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八）

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八）

    

美国对外干预的合法性危机

    布什在2000年当选总统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掌握了外交大权。他们认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版图已经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美国权力的强大，后冷战时代已经变成了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二是新的国家条约和法律的扩散。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不应该让那些条约限制自己的自由活动空间。
    在布什政府就任后的第一年中，美国就退出了五个国际条约，而且是以尽可能粗鲁的方式退出的。差不多在所有方面——从朝鲜问题到中东问题，布什政府都执行着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而且布什在白宫就挂着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画像。罗斯福有一句名言：“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9•11”恐怖袭击进一步强化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态度。在受到袭击之后，北约其他成员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援引自卫条款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时，布什政府差不多是无视了北约，决定美国要单边行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因为美国需要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很显然，布什政府向北约发出的信号是，美国不需要北约中的其他盟友。
    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代号为“震慑”，它表示的意思是，美国需要以它的力量来恐吓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要永远进行威胁，进行斥责，永远不示弱。
    布什政府解释说，反恐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混同于两极世界时代。两极世界时代美国面临的威胁是理性的国家，所以可以用遏制或相互大规模摧毁的威胁来使对方保持克制。但在恐怖主义横行的时代，美国面临的是一些搞自杀性袭击的狂徒，无法用理性威胁使他们保持克制。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布什的国家安全政策主要有三个内容:：（1）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单边行动比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的行动更有效；（2）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能向美国的军事统治地位挑战；（3）美国可以自由地向一切它认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组织及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把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然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是很危险的，它那种颐指气使的样子，凌驾于一切国际机构之上，使美国传统的盟友都很难接受。美国虽然还摆出一副需要国际社会帮助的样子，组织一些“志愿者联盟”，但它支使那些“盟国”像自己的走狗，只让盟国出钱出力，根本不征求它们的意见，这种联盟是无法长久的。连美国的《商业周刊》杂志都担心，这种破坏多边机构与多边协议的做法设计得很不合理，一片混乱，只能使世界变得更不稳定，更危险。
    当美国陶醉于自我强大实力的同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盟国中的威信却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如日中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寻求并实际领导建立了全球联盟和多边机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数十个国际组织。毫无疑问，美国的这些做法也都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这些活动在全球建造了一个亲美国的富裕而安全的世界，为美国经济的扩张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为复兴欧洲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让西欧国家与日本相信，美国在促进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也考虑了别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扩张势力范围的同时让其他国家相信，不用害怕美国强大无比的力量。而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却在一切国际行动中都尽量要显示自己的力量，让其他国家害怕。从科索沃、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国在军事干预中无所不用其极，竭力向世界展示自己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在一切国际事务中，美国都我行我素，随意撤出国际条约，绕开国际机构采取单边行动，这些做法甚至引起了美国传统盟友的担心。这种态度显示出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一种奇怪地位：一方面它强大无比，另一方面却孤立无援。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缨尔•亨廷顿意识到了美国使用武力统治世界的危机。他在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一次谈话中，坦诚地承认，美国的力量及其统治要求的合法性之间出现了裂痕。他认为，只有当两者并行不悖时，美国的统治才会有效并得到承认。从长远看，在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使用权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话提醒美国政府说，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永远不可能强大到一直做统治者，除非它懂得把其力量转化为法律，把服从变成义务。
