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主流舆论当中，米洛舍维奇一直被当作“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来看待，似乎这种“极端”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了战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生活在南联盟（塞—黑）境内有大大小小26个民族，除了阿尔巴尼亚族以外，其余24个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相处得不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国际法承认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少数民族维护、发展和表达自己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权利，以及使用少数民族标志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宪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认和保障。”（9）在南联盟境内少数民族数量最多、族际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来局势风平浪静，该省37所普通中学中，有32所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32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中，100％使用各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该省的报纸及刊物中，匈牙利语有48种，斯洛伐克语有17种，多民族语言的多达221种。少数民族政党与政治团体与塞尔维亚人平等地参与全国选举并取得议会席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联盟政府对境内的吉普赛人（塞尔维亚人称之为罗姆人）给予了特殊的保护与帮助：由于吉普赛人喜欢四处流浪的民族特性，这个民族居住条件很差，没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和忽略的“边缘人”地位。从1995年起，塞尔维亚官方在经济状况非常窘迫的状况下，拿出资金为吉普赛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条件，并且帮助吉普赛人创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赛文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帮助他们成立社团参与社会生活等等（9）。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还是米洛舍维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们对少数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视的。但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人偏偏与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难以和平共处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争并不是简单的民族冲突。所谓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不过是台上的角色演员，真正站在幕后导演这一切的，是文明的冲突。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一系列冲突在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顿所称的“文明断层线”）异乎寻常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从波斯尼亚、科索沃向东延续到车臣、达吉斯坦（俄罗斯）、纳卡地区（阿塞拜疆）、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区（中国），向南则延伸到南亚次大陆、北大年（泰国）、棉兰老岛（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亚、达尔富尔（苏丹）、尼日利亚——这些新爆发的热点与老热点——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48）、乍得、东帝汶……几万公里穆斯林文明与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带，都绵延着战火。假如把战争的罪责推卸到米洛舍维奇身上，那么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冲突呢？
穆斯林世界变得越来越激进和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亨廷顿早在13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与其他文明之间存在着一条“血腥边界”（11），但实际上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战线不止上述“断层线”这么一条：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依旧剧烈。激进分子试图颠覆世俗政权，建立类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毁）和苏丹那样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为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国家内频频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还有一条战线，则在其他文明内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区，这里是暴力和恐怖袭击的新战场。不仅是巴黎、伦敦、莫斯科、纽约和柏林，甚至中国内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区，都为频频发生的暴力和犯罪行为深感头痛。即便是一向以与世无争、懒散宽容和无忧无虑闻名于世的澳大利亚，当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断骚扰而与之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49）。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教育的漠视，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国家里穆斯林社区内充斥了满脑子中世纪思想、一无所长又无事可做的年轻人，因贫困和无聊滋生出的绝望、愤懑和仇恨的情绪弥漫于这些人之中，为暴力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对此，亨廷顿指出：“凡是有穆斯林参与的冲突，很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调而平和的，实现世俗化现代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识之士的梦想，凯末尔、纳赛尔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国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动荡，自然条件恶劣，顽固的旧传统、封闭心态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产油区，却恰恰位于原教旨主义势力最顽固、社会形态最落后的海湾地区。