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时代：全球的抵抗与帝国的衰落
——2006年“全球左翼论坛”在美国纽约库柏联盟召开
:丁晓钦
“全球左翼论坛”是原美国“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于2004年分裂后形成的一个分支，就其性质而言远远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是西方的一个泛左联盟，成员鱼龙混杂，各种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后现代学究派等影响都非常大。该论坛的形成，既反映了目前世界形势错综复杂的客观事实，也折射出当今西方左派自身的思想观念。本文通过对2006年“全球左翼论坛”的介绍，以及对与会者关于“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美国霸权的衰落及帝国主义的未来”、“拉丁美洲：国家和社会运动”、“当代中国的发展观”等4个专题的观点梳理，集中反映了今年该论坛的一个鲜明主题：美国的帝国霸权正在受到世界的挑战。 2006年3月10～12日，“全球左翼论坛”（Global Left Forum）在纽约库柏联盟（Cooper Union）召开 。此次论坛由左翼论坛、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社会学系和研究生院共同主办，并得到了许多社会组织和媒体的支持，如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美国国家律师学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布莱希特论坛（Brecht Forum）、《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新政治科学》（New Political Science）、《新政治》（New Politics）、《激进的教师》（Radical Teacher）、《马克思主义反思》（Rethinking Marxism）、《理性》（Logos）、《社会文本》（Social Text）、《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灵魂》（Souls）等。本次论坛的标题是“危险时代：全球的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开幕式由WBAI电台主持人蒂帕•弗兰德茨（Deepa Fernandes）主持，库柏高级科学艺术联合学院院长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Jr.）致欢迎词，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经济学教授威廉•泰伯（William K. Tabb）、秘鲁社会调查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的安尼波尔•奎加诺（Anibal Quijano）、比利时“三大洲中心”（Center Tricontenental）的弗朗西丝•霍特德（Francois Houtart）、德国ATTAC的塞宾•雷迪（Sabine Leidig）以及巴西世界社会论坛的芝科•怀塔克（Chico Whitaker）分别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闭幕式由“全球左翼论坛”的理事艾瑞克•卡尼帕（Eric Canepa）主持，《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卡特里那•梵登•何弗（Katrina vanden Heuvel）、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加里•永吉（Gary Younge）、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史丹利•阿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宪法权利研究中心的迈克尔•雷特那（Michael Ratner）以及美国反战劳工组织的南希•罗默（Nancy Romer）等分别作了演讲。分会场讨论共分为74个专题，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 一、从 “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到“全球左翼论坛”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每年春天“社会主义学者大会”都会在纽约召开。“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原由美国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主办。其主要组织者是反共产主义的，但任何左翼团体都可参加会议。受邀大会发言者往往会表达其政治倾向，因而大会从不邀请坚持列宁主义的代表发言。但唯一的例外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虽然他是个温和的列宁主义者，但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大会偶尔也会邀请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因为他们是反苏的，而且在苏联解体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由于内部左、右翼力量的对立，2004年大会的组织机构分裂为两支，其中一支仍然沿用了“社会主义学者大会”这一名称，但2004年未能正常召开年会；另一支则名为“全球左翼论坛”，其组织形式与原来基本相同，但从受邀代表的发言来看，其倾向稍稍偏“左”。“全球左翼论坛”组委会的主要成员仍来自原“社会主义学者大会”，如史丹利•阿诺维兹、艾瑞克•卡尼帕、曼宁•马罗波尔（Manning Marable）和弗朗西斯•弗克斯•毕文（Frances Fox Piven）。今年的大会邀请了美国共产党的执行副主席贾维斯•泰纳（Jarvis Tyner）发言，他此次是代表“黑人激进同盟”（Black Radical Caucus）与会，但其本身也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领袖。20世纪90年代以前，原“社会主义学者大会”每次年会一般有2000～3000名代表参加，但90年代以后，参会人数开始减少。今年的“全球左翼论坛”只有1100多人参加。 2006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的召开有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美国，公民自由权利被侵犯，广大人民的经济安全、文化自由受到威胁，政治贿赂，虐待战俘，布什政府的丑事不断。布什政府破坏社会保障计划的失败，政府对新奥尔良人民的集体背叛，家庭非法监视事件的曝光，反对武装占领伊拉克呼声的日益高涨，导致对布什政权的反对高潮以及左翼力量的复兴。非裔美籍、女权主义者、公民自由主义的运动受到布什政府的严重威胁，但他们正采取对策全力应对。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对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在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工人和农民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千百万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将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转型。