    布什政府把自己凌驾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机制之上的做法也遭到了美国企业界的反对。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在伊拉克战争刚刚打响后就发表文章说，美国的企业界经理们开始担心，经济全球化与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不符合。当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外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的、威胁别人的态势时，资本、贸易与劳动力能自由流通吗？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都认为美国可以不顾国际法律及国际机构的约束而一意孤行时，美国企业在一个多国经济的舞台上活动能不遇到更多的困难吗？《商业周刊》的结论是，一个分裂为经济上的多元化与安全政策上的单边化的世界是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
    美国著名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对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十分不满，他预言布什发动的这场“反恐”战争注定要失败，“布什政府从事的反恐战争由于是基于虚假的伪装，注定不能取胜。它更可能导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恐怖分子是很难看清楚的，因此他们是绝不会消失的。所以，他们将继续为美国追逐霸权提供一个方便的借口。而美国不断追逐霸权将继续引起反抗，于是形成暴力升级的恶性循环。
    美国国内舆论出现的反对意见反映出美国人的另一种担心，担心美国在世界上的行动正在失去合法性，或曰正在失去民心。
    美国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体现在三个层面：美国作为西方国家领袖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的道德形象在衰落，美国国内的民众开始怀疑政府的决定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西方国家的领袖，能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国得到全力的支持。但从布什第一次当选执政起，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就开始紧张，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美欧的立场都大相径庭。伊拉克战争使这种矛盾暴露无遗。当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位于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及位于意大利都灵的另外一家基金共同组织了一次对欧洲国家的民意调查，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美国和波兰各做了 1000个抽样。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不再把美国看做世界的领袖，这种情况在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国和德国尤其严重。
    调查表明，美国和欧洲之间有关伊拉克战争的分歧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这一分歧的负面影响之大，促使70％的法国人、50％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以及44％的葡萄牙人不欢迎美国继续担任世界的领袖。调查发现，欧洲各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支持率由2002年的38％减少到30％。布什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率低得惊人，分别仅为15％和16％。调查指出，布什在德国的支持率急剧下跌的含义是，过去美欧出现矛盾时，德国人不愿被迫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但现在明确地表示倾向于欧洲。
    调查发现，81%的德国人认为，就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言，欧盟比美国更重要。美苏进行冷战的十年里，是美国驻军保护了西德的安全，但现在，只有9％的德国人认为美国能够保护德国的重要利益。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树立了一种以维持人权、推广民主的形象，因而得到了西欧国家的支持，也造成了东方国家集团内部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一种幻觉。然而，随着美国用武力在全球推广“民主”，人们对美国输出民主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发觉美国往往利用人们对民主的热情来操纵、控制政治人物，一旦美国认为它曾经支持过的人或政治运动不受它控制，它就要除掉这些因素。这不但影响到美国在传统盟国中的形象，它们将不再支持美国“枪杆子里面出民主”的做法，也影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对美国的信任。如果某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结盟，必须对其言听计从，否则就可能随时被“换马”，他们能愿意与这样的大国结盟吗？
    美国国内舆论也开始质疑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开始怀疑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偏离了美国的价值观。比如，当美军虐待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俘的事情被曝光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政府采用了各种办法推卸责任，想把虐囚事件说成是士兵的个人行为。然而，各种调查都证明，美军士兵采用非人道的手法迫害俘虏是得到上级首肯的，而且似乎是在某些政府机构的示意下进行的。一些士兵与律师联手，状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美国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他们引用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说明，美军随意抓人并虐待犯人的情况之普遍令人吃惊，在伊拉克关押的嫌疑犯中有70％—90％的人都是错抓的。要起诉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的律师们说，美国制度中的关键一条是任何人都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虐囚事件说明，美国政府的政策直接导致这些违反法律的行为，这是明显在破坏法治。《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无法无天永远不该是美国的选择。一旦法治被消灭，剩下的只有道德败坏的环境，一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失去它的灵魂。”