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海湾的穆斯林国家没有经过任何艰苦奋斗就突然阔了，形势就不同了，须知石油国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这种情况下还去搞什么现代化，还用模仿别人？有钱腰杆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财大气粗的穆斯林国家，没有把大自然慷慨赠与的宝贵财富太多地花在兴建本国工业基础，以及改善国计民生上。在突如其来的财富面前，他们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发户一样不知所措，对这笔钱要么用于无理性的挥霍享受，要么用于无理性的势力扩张。而那些生活在贫穷国家的穆斯林，也因为有了“富亲戚”而孳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尽管这些身价动辄几十亿美元“富亲戚”一年用于捐赠的钱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挥霍所用，施舍给一万个贫穷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给一个巴黎高级妓女的嫖资多。这样，一方面是海湾国家石油大亨们如同神仙一样的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马格里布与中亚细亚穆斯林近乎绝望的贫穷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为后盾向其他国家输出原教旨主义；绝对的贫困，则源源不断地为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人肉炸弹。穆斯林世界里的剥削阶级，用宗教这一麻醉人民的鸦片，打着“慈善”的旗号，欺骗穷人为实现自己“让所有人成为安拉的奴仆”的疯狂野心当炮灰。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就有超过6000名以上的、来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圣战者”；其中，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就多达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军”则由伊朗提供资金、训练和组织干部班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专家们则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军训练营里讲授恐怖袭击、游击战等课程（18）。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本身，就是一名激进的教权主义者，他“提拔任用军事将领、给予奖赏的标尺，并非是否善于用兵打仗，而是是否虔诚地信仰真主”（18）。研究波斯尼亚战争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拥有人口、军队数量优势，以及拥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巨额资金和身经百战的“圣战者”支持的穆斯林军队，如果离开了西方大国的武力干涉，在军事上就总是一败涂地，这恐怕与这位教权主义者独特的用人方式有关。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非常狡猾地把一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打扮成“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的模样，尽管早有人看出“他夸大波黑和全世界穆斯林品质的做法最明显地暴露了他一贯标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46）。此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因鼓吹极端暴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被判刑，当年铁托访问埃及时，埃及前总统萨达特曾问他：“您认为（伊泽特贝戈维奇）这个人怎么样？”铁托回答道：“很危险，甚至比你们的穆斯林兄弟会还危险。（66）”铁托说出这样的话并非无据臆断，因为伊泽特贝戈维奇这个人在其主要著作《伊斯兰宣言》中明目张胆地宣称：“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这个新国家的教育及宣传大权，“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手中”（11）——面对这么一个斩钉截铁地公然宣称与其他一切非伊斯兰宗教和制度“不会有和平、不会有共存”，还打算通过控制教育与宣传，把其他民族改造成“服从真主的人”的狂人，波斯尼亚塞族怎能不感到恐惧呢？又怎能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家园、信仰以及生命呢？还是这个伊泽特贝戈维奇，早在波黑战争爆发初期，就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者”赶来参加这场“圣战”，甚至扬言如果西方国家不支持他，他就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打一场针对西方国家的“圣战”，而且，他还曾声称，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伊斯兰帝国”。这些“圣战者”们最大的癖好，就是割下塞尔维亚人的首级以炫耀战功（18）。现在，他们把这项优良传统带到车臣、伊拉克、印度尼西亚……（19）。能够想像，这些与袭击世贸大楼的恐怖分子一样残忍的穆斯林激进分子，会对塞族做出什么样的暴行？奇怪的是，西方大国对此缄默不语，莫非这些“圣战者”来到波黑时是天使，一来到美国就变成了魔鬼？
即使是米洛舍维奇去世之后，西方大国的政客们仍未放弃对他的污蔑。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谈论米洛舍维奇的死讯时，仍在重复那种陈词滥调：“米洛舍维奇是个怪物，发动了四场战争，导致数十万人死亡。”霍尔布鲁克所声称的所谓“四场战争”，就是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冲突（20），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战争，波斯尼亚内战，科索沃战争。但是，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之战发生时，南斯拉夫联邦中央尚存在，领导这个联邦的，仍旧是联邦主席团，派出军队镇压分裂分子的决策是联邦主席团做出，而不是米洛舍维奇。且不用说斯克两国境内的战争是由一系列摩擦逐渐升级引起而非联邦中央蓄意发动，单单米洛舍维奇当时的职位仅仅是联邦内一个主体共和国的总统，就足以说明他不可能对这两场战争负责。当然他肯定是会支持的，但南斯拉夫人民军介入冲突本身并不违反宪法（21）。波斯尼亚战争，谁都知道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发动的，怎么能怪到米洛舍维奇头上？而科索沃战争，早在1991年“科索沃共和国”和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时就已开始，从1991-1997年，阿尔巴尼亚武装分子一共制造了543起严重的恐怖事件，平均每4天半一起；甚至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起，对塞族人进行迫害的阿族人使得科索沃一直笼罩着暴力的阴云——这难道也应归咎于米洛舍维奇吗？须知那时米洛舍维奇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经济技术干部（22）。
