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美国最大战略对手
田方萌
一、美国公众如何看待中国?
几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电子邮件同两位中国学者展开了一番时事讨论。两人旅居波士顿,以前均是资深的新闻工。在论及中美关系时,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尚非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这一观点令笔者吃惊不小,因为在我看来,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
今年二月中旬,盖洛普公司对美国公众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核心问题单刀直入:“你认为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最大敌人(greatest enemy)?”结果显示,伊朗、伊拉克和中国位于前三名。14%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最大敌人,在几个大国中高居榜首;仅有2%的人选择了冷战宿敌俄国。根据同一项民意调查的历年数据,2001年后中国在美国公众中的威胁程度略有下降,到2005已跌至10%,而今年又恢复到了九一一事件前14%的水平。显然,随着反恐和伊战的势头减缓,美国公众已经逐渐将戒心转移到了太平洋西岸。
三四月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询问了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印象。调查发现,7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影响巨大,可不喜这种影响的人(38%)远多于喜欢的人(8%)。对于中国增长的经济实力,多数美国人(53%)抱有负面态度,少数(35%)持正面态度。八成以上(8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是件坏事。美国公众对日本和印度的印象远好于中国——大多数受访者对日本(70%)和印度(63%)抱有好感。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也顺迎民意,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对外政策议题。早在布什上台之初,美国已经着手实施针对中国的战略布署。2001年五月,国防部及相关的研究机构向布什总统提议——美国应将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东亚,将北京定为首要假想敌。当时在香港的丁学良教授即撰文指出——“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已无悬念”。随后发生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向恐怖分子和中东地区。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新研究员甚至认为,布什在过去几年和中国领导人结成了“不太可能的新盟友”(An Unlikely New Ally)。
然而,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可能会再次将重点战略目标移向中国。2007年年底,《外交事务》杂志分几期连续刊登了主要候选人的外交政策纲领。共和党老将麦凯恩明确指出,“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中心挑战(a central challenge)”。他列举了美国应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四种前景:军备竞赛、台海局势恶化、中国支持独裁国家,以及中国将美国排除在区域联盟之外。相比之下,民主党新秀奥巴马并不如他的对手立场分明:“我们和中国在有些方面合作,在另一些方面竞争。我们的核心挑战(essential challenge)在于建立一种扩大合作领域的关系,同时强化我们的竞争能力。”尽管如此,在过去几个月的竞选活动中,他还是屡屡批评中国操控汇率,并针对中国产品质量大作文章。
二、美国知识精英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美国民意很容易受到大众媒体影响,光是《新闻周刊》上那些“中国世纪”之类的标题就会吓人一跳。政治家们更是喜欢拿中国问题作秀。以往经验表明,总统候选人无论如何攻击中国,上台之后都会变得更加柔性和务实。那么,发言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情报准确的外交政策专家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
2003年至2004年间,中共中央党校的刘建飞教授曾在半年内走访过六十位美国学者,为我们了解美国学术界的对华态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根据政治立场,他将采访对象分为四派。第一派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不论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变化,中国崛起后必定和美国发生冲突。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而美国应该尽力延缓这一进程。这派主要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教授在2006年发表了《中国的不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防务竞争之中,并有引发战争的相当机会”。
第二派新保守主义者旨在将“推进民主”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他们虽然认为当前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中东国家,但这项任务完成之后,威权体制的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今年四月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长文《历史终结的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他指控中俄两国是威权体制的维护者和信奉者,强调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的全球竞赛将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此文标题针对福山的大作《历史的终结》而发,福山虽与新保守主义者颇有分歧,但也认为中国将是未来二十年美国的对外政策焦点。
第三派自由主义者以了解中国的民主党人为代表,包括我们熟悉的傅高义和李侃如等人。这一派人物看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旦中国实现民主化,美国对待中国就像欧盟和日本一样——战略上互信,军事上结盟,虽然经贸方面少不了磨擦。在自由派看来,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 在美国人眼中是非常危险的。他们虽鼓吹民主和平论,在中国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实与新保守主义者的目标一致——两者只是在推进中国变革方面策略不同罢了。
第四派被刘建飞称为“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他们不见得就比传统现实主义者更为理性。这派人虽不乐见中国崛起,但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阻挡。美国必须正视现实,才能从中受益,而不是将自己变为中国的敌人。在反恐战争、维持中东和平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美国都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因此两国不太可能成为战略对手。
由以上四派观之,只有最后一派完全赞同波士顿那两位中国学者的观点。其他三派出于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的考虑,都将中国看作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针对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美国知识精英现在流行使用“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一词加以批判,并常常将中国和俄国捆绑在一起作为攻击目标。两个对手并提,让人难以分清主次,我在波士顿的学者朋友也认为俄国才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战备威胁。那么,究竟谁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呢?
