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五）
丁一凡
美元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经济受到重创，美国却大发战争财。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看到了建立美元霸权的机会，便挑头召开了一个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会议。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实力，促使与会各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方案，达成“布雷顿森林协议”，决定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后来被关贸总协定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美元—黄金挂钩的制度，l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其他各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上下浮动不超过1%。
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黄金的代表或等价物。由于各国货币都通过美元间接地与黄金挂钩，美元便取得了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地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种霸主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首先，它使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但其偿还债务却是不对等的或者干脆是不负责任的。美国举债是以美元计值的，当美国的外债太重时，它可以操纵美元贬值，既减轻其外债负担，又可刺激出口，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例如：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美元大幅贬值，美国的债务约减少了三分之一。此外，由于美国投资环境比较稳定，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比较高，在美投资能带来较多利润，所以许多人都想在美投资。而大量美元资金流入美国，美联储可以维持较低的利率，反过来又刺激经济增长。
其次，一般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它需要调整经济政策，否则它的外汇储备会耗尽，汇率会崩溃，所以它必须减少财政开支，约束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以努力恢复贸易平衡。而美国却不必这样做。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当美国出现外贸逆差时，美国政府可以发行更多的债券，也就是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以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将通货膨胀转嫁给了其他国家。这正是战后美国虽历经数十年的高额财政赤字却能保持经济状况安然无恙的主要原因。
再次，美元在海外大量流通还可以使美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铸币税”一词来自于封建君主制造货币的一种特权，指君主从制造、发行货币的成本与货币面值之间获得的利润差。铸币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税，因为它不是君主公开收缴的，而是君主通过发行货币获得的一种隐性好处，它与当政者故意搞通货膨胀获得的好处一样。政府搞通货膨胀就可以减轻政府的债务，因为政府债券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因此也有人把通货膨胀称作政府搞的隐性税收。过去铸币要用贵金属，货币的金属价值与面值有一定关系，但是货币中含有的贵金属价值要低于货币的面值，发行的货币越多，君主从中获得的利润越大。到了现代的纸币时代，造币的成本极低，货币发行量越大，货币发行当局从中获利便越大。因此，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时期独立的国家还是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陆续独立的国家，一旦获得执政的权力首先做的往往就是发行新货币。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可以获得很多铸币税，外国人持有美元资产，等于把自己的购买力“借”给了美国。据说，今天美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美元中有半数在国外流通，美国每年可以从中获利27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
因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使得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汇率得到巨大的好处。
譬如，美元升值，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增加，外国资本流入更多，美国可以得到几方面的收益：可以用外国资本弥补本国的赤字，美元坚挺，美国进口产品更便宜，这有利于维持美国的低通货膨胀率。而且，由于外来资本流入量大，美国可以降低利率。低利率有利于促进消费与投资，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高投资特别是在一些领先技术的领域投资会维持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与促进生产率提高，这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美元坚挺，美国公司的财富增加，对外购并其他企业的能力也跟着提高。
美元贬值对美国经济也有很多好处，它可以促进美国产品的出口，解决或缓解一部分国内结构问题，可以增强国内某些产业的竞争力，可以促进国内的增长与就业。美元贬值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把债务包袱分摊给其他国家，让那些美元资产储备国替美国分担债务。其他国家却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方面它们掌握的美元储备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它们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产品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
美元霸权也可以控制美国潜在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可以强迫那些竞争对手们保持合作的态度，因为美国可以影响市场预期，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比如，当有些国家处在增长周期的衰退期时，想用降低利率和货币贬值等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增长，它们就必须获得美国的合作。只有当美国配合它们的政策，不同时降低美国的利率时，它们的政策才能起作用，降低利率才能使本币贬值，同时刺激投资与增长。
美元霸权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发展中国家大多用美元借债，而美元债务的利息随美国的利率变化而变动。利率低时，人们借债不太考虑，但当美国决定提高利率时，那些没还债的国家就惨了。因为债务利息会随之而变动，偿还的利息一下子会增加许多。当出现债务期匹配的问题时，往往就会发生汇率及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因为里根政府大幅提高利率而造成的。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多储备一些美元，以防出现汇率危机。这些国家本来就没什么资本，还要付出很大的保持外汇储备的成本，而美国却从中渔利。
