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黄金危机”和“美国世纪”的衰退
：易大东 王庆安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要：1968年“黄金危机”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美国60年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的集中爆发。它对美国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世界货币体系、世界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之后，战后美国经济由巅峰转入70年代的滞胀和衰退。
美国经济在战后取得了巨大成就，1945-1960年，GNP增加了250％，实际工资增长了50％；到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已经达到了最高点，1961-1966年的实际产量增加超过了1/3，1965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通货膨胀率不足3％。美国工人享受着充分的就业和较快的工资增长，许多工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大部分美国家庭生活水平快速上升，所有这些似乎意味着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许多美国人欢呼20世纪是“美国世纪”。可是，正当美国人编织他们的“美国梦”的时候，一场危机已经悄悄降临。1968年初，通货膨胀串、失业率、国际支付、国内财政等经济指数“全线飘红”，美元出现了信用危机。从1967年底开始，外国政府和投机者抛售大量美元，囤积黄金，到1968年3月达到高潮，引起了“黄金危机”。
1968年的世界是多事之秋，法国的“五月风暴”，苏联侵入捷克斯洛伐克，越南的“春季攻势”，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被暗杀，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等。1968年“黄金危机”的研究几乎完全被忽视。实际上，它是战后美国繁荣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的危机的总爆发，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战后美国，甚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这场危机，理解这种转变是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的，是怎么样导致“美国世纪”衰退的。
一、1968年“黄金危机”的发生过程
1 英镑贬值风波
英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很脆弱，在1964、1965、1966年受到了连续攻击。1967年11月，“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西方国家同意协力挽救英镑，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11月17日，英国大使通知美国总统约翰逊，英镑将在第二天贬值14.3％。
因为中东“六天战争”、黄金在工业中使用的增长速度已经超出了新的生产量，以及苏联在1966-1967年拒绝向世界黄金市场提供黄金等原因，已经使1967年的黄金市场十分紧张，英镑的贬值引起更多的纸制货币兑换黄金，加剧了这种紧张。1967年11月20-27日，市场已经兑换了64.1亿美元黄金，其中美国占了59％。
为了保持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从三方面保护美元：第一，总统再次承诺保证35美元兑换Ⅱ盎司黄金；第二，为了预防产生新的竞争性货币结盟，财政部长和政府当局通过各种途径说服其他国家同意维持现有的体制和汇兑比例；第三，财政部长福勒要求美国国会通过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的一整套计划来平衡国际支付，恢复和重建对美元的信心。
2 挤兑黄金
美国政府救市措施宣布之后，国际金融市场表面上恢复到了风平浪静，1967年12月4-8日，有900万美元黄金回归市场。但是马上又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11-15日又起波澜，黄金库损失5.48亿美元黄金，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黄金库成员国提出退出干预伦敦黄金市场。
美国尽力补充黄金来满足扩展的世界经济对黄金的需求，稳定黄金市场。根据货币法定要求，一个国家发行纸制货币时，必须有相应的25％的硬通货储备，1967年的世界市场上大概必须有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来满足美元的可兑换性的承诺，投机商们越来越相信美元将无法支撑下去，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将被迫提升黄金价格，他们“赌博式”疯狂买进黄金。其他国家对以美元作为储备的信心也越来越不足。
危机在1968年3月终于爆发了，福勒在3月4日向总统汇报时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之后，黄金总库在一周之内流失了1.23亿美元黄金，其中在星期五就流失了0.88亿美元，今天已经损失了0.53亿美元，在这周的余下时间里，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流失。”3月8日，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汇报：“黄金总库遭受到了第三次最大流失，达到了1.79亿美元，”政府对投机已经失去了控制，3月13日流失黄金2亿美元，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警告他们的欧洲同行，美国将关闭黄金市场。3月14日，黄金的天流失量达到了近4亿美元。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美国要求英国在周五，即3月15日关闭伦敦黄金市场，邀请黄金总库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周末到华盛顿商量对策。
3 “华盛顿黄金协议”
十国集团的华盛顿会议达成了“华盛顿黄金协议”：第一，黄金交易实行“双重价格机制”，即由中央银行控制的35:1交易的官方市场，根据需求决定价格的面向投机商和工业的私人市场。第二，废除黄金准备金制度，直接增加市场上流通的黄金数量，所有国家将在冻结黄金和维持美元价值的承诺下保持黄金库存。第三，“特别提款权”的出现。通过“纸黄金”的形式来满足日益扩张的世界经济对通货的需求，各国将“纸制黄金”存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特别提款权”的形式来稳定本国通货，利用实际黄金和美元来完成国际结算。
“华盛顿黄金协议”的最后签字标志着1968年“黄金危机”的结束。
二、1968年“黄金危机”发生的原因
货币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美国1968年3月“黄金危机”是诸多问题缠结在一起的结果。
