本电影带来的持续经济利益，加上公众对于神秘事物越来越着迷，70年代美国的恐怖电影进入黄金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恐怖电影的原创力开始下降，之前成功的恐怖电影都推出了续集。虽然在血腥暴力上超越从前，但没完没了的续集毕竟令人厌烦。
恐怖艺术，达利领军
如果说花样翻新的恐怖电影代表着美国恐怖文化在商业领域的成就，怪诞尖锐的恐怖艺术则让它在小众范围里获得了许多精英人士的追捧。
在造型艺术领域，从达利开始的美国现代艺术家不断尝试各类恐怖怪诞的题材，以求取得令人过目难忘的视觉效果，例如在达利的代表作《内战的预告》中，作品的基本元素就是破碎的人体。
更为著名的是美国的恐怖音乐，包括恐怖庞克和恐怖摇滚在内的恐怖乐队通常都会在他们的歌词中讲述关于恐怖电影、恐怖小说的故事。
另外不得不提的还有恐怖文学。在美国不算太长的文学史上，恐怖小说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从文学大师爱伦坡开始，上世纪20年代，洛夫克拉夫特开创“宇宙恐怖小说”先河，1950年代后，罗伯特布洛克的《精神病患者》、艾拉莱温的《恶魔圣婴》等经典恐怖名著又开启了现代恐怖小说的序幕。
1970年代，“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隆重登场，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能发行百万册以上。此后，迪恩孔兹等作家也投入到恐怖小说创作的大潮中来。到今天，美国甚至有了专门的“恐怖小说家协会”。
恐怖游戏，美国是首发地
恐怖游戏并非美国独有，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著名的电子游戏都是全球风靡，不过美国往往是这些恐怖游戏的首发地和最大的消费市场。
最早的恐怖游戏一般被认为是1992年发行的《鬼屋魔影》——游戏设计者按照近乎电影布景的设置来表现阴郁的环境，在电脑486的年代完美表现出了“鬼屋”的恐怖气氛。
1996年，CAPCOM公司推出《生化危机》，在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套，成为游戏史上的奇迹，还被好莱坞搬上银幕。此外著名的恐怖游戏还有《恐龙危机》《钟楼》《寂静岭》等。
这些恐怖游戏基本都属于生存恐怖，玩家通常置身于一种幽闭的环境中，在一群不死的或者有超自然能力的敌人中求生。而游戏研发者会利用多种技术去扰乱玩家，使他们倍感脆弱和恐惧。
美国的恐怖文化是如此发达且畅销，犹为可贵的是，美国人似乎能把一切当下的新鲜元素、国外的优秀作品，都吸收到自己的恐怖文化中来，为之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这几年来，欧洲、日本乃至香港的经典恐怖片都已经被好莱坞进行了翻拍。而在美国恐怖文化的发展演变中，你更能清楚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技的发展与困惑、外太空的探索、越战的反思等等，无一不反映到各类恐怖题材的作品中。
恐怖文化中的文化焦虑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恐怖叙事显得温和淡然，缺少足够的感官刺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形成一种寄托着下层百姓多姿想象与自由精神的民间信仰。表象繁荣背后的事实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往往是火苗一扑闪，狂风一吹，落入沉寂。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怖还要归结于传统儒家正统文化的强势影响。
“子不语怪、力、乱、神”，着眼现实是孔子的一贯思维。《论语•先进》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继续发问：“敢问死？”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基本上排斥鬼神之事，只要学生稍一涉及，立马回击，不留余地。
孔子的态度为文化正统所膜拜，而不谈论鬼神之事，恐怖文化就失却了赖以存在的根基。
但“恐怖”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心理反应，恐怖文化也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甚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当代社会，鬼神与灵异崇拜的心迹也依然随处可见。如今在全球风靡的恐怖文化产业，所体现的正是人类古老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延续。
另外，恐怖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焦虑。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决定了恐怖文化的内容，它是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一面镜子，在恐怖的幻影背后，模模糊糊显现出来的是某个特定人群自己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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