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韦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美国最有利，因为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认为本国金融市场不安全，只好到美国去投资，即使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回报率不高也罢，因为它比较安全。这也使美国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力扩大，因为美元的汇率及利率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美元霸权使美国政府开支无度，而随着美国债务的增长，西欧国家开始对美元产生了怀疑，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投机潮从20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到了70年代，越南战争的负担使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大。1971年，美国的外贸自1893年来首次全面逆差，黄金储备降至102亿美元，而它的短期外债却高达520亿美元。当年，国际货币市场上爆发了两次美元危机，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决定中止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美国与西欧盟国反复商讨，通过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安排，美元虽然中止了自由兑换黄金的过程，但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其他货币仍与美元维持较固定的汇率，尽管上下浮动幅度扩大到了2.25％。但到了1973年，美元再度危机，美国政府决定美元再度贬值10％，此后日本决定日元对美元自由浮动，欧共体六国建立了一套相对美元共同浮动的汇率体系。从那时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
然而，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而且美国的资本市场自由度大，所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仍是国际上最通用的货币。几乎所有能源与原材料商品都以美元计价，世界贸易中大约有50％使用美元来结算（也有人说占2／3）；在所有跨国贷款中，大约45％使用美元计价；在外汇市场上，以美元结算的占83％；金融衍生产品结算至少有50％是用美元；而国际证券发行的债券50％为美元债券；除此之外，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大约60％左右也是美元资产。这些数字都说明，目前美元仍然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
实际上，当今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与美国的金融霸权紧密相关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为何还能维持它的霸权地位。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实行了严格管制，市场准入的限制很多，美国国会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限制商业银行参与证券投资活动，实行分业经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资本市场的管理依旧，与欧洲资本市场相比，发展明显滞后。与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发展相比，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大萧条后，尽管这一措施控制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但在与欧洲全能型银行的竞争中，美国金融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自由化潮流，金融自由化也在其中。自由化加剧了竞争，一些不适应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倒闭（典型事例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危机和储蓄贷款合作社危机）。美国政府一方面建立了清理信托公司，并拨了5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来处理不良债权；另一方面则制定了新的金融机构规范，以避免更多的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改革了银行自有资金的规定，提高了各类银行的自有资产比例。银行自有资本提高后，应对不良贷款的能力增强，破产风险便相对降低。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一定水平的银行，政府可以勒令其采取措施增加资本或压缩贷款，而当自有资本比例低到无法改善的程度时，政府可以决定强行监管。美国政府还对存款保险费做出规定，自有资本比例越低的银行所付的保险费就越高。银行必须公开主要经营指标，储户根据这些指标判断银行的存款有无风险。为监视银行是否准确公开信息，政府配置了多达八千余人的金融检察官，对违反规定的经营者给予严厉惩罚。
竞争增强了美国金融业的能力。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后，美国金融机构大量兼并，数量大幅度减少，金融运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美国政府还放松了银行兼营其他金融业务的限制。为了增强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1989年以后，美联储通过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第20条做更宽松的解释，使商业银行（通过其作为一级交易商的附属机构）得以进入新证券发行市场，银行业证券化由此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空间迅速增大，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给各类风险喜好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或投机）机会，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由此得到空前提高。
美国资本市场吸引力提高，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现的危机也有利于增强美国“投资天堂”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危机”（第一次海湾战争、欧洲外汇市场的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科索沃危机，以及所谓“千年虫”问题等）使大量国际资本流向美国。这一系列危机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大量资本到美国寻找世界最安全的避风港。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 7 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
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支持着美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美国长达十年的繁荣。
