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贫困﹑贫困化与资本积累（文集）

世界的贫困﹑贫困化与资本积累　　

　文□Samir Amin　　

　如今﹐认为贫困如不彻底消除也必须缩小其范围的论调正大行其道。这是十九世纪式的慈善论调﹐以当前的科技能力本已足可消灭贫困﹐这种论调却不试图了解滋生贫困的经济与社会机制。　　

　　资本主义与新的农业问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之前﹐所有的社会都是农民社会。它们的生产由各种特定的制度与逻辑所支配──但与市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支配资本主义的是资本最大利润这样的制度与逻辑。　　

　　现代资本主义农业──包括富有的大规模家庭农业与农业公司──现在正对第三世界的农民生产大举进攻。2001年11月WTO在卡达的杜哈﹙Doha﹚召开的会议上给这项行动开了绿灯。因此而受害者为数颇多──大多数是仍占人类一半人口的第三世界农民。　　

　　资本主义的农业受资本获利的原则所统治﹐几乎都位于北美﹑欧洲﹑澳洲与拉丁美洲的南锥经济体内﹐从事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仅有数百万已非农民的农场主。由于机械化的程度与每位农场主管理的农场面积广大﹐农场主的人均生产率介于1到2百万公斤的谷物。　　

　　对比悬殊的是﹐30亿农人从事小农耕作。他们的农地在生产规模﹑经济与社会特征﹑效率的水平上皆有极大的差异﹐可归为两种不同的类别。一类是能够从绿色革命﹑得到的肥料﹑杀虫剂﹑改良的种子获益并有某种程度的机械化的农家。这类农民的生产率是每年可收获1万到5万公斤不等的谷物。然而﹐无法享用新技术的农民﹐据估计其人均生产率是每年大约1千公斤的谷物。　　

　　全世界农业中﹐最发达的资本主义部分与最贫穷的部分两者的生产率之比﹐在1940年之前大约是10:1﹐如今则趋近于2000:1﹗这意谓农业与粮食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发展比其它部门都不平等得多。同时﹐这样的演变也使粮食产品相对于工业与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到仅有50年前的五分之ㄧ。农业的新问题是上述不平等发展的结果。　　

欧美发展模式无法在第三世界重现　　

　　现代化总是结合了积极有益的方面﹙即资本的积累与生产率的提高﹚与破坏性的一面﹙把劳动贬低为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经常摧毁生命与生产两者的再生产所需的自然生态基础﹐并在全球造成财富分配的两极化﹚。现代化也总是同时产生吸纳与排斥的作用﹐在市场扩张创造就业时吸纳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则在丧失了原先体制内的工作岗位之后﹐没有被纳入成为新的劳动力﹐遭到了排斥。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它在全球的扩张过程中既排斥又同时吸纳了诸多劳动力。但如今﹐在第三世界的农民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排斥者众而吸纳者寡。这里引发的问题正是﹕对仍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农民社会中生产与生活的30亿人民来说﹐这样的趋势会不会持续发生作用。　　

　　的确﹐如果农业与粮食生产真的与其它形式的生产一样﹐服从开放且解除管制的市场的竞争规则﹐按照2001年11月WTO在杜哈所决定的原则办事﹐那会有么结果﹖WTO的原则会促进生产的加速吗﹖　　

　　可以设想﹐今天由30亿农民在维生之余卖给市场的食物﹐改由2千万新生的现代农场主生产。实现这种改变的条件须包括﹕(1)良田沃土转手给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这就必须从目前的小农手中夺走这些土地﹚﹔(2) ﹙用来购买食品与设备的﹚资本﹔(3)销往消费市场的通路。具备这些条件的农场主当然可以赢过目前数以十亿计的小农。但这数十亿人民会有什么下场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意WTO强加给农产品与粮食品的普遍竞争原则﹐就意谓赞成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消灭数十亿没有竞争能力的生产者。这数十亿人大部分已是生计艰难的贫中之贫﹐他们结果会怎样呢﹖在50年内﹐纵使依照纯属幻想的假设﹐持续每年有7%的经济成长率﹐也无法吸收这数十亿待业人口的三分之ㄧ。　　

　　为WTO的竞争教条合理化的主要论点是说﹐19与20世纪的欧美国家产生现代﹑富裕﹑城市工业与后工业的社会﹐而与之并生的现代农业可以养活全国人口﹐甚至出口粮食。为什么这样的模式不能在当代的第三世界国家重现呢﹖　　

　　这个论点没有考虑到﹐有两个因素使欧美模式无法在第三世界国家再现。第一﹐欧洲模式有150年是与劳力密集的工业技术一道发展的。现代技术所使用的劳动要少得多﹐而新近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工业输出品若要在全球市场有竞争力﹐就必须采用现代技术。第二﹐欧洲在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漫长历程中﹐有大量过剩人口移民到美国﹐从而获益良多。　　

只有毛泽东了解第三世界的农业问题　　

　　认为资本主义在其发达的中心国家确已解决了农业问题的论点﹐为很大一部分左派所接受﹐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的名著《农业问题》就是个例证。苏联的意识形态承袭了这个观点﹐并据此而运用史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来推动现代化﹐结果成效不佳。过去老是忽视了﹕资本主义之能解决中心国家的问题﹐是用在外围国家制造深重的农业问题换来的﹐而资本主义只有靠灭绝人类的半数才能解决外围国家的农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了解这一难题之艰难。因此﹐那些非议毛泽东思想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正轨的农民社会主义的人正是自暴其短﹐显示他们缺乏分析能力以理解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他们把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简化为泛论资本主义的抽象论述。　　

　　WTO及其支持者主张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自由化来完成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把本来必要结合在一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置并列﹕一方面﹐全球规模的食物由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场主生产﹐这些农场主大部分位于北方﹐但未来在南方的一小部分区域也可能会有这类农场主﹔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世界的30亿农民大多会边缘化﹑工作无着﹑更加贫困﹐最终被隔离在某些保留区内。因此这样的规划把支持现代化﹑效率至上的论述和让受害者在物质生活﹙包括生态﹚日益恶化的状态下苟延残喘的一套生态─文化─保留区政策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个组成部分可能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冲突。　　

　　我们能设想出其它的方案﹐引发广泛的讨论吗﹖这些方案既能在21世纪的可见未来维持农民的农业﹐但同时又能不断推动技术与社会进步。这样一来﹐农民就会循序渐进地转换到离乡离农的工作。　　

　　这样一套战略性的目标必须要有兼含国家﹑地区与全球层次的复杂政策。　　

　　在国家层次上﹐必须有宏观的政策保护农民的粮食生产﹐免于遭受现代化的农场主与本地及国际农业公司的不平等竞争。这将有助于确保可承受的国内粮食价格﹐与受到北方富国的农业补给格外扭曲的国际市场价格脱钩。　　

　　这样的政策目标也质疑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模式﹐主张工业与城市发展不该着重于出口导向﹙即为保持低工资而必须压低粮食价格﹚﹐而该多措意于以社会分配均衡为基础的国内市场的扩张。　　

　　同时﹐这也必须要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政策──这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共同体中要作为积极主动的成员﹐享有自主与谈判的必要余地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地区与全球的层次上﹐必须要有摆脱支配WTO的自由贸易教条的国际协议与政策﹐即把特定的问题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考虑在内﹐针对不同区域用富有想象力的特定解决方案来取代WTO的自由贸易原则。　　

新的劳动问题　　

　　现在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至少有30亿人约占人类的半数﹐而农民则构成在统计上没什么意义的另外一半人口。根据这些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区别出何者可称为中间阶级﹐何者为人民阶级。　　

　　在资本主义演进的当前阶段﹐统治阶级﹙正式拥有主要生产资料者与高阶经理人﹚仅为全球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虽则他们从社会产出的收入中占有可观的份额。在此之外﹐我们再加上旧有意义上的中间阶级──非工资收入者﹑小企业主与中阶经理人﹐这些中间阶级并不必然在衰减中。　　

　　现代生产部门中的大量工人由工资收入者构成﹐发达的中心国家的城市人口五分之四以上是这些工资收入者。这些工人群众至少划分为两类﹐其间的界线既是局外观察者明晰可见的﹐也真实地存在被划分开的个人的意识中。　　

　　有一类我们可称之为稳定的人民阶级﹐他们的工作相对来说较有保障﹐这尤其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资格赋予他们与雇主谈判的权力﹐因此﹐他们﹙至少在某些国家﹚经常组成强有力的工会。这个群体具有政治影响力﹐加强了他们的谈判能力。　　

　　另一类构成了不稳定的人民阶级﹐这保括那些由于技术水平低﹑不具公民身份或受到种族﹑性别歧视而谈判能力低的工人﹐也包括失业者与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穷人等非工资收入者。我们可称第二类的人民阶级为“不稳定的”﹐而不宜称之为“未被纳入的”或“边缘化的”﹐因为这些工人完全被纳入了支配资本积累的整体逻辑。　　

　　从发达国家与某些南方国家﹙我们由这些南方国家的数据推估出数据﹚可到手的信息﹐我们可得到上述两大类人民阶级在全球城市人口中所占的相对比例。　　

　　虽然中心国家只占全球人口的18%﹐但由于它们的人口有90%居住在城市﹐故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是在中心国家。﹙见表一﹚　　

　　全球有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是人民阶级﹐而全世界的人民阶级中又有三分之二属于不稳定类别﹙中心国家的人民阶级约有40%﹐外围国家的人民阶级中则有80%属于不稳定的类别﹚。换句话说﹐不稳定的人民阶级至少占世界城市人口的一半﹐外围国家不稳定人民阶级的比例更远高于此。　　

　　半个世界来不稳定的人民阶级人数跃升　　

　　检视半个世纪前二次大战后的城市人民阶级的组成﹐显示人民阶级结构的特点﹐今昔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当时第三世界的城市人口不到全球10亿城市人口的一半﹐而今天则占三分之二。今天所有南方国家的大都会﹐当时尚不存在﹐仅在中国﹑印度与拉丁美洲有一些大城市。　　

　　在战后时期﹐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迫使资本接受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人民阶级因而受惠于这个特殊例外的情势。这项妥协使得大部分的工人在“福特制”工厂制度这种劳动组织下获得稳定。在外围国家﹐不稳定人民阶级的比例总是大于中心国家﹐但在当时也不到城市人民阶级的一半﹙今天则已超过70%﹚。另外一半稳定的工资收入者﹐一部分在新殖民经济与现代化社会中工作﹐一部分靠手工业谋生。　　

　　二十世纪后半叶﹐主要的社会变迁的特点﹐可以用一个统计数字概括﹕不稳定的人民阶级的比例﹐由不到全球城市人口的四分之ㄧ跃升至超过半数﹐而且这种贫困化的现象已经大规模重现在发达的中心国家里。在半个世纪内﹐生活不稳定的城市人口从不到2亿5千万增加到超过15亿人﹐增长率高于经济扩张﹑人口成长或城市化本身。贫困化──再也没有更好的词来称谓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演进趋势了。　　