    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是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开展的，然而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以后屡屡被曝光的美军虐囚事件却给这种“高尚的名义”罩上了一层疑云。国际大赦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批评了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军在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着五百多名未经任何审判的嫌疑犯。关着那么多人又不说明为什么，还不给人辩解的机会，人们很难相信这种做法会有助于推进世界民主与自由的进程。美军把一些嫌疑犯关押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监狱里，对他们进行人身侮辱和严刑拷打，甚至将一些人迫害致死。这些事实被披露出来后，美国总统布什那些有关支持“人类不可谈判的尊严”的讲话显得多么苍白！难怪一些美国议员也站出来说，在虐囚事件中，“美国总统开了绿灯，国防部制定了规则，司法部提供了证据，中央情报局企图掩盖它”。
    美国的盟国怀疑美国对外干预的合法性，美国要在全球维持它的霸权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普乾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指出，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比冷战时期复杂得多，制定美国的“大战略”也难得多。库普乾向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挑战说，民主在美国就受到了挑战，参与投票的选民越来越少，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热情大减，社会差距在拉大，民主制度的运行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等等。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实际上是地缘政治大变动之后的暂时平静，美国唯一超级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情况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库普乾警告说，世界向多极转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大概还能持续十年。如果美国当政人物意识到这一点，明智的做法是设计一种自由世界的秩序，以适应欧盟及中国等势力的崛起，而不要一意孤行地维持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库普乾认为，未来美国遇到最大的挑战会来自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虽然欧美矛盾还不至于发展到对抗及战争，但它们之间的分歧足以使美国无法再依赖二战后建立的对它有利的这套国际体系，无法再依靠跨大西洋的特殊关系来主导这些国际机构的运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洲人把美国人从联合国的分支委员会中挤了出去。库普乾的观点很鲜明：美国必须为欧盟的崛起腾点地方，因为无论如何欧盟的崛起是美国所决定不了的。如果美国处处给欧盟找麻烦，那么崛起后的欧盟一定不会把美国当朋友。

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美国内部的反对

    美国对外扩张是要获取更多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只被那些决定扩张的政治人物与某些企业所分享。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政界人士与企业界的关系之密切世上少有。共和党的领导人与一批企业关系密切，民主党领导人与另一批企业关系密切。
    以共和党为例，舒尔茨曾是贝克特尔集团的总裁，在尼克松总统时代当上了财政部长及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又出任了里根政府的国务卿。温伯格曾是贝克特尔公司的副总裁，后来当上了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曾担任过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在老布什政府时出任国防部长。即使是总统，也不乏出身企业家的。比如，老布什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始人，后来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最后当选为总统。
    企业界与政界的这种密切关系与美国的政治游戏分不开。美国的政党需要企业的支持来竞选，而政治家一旦当选就必须为企业寻找赚钱的机会。赚钱的机会哪儿都有，国内公共市场往往由当政的政治家赏给了支持自己竞选的企业，当美国利用政治优势或军事优势占领海外市场后，当政的政治家也要把它们交给那些在政治上曾支持过自己的企业。比如，伊拉克战争尚未结束，美国联邦政府就邀请五大美国公司贝克特尔集团、福陆公司、哈利伯顿公司子公司克鲁格—布朗—鲁特公司、伯杰集团公司和华盛顿国际集团公司投标价值9亿美元的伊拉克战后重建合同。伊拉克重建项目内容包括伊拉克机场、公路、医院、港口、桥梁、学校、饮水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合同总价值超过19亿美元。这一重建合同被认为是“自二战后美国帮助德日重建之后的最大的政府重建项目”。这些被邀请竞标战后重建项目的美国公司也有可能成为战后伊拉克油田工业的“掌门”。
    消息传出，欧洲人可算抓住了批评的把柄。欧洲媒体批评说，美军在伊拉克狂轰滥炸，造成无数损失，然后又把重建伊拉克的工作委派给专门指定的美国公司，这是故意制造战争财。欧洲政府抱怨说，美国政府对伊拉克重建的招标只向美国公司开放，而欧洲的公司完全被排斥在投标过程之外。这种做法不公平，违背市场竞争的规则。华盛顿“偏心眼”的做法也遭到美国国内不少企业的指责，因为被选中参加竞标的美国公司是政府内部选定的，很多美国公司批评说这一秘密“投标”过程有失偏颇，不够公正。
    然而，布什政府对类似的批评不屑一顾，坚持说自己的选择程序是公正的。负责招标的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负责人找借口说，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一些美国公司将有优先权。因为参与竞标的公司在竞标时必须阅读国家机密文件，所以只有美国政府认为是可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公司才能参加。
    被美国国际发展署选中的这五家公司一直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它们在过去的两次总统选举中总共捐助了350万美元，其中给共和党的经费占其捐助的66％。