1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和美国长期国际支付赤字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创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组织，领导了世界经济1/4世纪。布雷顿森林体制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制度、外汇集中管理制和盯住汇率制度；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所有其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货币盯住美元，美国向其他成员国承诺，准备足够的黄金储备，以35:1的比例收回美元；其他成员国同意保持它们的货币与平价美元不超过1％的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国际货币基金，当成员国出现了较大的短期支付赤字时提供短期信用；当大额的或长期的赤字出现时，成员国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改变本国货币票面价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虚金本位的两难矛盾。战后在黄金生产停滞的情况下，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供给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样的货币体系一开始就潜伏着危机：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虽可满足国际间对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增长性需求，但逆差的扩大意味着美元的泛滥、国际间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一旦美元的国际储备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便无力应付美元挤兑黄金的风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必将瓦解。国际经济学中称之为“特里芬两难”。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霸权稳定结构，一切外围的资本流动必须服从惟一的中心，即美元对黄金的汇率，它实际上取消了它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这样的固定汇率制下，各国不能灵活运用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工具，只能被动地在市场上输出本币、购入美元来抵消美元的过剩；或者以收回本币、抛出美元来平抑美元供给的不足，致命的是当其他国家越来越不能从这样的制度安排中获得应有的利益，而美国又随着其经济的衰落越来越不能拥有这种独享好处的支配权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体系性危机就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了。
战后美国国际支付赤字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美元外流。美国国内民众出国旅游；冷战时期对外援助居高不下；海外驻军的沉重负担；欧亚经济复苏，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导致美国的进出口逆差；国内资本外逃到海外投资等原因，导致大量美元和黄金的外流。第二，美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外贸顺差的数额逐年下降。60年代前半期，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60年代下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只有83 700美元。两相抵消，美国的国际支付赤字快速上升，1950-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的国际收支逆差为21亿美元；1960-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1969年平均每年增加到34亿美元。1950-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美国黄金储备从243亿美元下降到163亿美元。随着国际支付赤字的增加，美元地位岌岌可危。
2 国内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货币贬值和抑制出口对货币体系的稳定来说是致命的。肯尼迪-约翰逊的新经济政策要求当经济呈现出低于目标水平时，以强有力、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推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当经济上升到通货膨胀范围时，就要采取通货紧缩措施。要求的前半部分贯彻得很好，通过减税、赤字预算等财政刺激，在1966年以前，美国经济运行良好，各项经济指标达到最佳，1961-1965年通货膨胀率只有1.3％。1966年的GNP增长达到6.5％，达到50年代经济增长以来的历史最高的1310亿，比1965年增加了140亿。用那个年代的说法，这个国家能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享受“大炮”和“黄油”。
但是从1965年中期开始，物价和消费指数开始膨胀。1965年的批发物价上升2.3％，消费价格上升1.8％；到1965年底，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很清晰了。对付通货膨胀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提高利率和加税。1965年底，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调整贴现率的方式来减缓通货膨胀的压力。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德纳·阿克列写信给约翰逊要求增加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抑制经济过热，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在1965年下半年到1968年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约翰逊政府在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时举棋不定。
第一，约翰逊坚持不增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充分就业的预算正处于平衡状态，或者说接近平衡，他认为国家经济整体运行良好。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那时预算平衡本身是通货膨胀提高了联邦收入的结果。通货膨胀不断上升时，充分就业的预算可以使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产生错误认识。