　　总之﹐这个事实本身已在新的流行用语中被承认与重申﹕“减少贫困”已经成了政府反复重弹的施政目标。但贫困问题只是被当做由经验数据衡量的事实﹐非常粗糙地用收入分配﹙贫困线﹚或比较不那么粗糙地用综合指标﹙像联合国提议的人数发展指标﹚提出来﹐却不提产生贫困的逻辑与机制的问题。　　

　　我们要更深入地揭示这个同样的事实﹐这样就可以着手解释贫困化现象及其演变。中间阶级﹑稳定的人民阶级与不稳定的人民阶级全被纳入同一个社会生产的体系﹐但在其中各自执行不同的职能。有些人实际上无缘享有繁荣的好处。被排斥者是体系中的一大部分人﹐而如果边缘化是指没有被纳入体系执行职能﹐那就不能说他们被边缘化。　　

贫困化是资本主义扩展的产物　　

　　贫困化是个现代才有的现象﹐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收入不足以维生。贫困化实则是贫困的现代化﹐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结果。来自乡村的移民在黄金年代﹙1945-1975﹚常能成为工厂工人﹐相对较好地纳入了稳定的人民阶级。如今那些新近入城的人与他们的孩子只能在主要的生产体系的边缘谋生﹐这为用小区的团结取代阶级意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妇女比男人更受经济不稳定之害﹐导致她们的物质与社会处境更加恶化。若说妇女运动无疑在思想与行为领域已有长足的进展﹐从这些成果中获益的几乎都是中等阶级的女人﹐贫困化的人民阶级妇女当然无福消受。至于民主﹐由于民主无法制止越来越多的人民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化﹐其可信性从而其正当性已日益削减。　　

　　贫困化是与全球的两极分化无法分割的现象﹐是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固有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按其本性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　　

　　城市人民阶级的贫困化与牺牲第三世界农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三世界的农民社会屈服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要求﹐支持了新形式的社会两极化﹐使越来越高比例的农民无法利用土地。这些变穷了或失去土地的农民以高于人口增长的数量移向城市的贫民窟。但只要自由经济的教条不受到质疑非难﹐而且在自由经济的框架内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制止其扩散﹐那么所有这些现象都会每况愈下。　　

进步的社会运动必须驱除市场论的病毒　　

　　贫困化使经济理论与社会斗争的战略都受到质疑。　　

　　传统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回避了资本主义扩张所引起的真实问题。这是因为庸俗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想象为简单而持续扩展的交换关系﹙市场﹚﹐用这套理论来取代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分析﹐实则资本主义体系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不是简单的市场关系﹚为基础来运行并再生产的。这样的取代很容易与视市场为自行调节且产生最佳社会效果的先验概念配套﹐这种先验概念不论是历史或理性的论证都无法加以证实。于是贫困就只能被解释为是人口增长或政策错误这类外在于经济逻辑的原因造成的。贫困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关系也就被传统的经济理论置之不理了。自由市场论的病毒污染了当前的社会思想﹐摧毁了了解世界的能力﹐更别提要改造世界了﹐这种病毒已深深渗入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各式各样左派人士中。目前致力于为寻求“另一种世界”与另类全球化而斗争的社会运动﹐如果驱除这种病毒以形成扎实的理论辩难﹐就能产生重大的社会进展。只要社会运动还没驱除这种病毒﹐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仍然会陷在旧思维的镣铐里﹐因而沦为高唱减少贫困这种无效的矫正主张的囚徒。　　

上述的概略分析重新建立起资本积累与社会贫困化现象两者之间的联系﹐应可促成展开这种辩论。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首开先例分析了这种联系背后的机制﹐却鲜有人步武其后﹐更几乎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风气。﹙译自Monthly Review 2003年10月号﹚　

中国劳工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劳工的影响　　

文□陈佩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2004年3月12日∼13日主办的“分享经验和策略﹕劳工权益民间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非经授权﹐不能引用本文。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这几年有不少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文章谈到全球化和中国劳工问题﹐但这些文章多半偏重于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本文不仅要讨论全球化与中国劳工面临的困境﹐而且也试图探讨中国劳工的全球化对世界劳工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是一种连锁式的反应﹐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不仅仅是中国劳工。中国劳工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劳工。因此本文内容包括两大部分﹕﹙1﹚全球化与中国的劳动标准﹔﹙2﹚中国劳工对国际劳工的影响。　　

一﹑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　　

　　严重的负面作用﹕　　

　　自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国际市场以来﹐随着较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出现﹐中国劳工也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面对国内和海外竞争的双重压力﹐中国劳工必须增加产出和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大量减少﹐非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急剧上升﹐工人的跨地域流动大幅度增长﹐弹性劳动制度的采用﹐职工健康和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堆积如山﹐以及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等。对中国出现的这种革命性的社会变化的评价总的来说是正面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这正是中国为维持社会稳定而迫切需要的。持这种看法的人通常把上述现象看作是中国在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强国的过程中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概念﹐常常被用来当作普通老百姓为经济发展而遭受苦难的借口。他们争辩说﹐为了与国际劳动市场竞争﹐我们中国必须维持低工资水平。　　

　　在这种表述中﹐“阶段”一词意味着下一个阶段会更好一些。至少从历史上看﹐事实似乎也确实如此。工业革命起始于西方国家。经过多年的工人斗争﹐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达到了福利资本主义的阶段。这里我们姑且撇开这种剥削性的历史阶段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我们不仅没有试图超越这个可怕的历史阶段﹐相反﹐我们实际上是在向那种“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劳动力阶段退步。 　　

　　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人大多数是民工。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指标表明﹐在中国劳工更多地被融合进世界经济的同时﹐中国的劳动标准却降低了﹙虽然这种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第一是工资水平的持续下滑。表面上看﹐因为官方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逐年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有所增加。但如果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以后﹐尽管白领工人的工资有较大幅度增长﹐广东省民工的工资实际上却下降了。刘开明﹙注一﹚和我们两人分别做的研究﹙注二﹚都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也为最近对深圳的民工所做的访谈录所证实。由于广东是世界制造业的重镇﹐因此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中国实际上是在“向谷底赛跑”的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　　

　　﹙2﹚第二个更可怕的现象是拖欠民工的工资额一年比一年多。我从1990年代开始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剪报。在当时﹐有关媒体只是把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当作孤立事件报导。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事件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工资制度。甚至地方政府也开始觉得有必要进行干预。每年春节前夕﹐地方政府都要开展所谓的“追还欠薪运动”﹐然后得意洋洋地宣布为工人“讨回”了多少万元的拖欠工资。追讨回来的欠薪一年比一年多﹙注三﹚。广东省在1995﹑1997和 1998年“追讨”回来的欠薪分别为2100万﹑15亿和56亿元人民币。根据这些报导所得出的印象﹐这些现象主要发生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而受害者主要是女工﹙注四﹚。新闻报导的批评语气后来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例如有的报导抨击拖欠工资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注五﹚﹐需要“下猛药”﹙注六﹚来根治等。 　　

　　广东省追回欠薪总额增长情况广东省追回的欠薪总额﹙亿元﹚ 1995 1997 1998 0.21 15 56 　　

　　今年春节前的一月份﹐拖欠工资达到了空前的数额。全国各地关于拖欠建筑工人﹙几乎全部是男性﹚工资的报导突然一下子大量涌现出来。据估计2001和2002年全国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的总额分别高达2787亿元和3365亿元﹙注七﹚。这还不包括拖欠制造业工人的工资。　　

　　全国拖欠建筑工人薪金总额与银行未偿还贷款总额比较 2001 2002 2003 全国拖欠建筑工人薪金总额﹙亿元﹚ 2787 3365 全国未偿还银行信贷总额﹙亿元﹚ 9000 19000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笔巨大的数额意味着什么。中国未偿还的银行信贷总额在2002年上半年为9000亿人民币﹐2003年上半年为1.9万亿元﹙注八﹚。也就是说﹐在 2002年﹐拖欠建筑业民工的工资款额超过了中国的银行信贷总额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拖欠民工的工资可以被看成是向社会强行征收的无息贷款。更糟糕的是﹐这种强行征收的贷款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偿还。拖欠的款项数额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发文来解决此问题﹙注九﹚。今年3月在人大会议中﹐温家宝总理指出2004年政府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在五年之内﹐取消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48亿元﹙注十﹚。这个数额还不及广东省在1998年追回的拖欠工资额﹙56亿元﹚。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不难看出﹐如此巨大的拖欠工资数额可能会让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本来就已经拉大了的城乡收入差距失去平衡﹐而且还会对基尼系数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千百万民工为城市兴建道路和高楼大厦﹐为“中国奇迹”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并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景观的国家﹐然而他们却是在无偿地工作﹙不是低工资﹐而是无工资﹗﹚。那些无法无天的雇主大多数并不是外国资本家﹐也不是本国的私营企业主﹐而是地方政府和国有的建筑公司﹗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数额还只是限于建筑业﹐只不过是整个拖欠工资问题的冰山的一角。而拖欠工资的后果﹐实际上相当于降低了工资标准。而这肯定对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工资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积极作用的迹象﹕　　

　　幸运的是﹐也有一些社会发展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全球性现象起着遏制作用。　　

　　1. 更开放和具有同情心的中国媒体　　

　　与中国对世界的开放相伴随的是中国媒体的自由化。有关民工问题的报导﹐特别是广东省的报导﹐都非常同情民工的遭遇。这些报导不仅有助于让人们了解民工所遭受的苦难﹐而且也为这一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道德规范。去年各媒体对大学生孙志刚之死的广泛报导﹐最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媒体能够起积极作用的一个具体例子。 　　

　　2. 国际反血汗工厂运动和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CRS﹚运动 　　

　　反血汗工厂运动起始于1980年代的香港。1990年代初期﹐在“耐克观察运动”的带动下﹐反血汗工厂运动在欧美国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一运动目前的参与者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学生社团﹑教会组织﹑环保团体﹑劳工组织﹑消费者团体和小区组织等﹐但运动的动力仍然来自发达国家。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政府。它抨击这些公司和政府对第三世界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它的主要使命和活动是﹐促使这些跨国公司向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供货厂商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提高劳动标准。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动机是人道主义的﹐它的关怀是普适性的。然而﹐就我所知﹐在中国的媒体上尚未见到对这一基层群众运动的任何报导。　　

　　反血汗工厂运动相当成功地占据了道德上的高地。很多跨国公司现在已经公开承认它们有责任促使那些生产它们的品牌的制造厂商提高劳动标准。这些跨国公司不想因为反血汗工厂运动揭露出来的事实而被弄得声名狼藉。很多跨国公司现在还雇有专人负责劳权和人权事务。到90年代中期﹐为确保劳动标准的改善而涌现的大量内部和社会监控﹙monitoring﹚﹑审核﹙auditing﹚和认证﹙certification﹚活动还导致了一种新的专门负责监督审查劳动标准的行业的诞生。例如﹐香港的一家监控公司每个月要对在中国境内的1000家工厂提供监控﹐可见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这里我要强调以下几点﹕　　