    贝克特尔集团曾为美国政坛输送过许多政治人物，如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前国务卿舒尔茨、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人。在1999到2002年间，该公司以个人捐助和所谓“软钱”等形式向共和党注入130万美元。当贝克特尔集团被选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投标公司后，《旧金山纪事报》的一篇文章透露说，一位德国记者发现，由伊拉克向联合国提供的一份报告称，贝克特尔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是向伊拉克出口武器的24家美国公司之一。
    哈利伯顿公司也是共和党的重要赞助商，上次大选为共和党捐助了70多万美元。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切尼在1995——2000年就曾担任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
    福陆公司在过去两次重要选举中为共和党竞选捐献了48万美元，同五角大楼联系密切。该公司的战略和政府服务副总裁肯尼思•奥斯卡当上了美国陆军的执行副部长，执掌军队350亿美元的后勤补给购买大权。
    这些公司得到了美国国际发展署的青睐，赢得了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合同，但这也只是这些公司牟取战争暴利的第一步，它们的眼睛真正盯上的是伊拉克油田的管理权。
    据美国媒体报道，从打了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都喜欢到伊拉克寻找发财的机会。“监督政府项目”负责人丹妮尔•布莱恩说：“现在五角大楼有一种潮流，官员们喜欢到工业界寻找他们的第二职位，但是，过去并不是这样的。”在布什上任伊始，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明确表示，他希望五角大楼能有一些企业界人士加入，并点名邀请军火承包公司的主管执掌美国三军：前诺斯洛普格鲁曼副总裁詹姆斯•罗奇被请来当空军部长，前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戈登•英格兰任海军部长，来自安然公司的托马斯•怀特任陆军部长。三军部门的主管都来自政府的承包商，这在美国史无前例。新学院大学世界政策研究会的调查显示，在布什上台后的一年半内，白宫任命了32名军事承包公司的前经理为政府的高级决策顾问，他们的头衔不是付薪顾问就是主要合伙人。拉姆斯菲尔德自以为这些企业界人士能给五角大楼带来更多的管理技巧，但实际上很多武器购买合同都成为承包商与官员们利益交换的筹码。
    其实，布什政府与某些企业的私下交易源远流长，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与它们都有关系。2000年至2001年，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技术泡沫破灭，紧接着股市上又爆发了一系列的企业造假丑闻，安然公司丑闻引发了最大的审计公司安达信的丑闻，安然公司的倒闭使大批的投资者撤离股市。某种程度上为了平息股市的恐慌，布什政府选择了战争。
    然而，安然公司的倒闭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美国政治中的腐败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无穷后患。安然公司与布什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的评论家凯文•菲利浦斯说，是布什王朝造就了安然还是安然造就了布什王朝，这是件说不清的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布什家族与安然公司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8年。当时，刚刚当选总统的老布什立即替安然公司到阿根廷去游说。安然公司的总裁肯尼思•雷成为1990年工业七国集团经济首脑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成为布什总统的出口委员会成员。当老布什在1992年争取竞选连任时，雷又成为他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老布什落选后，他的班子中两名重要成员国务卿贝克及商务部长莫斯巴舍都进了安然公司。安然公司直接资助一些共和党保守派重要成员，如《旗帜》杂志的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就是安然顾问委员会成员，从安然公司领到过10万美元的“咨询费”。安然公司还雇佣了一名基督教极右派的鼓动家卡尔•洛夫在宾夕法尼亚州鼓动对能源企业放松管制。此人又把前基督教联合会前负责人里德推荐给安然公司。安然公司付他每月1—2万美元的“工资”，直到公司倒闭。
    值得一提的是，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格拉姆的夫人也获得了安然公司经理一职。而这位格拉姆夫人曾经担任过布什政府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9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例外案，允许安然公司经营能源期货交易。当她成为安然公司的经理后，她丈夫收到了安然公司为赞助他竞选的10万美元。作为交换，他推动议会在2000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使能源公司的期货交易摆脱了金融监管机构的控制。因此，安然公司造假丑闻与政治有直接关系。安然公司的业务已经从传统的能源产业开发转到了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投资的项目达两千多个，从天气变化的指数到宽带输送一应俱全。但因为安然是能源企业，这些金融交易根本不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投资者以为安然是能源企业，对安然经营这么多金融投资的风险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当股市泡沫破灭，金融衍生产品行情大跌时，安然公司当然也支撑不下去了。做假账欺骗自己的股东，以维持自己的股票价格和公司的流动资金，成为安然公司的选择。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丑闻一被揭发出来，安然的股票大跌，公司也被迫破产。安然公司的故事说明了美国式政治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绝非一般，当政治领导人为了某些企业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时，危机似乎就不会太远了。