外国资本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1982年，纽约股市上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875点，刚刚起步的纳斯达克平均指数只有196点。2001年，虽然经历了股市大跌和“9•11”恐怖袭击的影响，但道琼斯平均指数仍然在1万点上下徘徊，纳斯达克指数也在5000点上下徘徊。这里面外国资本起了巨大作用。1994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激增到1970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上升到2 280亿美元，而1999年仅流入美国股市的外国资本就达3520亿美元。在巅峰状态时，美国股市的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13.6％。
外国资本的流入填补了美国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从而导致“财富效应”。从1991年3月至2000年3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个人消费开支为主要动力，而个人消费能力的增加又主要是因为美国人在美国股市上的收益持续增长。研究表明：在美国，每100元股市收益中有2－4元用于消费。从1994年年中到1999年年中，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从24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在增加的14万亿美元中，有10万亿美元与股票价格上涨有关。而这一切又与外资大量而持续流入息息相关。由于股市不断上涨，持有股票的美国人认为财富增长，在住宅和汽车等方面扩大了消费，各类消费信贷大大增加。到1999年美国的家庭借贷增加了62％，家庭的住房信贷占居民房产价值的43％，而这个数字在1985年则为30％。在90年代的整个消费信贷中，银行的信用卡信贷仅在1994—1995年之间就增长了77％。长期以来，美国人的储蓄意识淡薄，借贷消费旺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1996年为3.l％，1997年是2.1％，1998年进一步降至0.5％，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98年第四季度，储蓄率则接近零。1999年还出现了连续数月的负增长。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国流入的资金填补。
外国资本的流入还帮助美国弥补了经常项目的赤字。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非工业化”趋势发展迅速，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因此，为满足旺盛的消费需求，美国只有从国外大量进口商品与服务，导致了贸易与经常项目出现越来越大的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约45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经常项目的失衡，需要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净收益逐年递减，1998年还出现了62亿美元的赤字，1999年这一赤字增加到185亿美元，因此，美国用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只有吸引大批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
美国自1982年起从国际资本输出国转为输入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0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额为816亿美元，外资流入额为1420亿美元。1998年底，外国人拥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就已经达到6．6万亿美元。按美国政府最新的核算方法计算，1990年时，美国可能还算不上是一个国际净债务国，但1997年时，累计的国际净债务已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到1998年年底，这一比重达到18%。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估计，到1998年年底，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约2％。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使美国的净外债高达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承受2万美元的外债负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提高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增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恢复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建了其金融霸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竭力在海外推进金融自由化，为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创造合适的外在条件。毫不夸张地说，美元今天的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金融霸权未来的发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在获取货币霸权利益时，还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义务。然而，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依仗着新金融霸权享受着更大的特权，而这次它却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随着美国金融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我们发现，有意或无意制造国际金融动荡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攫取更大利益的新形式。
利用“经济打手”控制世界资源
美国如何控制其他国家的资源？派军队直接干预，推翻不与美国合作的政权，扶植自己能够控制的政府，这些做法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成为世人皆知的事实。但是，美国还有一套更加隐蔽的办法．给一些国家设置圈套，让这些国家把自己的资源送给美国。2004年，一位名叫约翰•珀金斯的人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打手的忏悔录》的书，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历史，披露出美国是如何控制海外资源和操纵这些幕后交易的。
像珀金斯这样的一批“经济打手”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学校，兜里揣着各种文凭，服务于一些美国名牌咨询公司或国际组织，过着挥金如土的日子。然而，正是这些头上罩着耀眼光环的人在替美国大公司及政府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珀金斯在书的开头就写道：“经济打手是些高薪的专业人员，他们从全球骗到大笔的美元。他们把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署等其他外国援助机构的钱都集中到一些大公司的钱柜里及极少的富豪家族口袋里，这些人控制着全球的自然资源。他们的工具包括虚假的财务报告、作弊的选举、贿赂收买、敲诈勒索、美人计和暗杀等。他们玩的游戏与帝国一样古老，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一游戏的规模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珀金斯将此书献给死去的两位总统，他们是厄瓜多尔的总统罗尔多斯•阿吉莱拉和巴拿马的总统托里霍斯。这两人都是在激烈的枪战中丧命的，但珀金斯说他们的死不是偶然的，而是被暗杀的，因为他们胆敢反抗美国公司、银行及政府的旨意。珀金斯作为经济打手，没能成功地让他们就范，而那些在他们身后的其他打手、那些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打手就接过去了。