三、 中俄印三国实力之比较
我需要先对“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作出一点说明。对于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的综合实力,此其一。朝鲜和伊拉克可以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但它们不可能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一个国家必定与其战略对手具有深刻的价值差异和利益冲突,此其二。实力雄厚的欧盟和日本虽与美国有贸易磨擦,但作为民主国家都被美国划归为“自由世界”的盟友。
排除掉威胁较小的专制国家和实力较大的结盟国家,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就只剩下中国、俄国和印度了。我们先来简略分析一下拥有全球第二大人口的印度。尽管有不少观察家看好这个南亚大国,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7年也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强,其人均产值还不及中国的一半。在过去二十八年里,中国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速度,最近四年间更是在10%之上。印度在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维持在6%上下,仅在近三年才跃升到9%。中国经济专家拉迪(Nicholas R. Lardy)在一次中印创新论坛上指出,中国的经济规模不仅远大于印度,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尽管印度拥有核打击能力,很少有哪位严肃的军事观察家会给予印度高出中国的评价。印度的诸多国内问题,如贫困、能源、教育、族群冲突和政府腐败,没有哪一项比中国的同类问题更为轻松。身为民主国家的印度更有可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盟友,而不是充当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毫无疑问,凭借冷战遗留下来的巨大武库,俄罗斯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中国至今还在进口它的尖端武器。然而,这位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已经雄风不再。由于多年政局动荡,俄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小于印度,还不到中国的三成。近年来俄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能源部门,而不依靠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这不仅表明俄国的发展模式难以长期持续,经常会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而且意味着石油财富集中在一小撮权贵手中,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矛盾。尽管国民收入看涨,俄国人口在最近四年仍然出现了高达0.4%的负增长。俄国男子的预期寿命只有61.5岁,平均来说比中国男子要少活十年。整个国家显示出一萧条衰败的人口景象。
缺乏财源和劳力支持,又要维持庞大的军事设施,俄国就像一头牙尖齿利却面黄肌瘦的苍狼。荷兰诺伯基金会(Noaber Foundation)去年年底发布了一份世界安全形势报告,题为《针对不确定世界的宏大战略》(Towards a Grand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World)。报告包括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几名欧盟战略家和一名前美国驻北约高级指挥官,他们对俄国国力的分析具有公认的权威性。报告分析说,“许多俄国人不能相信西方除了敌意外就没有其他意图,他们相信西方想要将俄国赶下它‘应得’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地位(俄国不仅不具有这一地位,而且永远不会具有)”。也就是说,在这些前北约高官眼里,俄国在后冷战时期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了。与此对照,这份报告将崛起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看作首要的区域性挑战。们指出,前苏联与中国的区别在于,前者处于经济弱势,后者具有经济强势——并且依赖美国维持这一强势。
《大国的兴衰》一书保罗-肯尼迪曾言,“庞大的军事权力机构犹如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对敏感的观众可谓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里指生产力较高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俄国一支独大的军事纪念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倒塌迹象。《宏大战略》一文坦称:“总体来说,不超过20%的俄国军事装备属于现代武器,15-20%的设施根本就无法使用。”即便在美俄相互制衡的核战略领域,美国也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2006年春,两位核战专家在《外交事务》上撰文,预测美国不久就会拥有在首轮打击中摧毁俄国全部远程核武库的能力。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航空和制导技术近年来又有所突破,更主要是由于俄国远程核投射能力自冷战后急剧衰减。
中国在短期内还无法超越俄国的军事能力。然而,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保守估计,中国军费开支在2004年间也已经紧逼俄国。斯特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则认为中国2005年的军费开支已经超出俄国一半(两者分别花费307亿和194亿美元)。中国的军事开支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在过去八年间已经增长了近五倍。尽管这类数据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不确定性,几家国际战略研究机构还是猜测中国军费数额已经超出了德国、日本和俄国。
四、为什么他们视而不言?