1998年以前，尽管科索沃局势紧张，但南斯拉夫当局一直保持着克制，而对手“科索沃解放军”羽翼未丰，因而战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间展开，那里的形势总体是平静的，因而一直无人关注。但到了199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科索沃解放军”经过几年的厉兵秣马，已打算一显身手了。1998年2-3月，阿尔巴尼亚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几个武装犯罪团伙挑起了事端，几天以后，相邻的科索沃地区就发生了骚乱——“科索沃解放军”开始袭击南斯拉夫驻科索沃的部队（13）。如果说，过去的7年里该地区一共发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话，那么到1998年形势急剧恶化，从1月1日到9月28日10个月的时间里，“科索沃解放军”的恐怖主义袭击就达到1273起，其中完全针对平民的有569起，针对治安部队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强占了科索沃40％的地盘（9）。尽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冲突刚刚升级的时候就提出根据联合国宪章、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和欧安组织巴黎宪章有关人权、公民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23），但急剧增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军”对政治手段和对话解决冲突不感兴趣。到了1999年，局势更加恶化，仅靠警察力量已完全无法对付通过贩毒、走私和拐卖人口，以及来自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尔巴尼亚）资助的、装备越来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军，南斯拉夫当局这才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到科索沃作战。科索沃冲突的实质，并非南斯拉夫当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别国的领土，而是一群“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试图把科索沃从南斯拉夫割裂出来，并入一个“大阿尔巴尼亚”。这个“大阿尔巴尼亚”不仅包括科索沃，而且马其顿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聚居区也在扩张的名单上。面对这种威胁，以及对“科索沃解放军”拒绝政治解决，米洛舍维奇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派出正规军和特种部队携带重武器进入科索沃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军队已收复了被“科索沃解放军”窃据的90％的科索沃土地，“科索沃解放军”早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当然，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和难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又一次干涉。不过，作为南联盟总统，若对日均4.2起恐怖袭击和科索沃40％领土被犯罪集团控制而无动于衷，那么他不是渎职又是什么呢？
米洛舍维奇背负着“屠夫”的恶名，我承认他双手沾血。但许多咒骂他是“屠夫”的人，似乎并不清楚他做了什么。他们不是根据证据来对他进行宣判，而是跟着传播于西方媒体和政客口中的谣言，把一些与他并不相干的罪责推到他的头上，而这些所谓“罪行”往往经不起起码的推敲，这大概也是海牙法庭至今无法对其定罪的原因。我曾看到一些文章，列举米洛舍维奇的“罪状”时往往说他“屠杀了20万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米洛舍维奇并非波黑塞族的领袖，他与波黑塞族领导人的关系，是一种同盟关系，而非主仆关系；毫无疑问，他对波黑塞族具有影响力，但不具有发号施令的本事；能够提供塞族所急需的物资是米洛舍维奇发挥对波黑塞族影响力的关键。1996年，波黑塞族还不打算休战时，正是米洛舍维奇以切断对波黑塞族的物资供应为威胁，迫使波黑塞族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为此，他甚至被波黑塞族诅咒为“叛徒”和“犹大”。其次，整个波黑战争就是一场各民族间的混战，不仅是塞尔维亚人杀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也杀塞尔维亚人、黑山人，甚至杀他们的盟友穆斯林；而穆斯林除了杀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克罗地亚人外，还自相残杀——以菲克雷特•阿布迪奇为首的西波斯尼亚穆斯林不愿脱离南斯拉夫，与萨拉热窝的穆斯林政府军之间互相攻杀（24）。把死于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屠刀下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责任归于米洛舍维奇显然荒谬绝伦：难道穆斯林和克族武装手里拿的不是杀人武器，而是文明棍？难道从阿富汗、伊朗、沙特等地跑到波黑和科索沃的“圣战者”不是去杀人，而是传播人道主义？当然，对这场混乱杀戮必须有人负责，但不应是米洛舍维奇，甚至也不应首先归咎于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而应归咎于那些挑起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激进分子，也就是说，应归咎于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和他的原教旨主义同伙，以及那些散布在世界各处屠杀平民的伊斯兰“圣战者”。还比如，很多人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当作米洛舍维奇的主要罪行之一，却忽视了早在2002年4月10日，海牙国际法庭就已认定米洛舍维奇与斯雷布雷尼察惨案无关（25），其主要责任人是波黑塞尔维亚军队领导人姆拉迪奇（26）；有些人则聪明一些，说米洛舍维奇为波黑塞族提供了武器和资金，因此对波黑战争负有“道义责任”，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被缉拿归案，因为他们向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了更多支援。