1.     要求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背后的驱动力量来自社会而不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跨国公司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失去消费市场而对道德压力作出反应。 　　

2.     由于跨国公司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有投资——亚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最近几年还增加了东欧﹐反血汗工厂运动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也就是说﹐并不是特意要和中国过不去。 　　

3.     这一运动的动力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其动机不是“保护主义”﹐更不是某些媒体所谓的“大棒”。因此在这方面不应该把反血汗工厂运动与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日程﹐或西方社会的保守势力相混淆。 　　

　　我希望从现在起中国的媒体能够报导这一基层群众运动﹐因为参与这一运动的人是中国民工的支持者。不要把这一运动与公司的社会责任相混淆﹐公司的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的公关口号。在大多数情形下﹐跨国公司只不过是利用这一口号来抵挡反血汗工厂运动对它们的批评。也不要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保护主义”相混淆。如果它们是保护主义者﹐它们就不会到发展中国家来投资和购买东西。恰恰相反﹐这些在发展中国家采购的跨国公司是反保护主义的。　　

　　除了少数几个大公司的成功例子之外﹐推行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并没有导致其供应厂商的劳动标准的提高。相反﹐在供应厂商建立起用以欺骗社会监督者的机制之后﹐违反劳动标准的行为已经转入地下。而且﹐有些供应厂商已开始把订单转包给更小的厂家﹐这些小工厂远离大城市﹐监督者尚无法对其进行监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监督行业日益扩大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却在不断下滑。这说明公司的社会责任运动对于提供劳动标准并没有多大成效。　　

　　3. 企业民主工会选举 　　

　　由于监督的效果不大﹐一些专门设立了人权部门并比较认真地想要提高劳动标准的跨国公司决定尝试其它的办法。它们的方案是通过代表制度建立工人参与管理的管道﹐从而让工人成为管理方的监督者。这种尝试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效仍有待于评估。　　

　　与此同时﹐从去年中期开始﹐一些中国的报刊突然开始报导广东和福建有些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是由“直选”产生的新闻。据报导﹐杭州在3年以前就开始了工会选举﹐已经有310家工厂举行了这种选举。其中有些报导承认﹐这些工厂的跨国公司客户向它们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遵循行为约章。管理方是响应跨国公司的要求才同意举行工会选举的﹙注十一﹚。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在今后的几年里将大力推进工会选举活动。﹙注十二﹚　　

　　“直选”并不等于“民主选举”。这些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确认。但是讨论企业工会委员会选举中需要某种民主过程这一问题本身就足以使人感到乐观。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发展过程就更有理由相信前景是大有希望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于1980年底和1981年初在广西的2个县进行的。20年后的今天﹐尽管村民委员会选举有不同的形式——有些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有些部分受当局控制﹐还有一些完全是走过场﹐但村民委员会选举在中国已经被认可为政治过程中的正常部分。因此﹐现在由全总开始的工会选举运动是有望逐步实现工会结构的民主化的。 　　

　　4.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三方机制　　

　　作为这一由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联合会三方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也需要设立类似的三方高峰组织﹙peak orgnization﹚﹐哪怕只是为了派三方代表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的年会。全总是工会组织的最高机构﹐但在计划经济下没有雇主协会﹐所以在1999年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雇主组织的最高机构。然而迄今为止﹐其成员似乎仍主要是国有企业。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机制本身是一个组合主义模式﹙corporatist model﹚﹐是多元政治制度的产物。三方是独立的﹐并且都有权代表各自所属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实质性的“社会对话”﹙social dialogues﹚。　　

　　在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组合主义模式的时候﹐中国需要体制创新。这种新体制应该能够潜移默化地融解国家组合主义模式的特质。目前三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全总是由党—国家控制的﹐而中国企业联合会仍处于襁褓阶段。 　　

　　为了表明自己有诚意促进三方的社会对话﹐中国于2001年设立了全国三方协商会﹐并开始推行在乡镇以上各级都建立相应的机构。半年以后﹐国际劳工组织派来的调查委员会在考察其进展情况后做出结论说﹕　　

　　……按目前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三方机制无论是现在或将来都不大可能达到所希望的标准。……然而﹐我们与全国性的和市一级的工会和企业家代表交谈时发现﹐他们都很明确地愿意致力于提高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能力﹐使这些组织能够独立地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在社会对话机制中反应他们的要求和疾苦。﹙Clarke & Li, 2002:77-78﹚　　

　　该委员会还注意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组织﹐是三方咨询中最活跃的一方。”﹙Clarke & Li, 2002: 77﹚作为随行的观察员﹐我同意该委员会的这一结论。全总的这一形象似乎与它在国内外的流行形象有点矛盾﹐但全总的高层官员在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官员同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时候﹐的确流露出全国企业联合会的代表所缺乏的自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位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官员曾两次说全总“强大”﹐似乎他们很难迫使全总接受他们的决定。全总的这种特征与它在立法过程中坚定而自信的表现是一致的。全总的高层官员在处理劳动关系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中央一级似乎已开始出现摆脱政府的严密控制的趋势。　　

二﹑中国劳工对国际劳工的影响 　　

　　绝大多数中国媒体和与劳动关系有关的报刊杂志都把中国描绘成全球化的牺牲品﹐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及其工会强迫中国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标准是出于保护主义的动机。在这方面﹐美国被看作是欺负中国的罪魁祸首。几年以前﹐曾有些美国人竭力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现在仍有人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自由工会﹔还有人认为是中国害得美国工人失去了工作﹐而布什政府似乎正在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屈服﹔中国是反倾销法的最大受害者﹙注十三﹚﹐等等。面对这些被认为是敌视中国的指责﹐中国觉得发达国家是在故意和中国过不去。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都是铁的事实﹙注十四﹚﹐但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南—北两极范式的看法。这种范式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是在富国与穷国之间。诚然﹐多年来制造业的工作一直在从北向南转移。但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即使中国民工的工资加倍﹙也就是说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不再拖欠工资﹐工作机会也不会重新回到北方。南—北两极的范式已经无法解释世界劳工问题。　　

　　这里我想引入一种新的范式——即南—南范式。换句话说﹐劳动市场的激烈竞争是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打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是穷人在桌子下面抢面包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随着中国向世界开放﹐千百万中国民工也进入了国际劳动力市场。这给其它发展中国家——从其亚洲邻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等到墨西哥﹑中美洲甚至非洲——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注十五﹚。大量的中国工人进入世界劳工市场加剧了各国劳工之间的竞争﹐并迫使其它国家降低它们的劳动标准。这一现象被描述为“向谷底赛跑”﹙Race to the Bottom﹚。 这种现象与我在本文前面谈到的两个严重问题﹐即中国不断下降的民工工资和越来越多的拖欠工资并不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世界上新一轮的向谷底赛跑。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工人恶意的要去抢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饭碗﹐但这却是客观的事实。　　

　　几个月以前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了一次关于亚洲“移民”工人的会议。这里的“移民”一词并不是指在另一个国家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而是指跨国界的“输出劳工”﹐或人口走私的牺牲品。这些移民工人缺乏任何保障﹐他们以更低的价格与那些较富裕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便宜劳动力竞争。据估计这种非法与合法的亚洲移民工人的总数在2000年为9百万人﹙注十六﹚。随着亚洲的劳动力输出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的就业形势每况愈下——这部分是由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这些国家将以更低的价格向外输出更多的廉价劳工。例如﹐在1998年﹐台湾的家佣有83％是菲律宾人。但到2002年﹐菲律宾家佣的比例下降到18％。他们被更廉价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劳工所代替。中国劳工就是以类似的方式间接影响亚洲劳工。　　

　　中国劳工也对世界上其它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有直接影响。如果你在互联网上用“中国工人”＋“非洲”搜索一下﹐出来的文章数目之多会令你惊讶不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但在纳米比亚和莱索托等国家也有中国工人在为外国投资者﹙主要是来自亚洲的投资者﹚打工。搜索出来的文章中有不少是有关中国工人抗议非人待遇和拖欠工资的报导﹙注十七﹚。其中一个网站在一篇落款为1998年的文章中抱怨说﹐“在毛里求斯﹐……尽管当地居民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却雇佣了5000名中国工人到这个岛国的自由贸易区工作”﹙注十八﹚。关于中国劳务输出对这些贫穷国家的影响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劳务输出按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无足轻重﹐但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现在都开始担心“中国因素”﹙注十九﹚。孟加拉国——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正在忧虑﹐他们现有的300万制衣工人到明年也就是2005年将有100万人失业。中国政府也试图安抚其亚洲邻国﹐强调说繁荣的中国经济意味着大家都有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事实上所有的政府对劳工问题都避而不谈。　　

三﹑结论﹕十字路口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简言之﹐中国劳工的全球化不利于中国的民工和大多数中国工人﹔全球化了的中国劳工也对其他贫穷国家﹑甚至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的劳工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但我并不假装我自己有现成的答案。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压低劳动标准来与国际市场竞争吗﹖亚洲已经有3个国家﹙柬埔寨﹑越南和泰国﹚承认它们有责任提高本国的劳动标准﹙注二十﹚。但是﹐除非中国也加入它们﹐为阻止劳动标准继续下滑设定底线﹐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我另一个比较遥远的希望是﹐世界上受剥削的工人自己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社群﹐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　　

文□戴建中(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本刊第四期曾转载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扼要分析当前大陆工人阶级状况的报告﹐本期我们收到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戴建中先生的未刊稿﹐这篇出色的论文结合理论分析与实际的调查材枓﹐深刻论述了二十多年来大陆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在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与主观的阶级意识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值得细读。【编者】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20余年来﹐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内部结构的变化﹑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以及自身阶级意识的变化。　　

　　我在本文中将引用近几年来我所参与过的访谈调查资料﹙注一﹚来加以论述。 　　

一﹑今天谁是工人　　

1. 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　　

　　1978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二﹚﹐当时对于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承受思想改造﹑反右运动等无休止的政治冲击﹐直至在文革中倍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政治解放。时至今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包括产业工人﹑其它工人﹑知识分子﹑管理干部在内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注三﹚这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舆论宣传的基调﹐知识分子已被公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注四﹚﹐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是﹐这些是否就能够证明工人阶级“结构不断优化﹐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先进性不断增强”﹐“是我们国家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注五﹚呢﹖　　

　　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如果从社会学社会分层研究角度来看﹐至少有两个主要概念仍然是模糊的﹐即﹕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工人﹖这两个概念在那些方面可以重迭﹐那些方面不可以﹐概念中的本质性主干可不可以重迭﹖　　

　　在中国划分阶级往往要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是要使每个中国人都“对号入座”的﹐因此必须强调“可操作性”﹐例如把知识分子就定义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注六﹚。但是社会学的分层研究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学理论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分划的﹐并不是简单化的直接给人“贴标签”﹐这就如同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于社会政策制定一样。　　