既然众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俄国之上,成为美国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波士顿那两位先生并不赞同?要知道,他们的学识和阅历远胜于我,对英文主流媒体的阅读量也在笔者之上。如果拿此文的题目让他们写篇命题作文,这两位先生肯定都写得都比我好。
原因之一,我们都太清楚中国的弱点和问题了。中国是崛起的大国,也是脆弱的大国。贫富分化、环境污染、人口老化、劳工流动、产业升级,还有最关键的政治改革,所有这一切都制约着中国走向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也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假使中美两国均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也要花十五至二十年才能赶超美国的经济规模。这期间,也许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或对外战争,阻断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这样一个问题棘手的国家,怎么会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成为美国的最大战略对手?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科恩(Jerome Cohen)对此评价道:“我的印象是,虽然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对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影响,但取代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因之二,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被美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笔者初到美国,参加过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次科技政策研讨会。会上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刚上台,辟头就问大家有没有看昨天的《金融时报》,因为上面报道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了。等到听众提问时间,我抓到一个发言机会,指出萨默斯单凭这一经费指标,有夸大了中国研究实力的倾向,他在答复中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美国人就是有种防患于未然的偏执心态,当年英特尔公司前总裁葛洛夫写自传,书名就叫“只有受迫害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美国在六七十年代高估了苏联的实力,八十年代高估了日本的实力,现在轮到中国了。
原因之三,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中国学人受惠于美国,出于种种顾忌和考虑,不愿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反馈给国人。笔者无意指责美国“收买”中国知识精英—— 我本人就是靠美国提供的奖学金,才有机会出国深造。我只是想指出,留美学人的自身利益和周围环境会影响到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体察。他们平日多与美国同行打交道,这些在学术圈和媒体里的美国人一般持有较强的自由派观点,并不能代表美国大众和政治家的对华态度。
可以想见,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都不希望美国将中国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美国即使明确了两国之间的竞争态势,我们在心理上也不愿意承认。然而,一个国家的地位和角色不仅由其国民的认同决定,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他国家态度的影响。正如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角色认同(Identity)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近年来,俄国总统普京时常在公开场合激烈批评美国,引起国际媒体颇多关注。可头脑清醒的西方分析家却声称: “仔细观察之后,我们发现俄国的言辞和实力之间存在着距离。俄国的软弱,而不是它的强大,才是西方担心它的原因。”相比于普京,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奉行 “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对美国保持克制和妥协。这一低调姿态或许削弱了“中国威胁论”的风行程度,却没有改变美国公众和知识精英的看法——他们对崛起中国的焦虑远甚于俄国。上文提及的皮尤调查报告发现,尽管多一半(54%)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永远不会代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31%),甚至“中国已经取代美国”(5%)。美国人可能会夸大中国的实力,低估俄国的实力,但是不太可能搞错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笔者对中国战略对手角色的判定,并非出于“受害者情节”的自我想像,而是基于对美国精英和公众的言行观察。
五、21世纪的中美角逐
布什总统上任伊始,就已经确认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突如其来的九一一事件缓和了两者的紧张关系,这两个大国面对面的较量迟早都会到来。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总是指望躲在俄国和恐怖分子后面,而应该以进取的心态积极应对。作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角色与中国发展前景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此事值得庆贺。在历经一百多年的战乱、革命和运动之后,在几代中国人忍受了沉重的屈辱、痛苦和怨仇之后,中国终于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以东亚大国的身姿显现于世界政治舞台。如果说奥运会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的正面肯定,最大战略对手则是美国对中国的负面承认。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视为主要对手,也应当是中国的一种荣耀。《纽约时报杂志》今年一月底刊出《别了,美国霸权》(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一文。卡南那(Parag Khanna)预测,世界将很快面对三强鼎立的格局——美国、欧盟和中国,俄国日本等二流国家都需要在这三个大国之间寻找自己的定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读者都认为卡南那明显夸大了中国的影响力,但这至少说明西方世界已经开始用全新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中国。