珀金斯刚入这一行，就受到一位女士的教导，他们终生可以享受花天酒地的特权，但进去后绝对不能泄密，绝对不能再转行。那位女士告诉他，经济打手的主要任务有两条：说服接受外援的国家把大笔的援助再承包给一些美国大公司，让它们帮助设计那些大工程；然后，在它们付过钱后，要想办法在财政上搞垮那个国家，让那些受援国成为贷款国的控制对象。因此，当美国需要特殊的支持时，比如要设立军事基地，要在联合国投票时得到支持，或者要得到石油及其他自然资源时，这些国家就会乖乖地服从命令。
那位女士告诉他，经济打手是个很小的圈子，付他们高薪是要他们从全球各国骗取无数的美元。他们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把各国的领导人都拉进一个对美国贸易有益的网络。最终，这些领导人将会被引进债务的陷阱，他们不得不俯首听命，想要他们到哪儿就得到哪儿，他们只能满足美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要求。当然，这些人也能得到好处，能向他们的人民吹嘘，他们从美国引进了工业园，引进了发电厂，建造了公路和飞机场。同时，承包这些项目的美国公司也都发了财。
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这些经济打手的重要性，美国的情报机构很早就去各名牌大学物色未来的经济打手，然后这些人将被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所雇用，而不是美国政府。一旦他们做的脏事败露了，美国政府就可以把责任推到公司头上，说那是公司贪财的行为所致，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其实，雇用这些人是政府的机构间接付的钱，但通过那些国际银行走账，躲过了国会的监督和舆论的视线，还受到一系列法律的保护，诸如商标法、国际商法或信息自由法。
这些经济打手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们首先要替目标国做一些经济增长的研究，比如作为不与苏联结盟的条件，美国可以向某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可以用来建电站、修公路或建设通讯设施，他们将比较这些项目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关键是说服该国的领导人使他相信这些项目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项目中说不出口的暗示是，合同签订者将得到许多好处，会使那些受援国的某些大家族得到巨大的利益。然而，那些预计的经济效益都是诱饵。增长研究可以用各种复杂的模型来说明未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可以让一些国家的领导人“馋”得垂涎欲滴，但这些效益未来却根本无法落实。这些项目一旦上马，那些国家就背上了巨额债务的负担，而且债务越大，这些国家越要听美国的指挥。
美国在拉美及非洲的做法有时很隐蔽屈为他们能动员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为一些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尽管许多项目设计得很不合理，一旦上马后很快就失败，但承包这些项目的美国公司却拿国际机构的援助资金发了财，而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一些在世界银行等机构工作的第三世界国家职员把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气愤得不行。他们说，那些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上来就颐指气使，全然不顾他们这些在世行工作过几十年的人的经验，设计的方案漏洞百出。这些项目上马后根本就不会有效益，但那些设计者们本人赚够了咨询费，早已远走高飞。然而，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有很深认识的职员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里却永远是为他人服务的，他们人微言轻，只有在底下泄泄私愤的份，骂骂人而已。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组织职员们知道这些事情的不合理性，但他们以为是那些美国的援助计划设计者们不称职，却不知道美国是故意这样做的，是为了从政治上“套”住那些资源生产国。直到珀金斯揭露了这些事情的真相，人们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才看出了美国利用“经济打手”的秘密。
经济打手们用债务陷阱可以控制那些资金短缺而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对那些不缺资金的国家却无法用同样的手法。于是，他们便想出了另一套办法，同样可以把这些国家“套’”住。珀金斯当年的公司就承担了帮助沙特阿拉伯设计发展规划的工作，他作为该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被告之要想出办法，创造性地把沙特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他需要找到办法，把沙特阿拉伯巨额的石油美元再转回到美国，并使沙特的经济越来越依附于美国经济，最终使沙特西方化，融入西方经济体系。
珀金斯知道，欧佩克组织的国家都强调它们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以提高自己出口的石油产品的附加值。于是，他便从这一角度入手，为沙特设计了一幅现代化的蓝图。他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沙特的发展需要多少电，多少公路，多少淡水，多少排污设备，多少住房，多少公共服务设施，等等。在这些设计中，他始终牢记他的真正目的是要使美国企业获利，要使沙特经济越来越依赖美国。其实，要把这两点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他拟定的计划需要不断地更新设备及提供后续服务，而这一切都需要美国公司的帮助。他甚至列了一个清单，指明什么部分应该分给哪些美国企业。
除了经济设计外，他们还为沙特准备了一些其他因素，使沙特钻进这个圈套就再也爬不出去了。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必然要引起周围一些国家的反应，保守的穆斯林们肯定会很生气，以色列和另一些国家会感到受到威胁，这就创造出了另一个市场，即沙特阿拉伯为保卫自身安全而需要的军火及安全保卫市场。美国有许多私营公司专门干这种生意，它们提供军火，训练军人，而且可以提供长期的后勤管理及服务。美国政府官员认为珀金斯的设计有很大的新意，因为在未来美国可以不用去设计巨大的债务陷阱，不需要类似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只要用珀金斯的办法就可以把这些资源富足的国家摆平。他们想到，如果沙特的例子成功，将来可以鼓励伊朗、伊拉克都学沙特的榜样。
当然，美国在为沙特提供这么多现代化服务的同时也提了一个条件，即沙特必须用它的巨额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而债券产生的利息则被美国财政部用来帮助沙特阿拉伯实现现代化。换句话说，美国要用沙特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润来支付美国公司帮助沙特实现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和城市建设等。一位美国中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普曼这样总结道：
富得浑身流油的沙特人将把他们的几十亿美元送给美国财政部，后者掌握着这些资本，直到沙特需要它们来支付那些售货员和雇员。这一体系保证使沙特的钱能回到美国经济中再生……而这一切又保证使委员会的经理们愿意搞什么项目就搞什么项目，根本不需要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专门派出了一名特使去沙特阿拉伯游说，以落实这些计划。说服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论据很简单，如果他们不同意美国的计划，那么伊朗摩萨德政权在没收了英国石油公司的资产后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他们同意，美国将保证这些家族在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在威逼利诱之下，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回答是不难猜出来的。