　　如果从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分层理论出发﹐普遍采用以职业为基本划分依据的分层方法﹐知识分子是“白领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从事科技研究﹑教育﹑文化创作﹑经济社会管理与咨询等职业﹐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工作方式。而工人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中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职业。一些知识分子在研究中讲到﹕现代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知识经济的降临已经消灭了纯粹的体力劳动。可惜﹐在今天的中国﹐大量存在的体力劳动是这样明显﹑这样沉重﹐不是用理想化的未来描述就能掩盖的了的﹐对于此类轻浮的论调﹐我只能借用一句工人的话来回答﹕“看人干活不腰疼﹗”　　

　　如果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出发﹐知识分子和工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以工资为主要或唯一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工人从事直接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但在这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管理的地位。而知识分子则复杂得多﹐那些与生产直接相关联的工程技术人员﹐虽与工人有工作方式上的不同﹐但仍然可以列入马克思所分析的“总体劳动”﹙注七﹚之中﹔而从事文化﹑艺术﹑教育﹑医疗﹑科研的知识分子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工人﹐与物质生产没有直接关系﹐工作内容属于“上层建筑”﹐把他们归入工人相当勉强﹐他们内心也已经很少会把自己视为“工人”﹐今天的工人也绝不会再像文革时那样称大学教授为“师傅”了。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强调了是否占有“组织资本”﹑“文化资本”等对于阶级划分的重要影响﹐从这个视角出发﹐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差别就太明显了。在经济领域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他们不断鼓吹和实施新“知识经济”﹐负责高技术经济的运行。资本不能不让他们分享权力和利润。各国知识精英正步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迅速成为世界新贵的一部分。　　

　　至于管理人员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也是一个需要正视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原来计划体制下﹐管理阶层通过国家政权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这个阶层手里﹐这个阶层也以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自居﹐当然自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如果这批工人阶级“公仆”在得不到工人阶级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一部分人蜕变为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新阶级”时﹐他们到底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还是对立物﹖90年代末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能不使人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　　

　　“其实现在大多数工人﹐包括社会上的很多人﹐就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不是像原来那样说咱们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这是过去的说法。但真正来说﹐不可能。所谓领导你领导谁去﹖你怎么体现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哪个是你们家的﹖厂里的这么多东西哪个是你的﹖没有。哪个说国有资产是你的﹖不可能。没有。哪项工作你能做出决定﹐说这个企业的工作怎么办﹐不可能。为什么﹖你的经济地位和你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你不可能。”﹙R厂﹐W﹐分厂工会主席﹚　　

　　在中国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后﹐新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已经形成﹐原来的公有制经济也发生了许多本质的变化。高级经理人员﹐在生产体系中仍然处于领导﹑支配地位﹐但是现在这种支配权力是资本所授予﹐运作目标是实现资本的收益﹐他们的高薪之中也分享了资本的利润﹐他们是“总体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欧美和日本﹐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不能成为工会会员的。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和不断增长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所有者和高层管理者的钱包。他们和广大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工资福利差距正在形成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一个少数富裕的精英制的主流社会和一个越来越多贫困者﹑失业者组成的被排斥的边缘社会。　　

　　其实在企业的现实场景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差别早就是泾渭分明的了。　　

　　R厂因积极改变分配办法引进了工资谈判制度而在当地非常出名﹐但工资谈判并不是集体谈判﹐而是厂方与受雇者之间进行个人谈判﹕　　

　　“现在技术员的工资是一对一的谈判。扫大街的不谈判﹐就这么高﹐市场价。一般工人也不谈判。你不干﹐我找别的人干﹐有的是人想干。 　　

　　当时我们搞分房﹐正好是最后一次分房﹐那次分房是所有的骨干都分到房了﹐班组长以上差不多都分到房子了。原来我们制定了把有限的住房分给最困难的职工﹐后来我给它改成把有限的住房分配给贡献最大的人。就这一个词﹐分成专项打成分﹐其中职务高的人比低的那就是贡献大﹔他当班长你没当﹐他就比你大﹔他有职称你没职称﹐他就比你大﹔学历﹐他大学毕业你初中毕业﹐大学就比你高。”﹙W﹚ 　　

　　“工人干的活又苦又累﹐我现在穿的这身工作服算是干净的﹐要是下班时你再看﹐后背就湿透了。夏天在船里焊接﹐又闷又热﹐冬天船板冰凉﹐就先看这工作环境就比管理人员艰苦多了。但我穿着这身工作服﹐厂部大楼就进不去﹐只能跟接待室谈。”﹙C厂﹐X﹐女工﹚　　

　　H厂是著名的私营企业﹐老板已进入高层政坛﹐这个厂的工会负责人告诉我们﹕　　

　　“我们发现这个企业里面﹐中层一级干部﹐他办事情只对老板负责﹐对职工可以说是不负责的。为什么﹖他认为我这个干部是老板任命的﹐只要老板相信我就好了。有些职工同中层干部闹矛盾﹐实际上这个事情是中层干部不合理﹑不公平﹐但是到了上面﹐老板还是会听这个干部的﹐不会为了你这个职工同这个中层干部唱对台戏﹐不会为了你把这个干部免掉﹐再把这个干部怎么样﹐不可能产生这个情况的。那么职工想﹐我在这个企业里面﹐不能对这个干部提意见﹐要提意见﹐就要做好辞职的打算。你要打击报复的啊﹐那我只有走了啊。职工在企业里面﹐任何人同企业两者之间﹐职工是弱势群体﹐没有办法跟这个企业较量啊。”　　

　　C厂是国营大厂﹐T是工人﹐男﹐51岁﹕“现在提升很难﹐工人永远是工人﹐就像印度电影《流浪者》里说的﹕法官永远是法官﹐流浪人永远是流浪人。”　　

　　从80年代初起把知识分子列入工人阶级之内﹐泛化工人阶级含义﹐在当时对于批判文革﹑解放思想曾经有过积极的政治意义﹔到今天只有意识形态上的作用了﹐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结构造成了许多混乱。　　

2. 产业工人队伍并未缩小　　

　　对上面分析的反对意见是﹕“如果还是把工人阶级的定义局限在体力劳动工人﹐理论未免过于陈旧﹐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体力劳动的成分将快速下降﹐岂不是工人阶级很快就要消失了﹖”一些学者以西方国家为例﹐认为以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为主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工人阶级已经萎缩﹐社会结构已经从金字塔型转向纺锤型。前几年﹐“中产阶级”论也很在中国热了一阵。不错﹐任何阶级都有自己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对于工人阶级也并不例外。但是﹐工人阶级在中国的衰亡﹐仍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发达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计算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改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二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随着资本的转移﹐传统工业已经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迁移到“边缘”地带。但也正是这两条理由﹐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工人大军还将长期维持下去。中国正努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充当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吸引外资的“优势”正是劳动力的廉价﹐这就决定了正源源而来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的重点不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因此奢谈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消失﹐不免过于性急。　　

　　试以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仓储业的从业人数为例列表说明﹙注八﹚。　　

　　上面4个表的问题是无法把“从业人员”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去除﹐但他们毕竟所占比例不大﹐仍可看出产业工人人数并没有大量减少﹐如果考虑到商业﹑服务业中体力劳动者的增加﹐整个体力劳动工人人数事实上还在上升。　　

　　那么怎么解释“下岗”呢﹖“下岗”的理由之一不正是“产业结构性调整”吗﹖事实是传统产业并未萎缩﹐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发生了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劳动力从工资﹑福利较好的公有制企业流向较差的私有企业﹐其结果是进一步减轻了资本的劳动成本而从总体上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当初“下岗”的理由之二是“减员增效”﹐这也不是事实。减员后企业真能增效﹖国有企业“三年扭亏增赢”并未总体见效就说明亏损另有原因。工人离厂“下岗”倒是为出卖国有企业扫清了障碍。从整个中国来说﹐既没有出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战争﹐又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机会﹐是不可能“减员”的﹐企业“减员”﹐就必然是社会负担“增员”﹐而社会负担归根结底还是企业纳税和缴纳保险金而来﹐人总是要吃饭的﹐只是原来从企业拿的工资多一些﹐现在从社会领取保险和救济更少一些﹑更尴尬﹑更不稳定一些而已。　　

3. 外出“农民工”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80年代起﹐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他们逐步溶入工人阶级队伍之中。目前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城市里的农民工已有9820万人﹐已占到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的57.6％﹐占加工制造业从业人数的68.2％﹐占建筑业从业人数的79.8％占批发零售业从业人数的52.6％﹙注九﹚。　　

　　许多打工仔﹑打工妹已进城多年﹐最长的已有十多年二十年﹐已成为“打工叔”﹑“打工婶”﹐甚至下一代也快成新的打工仔了﹐时间已经磨去他们身上原来小生产者的散漫性﹐铸造出大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工作方式﹑思想观念方面逐步与城市工人阶级殊途同归。他们基本已经不回农村务农﹐工资已是主要或唯一收入来源﹐他们把土地只当作失业后的最后“保险”。他们中许多人逐步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现在他们与城市工人最大的差别是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中仍然遭受文化排斥﹐从事的往往是最艰苦﹑报酬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这也影响着进城务工者的阶级认同感。　　

　　C厂小W﹐23岁﹐自小从未干过农活﹐初中毕业以后一直务工﹐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也有5年了﹐当谈到认为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时﹐他说﹕“我是打工的﹐正式工是正式工﹐我们是临时工。我也希望工会能管我们﹐但不可能﹐因为我们户口不在这里。对于将来也想不了那么多﹐趁年轻多干点﹐实在不行回去做个小买卖。”　　

　　原本在有城市户口和没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劳动力市场门坎不一样高﹑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但资本的趋利性并不认识户口﹐资本要冲破这些约束﹐要在这两种工资水平中就低不就高﹐要用工资更低的“农民工”替代原来的城市工人﹐要用更加没有组织的“新工人”替代对单位组织比较留恋的“老工人”﹐使得城市居民的优越性逐渐消失﹐进城务工者和城市居民在就业﹑生活方面逐渐同质化﹐这其实就是“下岗运动”的实质。今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也可以进一步满足资本对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要求﹐对于劳动者来说﹐可以增加在这个老板和那个老板之间的选择性﹐但不会改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根本位置。　　

二﹑工人阶级在不同层次上的变化　　

1． 劳动权力的弱化　　

　　﹙1﹚失业的威胁　　

　　保证有劳动的机会和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是中国工人阶级一百多年长期斗争的目标之一﹐但这一曾经实现的斗争成果随着近十几年破除“铁饭碗”而被砸掉了。到底累计有多少“下岗”﹑失业工人﹐从未见到确切的数字﹐但从前面表1﹑2﹑3中的国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人数锐减﹐可以知道其严重性。　　