其次,世界大国几百年来一直在相互竞争,21世纪的中美较量只是全球新格局下又一轮大国角逐赛罢了。这轮角逐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第一,相比于美国在上世纪的对手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中国同美国更可能走向平稳缓和的良性博奕。中美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国虽然不是西方定义下的民主国家,可也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第二,两国的实力增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与对方合作的基础上。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强调中美冲突之后补充说,中美虽是对手,却未必会成为敌手,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太多的利益交错重叠。即使对两国关系最感悲观的米尔斯海默教授,也不认为中美冲突必然会走向战争。
最后,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像以往那样,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福山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中明确指出,“(东亚地区)基本的战略选择在于任何新的政治架构是否应该包括中国。”笔者曾当面就中国问题请教福山,他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不认为中国必然会重复德日崛起的老路,另一方面又强调崛起中的大国毕竟会和当前的超级大国有所冲突。他因而主张美国采取两套机制对付中国,一套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套在中国在构成威胁时可以联合亚洲盟邦围堵中国。美国政府可能不时倒向遏制派或接触派,但这种“双管齐下”的对华战略将是长期持久的政策趋势。
基于笔者多年观察,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目标有二:一是保持美利坚民族的全球领导地位,二是促进世界各国的繁荣民主。这就意味着美国既有遏制中国扩张的意志,也有帮助中国发展的意愿。山姆大叔不像某些自由派描绘的那样,除了参与中国的商机别无他想;也不像某些左派指控的那样,一味阴谋分裂中国。中美两国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中包含竞争的因素,比如加入世贸谈判;竞争中也体现合作的精神,比如联合军事演习。国际关系就是这么复杂,单独强调任何一点都是片面的。
六、双赢合作与零和竞争
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有一次接受美国时评家扎卡瑞亚(Freed Zakaria)采访,他表示中美两国正处于“双赢”的大好局面,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重大挑战。在太平洋两岸,双赢不仅是中国驻美外交官的关键词,也常常被美国驻华外交官挂在嘴边。可惜,这个世界并不像华丽动人的外交辞令描绘得那么美妙。美国自有其国家利益,并不见得一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即使中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这些利益分歧将仍然存在,虽然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将会减少。这一节笔者想着重讨论一下中美竞争的三大零和博奕领域。
其一,自然资源。归根到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从环境中汲取的资源数量,以用对这些资源的利用效率。尽管科技文明在最近两个世纪大大改进了人类使用资源的能力,缓解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可人口数量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同时大幅提升。近一两年,食品价格和石油价格的飙升让经济学家们又重新拾起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这是中美两国展开竞争的重大背景。随着全球变暖日趋严重,在汲取能力之外,资源竞争又进入排污领域,几个耗能大国争相推卸温室气体的排放责任。作为全球最大的废气排放国,如果中国不愿以经济增长为代价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就会越来越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其二,势力范围。中美两国不见得为了争夺自然资源或战略地位而直接陷入纷争,却可能因此卷入两国以外的地缘政治冲突。中日甲午海战由争夺朝鲜宗主权而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欧洲的东南腹地引发,越南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战场所位于美苏之间的冲突地带。笔者曾就中美关系请教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沃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他看来,两国最有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的场所就是中国周边的小国。《外交政策》杂志今年对美国军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列举了未来美军可能投入兵力的四大战区,它们分别是北朝鲜、台湾、伊朗和叙利亚。中国在前三者中都具有相当的战略利益,或者干脆就是美国的假想敌。
其三,国际地位。随着冷战后俄国实力下降,中国逐渐在多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强国。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在几种主要的食品和能源领域成为最大的消费者。中国每年大约培养20万工程师,印度培养12.5万,而美国仅有7万。尽管中国毕业生的质量令人担忧,但其规模也说明中国人力资源积聚的惊人态势。中国在军事和太空领域仍然落后于美俄,但在最近十年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致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称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力量”。在国际舆论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也甚于美国。