珀金斯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经济打手来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秘密，他犯了“行业”中的大忌，最后只好跑到南美亚马逊的原始森林里与那些土著印第安人为伍了。
控制全球石油供给
美国很早就意识到，谁能控制世界能源的来源，谁就控制了世界。因此，美国很早就把眼睛瞄准了中东，因为那里蕴藏着羊富的石油资源。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的石油公司就努力要在那里插一足，但因为中东那时还是大英帝国的地盘，美国公司仅从当时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后来称为伊拉克石油公司）那里分得了一杯羹。
从 20世纪 20年代到 40年代，中东的石油生产仅占世界石油生产的 5％。但美国人坚信中东那里有大量没开采的石油。30年代，美国人在沙特投入巨额资金，扶植沙特的王室，建立了一个石油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乘英国虚弱之机，跟英国做了一笔交易：美国在战后把沙特阿拉伯收归已有，把伊朗让给英国人，美英两家平分伊拉克与科威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盟就是从那时起建立的，沙特向美国转让开采石油的特许权，为美军提供基地，而美国则向沙特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
美国与沙特成立的联合石油公司成为沙特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上缴一半利润，而且美国财政部对这部分收入不征税。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第一次访问中东时，对此感受颇深。他说中东的石油及其他矿物资源对美国的福利来说至关重要。
1973年10月6日，中东战争爆发。美国及西方盟国都支持以色列。为此，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决定报复西方国家，对参与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10月16日，伊朗与海湾五个阿拉伯产油国决定把它们的油价提高70％。随后产油国首脑们又在科威特城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伊拉克代表建议主要惩罚美国，号召其他产油国把美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对美国及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并把阿拉伯国家的资金从美国银行中撤出来。他声称，美国银行界对石油美元的依赖很大，阿拉伯国家一撤资就会引起像 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一些国家不太乐意采取如此极端的政策，但它们最后还是同意提高一些油价，一部分国家同意提高5％，另一部分同意提高10％。10月1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求国会给以色列再提供22亿美元的援助。第二天，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立即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的时间并不长，到第二年3月18日就停止了，但却给了西方经济深重的打击。沙特出口的石油从每桶1.39美元上涨到8.32美元；国际市场上的平均油价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石油价格暴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那次危机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4.7％，使西欧的增长下降了2.5％，日本则下降了7％。
美国政府认为，这类的石油危机再也不能爆发，他们便开始与沙特谈判。一方面，美国允诺沙特许多技术支持，给它提供军事援助并帮助它培训军人；另一方面，美国与沙特建立了一个美沙经济联合委员会（JECOR），这一机构与传统的国际援助项目不同，它是用沙特的钱来雇用美国企业来建设沙特。美国威胁沙特说，苏联正在从北方向阿富汗、伊朗扩张，最后一定会南下波斯湾，沙特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很难保证自己未来在阿拉伯半岛的存在。美国可以提供保护，但条件是沙特必须保证以美国可以支付得起的价格向美国出售石油，再也不许出现石油禁运的情况。此外，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或委内瑞拉等产油国采取石油禁运，沙特应该迅速填补禁运造成的损失，加大出口，以保证石油供给。而且，有了沙特这种承诺，其他产油国便不敢随意动用“石油武器”。
自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结成了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后，美国便利用沙特的石油保持它在世界市场上的控制与操纵能力，把石油价格波动作为它打击竞争对手和战略敌人的武器。在冷战时期，美国便利用沙特可以迅速扩大石油供给的能力，把石油市场的价格压低，以打击苏联出口能源换外汇的能力。
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从苏联入侵阿富汗起，美国扶植激进的穆斯林力量在阿富汗进行了一场“圣战”，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石油资金大量流入阿富汗，给反苏联的武装提供支持。苏联解体后，那些极端穆斯林又把矛头对准了美国，而沙特又是这些极端分子的大本营。被美国认为组织、策划了“9•11”袭击纽约世贸大楼的行动的本•拉登就是沙特人，而当天19名劫机者当中有15人是沙特国民。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怀疑沙特这个中东的盟友是否还对美国忠诚。然而，由于沙特的特殊地位，美国还不敢对沙特有太多动作。也正因为如此，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美国无法控制的萨达姆政权，换上一个美国可以控制的政权，对美国控制中东的石油供给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排名世界前四位的国家均已受到美国的控制，美国在这些国家驻有军队以保护美在这些地区的利益。据统计，已探明石油储量最大的前四名国家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和科威特，分别占世界原油储量的24.9％、10.7%、9.3%和9.2％。其总量占到了世界总储量的54．l％。美国如果能影响 54．l％的世界石油资源，它将基本上能控制世界原油市场上的价格，能对自己的战略对手施加巨大的影响。美国对伊朗频频发难，担心伊朗发展核力量破坏中东的势力平衡当然是重要借口，但彻底控制波斯湾的石油也是重要战略考虑之一。
在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军事力量借机渗透到中亚地区，一方面为了控制里海石油资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制其他国家进入中亚地区拓宽能源渠道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还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要在马六甲海峡进行巡逻，其控制海上石油运输线的企图昭然若揭。
在北美，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掌控了加拿大、墨西哥的油气资源。在西非，美国频频发动外交攻势，并谋划调兵进驻几内亚湾，以保“后备油库”的安全。所以，在世界能源领域，可以看出美国的霸主地位已基本确立。