在欧洲，从对欧洲宪法的反对以及像“欧洲左翼政党”这样的新左翼组织的出现，也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以及由其引起的各种地区性运动也在不断发展。 二、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 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经济学教授威廉•泰伯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80个国家人均收入低于80年代末。如果考虑到人均收入的数据遮掩了其中大多数国家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贫穷泛化的话，情况就更糟了。贫困正在大多数国家日益加剧：因为支付给外国金融机构的债务已占用了这些国家出口创汇的大部分；外国投资没有创造所需要的工作；免税和对跨国公司的激励措施耗尽了当地的社会支出预算。威廉•泰伯还指出，全球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经济的稳定性不但没有增强，而且金融自由化还导致世界大多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980年至1995年期间，基金组织中181个成员国中的133个国家至少遭受一次包括显著金融困境的动荡。世界银行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1994年，90个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发生了超过100次的重大金融领域破产事件。基金组织2/3的成员国遭遇此类危机的事实应归结于IMF这些年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威廉•泰伯认为，这些并不真正是令人吃惊的。新自由主义的政见（或者“华盛顿共识”）要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非管制化、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竞争性的汇率、财政控制、减少税收以及裁减政府机构，但这些措施没有哪个能确信带来大规模繁荣。现在很显然，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增加经济稳定性方面的失败，导致了“扩大的”华盛顿共识。那些曾制造“华盛顿共识”原版的家伙又提出新版本，他们指责那些曾顺从其指令的国家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在这个指责受害者的剧目中，旁白就是更有效地实施原来的目标和战略，并指望当地政府应更好地履行这项计划。美国《全球观察》（Global Macroscope）杂志的执行主任麦克斯•弗雷德•沃尔夫（Max Fraad Wolff）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鲜明地采取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1）包括贸易、生产和金融在内的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2）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的管制放松和私有化；3）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权利”的强化，如在所谓的“知识产权”领域；4）削减或取消国家对工人阶级以及其他一些群体有利的社会计划。麦克斯•弗雷德•沃尔夫进一步指出，与早期的有调节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相比，现行的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在关注工人阶级和其他非特权阶层的利益方面做得更少。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秩序不仅使一般民众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还系统性地瓦解了他们的力量。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来攫取社会主要权利，即使民众通过斗争已经历史性地享有了一些权利，如通过职业工会、政党、国家和地方政府中的公民代表，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但是新自由主义则力图削弱和边缘化这些民众已经取得了一些发言权的所有机构，而把权力集中于巨型跨国公司、银行和代表他们的国际机构。美国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比尔•迪法兹奥（Bill DiFazio）指出，新自由资本主义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已经开发出的高度发达的科技能力，与资本主义体制在满足个人和群体的需要方面的无能为力之间的剧烈反差进一步加剧，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抵抗运动。作为生产者，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政治行动，来反对他们正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并与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一起反对诸如医疗、教育和公共运输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农民通过运动来反抗对他们的生活和社区带来的攻击；土著社区也在反抗对他们社区以及文化的侵蚀；社会改革者在反对商业化价值观念对社会的侵蚀；年轻人在反抗一个对他们而言有着更少希望的未来；关注环境的人们在抵制对大公司管制制度的瓦解；和平主义者在抗议当局在长期的冷战对立格局结束后仍然推行持续性庞大军费开支、战争以及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发源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主题的运动，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正义运动。这不是偶然的。各类运动中的行动者逐渐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个敌人：即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 三、美国霸权的衰落及帝国主义的未来 美国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理查德•杜波夫（Rechard B. Du Boff）教授将全球霸权定义为：某一个民族国家在组织、管理和稳定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方面具有支配性地位。武力的使用一直是“霸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军事力量最终依赖于一个国家所能支配的经济资源，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问题，还会带来帝国主义扩张的危险。