零和竞争并不否定双赢合作。两位强手只能争夺一个冠军名次,但他们都可以通过比赛提高竞技水平。类似地,两家大国只能争夺一个霸主地位,但它们都可以通过竞争增强综合国力。我们不必一厢情愿地否认中美之间的对手关系,而应当避免因误解引起的剧烈冲突,这样的冲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七、结语:马汉的告诫与启示
几个月前,我在华府一家思想库遇到了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小伙子山姆。我当时问他:“如果为美国单挑一个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你会选谁?”他思考了几秒钟,答道:“中国。”我敢担保,五年后再问山姆,他会毫不迟疑地给出同一答案。从主观角色来看,美国大多数公众、政界和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视中国为世界强国中最大的威胁和挑战者。依客观标准观之,中国的综合国力远超出印度,并略胜过俄国。中美之间的新一轮大国角逐已成定局,两者既有着合作双赢的机会,也存在零和竞争的场合。中国精英和公众应当尽快明确到这一新的国际定位,制订应对策略,同美国展开良性互动。
在本文即将结尾时,我不禁想到一位伟大的美国军人。十九世纪末,美国战略家马汉出版了《海权论》一书,很少有哪部军事著作的影响可与之比肩。一个多世纪后,著名记者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发现中国人正在热切地阅读此书。他在去年11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提醒美国决策层——“中国人是今天的马汉主义者。”笔者也算是马汉的忠实读者之一吧。
《海权论》的关注对象主要是当时正在崛起的美国和德国。像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美德两国一样,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也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工业国家。马汉对德国的分析也就适用于中国:“……它(德国)也就越来越需要确保它的原料进口,并尽可能地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在粮食进口方面的安全——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德国本国的粮食产量日益不敷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必不可少。”
今天,中国需要进口的不仅是粮食等农产品,更重要的是能源和矿产品。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换,这就要求其他国家确保向中国开放商品和原料市场。马汉提醒当年有着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不管美国人乐意与否,他们如今必须开始注意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求这么做。一种日益壮大的公众情绪也要求这样。”不出一代人的时间,中国人也会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利益不仅仅在国内,在亚洲,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在天寒地冻的南极洲和北冰洋。
今天,中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中国公司在许多国家展开了大量投资项目,中国人的足迹已经踏遍了世界每个角落,对中国海外利益的防卫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崛起中的大国,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仅是可欲的,也是正当的要求。目前,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大多由美国海军防卫。这一方面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得益于美国提供的全球安全秩序,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海上经济命脉处于美国掌控之下。国际关系变幻不定,美国以往对中国提供保护,并不意味着今后也会继续下去。如果中国能够壮大自己的远洋舰队,在中美交恶之时,美国海军就不敢采取冒然行动,比如对中国商船封锁马六甲海峡。受实力和意愿所限,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以取代美国为政策目标;但根据马汉的战略思想,它应该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有所节制,谨慎地保持亚太地区和印度洋的武力均势。
回望历史,荷兰在四百年前曾经称雄于全球洋面,甚至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然而1654年的英荷战争彻底结束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针对这一前车之鉴,马汉告诫美国同胞:“大国依赖外部资源而不能保护自己,就会落到荷兰的下场。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荷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的每一笔开销。”今天中国的某些知识精英和17世纪的荷兰贵族何其相像!他们以为自废武功就能够换取美国的信任,转而专注于经济建设。殊不知,和平来自于武装力量的平衡,拥有并恰当地使用武力才是和平的真正保障。马汉的预言先知般地昭示了中国的选择:“中国的地位究竟会如何既取决于它能以多大力量保护自己的权利……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这种控制行径与合理的外来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马汉在《海权论》中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态度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但他看到“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他坦称对中国并不熟悉,可他听说“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今天,在中国运动员强健的双腿上,在中国工人勤劳的双手上,在中国学生明亮的双眸中,在中国孩子稚嫩的双颊上,我都看到那样一种坚定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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