英国的《金融时报》与墨西哥的《千年报》都报道说，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包括25个国家的“黑名单”。这份名单每半年更新一次，以决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美国政府的优先工作方向。这份名单包括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尼日利亚、苏丹等重要产油国。美国政府设计了一系列方案，只要形势需要，美国就可以对这些产油国进行军事干预。
据分析，当形势需要，美国政府会对这些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干预手段，以达到美国控制石油供给的战略目的。比如，在初始阶段，美国会在某个选定的国家周边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炫耀武力；随后可能采取禁运措施，给该国政府造成压力，并促使民众造反，推翻政府；同时美国会加强渗透，扶植它已物色好的反对派领导人上台，实现政权更迭；当其他目标都无法实现时，便会武装入侵，颠覆该国政权，重新组织选举，建立亲美政权。
美国是个石油消费大国，但它自己消费的石油毕竟有限，况且它自己也是个产油大国，还有许多尚未开发的油田。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财力与物力去控制世界的石油资源呢？
那是因为，美国很清楚，它如果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给，就控制了自己竞争对手的发展命脉。美国可以逼迫它的竞争对手与潜在的敌人都要与它保持“合作”，它要搞垮哪个对手就可以随时发起进攻，这样它就可以尽量维持它的霸权地位。
比如，美国对俄罗斯仍怀有很大戒心。苏联虽然解体，但俄罗斯接管了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其强大的核打击力量和常规武器装备仍然使美国很不放心。但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的出口依赖很大。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好转主要得益于世界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扬。据一些研究机构估计，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每上涨1美元，俄罗斯石油收入就会增加 10亿美元。
问题是，美国控制了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可以随时操纵油价下跌。如果俄罗斯再度威胁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美国仍可以利用油价来打击俄罗斯的经济。
欧盟的发展使美国人也担心未来的欧洲会成为美国控制不了的强大国家集团，因此卡住欧洲国家的石油供给，以能源换合作也会是美国的一大重要战略选择。
在伊拉克战争前，欧美因为在中东的利益不同，分歧公开化。法德公开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法国还威胁要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使用否决权，使美国发动战争的建议搁浅。尽管在2004年布什连选连任后，立即表示要与欧洲国家修好，但经过了伊拉克战争，美欧似乎都意识到，美国与欧洲的共同利益正在逐步消失。美国正在考虑如何才能遏制住“欧洲分离主义”倾向，而应对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还是利用能源来卡欧洲国家的脖子。
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能源消耗大国，而非能源生产国，其自身的石油消费基本靠进口。虽然欧洲靠近盛产石油的北海，而且受欧洲影响很大的一些非洲国家也是欧洲的石油供应国，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欧洲的石油供应来自中东。美国掌握着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又控制着海上石油通道，其对欧洲的影响不言而喻。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也在扩大。美国的当政者一直把中国当作未来的威胁，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会成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道路上的障碍。然而，中国的发展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迅速加大，因为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消耗的石油有某种很难代替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控制了全球的石油供应及运输通道，无形中就控制了中国的发展前景。美国可以运用许多手段去操纵油价，而油价的大幅波动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俄罗斯人认为这有可能是美国操纵的一场游戏，目标是拖垮中国经济。俄罗斯人对美国操纵国际石油价格的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当年美国就是靠石油价格作为杠杆来搞垮苏联的。俄罗斯一家媒体引用美国一著名咨询公司的负责人的话说，高油价对美国政府有利，特别是对美国政府的政治目标有利。按照俄罗斯人的分析，美国政府推动石油市场价格上扬有四种手段：政府可以说服本国石油公司限制采量，以减少国际市场上的供给；美国可以说服阿拉伯产油国限制产量；美国可以鼓励金融公司操纵纽约石油期货市场；美国政府在油价高位上仍然继续购进石油，增加石油战略储备，人为扩大国际市场上的石油需求。美国的这些做法推动国际市场上的油价不断上扬，但美国自己并未受多大损失。一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控制着采油国的大部分油田，享受着特殊的份额油价格，它们从加拿大、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国进口石油的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二是美元是石油交易货币，美国政府在促使美元贬值，所以它可以对冲掉石油价格上涨的因素。俄罗斯分析家认为，美国之所以推高油价，是因为美国的当政者在把油价当做经济武器来对付中国。中国需要每天进口300万桶石油，油价飘升使中国在原材料上耗资巨大，最终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美国能主宰一个全球帝国吗？
从苏联解体起，美国就有一部分智囊人物在策划如何保护美国在新世纪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进入21世纪时，美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布什当选，入主白宫。随即，那些致力于保持美国主导的战略便陆续出台，舆论界也出现了呼吁美国建立全球帝国的声音。
从“先发制人”到保持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这些似乎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美国要称霸世界、建立全球帝国的战略。而这些设计都来自一股被称作“新保守主义”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坛上跌宕起伏，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后发展成政治势力并逐渐扩大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风光过一阵，但90年代曾一度偃旗息鼓，直到布什当选执政才又重现美国政坛。新保守主义的复活与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构成了当今美国霸权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
