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论”及其理论先导
王占宇 王志中
“帝国主义”是一个久违的话题。在我们熟悉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歌声中，在第三世界风起云涌般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帝国主义”成了过街老鼠。“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排斥在资本主义世界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之外。然而今天，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事实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再加上“ 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帝国主义”又换了一套行头，以“新帝国主义”的面目粉墨登场了，不仅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频频出现，还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国家政策。
“新帝国主义”如同一个幽灵，在全世界热爱和平、期盼自由的人民头上徘徊。
一、“新帝国主义论”
“新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早在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中就有提及，在此之后，凡是要把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理论与此前的帝国主义理论相区别，都要在这种帝国主义前贯以“新”字，如“依附理论”就曾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理论。而这里所讲的“新帝国主义”，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概念，这一概念还没有相关的专门论著，它的出笼，最初是个别人的言谈流露，此后发展到政要的公开鼓吹，直至付诸具体行动，成为美国的一种安全战略。
此外，这里的新帝国主义国家，与传统的帝国主义不同，不是泛指原来意义的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特指当前实力最为强大的超帝国——美国，换句话说，“新帝国主义”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
识别“新帝国主义”比指出它的概念容易得多。国外有学者认为，“新帝国主义”就是与世界各国和世界人民为敌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它的目的是将全世界都置于跨国企业的控制和统治之下。还有人认为，所谓“新帝国主义”是指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即建立在西方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
国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立强副研究员就指出，以“经济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肢解了民族国家的内部整合系统，扫荡了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把美国的管辖权随同商品延伸到全球，通过“华盛顿共识”把民族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新的“殖民地”，从而建立新的帝国秩序。
笔者认为，“新帝国主义论”应该是以上各种定义的综合，即它是一种建立在西方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之上的，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万能的，以跨国公司为马前卒和代理人、资本主义国家为后盾的，目的是把全世界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和控制之下的，必要时不惜发动侵略战争与世界人民为敌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这种“新帝国主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对历史上的老殖民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即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旧秩序的复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正在捡起当年殖民主义的老手段，以政治、军事的手段，强迫‘后发国家’，特别是像伊拉克这样的不肯听命的‘流氓国家’就范，强迫它们接受西方的剥削和压榨，把它们变成西方廉价资源和产品的供应地，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和西方的垃圾站。”而之所以称其为“新帝国主义”，就是因为它与原来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相比，更崇尚武力、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更加赤裸裸地使用武力，同时还要输出民主、自由价值观。
二、“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先导
其一，霸权稳定论是其现实理论根基。国内学者朱琨认为，“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首先，“霸权稳定论”认为，一个单一的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国家的存在，可以支配国际体系，这对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并指认出三个“霸权稳定”的范例，分别是“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该理论还认为，国际霸权体系和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的并且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它提出了两个中心命题：一是世界秩序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二是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的持续存在。“新帝国主义论”者由此认为，帝国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并进而得出帝国内部和帝国的强盛意味着秩序和稳定，而帝国外部及帝国的衰弱期则意味着无序与动荡，因此要有绝对的和至高无上的霸权来产生和平与秩序，这也是“新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其次，霸权稳定论与“新帝国主义论”的经济逻辑是一致的，即认为霸主或新帝国的利益缘于设计与己有利的国际机制和发行国际货币的铸币利差，即“新帝国主义论”者所谓的“帝国的利润”。其中，国际机制是一种使他人自愿臣服的软权力，是通过价值观和文化的渗透与同化维持霸权和帝国秩序；后者则是纯粹的经济利益，2000年大约为2958亿美元，很接近当年美国维持帝国的额外支出，即美国所负担的军费2944亿美元。最后，霸权稳定论提出“霸权护持模式”，即霸权国家要具有和使用充分的军事力量去阻止和扼住其他国家可能侵犯它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企图，打压系统中的挑战国和潜在的挑战国。在此基础上，“新帝国主义论”者更前进了一步，主张对侵犯帝国秩序的所谓“失败国家”发动先发制人式的军事打击，这也是“新帝国主义论”的军事逻辑。
其二，新保守主义是其哲学渊源。在如今美国政府中，对外交大权影响力最大的势力是新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是主流。甚至有人认为布什总统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分子所控制，成为他们的“傀儡”。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是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他们都好战，但从来没有在部队里打过仗”。他们是“一种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和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他们喜欢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爱民主、军队和秩序，憎恨基辛格（他主张美国团结一切能增进美国权势的力量，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是最让人讨厌的东西）、共产主义和联合国，他们厌恶实用主义、孤立主义和外交官，喜欢里根、杜鲁门和托克维尔；他们把美国的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外交政策十分简单：大大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并以此为基础，按资本主义的模式来重塑世界。他们有四个特点：强调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积极进取的民主制度、对美国价值观近乎宗教般的赞美和坚定地反对暴政。”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列奥•施特劳斯指出：政治不应受到道德和法律的束缚，不同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性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这也奠定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调。新保守主义者有两个信条：其一是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而出反对暴政：其二是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该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新保守主义者追求帝国目标，但他们认为，中东和亚洲这两种文明有可能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所以他们认为作为阿拉伯文明代表的伊拉克必须打，打伊拉克对阿拉伯世界的震动最大，“擒贼先擒王”，这样伊拉克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样美国只需要找个借口就可以对伊拉克动手了。其三，新自由主义是其重要理论支撑。美国经济是一种消费—扩张模式。然而工业在全球的普及使发展中国家也产生了对消费市场的需求，它们也需要定单才能发展。但世界市场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消费市场成为新世纪最为短缺的资源。美国的消费—扩张型发展模式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满足这样一个前提：美国能够自由地使用世界各国的自然资源和消费资源，而资源的分布是世界性的，是受到主权国家支配的。因此，摧毁其他国家的主权屏障，扩大资本自由的空间就是美国根本利益所在。
美国如何才能扫荡民族国家的主权呢？首先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轰开主权国家的大门。新自由主义把国家视为万恶之源，主张弱化国家功能，因此极力鼓吹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通过所谓的“企业私有化”，主张“有恒产才有恒心”，瓦解一切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大企业，国营企业和私人大企业都是需要瓦解的对象；“市场化”就是鼓励各国放开消费市场，而开放市场的通常手段就是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取消金融管制，加上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结果使弱势国家的市场资源彻底服务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和持续发展。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任何企业要保证自己的不断发展都要不断开拓销售市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要保证社会不断发展都要保护自己的市场规模，并尽力使其不断扩大。和内部的瓦解渗透相配合的是外部强权的使用，如果这些办法都无法奏效的话，美国就要武力解决了，即美国的角色类似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高压和使用武力通常将成为最后的手段。
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制将为确保美国利益而工作，而军事作为自由市场这只手套中装有铁甲的拳头，在必要时为确保纪律而发生作用。这就是美国不仅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还经常动用军事力量来办一些其他力量无法办到的事情，如设法维护和扩大“北约”，通过“北约”控制欧洲，使其“无害化”；以“反恐”为借口，军事占领了布热津斯基所称谓的地缘要害国家，在远西是波兰和德国，在远东战线有韩国和菲律宾，在西南战线是伊朗或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牢牢地控制了世界主要石油产地。欧亚大陆上的三个世界制造基地，没有一个能够在缺乏石油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生产，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从而不难理解“新帝国主义论”产生的这层经济背景。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6期《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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