第二，民众的反对。反通货膨胀措施——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削减支出、增加税收——本身是不得人心的。在1966年1月的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70％的选民称赞1965年国会所做的工作，有82％的人支持医疗照顾，90％支持联邦教育援助，92％的人支持减税。在1966年和1967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舆论都反对加税；1968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9％的美国人反对加税。
第三，约翰逊本人在加税决策时的犹豫。导致通货膨胀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伟大社会”的社会服务计划支出导致联邦预算越做越大，约翰逊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最关心的是“伟大社会”的命运，因为总统的如意算盘和原来的承诺是在中产阶级不做出牺牲的情况下解决下层阶级的问题，提升加税的问题将会使保守派要求削减“伟大社会”计划，于是，约翰逊犹豫了。他通过收入政策直接管制工资和物价，辅以其他小计谋而不是增税来缓和通货膨胀压力。他卖掉了库存铜、铝等物资来增加政府收入；当鞋子价格上扬时，他下令控制皮革品出口；为了阻止羊肉价格上涨，他命令国防部从新西兰进口羊羔供应越南部队。他的一些削减支出的举措是滑稽的，他关掉了白宫的灯光，他命令执行行政任务时使用较慢的飞行器以节省燃油，撤掉了部分白宫职员的电话线。
第四，加税的最大障碍是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韦伯·米尔斯。米尔斯把约翰逊视为浪费者和挥金如土的人，“我想我对总统很了解，如果我们给他10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钱给他，如果我们不捆住他的手脚，指明哪些地方不能花的话，他也会花光。”米尔斯有一个基本信念：增加税收之后如果不减少支出，将会对经济产生长期的严重的冲击。他担心总统的办法会导致“越来越大的政府，私人部分越来越少的自由活动空间”。他坚持：“如果美国人被要求支付更多税收的话，如果要我支持并形成法案的话，我的条件就是减少联邦支出。”从个人政治利益出发，米尔斯所代表的是国会保守派，虽然他是一个民主党员，但他并不惧怕总统的权势和威望，他看到了通过反对总统的这种挥霍式经济支出的办法来赢得朋友们支持的机会。
第五，劳工和商务组织的反对。因为增加个人所得税肯定会侵犯劳工的利益，劳工组织领袖首先站出来反对；商务组织也反对增加公司税，他们提出了一个以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为核心的方案。
决策的犹豫使约翰逊政府错过了增税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好时机，1966年通货膨胀率增加到2.9％，1967年上半年回落到2.3％，下半年飙升到3.8％，1968年的头4个月上升到4.4％。
3 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三重的：打破了支付平衡、加剧了通货膨胀、弱化了美元。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曾经采取过一些措施，例如，要求美国的欧洲盟友承担由于冷战而增加的越来越多的国际援助支出，在美国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提高短期利率来吸引和留住游弋资本；限制对外直接投资、减少银行信贷、削减海外军事支出等。这些措施对美国短期支付赤字的状况有所改善。国际支付赤字从1960年的39亿美元减少到了1965年的13亿美元。但越南战争很快就吞噬了这点成效，大量的军事开支实际上就是对外支出，战争的大量费用导致了进口快速增加，实际上就是释放了通货膨胀。1967年，支付赤字快速窜升到了1960年水平，将近40亿美元。
越南战争也吞噬了联邦预算，在1965-1966财政年度支出50亿美元，总统还能将此预算隐藏到国防开支中。但是战争支出快速膨胀，到1967-1968财政年度达到265亿美元。这些支出反映在国内就是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由越南战争导致的国际支付赤字加大和国内通货膨胀加速极大地弱化了美元。
三、1968年“黄金危机”的影响
1 1968年的危机还只是一种过渡和缓和，导致美元弱化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它被视为1971年美元的暂停兑换和1973年浮动汇率出现的一个前奏。
1968年6月28日，在阿克列提出加税两年半之后，约翰逊签署了《1968年收益支出控制法》，行政当局获得了10％的公司、个人收入附加税，代价是1969财政年度削减60亿美元支出。
加税之后，一些不健康的因素没有了，经济开始强劲发展。1968年5月，欧洲出现了混乱，如法国的五月骚乱，苏联侵入捷克引发的危机。使一些钱逃离欧洲回到了美国，使美国出现了长期以来的统计上的满意数据，支付平衡问题也得到了较大改善，甚至到年末出现了国际支付剩余。
但是，1968年经济危机的解决只是为美国经济赢得了喘息的空间。实质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赤字很快又出现了。加税的措施无法解决进出口逆差，美国国内生产率停滞不前，全球商品市场竞争日益加强，越南战争依然对国内商品通货膨胀造成压力。约翰逊的加税措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力量太小，来得太迟，对消费和工商业支出仅仅产生了些许影响。而且，这个加税方案经过了米尔斯的折中后，还伴随着削减国内支出，对经济发展有一种逆向抵消的作用，1968年下半年，金融部门放松了金融控制。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崛起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产生了冲击，1971年又发生了另外一次金融危机，尼克松总统关闭了黄金市场，因而结束了黄金美元直接兑换的时代。到1973年，浮动汇率制度成熟地推了出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开始构建。
2 1968年的危机对美国社会政治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导致了1968年“黄金危机”的爆发；反过来，危机的爆发影响了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进程。
1968年1月29日，北越在越南战场上发动了“春季攻势”，延续到3月，几乎和“黄金危机”同步。1968年经济危机和越南战争的经济上的代价使美国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代价和军事谋略。越南战场的形势恶化使美军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国会允许他征召25万预备役，到1969年6月30日在越南的美军达到51.1万。代价是在1968财政年度的支出为25亿美元，1969财政年度为100亿美元，对支付平衡的逆向影响是5亿美元。而且，所有这些是在正常国防支出之外的。战争对支付平衡造成了巨大压力。