美国在二战期间树立起全球霸权地位，并且在此后的30年间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现在，美国依然在国际政治、经济方面拥有强大实力，没有任何单个国家可与其匹敌。然而，连美国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自己也意识到，它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影响并控制他国事务。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实力已经不能与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相匹配，这种军事优势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以及美国自身利益方面的作用值得怀疑。理查德•杜波夫认为，在国际金融方面，美国渐失支配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被慢慢削弱。1981年到1995年间，欧洲货币在全世界私人储蓄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3％上升到37％，而美元所占比重从67％下降到40％。自从1999年欧元发行以来，新增合同中有44％使用欧元，48％使用美元，两者数目接近。欧元的发行，使得全世界从二战以来，第一次拥有除美元以外被普遍用于支付与流通的货币。与此同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目前，美国虽然可以从国际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来弥补财政赤字，但这并不是永久的。赤字促使美元贬值，这使得原本看好美国的人们不禁怀疑美国希望用廉价的美元来偿还不断飞涨的贸易赤字。美元贬值，外国投资者美元资产的收益也会下降。如果外国投资者失去信心，停止对美投资，并出售其美元资产，美元将会贬值得更快。美国的利率可能会上升，贷款随之愈来愈难，美国人需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进口商品，其他商品的销售收入相对减少，整个经济都会受到不利影响。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美元和欧元等货币（日元、英国货币、瑞士法郎）相比，同样具有风险。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经济学系教授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认为，2000年初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崩溃使得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的彻底垮台击碎了大众的希望。今天的消费水平是靠借钱花费和更努力的工作支撑起来的。经济紧张的家庭生活艰难，人们心中充满怨愤。布什政府面临经济萧条和悲观、绝望的工人阶级。在国外，执行了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外交困境使得很多国家成了美国的敌人。这体现了美国经济萧条、政治压制和社会混乱的现状。理查德•沃尔夫说，”9•11”事件后，美国明显地调整了政策以解决这些问题。布什政府放弃了集体主义的努力，转向了一种新的军事单边主义：对“恐怖主义”无止境地动用武力，发动了对地处遥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征服全球和绝对霸权的梦想成了美国现实中的政策。由此产生的爱国主义，把国内高涨的不满情绪转向对付一个新的“敌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种族的外国人，同时对“美国的民主”也感到困惑与憎恶。布什政府的目的就是使工人不认为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事实上，世界上的很多人包括许多美国公民，越来越反对和批评这些政策，美国工人可能加入此行列，因为他们的经济和个人条件继续恶化。比利时“三大洲中心”主任弗朗西丝•霍特德认为，美国的壮大，对人类而言是构成帝国主义者傲慢、危险、寄生及灾难的基础性因素。在当今的世界中，帝国主义者的全球化建立在巨型炸弹之上。由于美国的霸权对于美国的壮大是必要的，因而就需要对战略性资源，诸如原材料、石油、微处理器和外太空领域实现控制；需要对竞争对手甚至独立国家进行对抗；需要对参与全球化的所有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进行掌控；需要对反抗美国的区域发动军事控制和惩罚；本国跨国公司无休无止的扩张也同样是一种必要。但是，所有这些又与20世纪的整体发展相悖——到1990年，非殖民化以及第三世界的各个国家纷纷独立，也同样有悖于各民族抵抗的意愿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多极化及多边化的世界，源于世界人民数个世纪的渴望，现在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世界，也正在遭遇美国单边霸权的野心。弗朗西丝•霍特德指出，中国发展的规模同样令美国忧虑。以目前的发展差距，中国在2030到2040年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超越美国。中国的壮大是超一流的，与中国相连的亚洲近邻同样如此。中国以及亚洲的发展意味着出现了这样一个区域，从人口和经济增长而言都可以摆脱美国的控制，那将是白宫不可承受之处。美国视中国为社会主义的第一大力量和竞争对手，并想方设法阻止其复兴。所有这些都与帝国主义相连，并带有当今全球化的特征，这些将会使世界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导致波及全球的暴力战争。 四、拉丁美洲：国家和社会运动 委内瑞拉东方大学（Universidad de Oriente）的史蒂夫•艾尔纳（Steve Ellner）说，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负面影响的逐渐明朗，到21世纪初，拉美公开表示赞同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普通公众似乎寥寥无几，拉美出版的书刊和报纸也几乎没有公开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言论。“再殖民主义”、“第二次反殖运动”、“帝国主义”、“呼唤阿连德”，甚至“革命”的字眼也不断出现在左翼人士的文章和演说中。2004年5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演讲时用明确的语言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失败，它甚至没有力量进行自卫，它仅剩的力量就是大炮的武力威胁。拉美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发展到文化伦理领域，从价值观、道德观上否定这种反人性、异化人的本质的发展模式。秘鲁社会调查中心的安尼波尔•奎加诺指出，拉丁美洲具有抗议性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比如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五月广场母亲”运动、智利马普切农民运动，以及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的印第安农民抗议运动。