　　失业有多种形式。一是“下岗”﹐2003年10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天宣布﹕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7个省市已没有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这也就是说﹐今后工人将不再有“下岗”这种缓冲形式﹐而要直接进入失业了。原来“下岗”中“内退”﹙先在企业内部退休﹐拿退休金或生活费﹐直到达到退休年龄转到社会上去领退休金﹚和“提前退休”的算“终得正果”﹐虽然被剥夺了最后几年工作的权力﹐但终其一生﹐总算生活可以有保障了﹐今后就不会有这种“幸运儿”了。二是厂内“待岗”﹑“息岗”等众多名堂﹐这些人只能拿比社会救济线还要低的生活费甚至连这都没有﹐而且还享受不到对失业工人的一些优惠政策﹐处境往往比“下岗”﹑失业更惨。三是解除合同直接回家。四是新增劳动力“毕业即失业”﹐有报导说2003年大学毕业生到当年8月底还有一半人不能落实工作单位﹐曾经是“天之骄子”尚且如此﹐更遑论其它﹗　　

　　失业的阴影还深刻地影响着在业工人﹐使他们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大大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加难以保持劳动者的尊严。　　

　　“工人现在什么意见也不发表﹐怕下岗﹐不敢去争。现在就是一句话﹐你想不想干﹖不干下岗﹗一句话你就老实了﹐有理回家讲吧﹗现在就这厉害﹐老毛﹙编按﹕指毛泽东﹚那时有这话吗﹖”﹙Z厂﹐T﹚　　

　　﹙2﹚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　　

　　社会经济转型的合法性在于﹐经济发展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财富与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在现实中﹐工人阶级在做大的“蛋糕”中分得的部分变小了。表5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制造业﹑建筑业从业人员收入为例﹐与全体城镇就业者收入相比﹐就可以看出“蛋糕”变小的比例。　　

　　“那个北京市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有。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是18092﹐企业的平均工资是17060﹐越来越少﹐然后国企是13521﹐而中央在京单位工资22850。”﹙R厂﹐W﹐原分厂厂长﹐现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　　

　　“社会平均工资全市是1200元﹐都让总工程师﹑足球运动员给平均上去了﹐老山战争死一个当兵的﹐才补给3000元﹐奥运会得了金牌1万块﹐三条生命不值一块金牌。一个足球运动员﹐工资就是上百万﹑几百万﹐得多少个工人去背那个平均数﹐这社会现在很复杂。”﹙C厂﹐T﹐工人﹚　　

　　分得“蛋糕”的绝对量有没有下降呢﹖这主要表现在进城“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以及通过城市工人“下岗”逐步用进城“农民工”来替代城市工人﹐即便对于“农民工”个人来说可能收入比在农村有所增加﹐但对于整个工人阶级而言﹐总体收入绝对减少了。　　

　　“我们和正式工混岗干活﹐活是一样的﹐正式工工资比我们高。”﹙C厂﹐小W﹐农民工﹚　　

　　“为何用农民工﹖就是为了省钱。如做衣服﹐有我们在﹐做一件两块﹐不能不一样。没我们了﹙指“下岗”了﹚﹐他们对农民工可压到每件一块半。人家拼命干﹐能挣六百多。”﹙下岗访谈对象29﹐女﹐47岁﹐下岗﹚　　

　　“厂里曾经加班连着干48小时﹐而且不给加班费。工人向厂长反映国家有规定工人加班每天最多不能超过三小时﹐可厂长说国家的规定下面有特殊情况也可以连续加班。现在工人下岗﹐厂里又雇了100多农民工﹐都在生产在线。农民工每天可干12小时没休息﹐挣一千多。像我们这种厂一般只有7-9月比较忙﹐其它时间农民工也不走﹐但工资较低﹐就每月给三百块。正式工除工资外厂里要交各种保险﹐而农民工除了给工资外﹐其它一概不管。厂长说用一个正式工至少可以用2-3个农民工。另外他们愿意用农民工也是因为农民工都在厂里住﹐让他们加班谁也不敢说甚么﹐他们认为农民工比正式工好管理﹑简单。”﹙下岗访谈对象52﹐女﹐46岁﹐下岗﹚　　

　　此外拖欠工资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这一现象的本质是工人收入的绝对减少。　　

　　2002年9月3日《工人日报》﹕“2000年全国共拖欠工资366.9亿元﹐2001年的情况更为严重。”　　

　　“蛋糕”做大以后﹐工人们的所得不一定也会变大。资本所有者认为生产率的提高是引进新技术的后果﹐高层经理认为是“加强管理”显现出来的成绩﹐这些收益只应该以增加资本红利及高管人员薪水﹑福利来分配。工人们如果想增加工资或减少劳动强度总是被视为是“懒惰”的表现。工人对生产流程和公司收益的贡献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工人争取从生产率提高中增加利益似乎是不正当的权力﹐只能是资本与管理者给予“恩赐”﹐而这种“恩赐”往往是在工人流露出不满后﹐作为一种不情愿的“影响公司发展潜力”的让步来给予的。　　

　　﹙3﹚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劳动安全保护减弱﹐劳动保障缺失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已经很多﹐我仅举两个近期报导的例子﹕　　

　　2003年9月25日《工人日报》﹕“在浙江乐清市﹐一些私企老板大量使用无安全保护装置的劣质冲床﹐仅去年﹙2002年﹚一年就将5000多名打工者的手指轧断﹐当地医院每天要做10余例接指手术。然而这些受伤的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数被老板草草打发了事﹐根本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足额赔偿。”　　

　　2003年9月19日《工人日报》﹕“湖南省统计局近日对全省51个县市区的2000名失业人员生存状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显示﹐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时间总体偏长﹐其再就业收入仅达到最低收入水平。从再就业人员在调查登记的前一个月的收入来看﹐平均为478元……。失业人员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失业保险﹐还是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人员的参保率普遍较低……。”　　

　　﹙4﹚法律的失衡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对于保护劳动者利益是相当有用的。但就是这样一部“良法”﹐一些条例也能让资本“用足”而反过来损伤工人的利益。《劳动法》第20条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来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更稳定一些﹐即便雇主要解雇也还要依法给予补偿﹐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到期解雇就没有任何补偿。但是﹐这一条有一个前提﹐需要“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而现在老板为了灵活用工﹑压低工资﹐大多只定一年﹑甚至半年合同﹐有的根本不签劳动合同﹐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于工人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常听法学家呼吁建立一个“法律至上的法制社会”﹐我以为未免天真﹐法律只是反映现实社会中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是基于这种对比制定出来的﹐一个弱势群体不会因为有了某一部法律就改变弱势的地位。　　

　　工人阶级在这一层次上的变化还是最表面化的。　　

　　2.组织权力的弱化和缺失　　

　　﹙1﹚在企业层面上工会和职代会普遍失去参与决策的权力　　

　　我先引用同一个工厂行政领导﹑工会干部﹑工人对工会的评价﹕　　

　　C厂﹐一个国营大厂﹐解放前就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解放后一直是全国工会工作的一个先进单位﹐直到今天工会组织健全并开展工会工作。　　

　　﹙Z﹐车间主任﹚“工会还必须存在﹐只要共产党执政﹐工会就要加强。关心群众是工会应该做的﹐文体活动是增强凝聚力﹐但一个中心点是经济效益。我是生产领导核心﹐党和工会是辅助﹐工人生活区﹑车间卫生﹑环境﹐行政指派工会主席去管。”　　

　　﹙X﹐车间工会主席﹚“从理论上讲﹐工会要维护职工权益﹐事实上﹐工会工作围绕生产转。厂领导对我们说﹕别光种别人的田﹐忘了自己的地。现在说什么都是虚的﹐抓效益才是实的。”　　

　　﹙T﹐车间工人﹚“这里党﹑政﹑工﹐有事找行政老大。对于管理﹐工会介入不了﹐工会是摆设。和外国不一样﹐我敢罢工啊﹖”　　

　　其它调查中还听到﹕　　

　　“职工在企业当中的作用﹐跟过去比﹐应该说是小了。就是说在人们印象当中﹐好像发挥主人翁作用不突出了。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但是现在不是了。为什么呢﹖随着企业的发展﹐你职工要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但对一些重大决策的情况﹐你肯定不清楚。你的局限性就是你的位置决定了的﹐说你就是一工人﹐你要了解厂的大事﹐你没有信息来源﹐你不可能知道。即使你有异议﹐你也肯定说不出不同意的理由。包括现在说什么股份制的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其实他的岗位是一工人﹐他的作用﹐也只能听﹐他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R厂﹐W﹐分厂工会主席﹚　　

　　“工人作主人﹐你生产去﹐你能生产多少台﹐你说的出来吗﹖你说不出来。一个工人成天在蹶着屁股干活﹐他能看你企业什么﹐你还老叫着把他当主人﹐……主人﹖主人都下岗去了。”﹙R厂﹐Z﹐原总厂人力资源部部长﹚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对职代会基本功能的看法是﹕“整合职工对政体的支持﹐将不同的社会需求纳入体制的掌握之中。”“它的基本目标在于﹐避免大规模冲突的酝酿和滋扰”﹐把基层充斥的大量冲突“局限在单位内”﹐因此职代会“不是社会阶级利益的聚合组织”﹙注十﹚。　　

　　﹙2﹚在国家层面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变化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利益是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由自己的政党来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现在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包括吸收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什么是优秀分子﹖如果接受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那么是否放弃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如果放弃﹐那就不是私营企业主了﹐如果不放弃﹐那么是否要对一部分人修改党的纲领﹖在实践中﹐如果资本家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能不能加入工会这个“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呢﹖如果能够﹐那在全世界各国的工会中倒确实是开风气之先了。在政策制定中﹐如果不能够总是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执政党也会遇到一些难题﹐怎样使“彼”满意﹐又使“此”也满意呢﹖　　

　　“谁都希望自己的单位好﹐希望自己的国家好。社会主义的宗旨就应该解放全人类﹐不能只为某些人谋幸福﹐要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这么多忠实于共产党﹐跟党走的国企职工都下岗了﹐拿着这点最低生活费找不到出路﹐还能叫为人民谋幸福吗。解放前﹐穷人为甚么奋不顾身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还不就是因为没饭吃。解放了﹐革命胜利了﹐好不容易捧上铁饭碗现在又非要把他的饭碗抢走﹐他能不急吗。地痞流氓富了﹐贪污腐败者发了﹐现在他们成了南霸天﹑北霸天﹐他们又在不断的制造吴琼花﹐吴琼花要是太多了﹐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南霸天”是文革时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反面人物﹐“吴琼花”是贫苦农民﹐后来成为红色娘子军的战士。﹚我们这一代人﹐对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听党的话﹐让上山下乡就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北京了又赶上下岗。像我们这样﹐听党话跟党走﹐工作兢兢业业老老实实跟党走的都成了下岗的穷光蛋﹐这就是政策不好﹐不为老百姓着想。现在是一把手说了算﹐这就是权力﹐下岗根本不通过职代会﹐根本没有民主。企业亏损了﹐工人下岗了﹐连签了无固定期合同都不管用﹐合同应该是受法律保护的﹐怎么下岗就没人管了呢﹖领导为甚么不下岗呢﹖企业倒闭了﹐他们换个地方照样当官﹐照样捞﹐为甚么他们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呢﹖”﹙下岗访谈对象57﹐女﹐47岁﹐下岗﹚　　

　　“在整个社会﹑国家发展中﹐或者说咱们进行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然就有一部分人在改革当中﹐出现一些困难。这是正常的﹐特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咱们当时强调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强调富了﹐没强调不富的问题。实际咱们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弱势群体的增长。”﹙R厂﹐W﹚　　