新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强调美国单边主义的行动能力，他们自认是成功地毁掉了苏联帝国的设计者，因此喜欢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特别是发动意识形态攻势。他们一反传统保守主义相信的势力均衡的概念，认为只有主动向敌人进攻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从这一角度看，伊拉克战争只是他们向世界展示美国军事实力的一个舞台，是个“杀鸡给猴看”的把戏。然而，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美国在伊拉克似乎陷入了一场难以自拔的游击战。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自认美国的力量前所未有，是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帝国都无法比拟的，但伊拉克战争却暴露出美国的许多弱点，像“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小孩一样，天真地指出了皇帝身上什么都没穿。
美国单边发动伊拉克战争，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反而使美国主导世界的“软力量”遭到削弱。打伊拉克战争引起利益分配不均，美国国内的反对声不断壮大。伊拉克局势久久得不到平定，美国国内舆论越来越怀疑派兵去伊拉克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虽然被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局面拖得焦头烂额，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并没有放弃他们要把中国树立为美国假想敌的努力。他们这么做自有他们的逻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护美国霸权的需要。然而，维持全球霸权是一种无法企及的目标，新保守主义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用于遏制中国的努力越大，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就越大。
美国新帝国论
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当世界进入21世纪时，美国更觉得自己这种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那么不可一世。美国政策研究界和新闻评论界都在探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并建议政府根据这种特殊的地位来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美国的舆论开始公开议论“美国帝国论”，有些人公开主张美国承担起帝国的角色，认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式帝国主义”是维持世界秩序的最好保证。
美国人有很多忌讳字眼，如果不按主潮流说就是说得不对，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在战略与政策研究中，也有许多这种字眼，属于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的范畴。过去，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政治学中就是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词，人们都忌讳用它。美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把美国描述成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模式，因为美国革命与独立战争是反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美国的领导人受欧洲启蒙时代的影响，选择的是一条与欧洲大陆上绝对君主专制相反的道路。
但是冷战之后，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之际，美国的舆论突然感到时代不同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传统可以说由来已久，但美国人对美国的霸权一直三缄其口。直至21世纪初，美国的知识界似乎真正放下心来，公开声称美国就是霸权，而且美国的目标就是要使用各种手段尽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霸权。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尔与卡根在一篇共同签署的文章中说：“美国的霸权是唯一可以对付国际秩序与和平瓦解的武器，因此美国外交适当的目标应该是尽可以长时间地维持这种霸权。”美国人承认霸权是心理上的一种变化，说明“霸权”这个词已经不是贬义词了，在美国这种“善恶分明”的文化中可以说是一种较重要的变化。其实，英文的“hegemony”（霸权）是个很生僻的词，本身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在分析美国霸权主义时不同的人用的定义更是不同。传统的政治学把霸权主义看做国家或某种社会集团在一定地域的势力扩张行动，直到完全控制该地域，最终实行统治。历史上大国占领并统治整个地区的企图都被称为霸权主义，如法国与德国在欧洲都有过霸权主义的行径。也有人把霸权看做大国对支配某种体系的追求，最终达到只有一个国家控制整个体系及资源。意大利左翼思想家、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为“霸权主义”下过一个定义，认为霸权主义是指一种能支配人们的思想统治体系，既包括意识形态、主导文化价值观，也包括教育体系、传播媒介，使人无法以霸权主义体系以外的方法去思考问题。
当然，美国人喜欢用一些委婉的词语来代替那些“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词”，换一种说法，美国老百姓就不太反对了。比如，世人多数都对“霸权”一词没有太多好感，我曾问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人对“霸权”一词的感觉，基本上没有人对它有好感。但美国人则不同，如果说美国人不是那么喜欢这个词的话，也不讨厌它，甚至认为它是一种“科学”的词，正确地反映了国际社会中的某种状态。他们把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说成霸权，而且说从19世纪起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已经有了定论。客观地说，霸权只是帝国的一种委婉说法，它只是一种对美国帝国的比较婉转的描述。当美国主导舆论反对“帝国主义”时，“霸权”一词也不受青睐；但当美国的主导舆论不再忌讳“霸权”一词时，“帝国”一词似乎也不再遭人唾弃了。
美国舆论界有许多评论声称，美国已成为自罗马帝国以来在文化、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新帝国，尽管是“不情愿的帝国”。他们称，“新的帝国时代已经到来”，问题不是美国要不要寻求填补欧洲霸权衰落后留下的空间，而是美国是否承认或意识到它正在这样做。鼓吹帝国论的评论认为，只有当美国意识到这种情况后，才能更好地对此做出回答。
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预测美国帝国式的过分扩张会导致美国的衰败。如今，他又站出来说：“世界上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实力差距。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太费力；拿破仑的法国及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都要面对强大的敌人，且是一个多极体系中的一部分；查理曼的帝国只是扩大了一点的西欧；罗马帝国稍微再大一点，但同时还有一个大帝国波斯和另一个更大一点的中华帝国。而现在美国则是无与伦比的。在美国的内圈和外圈，大家都承认美国的实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最伟大的帝国都要更强大＂