抗议运动的规模迫使统治集团正视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代表坐在同一个谈判席上。委内瑞拉、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进步力量的上台与它们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民众性抗议运动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巨大阻力，并在现行资本主义模式中打开了一个不可忽略的缺口。安尼波尔•奎加诺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民众性抗议运动已经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群众运动的鲜明特点，他们的行动方式已远远不是以“罢工”为标志的传统行为。新的行为方式不仅更引人注目，而且颇具象征意义，比如印第安农民占领城市的行为带有“收回故土”的象征；失地农民对土地的占领具有“无名氏要求生命权利”的象征；“拦路者组织”的含义是，拦截道路是他们获得警察“尊重”的唯一方式。一些组织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据此自给自足，保证生存，逐步落实长远的积极乌托邦蓝图，比如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建立了无数开展互助生产的小营地；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扩大了原有的居留地，建立起古代式的“氏族领地”；墨西哥恰帕斯印第安农民在拉坎多纳丛林建立了自己的营地，等等。这些组织从自己的边缘地位出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行价值观，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公民”概念提出挑战性的质疑。他们摆脱了从外部吸收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传统，拥有了印第安农民出身的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从被新自由主义抛到穷人队伍里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中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他们自己承担起了大众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任务，比如厄瓜多尔印第安农民运动建立起“印第安民众民族文化交流大学”，由印第安人自己领导着3000多所双语学校；“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在自己的营地建立起1500多所学校；阿根廷的“拦路者组织”也计划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制。巴西的群众运动领导人芝科•怀塔克介绍了“世界社会论坛”的发展情况。为回应并对抗每年于瑞士达沃斯（Davos）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y Forum）中强化贫富差距、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世界社会论坛自2001年开始每年召开，旨在提供一个开放的场所让全球的公民社会组织集会、讨论、分享、交流并相互成长，学习如何对抗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风潮及其所拥护的资本主导的社会。就积极的方面来说，世界社会论坛努力寻找从人性出发、尊重多元文化、并以民主人权为基础的“另一个世界”，这也是世界社会论坛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贯穿会议主调的原因。随着每一年度论坛的举办，世界社会论坛的与会者不断增加，2003年和2004年会议分别有超过10万人与会，2005年注册代表达15.5万人，实际超过了20万人，可见世界社会论坛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日剧增。这些与会者分别来自公民社会组织，有社会运动者、非政府组织（NGO）工、经济学家、农民、作家、媒体工等等，绝大部分与会者则是来自基层的人民，以会谈交流、上街游行、歌舞表演、街头艺术等等不同形式发出草根的呐喊，传达攸关人类生存的种种议题。 芝科•怀塔克认为，以社会论坛主办国巴西为首的21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在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5次部长级会议上挫败了发达国家的计划。这样的形势鼓舞了拉丁美洲民众的斗争勇气和信心。以世界社会论坛为榜样，在拉丁美洲涌现出许多民众组织联合的论坛。 五、当代中国的发展观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David Kotz）认为，新自由主义自以为为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提供了“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的”指导方案，但由于它与历史实践的严重不符而成为悖论，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方面。当中国经济在1978年开始转型时，西方专家向其推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领导者并未采纳这方面的建议，而是发展了其自身的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模式。中国的转型战略主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1）逐渐取消对物价的控制；（2）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推延搁置了一个很长的时期；（3）在一段时期内仍然保留了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国家指导；（4）国家开支的扩张，尤其是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5）总体上的扩张性货币政策；（6）把银行系统控制在国家手中；（7）国家控制跨境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国不是直接从旧的国有企业中，而是通过鼓励发展非国有的市场导向的新企业来催生出市场经济。大卫•科茨认为，中国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绩效可以从GDP的增长中体现出来。与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同，中国在开始推行转型之后并没有经历一个初始的经济衰退。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没有一年呈现过衰退，最差的一年是1990年增长3.8％。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3％，这是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中最快的增长速度。