　　在这一层次上的变化更为本质。　　

　　3.话语权的失落　　

　　根据我在调查中的信息﹐我感觉国营企业工人个人素质还是很好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失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例如对于“下岗”﹐他们可以深刻﹑准确地讲出许多原因。问题是面对困境﹐他们基本上是采用个体化的解决方式﹐靠自己想办法﹑找关系﹑再学习﹑起来抗争……。其实就是在“下岗”问题上﹐也有许多政策规定了职代会的权力和作用﹐但是很少有人想用一下这些权力或从这些组织中取得帮助。一个原因是对这些组织深感失望。　　

　　“我找过工会﹐所以给我补助﹐就给过一次﹐没有实际效果。没有帮我找工作﹐就是要我转变观念﹐要有新思路﹐就是做思想工作。我说要是我坐在这我也会说﹐咱俩换换﹐你头一个下﹐我第二个准下﹐他们和领导是一个模子。”﹙下岗访谈对象48﹐女﹐40岁﹐下岗﹚　　

　　“工会干部一样的捞。工会在毛主席的时代就起作用。现在它也替工人找工作﹐也不是完全不管﹐就看机会﹐顺便时才管。”﹙下岗访谈对象5﹐男﹐48岁﹐内退﹚。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阶级在主流的话语霸权面前﹐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些主流话语主要有﹕“必不可免论”﹑“个人能力论”等﹐对于相当一部分工人是有影响的。　　

　　“对下岗﹐肯定有部份人当牺牲品﹐我们就是。现在是过渡阶段。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家绝对上不去。改制就是要补上这课﹐不补上资本主义这课﹐国家没法发展。”﹙下岗访谈对象40﹐男﹐39岁﹐下岗﹚　　

　　“职工下岗不公平﹐单位不给你双向选择的机会﹐凭关系上岗﹐我永远不服气﹐我觉得我干活比上岗的还强。不公平没辙﹐国企改革就是分流﹐社会就是这样﹐家家企业都这样﹐这是大趋势﹐你觉得不公平也没办法。”﹙下岗访谈对象50﹐女﹐39岁﹐下岗﹚　　

　　“我觉得社会对下岗工人有歧视。但我没能耐﹐就得给人打工去。有能耐﹐我还去当老板呢。”﹙下岗访谈对象24﹐男﹐40岁﹐下岗﹚　　

　　“我虽然很害怕下岗﹐但仔细想想倒是也能理解。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现在很多高科技的东西都应用到生产第一线﹐很多岗位都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化又发展到自动化﹐势必要减少人员。像我这么大年纪就是被社会所淘汰﹐不下岗或转岗在办公室呆着干嘛呀。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下岗﹐确实没有甚么不对。”﹙下岗访谈对象56﹐女﹐47岁﹐下岗﹚　　

　　这里深深地充斥着无助与无奈﹗　　

　　失语其实就是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对自己处境宏观的科学解释﹐因此也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和必要性。工人阶级的根本出路仍是组织和集体行动。工人阶级不是大工业的天然产物﹐而是工人在参加了集体行动之后的伴生物。……阶级觉悟产生于社会行动﹐也在社会行动中发生变化。　　

　　因此我认为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变化是最深刻的变化。　　

　　我仍用工人的语言来对工人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做出结论﹕　　

　　“我总感觉工人的政治地位低了。我入厂的时候是79年﹐那个时候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想进工厂﹐现在他宁愿进服务行业站柜台去﹐他都不想进工厂当工人﹐为什么呢﹖我了解下面的情况﹐这一线的小伙子比较多﹐搞对象﹐一句工人就不好办﹐人家有的说﹕这小伙子长的也不错﹐各方面条件都挺好﹐他要不是一工人就行﹐但他要是工人就不行了。”(R厂﹐X﹐分厂工会委员﹑职代会代表﹐班长)　　

　　“改革开放后﹐工人地位是到底了。以前工人是主人﹐现在则没说话权利了。”﹙下岗访谈对象5﹐男﹐48岁﹐内退﹚　　

　　“对未来﹐就只有指望孩子了﹐在自己身上是没有未来的了。我希望孩子有出息﹐以后孩子要边工作边上大专﹐我一定供养他。其它也没甚么奢望。”﹙下岗访谈对象1﹐女﹐42岁﹐内退﹚　　

　　“孩子就得让他上大学﹐要有文化﹐家里经济情况不能影响孩子﹐一定要上大专。绝不能让孩子当工人﹐要吃亏的。”﹙下岗访谈对象28﹐女﹐44岁﹐内退﹚　　

　　“孩子小学六年级﹐我要求他必须学习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下岗访谈对象40﹐男﹐39岁﹐下岗﹚　　

　　我曾想用“中国工人阶级的边缘化”作为这篇论文的题目﹐但我斟酌再三。什么是“边缘化”﹖它指的是“非主流化”。今日中国的“主流化”是以工业化和全球化为特征的﹐“非主流化”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被甩在主流社会变化过程之外﹐二是在前面两种特征性变化中丧失发生影响的能力。但一般讲到边缘化时﹐总是指一部分个人﹑一部分群体﹐即便是讲阶级﹐也是讲阶级中的一部分﹐如“边缘劳工”等等﹐可是我不认为现在被排斥的是一些个人﹐某些人因性别﹑年龄﹑文化等被主流社会排斥仅仅是表像。我所要强调的是一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失落。因此“边缘化”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概括范式。同时“边缘化”总给人一个印象﹐社会结构的分化﹐只是在同心圆式的共同体中分成了核心和周边﹐但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模型﹐更为形象和准确的说法是“断裂”﹐北京大学孙立平教授已有一系列阐述﹐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深刻了﹙注十一﹚。　　

三﹑出路何在﹖　　

　　讲到出路﹐确实还是不能不讲“姓资姓社”的﹐比如讲国营企业亏损﹐就有两条出路﹕一是一卖了之﹐工人“下岗”甩掉包袱﹐资本可以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从此“轻装”前进﹔另一条路﹐是在企业中建立资本和劳动的权力平衡﹐依靠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个积极性﹐真正寻找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公有制主体经济的运行规律。这是不是21世纪的“乌托邦”﹖我想还是让调查资料来启发我们的思考。　　

　　“从这个R厂近一﹑二十年来看﹐最好的时期﹐大概是1988年前后那一段时间﹐那几年就是厂长负责制嘛﹐从84年改的﹐一直到90年左右。当时就叫党﹑政﹑工三架马车。当时有这么三个条例﹐一个厂长负责制﹐一个职工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党委。从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了﹐开始放权﹐这时候放的权是给厂长的。但是咱们又没有摆脱过去传统的经济模式﹐那厂长拿了这个权以后﹐用的不恰当﹐用两个制度来管他﹐一个是党委管﹐另一个是职工代表大会来管。咱们非常直率的说﹐那是职代会﹑工会发挥的最好的时候﹐真是为职工说话﹐办事儿。当时还建立在价值取向上﹐认为我们没有太大的差距﹐仍然是我们毛主席那时候提的适当拉开差距﹐所以如果你超出了这个范围﹐大家伙就可以对你提意见﹐罢免过中层干部。我觉得那个时候﹐从上到下有这么一种氛围﹐从市总工会到机械局工会﹐以至于整个工会作用发挥的比较大。当然﹐我要客观的说﹐我觉得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现在为什么不提了﹐现在社会上鼓励这种差距﹐对不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人家就应该富﹐你还去指责人家﹐干吗哪﹖所以这种监督力量就下来了。现在这价值观不一样了﹐你既然规定了厂长可以年薪几十万嘛﹐规定了领导干部可以去住几套房子﹐那人家出人头地了﹐你干嘛还要去指责人家呢﹖”﹙R厂﹐S﹐分厂党委书记﹚　　

　　在社会现实中﹐我们还调查了河南Z厂﹐它曾被私营企业兼并﹐因为私企没有兑现兼并条件﹐这个厂的职工又要求退出兼并并占领了工厂﹐旋即遭到强力机关镇压﹐但最终被允许自己选出工会委员会。三年来﹐职工就在工会领导下惨淡经营﹐养活了一部分工人﹐保全了机器设备。目前这个厂生产并没有走上正轨﹐未来变量很多﹐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试验。现在不是提倡“多样化”吗﹖既然农村改革可以留下像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这样的“异类”﹐那么城市改革就不可以也多留下几种备择方案吗﹖　　

　　现在不是我们“让思想冲破牢笼”﹐开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了吗﹖　　

　　2003.11. 初稿　　

　　2004.03. 修改◎　　

表1 制造业从业人数﹙万人﹚ 　　

＊职工“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它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不包括﹕﹙1﹚乡镇企业就业人员﹔﹙2﹚私营企业就业人员﹔﹙3﹚城乡个体劳动者﹔……﹙7﹚在城镇单位工作的外方济港澳台人员﹔……”　　

＊乡村从业人员“按从事的主行业划分﹐如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仍作为农林牧渔从业人员”。
九十年代以来﹐乡村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是乡村集体经济为主﹐以后相当大量的卖给了私人﹐但地处农村﹐仍被归入乡村企业﹔沿海地区许多“三来一补”外资企业﹐因为建立在农村集体的土地上﹐也称为乡村企业。　　

表2 建筑业从业人数﹙万人﹚　　

表3 交通运输仓储业从业人数﹙万人﹚　　

表4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从业人数﹙万人﹚　　

表5 制造业﹑建筑业职工平均年收入与全体城镇就业者平均年收入的比较　　

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表5—22﹑表10—4计算。　　

注一﹕这些调查包括1999—2000年对北京下岗工人的访谈﹔
　　　2002—2003年对以下企业的调查﹕
　　　R厂——北京一家生产印刷机的国营企业﹔
　　　J厂——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制造厂﹔
　　　H厂——浙江一家著名私营化工厂﹔
　　　S厂——福建一家台资制鞋厂﹔
　　　Z厂——河南一家国营企业﹐几年前被私营企业兼并﹐后又事实上推翻兼并﹐并在工会领导下维持至今﹔
　　　C厂——辽宁一家大型国营造船厂。
注二﹕《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注三﹕王兆国《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3年9月22日。
注四﹕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注五﹕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注六﹕阎志民《中国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72页。
注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6页。
注八﹕表1﹑2﹑3﹑4资料引自《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130﹑414﹑146页。
注九﹕《工人日报》2004年2月27日﹑3月5日。
注十﹕张静﹕“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职代会案例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四期。
注十一﹕孙立平着《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充满歧视的广告　　