美国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迪内希•迪索扎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尽管一些美国人不情愿承认这一事实，而批评者却已惶恐不安。”按照他的分析，美国与殖民时代的帝国迥然不同，曾经一度主导世界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西班牙帝国，以及伊斯兰帝国、蒙古帝国和中华大帝国，都是主要靠武力来维持的。英国人也靠十万军队来统治印度。但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并不只靠武力。美国虽然在中东和远东有军事基地，能对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真正的力量却远远超越了其军事实力。从印度到非洲，到处都流行美国音乐和美国的时髦标志，全球其他国家的人都想移民美国。不计其数的人在追求美国的技术、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也发表长文，认为美国与西欧国家应该重新审视帝国的作用，承担起帝国的作用，保证世界的秩序。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不太平，因为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太杂乱无章。他把当代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西方发达的“后帝国、后现代”国家；第二类是由索马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第三类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这样的“传统现代国家”。他认为，前现代世界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这些地区已习惯了社会混乱与战争。解决混乱的最佳办法是殖民化，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一种能带来秩序、依照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帝国主义。
马拉贝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当今世界的混乱要求美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否则破产的国家会增加，人口增长将失去控制，暴力行为将长期存在，而社会将走向衰败。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实行帝国式统治，将可能威胁西方国家安全的第三世界国家直接控制起来。他认为，非帝国式的选择特别是外国援助及帮助它们进行民族建设的努力都靠不住，所以新帝国主义的逻辑使布什政府很难不受诱惑。
总体看来，在美国兴起的新帝国思想主要反映出以下几种观念：
（1）种族优越论。大部分宣扬美国帝国论的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世界秩序太不安全了，而这种不安全产生的地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大英帝国就曾派兵镇压的地区。比如，《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员之一布特就撰文称：“惊人但并不偶然的一点是，美国面临军事干预的地方曾是几代英国殖民军队大举进攻的地方，是西方军队不得不镇压混乱的地方。阿富汗及其他陷入混乱的外国土地都在疾呼，要求开明的外国统治，而这些曾是自信的、穿着马裤、戴着太阳帽的英国人提供的东西。”这些要求美国在全球实行帝国式统治，并要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帝国托管的人实际上是把国家分成了几类，他们同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派一样，认为美国是最优秀的民族，有着最优秀的制度，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无法自己管理自己，是“失败”国家，重新殖民化是维持这些地区秩序的最好保证。美国应该挑起“新殖民化”的大任，欧洲国家应该帮助美国重建帝国体系，重新制定新帝国中的劳动分工，“美国人负责轰炸与战争，法国人、英国人与德国人承担临界地区的警察功能，瑞士人及北欧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应该预防附庸国勾结起来，让它们依赖美国，使那些进贡国俯首帖耳并为它们提供保护，防止那些野蛮人一起涌进来。”
（2）武力至上论。宣扬美国帝国的人都很崇尚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这种能力在世界上维持秩序。特别是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决定美国的战略要向“先发制人”方面转移，在发现了敌人的苗头后，就事先采取行动，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种方式与当年罗马帝国的方式有某种相似之处。罗马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兼史学家西塞罗描写恺撒时说：“他成功地与最英勇、强大的民族作战；恺撒唤醒了另一些民族，但他反过身来又打败了它们。最后，恺撒习惯地让步于罗马人民给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布什似乎想学恺撒，用战争来保卫美国帝国的利益，用暴力来使第三世界的国家臣服，推翻“流氓国家”政权，直接统治那些破产的“失败国家”。此外，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与伊拉克战争不仅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展示了它强大的军事实力，以恐吓它们在未来要服从自己的意志，也向西欧、日本等传统盟国传递了一个信息，如克劳特哈默所说，“美国赢得了冷战，把波兰、匈牙利、捷克装进了兜里，对塞尔维亚和阿富汗进行了一圈狂轰滥炸，用它巨大的军事优势顺便显示出欧洲的无关紧要”。正是因为布什政府崇尚武力并对盟国不屑一顾，在“9•11”事件后美欧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
（3）我行我素论。美国帝国的鼓吹者们都赞同布什的单边主义行动，退出国际条约、绕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些只不过是帝国当然的做法。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罗森用一种“科学”的方法为美国帝国下了定义，他说：“一个政治单元有着超强的军事实力，用这种实力影响其他国家的内部行为，这就被称为帝国。我们的目标不是战胜一个对手，而是维持某种帝国的地位，维持帝国的秩序。”当然，美国人要维护的帝国秩序完全是美国人想要的、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秩序。为了维持这种秩序，美国有时也不得不利用国际机构的框架。如果它认为某种国际条约符合它的利益，它就去积极促进（如贸易自由化），但如果它认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就忽视或退出，甚至想办法进行破坏。其实，所谓美国帝国的鼓吹者们都认为，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必须有能力单边使用武力，如果需要国际合作，那就组成个“志愿者联盟”。总之，既然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一切都要围着美国的意愿转。
然而，建立全球霸权或全球帝国的企图很难实现。它会遇到所有国家的反对，而美国调动其他国家资源的能力会相应下降，因为连美国的盟国都会担心这种全球霸权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一个民族要想奴役其他民族，必须有强大的力量。今天这种力量是一种无法持续下去的特权。想建立这种帝国的民族所处的地位比最弱的人民还要糟糕，因为它将变为所有人都憎恶的目标。一切舆论、一切祝愿、一切仇恨都会威胁这个帝国，或早或晚，这些仇恨、舆论及祝愿会迸发出来，吞噬了这个帝国。”这是法国作家、政治家贡斯当评论拿破仑的法国帝国在欧洲扩张时所用的话，今天重温这段话似乎很有必要，它提醒美国人注意，帝国式的扩张会遭到全球的反对与抵抗，最终会毁掉美国。
（《环球视野》摘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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