    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投桃报李，这在美国政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过去美国的政治家对此还有些顾忌。现在，美国政坛上当政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自认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霸，布什连续当选说明他们有美国国内选民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再忌讳用政治资源给支持自己的企业大开绿灯，美式的“腐败”在公众眼前暴露无遗。许多美国企业没能在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中得到实惠，它们开始抱怨布什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们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会使它们在海外的利益受损，会使海外市场开发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一切最终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就反映出另一些美国企业的经理们的担忧，他们认为，当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威胁别人时，美国主张的资本、贸易与劳动力自由流通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而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都认为，美国是首先破坏国际法律及国际机构框架的国家，它的行为不受任何国际约束，那么它们就会怀疑美国企业在它们国家经营带来的利益是否会大于风险。这样，美国企业的经营模式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它需要在多国经济的舞台上活动。

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许多人都认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对美国是最有利的，美国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控制着世界的各种资源与市场，左右着各种国际组织，影响或参与各种地区一体化建设。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似乎没有理由再采取攻势去改变国际环境。然而，从布什政府2001年上台执政后，美国似乎在全球采取了一种攻势，在经历了“9•11”袭击后，更是如此。
    美国为什么这么气势汹汹呢？要理解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得到一些启示。他分析道：“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它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目标是成为霸主，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
    虽然美国已经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了，但是，美国还在担心其他地方出现地区性大国，担心这些地区性大国的发展会挑战它的全球霸权，因而影响它的地位。从这一角度看，美国肯定不愿意看到其他大国的发展，无论这种发展是不是和平的。美国原来很担心欧盟的一体化发展，担心由法德主导的欧洲一体化发展会形成一个与它竞争的政治对手。但随着欧盟的扩大，美国似乎在新加盟的东欧国家中找到了新的盟友，可以抗衡法德主宰欧洲发展趋势的力量，因此对欧盟也就不那么担心了。美国更加担心的是中国的发展，担心中国在亚洲形成巨大的影响，从而挑战它在亚洲的地位。其实，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秩序，也就是说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的霸权。那么，中国和平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增长既能为美国提供市场又能提供资本，这难道不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吗？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什么不能一帆风顺呢？
    套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一些中国人与一些美国人都相信，“倘若中国实行民主制并融入全球资本体系，它就不会好斗，而会对东北亚的现状感到满足。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应该接触中国，加快后者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项鼓励中国向民主过渡的政策。倘若接触政策获得成功，那么美国就能与一个富裕民主的中国协同努力，推进世界和平”。
    然而，米尔斯海默认为，这种“一厢情愿”的推论是不可能成功的，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因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当然，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通过米尔斯海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本身就会引起美国的担忧。无论中国怎样朝着“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块头都不会让美国的当权者放心。在美国，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被认为反映了当政的新保守主义对世界的一种看法，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来制定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2001年布什上台执政，新保守主义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中国被评价为美国的战略对手，美国政府对华的一系列政策似乎都是要把中国当作以前的苏联，围困堵截的手段都准备好了。然而，“9•11”恐怖主义袭击改变了美国这种态势，美国政府不得不把中国问题暂时放一下，以对付眼前的危机。
    此后，随着“反恐战争”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也在增加。美国需要中国在反恐与核不扩散方面与美国配合，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美国还需要中国组织六方会谈，从中斡旋。表面上看，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态度还比较积极，希望中美之间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然而，美国并未因为需要中国就把防止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想法放在一旁。美国对中国现在使用的是遏制与利用并行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赢利，“中国制造”为美国市场提供了廉价优质的消费品，中国还购买不少美国的国债，弥补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然而，美国仍不满足于这些。