图□黄子明　文□刘文超　　

任何一个菲律宾人看了12月23日台湾某大报头版半页篇幅的广告应该是笑不出来的﹐某电讯公司促销手机拨打广告是以相当歧视性的字眼大剌剌地刊登了如下醒目的标题﹕“老公打老婆﹑菲佣打小孩﹑小孩打喷嚏﹐不管怎么打......”。继“爱滋天谴说”﹑“同志结婚亡国论”引起社会哗然后﹐这种对菲劳以偏概全的指控竟然没有激起太多的涟漪﹐台湾人的自省能力未免太逊矣﹗同时﹐这些案例在在印证出台湾社会充满了偏见与歧视的病态事实。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遽﹐更加深了第三世界广大劳苦人民生活的窘迫与坎坷。新一波离乡背井﹑出卖原始劳力浪潮成为贫穷者海外谋生寄望的救赎。上溯六零年代﹐西德开始引进大量南欧来的客劳﹙Gastarbeiter﹚﹐当人数迈进百万时﹐该名幸运的土耳其人还接受西德政府赠送的金龟车。客劳大多从事肮脏吃力的工作﹐法令的限制也使他们成为二等人民﹐但起码的人道处遇如同工同酬﹑退休养老医疗等与德国人并无二致。　　

　　台湾三十万以上外劳﹙保含陆劳﹚的处境与“劳奴”几无区隔﹕昂贵的中介费用被剥削二层皮﹑同工同酬的原则不适用于外劳﹑没有选择雇主的权利﹑超时加班无法拒绝﹑不准结婚怀孕分娩﹑更不可为艾滋病带原者﹑退休养老给付是遥不可及的梦……。外劳遭受凌虐的事件时有所闻﹐尤有甚者﹐因为职业的高危险与雇主的藐视人命﹐意外工殇的比例高的吓人。如果今天我们还胆敢喊人权治国的话﹐身为“劳奴主”的政府与雇主﹐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违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案例﹐能不汗颜﹖﹗　　

　　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并没有学习到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基本态度﹐换言之﹐是持双重标准的。与日本﹑美国西欧人士交往﹐是出奇的友善礼遇﹐往往也谄媚得过了头。面对亚﹑非﹑拉第三世界人民﹐财大气粗的我们﹐顿然又自大起来。不卑不亢应该是我们处世待人的基调﹐尤其是与我们有过相同历史伤痕的第三世界人民﹐似乎更需要多给他们一份人道的关怀。　　

德国刑法130条族群挑拨罪﹙Volksverhetzung﹚是本刑五年以下的重罪﹐凡对别种的族裔﹑族群﹑种族﹑肤色及宗教等群体以侮辱诽谤性文字语言加以攻击﹐伤及其尊严者﹐均悬为禁令。笔者希冀吾人能以“平等待之”的胸襟﹐接纳外劳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份子﹐纵然他们是短期的过客﹐也应跟本地人一样活的有尊严﹗随着大选日期的逼近﹐更衷心期盼“中国猪滚回去”﹑“台湾人选台湾人”﹑及“台湾第一”﹙有法西斯倾向﹚的梦魇口号不再重现。　　

美利坚帝国的吹鼓手们
美国新保守主义评介　　

　文□汪立峡 　　

最近应台湾有关方面之邀﹐来台参加美日台战略对话会议的美方代表中﹐有一人格外值得注意﹐此人名唤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中坚份子。他在应《中国时报》记者郭崇伦的专访中﹐公开声称320撤飞弹公投并不会动摇两岸现状﹐因为此举并不涉及统独与台湾主权之争。 　　

　　陈水扁发动的公投明明是引据《公投法》第17条﹕“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这是说﹐仅仅遭受到外力威胁并不足以构成公投条件﹐必须同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才能据以发动公投。什么叫"主权改变之虞"﹐难道不就是统独之争吗﹖ 　　

美帝与台独的利害关系 　　

　　克里斯托的见解是对此条文故意视而不见﹐还是别有用心﹐很需要探究一番。其实﹐在克里斯托来台之前的一个多月前﹐即去年12月初﹐这位仁兄已经在他主编的新保守主义喉舌《标准周刊》 (Standard Weekly)上﹐写了一篇《危险的对台新政策》﹐抨击布什总统在中国总理温家宝面前反对320公投的谈话﹐指称﹕"等于是向北京磕头﹐对台湾生气蓬勃的民主严重打击"。 　　

　　克里斯托会有上述的见解和发言﹐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同美国现任副总统钱尼﹑国防部长伦斯菲﹑副部长伍夫维兹﹐这些著名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早在1997年就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库﹐当时克里斯托是二名主任之一﹐另一人是罗伯‧凯根(R.Kagan)﹐目前克氏是该智库的主席。 　　

　　这个智库在有"新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克里斯托之父)和唐纳‧凯根(罗伯‧凯根之父)的主持之下﹐于2000年9月提出了"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此一报告实际上是以1992年伍夫维兹执笔的《防务计划指南》为底本而草就的﹐是一个要把美国建成新罗马帝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随着"新美国世纪工程"的主要成员纷纷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要职﹐此一计划正在逐步付诸实施。 　　

　　威廉‧克里斯托与伍夫维兹二人的地位有如"国师"﹐布什总统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先制攻击"等想法和做法多出自此二人的政治哲学。他俩也是主张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最力的人。克里斯托以及其它新保守主义者基本上视中国大陆为美国的潜在敌人和未来的心腹大患﹐如能运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尽管陈水扁搞公投可能引发台海的战争﹐把美国拖下水﹐但姑息中国大陆是比纵容台独"更大的邪恶"。 　　

新帝国主义论的出炉 　　

　　公元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首次阐述了被西方世界称之为"布什原则"的要点﹕美国拥有"先制攻击" (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美国的价值观普适全球(所谓"普世价值")。西方媒体甚至将"布什原则"称之为"伍夫维兹—布什原则"﹐因为伍夫维兹早在1992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 　　

　　伍夫维兹于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指导教授是新保守主义大师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而布鲁姆则是新保守主义开山宗师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真传大弟子。据说﹐布鲁姆曾称赞伍夫维兹是"现代性第四波"中最杰出的学生﹐因为施特劳斯曾将现代性区分为三波﹕第一波以马基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第二波以鲁索为代表﹐第三波以尼采为代表。 　　

三种新帝国主义理论﹕ 　　

　　事实上﹐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所鼓吹的新帝国主义论述甚嚣尘上﹐据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的研究分析﹐此类论述大约可分三派﹕ 　　

　　第一种理论谓之"民主和平论"。主张民主制不会用战争的方式来对待另一种民主制﹐但民主制可以用发动战争的方法来对待非民主制。此派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多尔(Michael Doyle)和布鲁斯‧鲁瑟特(Bruce Russett)﹐他们的理论据他们说是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概念﹐康德主张共和制是代表人民的﹐由于人民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利益﹐所以在共和制下就不会有战争﹐而只会有和平。多尔和鲁瑟特对康德理论做了重大修改﹐将"民主"概念取代"共和"概念﹐然后再把"民主"概念以西方特别是美国观点加以绝对化和普世化。 　　

　　第二种理论谓之"霸权论"。主张仅仅为了一个国家的生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生存的唯一保证﹐不是国家权力的均衡﹐而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霸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森(John Mearsheimer)﹐他的理论基础是根据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的权力正好是对另一个人的权力的制约和抑制﹐因此权力本身就要不断扩张﹐要超越另一个人的权力﹐由此﹐米尔森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换句话说﹐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侵略性﹑扩张性的﹐所有的国家从它们的国际关系的性质本身来说﹐都在寻求霸权地位。 　　

　　第三种理论谓之"后现代国家论"或"市场国家理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罗伯‧库珀(Robert Cooper)和菲利浦‧波比兹(Philip Bobbitt)﹐前者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后者曾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如北美﹑欧洲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即它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等﹔第三类是前现代国家﹐即"落后国家"﹐如伊拉克﹑阿富汗等中东国家及非洲国家。库珀主张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制服前现代国家﹐同时要控制现代国家。 　　

　　波比兹则主张国家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转变成了市场国家。这样一种市场国家的对外职能﹐就是要通过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保证其制度在全世界的所有地方能够推行。市场国家可以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干预的办法来确保任何地区都遵守市场法则。 　　

赤裸直白的帝国梦 　　

　　看了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帝国主义"高论"﹐真会令人背脊直冒冷汗﹐可他们却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赤裸直白﹗这些新帝国主义理论和一般帝国主义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过去为人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理论多半出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理论家之手﹐而且向来为右翼保守主义份子和反共份子所讳言避谈﹐甚至坚决否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今﹐以美国知识菁英为首的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公然高举起帝国主义的大旗﹐为美利坚帝国的"宏图大业"充实理论武器库。欧文‧克里斯托早就不遗余力的鼓动美国建立"正式帝国"﹐他在1997年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到﹕“美国人某一天一觉醒来会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帝国国家﹐这并不是外交政策菁英的阴谋﹐而是因为世界向往美国帝国﹐需要美国帝国。”比尔‧克里斯托甚至乖张地说过﹕“如果人家说我们(美国)是帝国主义力量﹐那很好啊﹗”真不知台湾某些自称台独左派的知识菁英和政治活动份子今后再怎么为自己不反美不反帝的古怪立场作自我辩解。 　　 　　

新保守主义的系谱 　　

　　一般而言﹐许多人承认政治与经济分不开﹐其实﹐政治与哲学也分不开﹐因为自古以来政治哲学从来都在指导着政治思维和行动﹐下面我们将会从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传承中印证这一点。事实上﹐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连手吹响了新帝国主义的号角。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有何不同﹖"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曾这么描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它描述了一批为数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但这一保守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保守主义不同。”有人曾生动描画过这些新保守主义人士﹕“他们往往都是学者﹐往往居住在纽约﹐往往是犹太人﹐往往最初是左翼人士或自由主义者﹐他们经常随身携带文学名著或政治杂志﹐而非《圣经》……” 　　

新旧保守主义的三点区别﹕ 　　

　　大陆学者崔之元曾归纳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的三点新意﹕ 　　

　　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为"正式帝国"。 　　

　　第二﹐新保守主义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建立了政治同盟。或者说﹐新保守主义是美国南方基督新教忠诚和中西部牛仔精神所综合形成的"大美国主义"﹐布什总统可以说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传统保守主义学说﹐而是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 　　

　　既然如此﹐那么说到新保守主义的系谱﹐显然就必须从施特劳斯说起﹐因为他是新保守主义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开山祖师。施氏1889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的一个犹太家庭﹐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曾受教于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柏林"犹太研究中心"从事历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1937年为躲避纳粹而流亡美国﹐1949年至1967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73年逝世。 　　

施特劳斯—新保守主义的开山祖师 　　

　　施特劳斯被西方不少人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将历史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进行重新诠释。施氏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建立了他不可动摇的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巨擘的地位。他的弟子甚多﹐前面提到的布鲁姆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布鲁姆与另一位施特劳斯的得意门生阿伯特‧乌尔斯泰特教授(Albert Wohlstetter)曾经共同指导过名叫保罗‧伍夫维兹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的学生﹐正是这两个人成为了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带进布什政府的主要推动者。 　　