1968年卸任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无论我们怎么样要求在‘春季攻势’之后的增援，我们都要考虑国内经济形势中的外汇。”国务卿腊斯克提醒说：“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军队的增加就要增加税收、平衡支付、通货膨胀、黄金和整个经济前景；”财政部长福勒提醒增加军队会发生联动的影响，对经济和美元都会造成伤害，进一步威胁到“伟大社会”计划，特别是贫困和城市问题。决策者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南越的战争和在1968年初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关系。
面对国内财政资源短缺和国内经济的诸多问题，约翰逊的决策十分困难。3月，他派军事顾问克劳福德和惠勒探听国会领袖们的意向，发现国会不支持增加军队，国会的鹰派和鸽派都担心升级越南战争的经济后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认为扩张美国在越南的义务意味着更加厉害的通货膨胀、更加多的国际支付赤字、可能的财政恐慌和崩溃。
约翰逊又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征求意见，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两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乔治·邦迪和前国务卿艾奇逊向约翰逊提交了一致的意见：约翰逊在国内面对的难题是因为越南战争而加税的批评、国内公众信心危机，综合美国在亚欧的利益、美元危机和美国在短期内不能结束越南战争，艾奇逊建议在有限的时间内脱离战争。艾奇逊的建议对约翰逊的影响很大。
约翰逊对越南问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在他随后的回忆中写到：“近期，我们正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斗争，当我决定在越南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多的时候，这些金融和预算方面的问题一直摆在我面前，很清楚，增加更多的军队到海外、增加军事支出将会使问题复杂化，增加美元的压力。”基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与民众正在降低的对越南战争和他的支持，约翰逊在3月的对越政策转向试探性和犹豫不前。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美国只能增加13.5万军队前往越南，美国对越南的政策调整为更多地依靠南越自己的军队进行防卫。他派出了新和平大使阿维尔·哈里曼，暂停大部分针对北越的轰炸。虽然美国军队仍然部分地留在越南，但美国需要做的是怎么样尽快从越南解脱。所以，停止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共同作用的结果。
1968年危机也直接影响到了“伟大社会”国内改革计划。从越南战争事情解脱之后，约翰逊又得面对对他的国内改革计划的扼杀的压力。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连续失败和国际金融秩序崩溃的危险，使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出台更加谨慎。一方面，约翰逊继续保持对改革的承诺；另一方面，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这种承诺已经从扩充“伟大社会”改革转向了保护改革成果了，他必须通过削减国内支出的妥协来赢得加税法案，最大限度地保护早期“伟大社会”的改革成就。
诚然，经济上的问题不是惟一阻止“伟大社会”计划在1968年初扩展的原因，社会改革计划发展到1968年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由于许多计划的仓促推出，计划本身存在的问题、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上种族问题、政治斗争等交织在一起，特别是1968年春，约翰逊对黑人和年轻人所表达的不满感到特别失望，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从约翰逊的民权、贫困和教育改革中受益最多的。这些都使约翰逊的改革热情逐渐衰退。
1968年是发生转变的一年，自由派将策略从扩充“伟大社会”计划转向了保护，伟大社会“计划，1969财政年度，联邦社会福利支出上升的比率不到1965年的一半”。就像历史学家欧文说的：“到1968年6月，‘伟大社会’在他的朋友和敌人手上受到了一样的伤害，丧失了它前进的动力和内在的精神，留下来的不是60年代中期强大的改革浪潮，仅仅只有一点点惯性。”
3 1968年的危机宣布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美国实践的结束，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经济理论走上了前台，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开始构建。以《1946年就业法》为标志，美国人开始以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为蓝本制定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美国的政府经济学，美国化了的凯恩斯主义以高就业为政府政策目标。政府通过赤字预算，辅以货币政策稳定总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美国化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实现美国战后经济过渡和几次短暂的经济衰退时起到了较好作用，并且成为肯尼迪-约翰逊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但是，它的最大隐患是可能导致巨额赤字、通货膨胀和政府过度干预。这些隐患在60年代后半期几乎全都表现出来了，并在1968年“黄金危机”中集中爆发。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于经济政策的失误，越南战争对资源流失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但是，经济的发展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已经不适合美国国情了，美国政府需要寻找另外的经济理论指导实践。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经济理论粉墨登场，试图解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巩固美国国内经济稳定发展。这个过程虽然比较曲折和漫长，但是这种转变已经从1968年“黄金危机”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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