    当欧盟原则上决定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时，美国政府便威逼利诱，分化欧盟国家，推迟欧盟国家的决定。美国还不断施压，要求欧盟国家在即将通过的“行为准则”里把对华技术转移定为重点，并严格限制高技术的转移，企图最终形成美国可以掌控欧盟对华技术出口的局面。
    美国还怂恿欧盟与日本等国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或要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浮动汇率。外来投资与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浮动汇率对外来投资与出口都不利。中国为什么要采取浮动汇率呢？浮动汇率是资本市场开放的必要条件，美国的意图是否在让中国加快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呢？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成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如果贸然放松资本管制，很可能重蹈东南亚国家的覆辙，由汇率危机引起金融危机，从而引起经济的全面衰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代表怀特与英国代表凯恩斯都主张管制资本自由流动，反对浮动汇率，他们的理由也就是资本自由流动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些道理，美国那些主张中国更改汇率制度的人并非不懂，只是因为美国经济现在更多地依靠金融来赢利，只有打开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他们才可能在给中国制造危机的同时，自己大发横财。
    新保守主义者是些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他们一向以反共著称。在里根时代，他们就将矛头对准中国的人权、西藏和台湾等诸多问题。冷战后，中国更成为他们攻击的中心。新保守主义的一位代表威廉•克里斯托尔曾经明确表明，美国应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要表态支持中国的自由派人权斗士和各种宗教运动。
    在台湾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也不会袖手旁观。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们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公开表示，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战略模糊政策”。2005年，台湾的政治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两岸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美国对台湾问题更加警觉。其实，在美中关系中，台湾一直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新保守主义者不会让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顺利发展。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新保守主义也在对中国实行包围：美日加强了军事同盟；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始一系列军事合作；美国寻求与印度结成同盟；在中亚几国开展“颜色革命”，制造混乱；在中国的西部边境造成一些隐性威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毫不掩饰他们要“遏制”中国的企图。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说：“美国在亚洲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二是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雄心。”他说：“我们还是别自欺欺人了。不把中国当成敌人却又想走第二条道路是很难的”。
    新保守主义相信先发制人的战略，换句话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对中国这种潜在的地区霸权只有打击、遏制，搞军备竞赛，拖垮它。这是一种冷战时期的思维，美国曾经用这个办法拖垮了苏联，鼓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人当中有一些就是制定对苏战略的，他们希望用同样的办法搞垮中国。左右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人中，有些人与美国的军工集团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只要搞军备竞赛，他们就受益无穷。这真是一举两得的事。为此，他们不断地引导媒体去报道中国的军事装备现代化发展得如何快，既可以成为他们向台湾销售新武器的借口，又可以挑逗中国大陆与台湾展开军备竞赛。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就刊登了卡普兰对美军太平洋舰队采访后写的文章，公开鼓吹这种战略。按照卡普兰的分析，从阿富汗战争后，世界就看出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的实力使它可以结成任何形式的“志愿者联盟”，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超过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需求。他认为，美国与崛起的中国在21世纪必然要冲突，会发生一系列冷战式的冲突与对峙，美国应该利用它的结盟优势把中国包围起来，以夏威夷群岛为基地联合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这种包围会使中国不敢轻举妄动，如同当年的北约使苏联不敢随意西进一样，最后可以拖垮中国。
    然而，美国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这与当年美苏对抗时的情况完全不同。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太大。美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想打开中国的大门,19 世纪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要与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市场，背景也是担心中国不与美国通商贸易。自从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后，美中贸易额不断增长，从1979年中美建交时的24．52亿美元增长到 2004年的约  2 310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中国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最大利益所在，美国很难再把中国当作邪恶轴心来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着很浓厚的重商传统，因此布什政府也不能无视商务派的看法。而美国的商务派从来都认为，通过交往，美国可以用外交及经济的手段改变中国，使中国向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