2003年的GDP比1978年多了9倍。大卫•科茨进一步指出，尽管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但历史实践和理性分析同时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战略是低效的，没有实现其所宣扬的目标。国家指导战略是推行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的唯一有效战略。似乎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中才可能长期保持国家指导战略，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富有的强势精英阶层，普通民众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力。也就是只有在一个实行公共所有制和经济计划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框架下，才能够长期保持国家指导战略。1978年，中国的领导层开始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更快速地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也的确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一个新的富人精英阶层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个新的精英阶层具有放弃国家指导战略的利益驱动。这也许是成功转向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市场经济在产出分配上是非常不均匀的。这些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变得富有起来，富有者又逐渐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走向阻碍其经济持续发展和威胁其社会稳定的新自由主义未来，中国在决定其未来的经济体制演化模式时就要考虑到这些经验教训。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李民骐（Minqi Li）认为， 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1978～2004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4％，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取得如此长期快速的发展。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比如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环境恶化，农村问题重重，城市失业和贫困人口增加，政府腐败严重，公共服务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缺乏，社会治安不好等。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中国的环境危机也是世界的环境危机。但中国以及世界的环境危机不可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得到有效解决，要建立一个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体制，使生产和消费从以追逐利润和资本积累为目的转移到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上来。李民骐强调，中国经济如果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面临能源危机、粮食产量的急遽下降、可饮用水的枯竭、公共健康危机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到时，不仅中国的经济而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会崩溃，对人口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要维持并改善中国的环境质量，中国必须首先控制其能源、水、土地的消费量并逐步减少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他最后指出，要满足人民对能源和水的最基本需求，唯一的希望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民主计划，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绝对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这一点来讲，毛泽东时代以有限的物质资源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指出，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都预言，中国引进市场改革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增加就业，带来政治自由，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正常”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原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中央指令经济会导致中央计划的非理性，劳动生产力低下，“铁饭碗”，人浮于事，商品短缺。如今的中国，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讲，取得了更为“正常” 和更为“理性”的经济发展，但与此相应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理查德•史密斯认为，诚然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消费，但问题是地球不足以提供让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像美国一样消费的资源。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18％，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原材料和商品的消费国。如此多的资源从何而来？所有亚当•斯密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此都毫无思路，他们只会假设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没有解决环境危机的任何答案。如果整个地球都在追求斯密式的经济模型，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想消费最多，都不为他人和未来着想，人类将如同“行尸走肉”。他最后提出，中国13亿人民需要提高生活水平，但不能像美国人一样奉行个人主义、无止境的拜金主义。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食物、住房、交通、教育和娱乐等等，但必须换一种方式，可以走“有机农业、循环经济、公共交通”之路。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