指责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进行“屠杀”和“种族清洗”同样难以令人信服。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前后，西方媒体曾大肆渲染南联盟军队对科索沃进行了屠杀，被屠杀者的数字从10万到50万不等。但北约占领科索沃后，联合国战争法庭的专家进入科索沃寻找“万人坑”的证据，却一共只找到2000多具尸体，其中不但包括阿尔巴尼亚人，还包括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约轰炸的平民。不仅如此，有关科索沃存在着恐怖集中营、塞族军队进行“系统qiang奸”，以及米洛舍维奇制订了清洗所有阿尔巴尼亚人的“马蹄行动”的报导，事后证明均属捏造（27）。当然，也有很多西方记者对媒体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态的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为人重视（28）。最终，还是海牙法庭在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书中说了实话：“在米洛舍维奇的怂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军队）枪杀了数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55）这个数字与在科索沃境内找到的尸体数目是吻合的（56）。就这样，在西方大国政客们的红唇白齿之间，米洛舍维奇“种族屠杀”遇害者的数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断变化着，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从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变成一块毫不起眼的鹅卵石。考虑到在北约轰炸迫使南斯拉夫军队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与“科索沃解放军”之间的交战已经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即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却仅有几百名阿族平民遇难，日均仅一名——若这都能被算作“种族屠杀”或者“种族灭绝”的话，那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又该算是什么呢？当然，哪怕是一个无辜平民的死伤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战争能够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间接伤害”，实现平民的“零伤亡”呢？尽管美军具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精确打击能力，也尽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美国进攻伊拉克以来仍旧造成了3.9万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这还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数字（58）。我不排除个别南斯拉夫军人、甚至个别小分队存在着滥杀无辜的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暴行在迄今为止任何战争中都难避免），但这并不能证明米洛舍维奇下达了“种族屠杀”的命令，而恰恰证明了米洛舍维奇反对进行种族灭绝，否则死亡的人数根本不会是区区几百人。须知，卢旺达种族屠杀只进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万人被屠杀，而科索沃的战斗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比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进得多。与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国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致使几百名平民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仅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儿童（57）。
米洛舍维奇在处理科索沃问题上并非没有过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夺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这个举动并非米洛舍维奇奉行“极端民族主义”、主动迫害阿尔巴尼亚人的表现，而是对阿尔巴尼亚人迫害塞尔维亚人行为的、被动的过激反应（29）。虽理无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种原因，伊斯兰教徒总是难以与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澳大利亚乃至中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的他族居民总是抱怨受到骚扰和排挤。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军”成立以后，阿尔巴尼亚人对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黑山、吉普赛等民族已不是骚扰和迫害，而是具有种族清洗性质的屠杀（30）。等科索沃战争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内靠塞尔维亚边境的北部地区，而且继续受到骚扰，其中2004年3月发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冲突中，就导致4000多名塞尔维亚人逃离家园，22座教堂被烧，许多房屋、医院和学校被毁。
西方大国出于在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选择性失明”的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战”的思维惯性、帝国主义阴魂、大国势力范围划分、讨好石油国家、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传统对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杀所震惊、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界定西方大国对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义”的或者是“非正义”的，更不能拿着所谓“主权”做保护伞对屠杀行为予以纵容。而只能说，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判，基于此西方对南斯拉夫发动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31）。这场战争的恶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亚变成了“巴尔干的伊朗”（亨廷顿语）（32），而且也让西方大国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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