    从另一角度看，中国毕竟是东亚的地区大国，亚太地区的稳定离不开中国。冷战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由联合对抗苏联转为广泛的经贸合作及在亚太地区发挥稳定作用。另外，在许多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如减少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危险、防止出现地区危机等问题，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的全球利益将很难得到保证。美国有许多战略问题研究人员不认同新保守主义的思维，他们认为：“稳定的美中关系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支柱。失去了这一支柱，美国在亚洲大陆就谈不上地缘战略，并且会因此失去它在欧亚的地缘战略利益。”
    美国要全面遏制中国需要有中国周边国家、西方盟国的配合。然而，美国很难做到当年遏制苏联那样的结果。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亚洲甚至全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亚洲国家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了诸多好处，欧洲国家主张与中国合作，共同解决当前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而且，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毫不隐讳他们争霸全球的野心。在这种背景下，有哪些国家会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积极与美国配合呢？
    新保守主义者在对外政策的理念上与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大相径庭，然而他们也应该听一听基辛格等传统保守主义者的肺腑之言。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冷战时期用来对付苏联的遏制政策已不适应现实情况。我们也不应该揪住中国国防问题不放。中国国防开支的确在增加，但其军事预算现在只相当于美国的20％。”。他还说：“与中国合作是避免中国称霸亚洲的最好方式。敌对态度只会使北京努力清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此外，中国亦希望与美国合作以发展本国经济。宣布与中国进行冷战会令我们一无所获，并只能得到为数不多的国家的支持。”
    历史地看，美国的决策者们虽然在不断设计美国称霸世界的中长远计划，但他们总是缺乏点历史眼光。为了“消除”他们认为眼前最大的威胁，他们会调动一切力量，一意孤行，然而却忽视消灭了对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为了打垮苏联，他们不惜扶植阿富汗的塔利班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
    1998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接受了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采访，当法国记者问他：“您对美国以前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给未来的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及建议不感到遗憾吗？”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对世界历史来说，什么事情最重要？是塔利班还是苏联帝国的垮台？是（扶植）几个伊斯兰主义的激进分子，还是解放了中欧，结束了冷战？”当法国记者再说：“人们都在不断重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今天是世界最大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回答说：“蠢话！”可以看出，在“9•11”袭击前，美国的决策者们根本没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在眼里。等到苏联垮台后，美国却成为“9•11”恐怖袭击的对象。美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才意识到此前他们的决策对美国的利益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似乎仍然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将来自于有组织的大国。虽然他们被自己主动发动战争的阿富汗与伊拉克局势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还是在把眼睛盯着那些“地区大国”，处处在想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在亚洲，他们就是不放心中国，总是在想些法子阻碍中国的“崛起”。其实，中国的和平发展并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损害。美中在亚太地区有不少共同利益，如果双方能合作，倒可能给整个地区带来更大的稳定与发展机会，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好处。相反，如果现在当政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意孤行，想靠遏制与军备竞赛拖垮中国，倒有可能陷入自己设计的陷阱。中国并没有兴趣在东亚称霸，也不会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称霸全球的战略只可能让美国自己陷入过去苏联那样的困境：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使美国政府无力考虑自己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社会保险的黑洞越来越大，政府与私人债务无节制地膨胀，经济的非工业化使就业问题成为结构性问题而找不到出路，社会的两极分化使人们没有能力再做“美国梦”，美国内部活力下降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对外的吸引力……总之，新保守主义设计的美国霸权方案是不利于美国的长期利益的。美国人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在遏制中国方面花的功夫越大，对自己的利益损害就越大。
    （《环球视野》摘自《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书转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