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尊重历史的延续性
许少民
澳大利亚国会13日通过历史性议案，为原住民过去承受的委屈与苦难正式向原住民（aboriginals）道歉，全境原住民无不深受感动与安慰。
总理陆克文代表宣读议案部分属性，表示要藉正式道歉除去“澳州国族灵魂上的一大污点”，为澳大利亚沉重的种族关系史揭开新页。陆克文道歉通过电视转播，原住民聚集在学校、公园和居住小区观看，无不表示欢迎。
陆克文在国会宣读议案属性，他说：“历任国会与政府推行的法律与政策，为我们这些同胞带来深沉的忧伤、痛苦与损失。”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曾经立法强制对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也称“白澳政策”），成千上万的土著儿童（10%-33%的比例）被从家人身边带走，接受白人的抚养和教育，这些土著儿童不仅遭受身体虐待，而且被禁止说土著人语言，从此成为澳大利亚“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
毋庸赘言，这种违反人性的强制性政策对土著居民所构成的伤害是多么的沉重，其后遗症对今日土著居民的影响依旧存在。1997年5月，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调查报告指出，那些被强制带离家园的土著儿童通常成年后更容易陷入贫穷，更容易犯罪，也更容易缺乏自信或者患上精神疾病。澳大利亚土著人领袖多德森认为，作为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带走土著儿童政策的后果，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社会变得畸形。土著人家庭支离破碎，酗酒和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土著人青少年犯罪率高30多倍，土著人群体自杀率也是澳大利亚各个族群中最高的。多德森最后总结到：“每个故事都蕴含着各自小小的悲剧，而是这些悲剧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世纪的种族歧视与“迫害”给土著群体所造成的伤害，确实难以用一句简单的“道歉”就能够冰释，也难以促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平等融合与认同，但陆文德的道歉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历史问题虽然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吊诡的是，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利用政治才能解决。
就陆文德正式向原住民道歉这个历史性事件来说，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土著权利代表认为陆文德的道歉“sorry”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歉”（apologize）；有的分析家认为陆文德重道歉轻赔偿，霍华德之所以在10年执政期间拒绝道歉，最根本的考虑就是害怕道歉的“石头”扔出之后，会激起巨额赔偿的无限波澜。当然，大部分的分析家认为这一举措对于溶解澳大利亚种族之间的坚冰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然而，很多分析家却对这样一个问题避而不谈：为什么陆文德需要道歉？很多分析家都将陆文德的道歉当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举动，为什么陆文德的道歉会是“理所当然”的呢？在霍华德看来，向土著居民道歉是不可接受的事，自然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
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将陆文德当成一个平凡的澳大利亚公民，他自然不需要道歉。就个人的层次而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样的逻辑同时也表明，如果你没有做过，如果你没有犯错误（不是单纯的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而是要局外人认为你是清白的），那你就没有必要道歉。对于陆文德而言，当土著居民惨遭白人阶层的歧视与迫害时，陆文德并没有在场，他也没有参与制定这个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他甚至还没有出生，对于他而言，土著人今天所承受的灾难并不是他一手造成，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伤害都与他无关。所以从这个维度出发，陆文德与霍华德一样，他并不需要道歉与忏悔赔罪。可是，如果从个人乃至家族的历史延续性这个维度来看，如果以文明人对历史连续性所持有的尊重与认可来看，陆文德有必要道歉。的确，陆文德并不是这场罪恶中的罪犯，但他的父亲抑或他的爷爷以及曾祖父甚至曾曾祖父或许曾经就是“罪犯”之一，尽管他的先辈们已经入土为安，尽管他们从始到终没有说过“道歉”，尽管他们从头到尾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但无论是遗产的也好、罪恶也好，只要血液里流着他们的基因，陆文德从道义与良心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承担他们的责任，有必要向受害者表示道歉。可是，如果哪个有心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查询他的家谱，查询陆文德先辈的所作所为之后对我说：“他的先辈根本就没有犯错”，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认为他有必要道歉。在我看来，陆文德道歉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在于他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他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这个身份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的国家。在“国家人格化”的过程中，陆文德有必要尊重这个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尽管强制同化政策不是陆文德这届政府做出的，而是他前前任政府所实施并执行的，他似乎没有必要道歉——前任总理霍华德就对这个灾难避而不提，他不道歉的根源也在于他认为这些政策并不是他的政府做出的，而是他的前任做出的，因此，他没有必要道歉。可是，霍华德或许忘记了，他有没有继承他前任政府的“遗产”呢？凭什么前任的“遗产”他就堂而皇之并理所当然的继承而不说一声“我们没有资格继承”呢？而凭什么前任的“负债”他就以“杀人者，非我也，刀也”这类冠冕堂皇的借口避之不谈呢？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老太太捡柿子，专挑软的吃？客观而言，无论是遗产是负债，从尊重“国家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出发，就算这届政府一清二白，但作为国家的代表，他都有义务对那些曾经遭受不公政策对待的群体乃至个人道歉，这是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的代表的应有作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总统阿登纳给犹太人受害者发放补偿金，为什么布朗德在华沙的纪念碑前谦卑的跪下——无论是阿登纳还是布朗德都不是犹太人大屠杀之历史惨案的罪犯。同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矢志不渝的要求日本领导人必须就日本侵略中国并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伤害这个罪责进行诚挚的道歉，要知道，现任的日本领导人并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尽管这些例子未必具有可比性，但他们所蕴含的逻辑是一致的。尽管我们不能更改历史，但我们有必要尊重历史（个人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的连续性，一旦我们开创了斩断历史连续性的先河，故意绕开真实的历史，甚至杜撰虚假的历史，那我们的后辈也一样会按图索骥，那这个国家一定会陷入支离破碎的历史漩涡中，除了怯懦与道德伦理沦丧之外，别无其它。
汤玛斯（德国一个经济学博士）曾经对德国人无休止承当历史罪孽时反问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当陆文德终于勇敢的说出了许许多多人不想说或不敢说的“道歉”时，我突然间明白，在政治高压锅中，这两个简单的字承受了多大的“重量”，然而正因为此，这个道歉具有了耀眼夺目的价值，要知道，有多少国家的罪行（不仅仅是汤玛斯所列举的罪行）依旧埋藏在深谷，有多少国家的领袖从来都不敢开口说出“道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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