　　《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书被公认为是施特劳斯著作中"最为贯通而又完整地陈述自己观点"的一本﹐表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施氏在此书中将自然权利(或译"自然正义")与历史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主义的是非标准随时间地点而转移﹐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主义﹐自然权利则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是非标准﹐可以作为一种批判能力。他的意思是﹐按照历史主义﹐既然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过程变化万端﹐纷繁复杂﹐正义和正当的准则必然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各种历史观念就无法提供客观永恒的准则﹐从而导致了当下的严重危机。 　　

　　施氏强调强者自胜的自然法则﹐认为西方应该赢得大多数冲突﹐而且"保持西方世界信心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敌对力量对西方的力量产生敬畏"。 　　

　　不难看出﹐"布什原则"的普世价值观与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难怪美国著名自由主义者霍姆斯(Stephen Holmes)会毫不迟疑地把施氏归入"反自由主义传统"的系谱之中﹐认为他的思想要点无非是以哲学家对于真理的垄断来对抗民主制度下的平等。 　　

“先制攻击”说的源头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新保守主义的"先制攻击"概念甚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有一段名言﹕“战争的艺术是获取的艺术﹐它包括对野兽的打猎和对奴隶的占有。奴隶是依照自然的意图应被统治的人﹐但他们却反抗自然的意图。因此﹐针对他们的战争是符合自然正义的。”很难说精研古代政治哲学的施特劳斯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这种"自然正义"和"自然奴隶"观的启发。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多次强调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制攻击"的理由﹐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西塞罗认为"共合国的光荣"(这是西塞罗著名的政治概念。此处"共和国"意指古罗马共和时期)是可以发动"先制攻击"的充份理由﹐因为"光荣"的定义在他那里已经是"通过征战而达到不受危害的和平"。著名法国罗马史专家保罗‧维恩(Paul Veyne)曾指出﹐按西塞罗对"光荣"的定义﹐任何其它独立自主的国家在原则上都是对罗马利益的威胁。最近(今年一月中旬)﹐美国前财政部长欧尼尔在媒体揭露称﹐布什早在2001年上任之初就已决意攻打伊拉克﹐而非在911攻击事件之后才做出决定。布什当年在白宫国安会议下达决心时﹐没有官员敢质疑攻伊理由﹐因为布什只要大家﹕"去给我找出执行的方式﹗"。布什的动机决非突发奇想﹐而是前文所述的那帮新保守主义谋士的新罗马帝国梦在对布什发生催化作用。 　　

形左实右的民主捍卫者 　　

　　西塞罗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想源头﹐因为当时许多古希腊的哲学经典尚未重新发现﹐而西塞罗的作品却一直广为人知。16世纪著名人文主义法学家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即据西塞罗的思想而声称﹕"对野蛮人和其它与我们的习惯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攻击是正当的﹐即使他们以前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这些论调在西方国家的航海大发现﹐以及随后的殖民地掠夺和奴隶贸易活动中﹐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有名的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休斯(Hugo Grotius)也在其著作中直接诉诸"自然奴隶"说﹐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暴力侵夺印度尼西亚的正当性。 　　

　　另一个新保守主义的晚近源头是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霍氏在其"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理论中﹐"先制攻击"也起着关键作用。依霍氏之意﹐在"自然状态"中﹐"好人"出于对部份"恶人"的恐惧而诉诸"先制攻击"﹐是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缘由。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塔克(R.uck)曾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先制攻击"理论的集大成者﹐自有其道理。 　　

　　其实﹐那位在台湾学界大名鼎鼎的《正义论》约翰‧罗尔斯(J.awls)﹐据佩里‧安德森的研究﹐罗尔斯在其晚期著作《万民法》中提出的正义观与《正义论》的见解正好相反﹐也带有浓厚的新保守主义色彩。罗尔斯在《万民法》中主张美国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道德的义务将"分配的公正"体现到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但是﹐发达国家却有"道德的正义性"以维护人权的名义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根据《万民法》的见解﹐罗氏将世界划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责任就是派军队到不民主的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佩里‧安德森不无感慨的指出﹐包括罗尔斯自己在内的许多人﹐竟然至今还认为罗尔斯是属于美国的极端左翼的学者﹗ 　　

必须让该离开历史舞台的人尽早离开﹗ 　　

　　前不久也来过台湾参加研讨会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谭慎格﹐在台期间与返美之后﹐都不遗余力为陈水扁的撤飞弹公投撑腰﹐声称除非布什政府宣布中国大陆才是两岸紧张的元凶﹐并反对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才能避免亚洲民主国家的灾难。这个人并不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其论调虽与新保守主义者貌似雷同﹐但所据指导思想仍有很大分歧。他的颠倒是非论调不仅在国际也在美国本土﹐已不可能被有识之士接受和茍同﹐只会让他自己和台独集团听了"爽"而已。 　　

　　就在谭慎格大放厥词的同时﹐前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容安澜在杂志撰文直指320公投问题表示﹐"民主不是一张允许鲁莽行为的执照﹐陈水扁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也不会让自己的家人替一些错误的政治判断白白送命"﹐又说﹕"台独正是陈水扁带头冲的方向"﹐认为布什公开斥责陈水扁"根本是陈水扁自找的"。容安澜甚至说﹕"中国大陆也相信﹐除非美国能阻止这种(台独)趋势﹐否则中国可能会被逼迫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不具名的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公开表示﹕"美国不能容许台湾诱使美国和中国大陆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本文起首提到的那位新保守主义帝国论大将威廉‧克里斯托﹐在接受台湾记者访问时﹐不仅支持320公投﹐而且得意的表示此事二﹑三个月之后就云淡风清了﹐对比容安澜与美国政府官员的忧心忡忡﹐看来这些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意志和决心的美利坚帝国主义者﹐未免过于自信与天真了。 　　

哈贝玛斯与德里达发怒了 　　

　　在美国侵占伊拉克之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帝国实践惊醒了世界上许多为人类进步事业操心的杰出心智。去年五月间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解放报》上﹐名闻全球的二位欧洲左翼大师哈贝玛斯和德里达联名发表了《欧洲的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一文。此文系针对新保守主义要角美国国防部长伦斯菲所嘲讽的"老欧洲"﹐拍案而起的檄文﹐主旨在呼吁欧洲国家要尽早在政治上团结起来﹐设法避免分歧﹐以便用共同的外交政策抵制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资本扩张和军事野心。 　　

　　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Rorty)响应哈贝玛斯和德里达的登高一呼﹐发表《侮辱还是团结》一文表示﹕"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做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已经醒悟过来的美国人有必要运用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以便让他们的同胞认识到﹐布什将他们的国家引上了一条歧途。" 　　

　　连那位国际金融炒作家索罗斯都对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的同伙看不过去了﹐前一阵子他公开跳出来说﹕"目前念在的就是如何扳倒布什"。索罗斯说﹕"白宫的对外政策被美国至上主义所左右﹐因此布什执政后﹐美国成了世界的危险之源。"他还表示对日渐抬头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感到不安"﹐认为新保守派利用恐怖攻击事件让外界接受"先制攻击"﹑"主宰世界"等观点﹐"布什正领导美国与全球走向升高暴力的恶性循环"。 　　

　　连系到台湾的320大选和公投事件﹐布什及其新保守主义集团固然因不敢冒与中国开战的危险﹐出而力阻陈水扁的台独公投﹐甚至期望陈水扁败选﹐但只要新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势力仍在美国掌权﹐肯定还会有这个或那个国家遭到无理欺负﹐世界将不得安宁。至于陈水扁实质上和后果上"反和平"的公投﹐若不负责任地执意搞到底﹐那就真须要套用罗蒂的话大声疾呼﹕“已经醒悟过来的台湾人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便让他们的同胞也认识到陈水扁把这块土地引上了一条多么危险的歧途。”　　

美国帝国的野心　　

　文□戴维‧巴尔萨米安﹙David Barsamian﹚　访问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译者■林正慧／张玉儿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语言学界的泰斗﹐以批判大众传播媒介与美国帝国主义闻名于世。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揭发美国恃强凌弱﹐穷兵黩武﹐在全世界进行侵略﹑暗杀﹑政变的无数罪行﹐直指美国是举世最邪恶的头号流氓国家﹐并积极参与反对美国侵略战争的活动。本文是今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乔姆斯基接受巴尔萨米安(David Barsmain)专访的全文﹐原刊于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rview)2003年5月号。　　

□编者　　

以侵伊战争确立美国霸权的新信条　　

■请问﹐美国入侵并占领伊拉克对该地区的影响为何﹖　　

□我觉得﹐不只是该地区﹐整个世界都正确地理解到是美国想以入侵伊拉克作为简易的先例来颁布一个使用武力的新规范﹐这个规范的概要版本在去年9月就已经公布了。去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策略》。这份文件提出了一个略称新颖而且异常极端的在世界上使用武力的信条。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对伊拉克开战的战鼓频催恰与这份文件的提出同时。这也正是国会选举展开之际。这些事件都是彼此相关的。　　

　　这个新信条不是所谓的“先制战争(preemptive war)”﹙译注一﹚。或许有人可以主张“先制战争”符合某种联合国宪章的扩张解释版﹐然而﹐美国政府的新信条是一种在国际法里连一点正当性都还没有的作法──“预防性战争”。你应该记得﹐这个信条主张﹕美国以武力统治世界﹔如果美国认为有不服其统治者﹐它远远地感觉到对其统治有异议﹐不论这是它捏造出的﹐或是凭空想象出的异议﹐那么﹐它就有权在其成为威胁之前将之摧毁。这是“预防性战争”﹐不是“先制战争”。　　

　　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想宣布一个信条﹐它有能力创造一种所谓的新规范。所以﹐如果印度为了终结一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而入侵巴基斯坦﹐这算不了规范。但是如果美国拿着一些不可靠的理由轰炸塞尔维亚﹐这就叫规范。所谓权力即此之谓。　　

　　想要建立一套新规范﹐就得干点事。最简单的方法是选定一个毫无抵抗能力﹑可以被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力摧毁殆尽的目标下手。然而﹐为了师出有名﹐至少对自己国内人民有个交代﹐必须先吓吓他们。所以﹐这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目标必须被说成是发动911事件并即将对我们再次攻击的凶手﹑是对人类生存的可怕威胁。自去年9月开始﹐美国当权者花了许多工夫有效地说服许多美国人﹕海珊不但是头怪兽﹐还是对美国人生存的威胁﹐但全世界只有美国人这么相信。这就是10月国会决议和之后事态发展的具体内容。据民调显示﹐直到现在还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海珊必须为911负责。　　

　　这些事件总加起来﹐就宣布了美国的新信条。新规范借着一个简易的案例建立起来了。美国人﹐而且只有美国人﹐被驱使到一种恐慌状态﹑相信上述的那些神话﹐从而愿意支持以武力自卫。如果你相信美国政府的说词﹐侵略还真的算是自卫。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经典的侵略示范案例﹐目标在于扩张未来的侵略范围。一旦简易案例搞定了﹐就可以进而考虑较棘手的情况。　　

这就是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一面倒地反对这次战争的主要理由。这不只是对伊拉克的攻击。许多人正确地看到美国政府借着这次战争要传达的强力讯息﹕你最好给我小心点﹐我们就要来了﹗此所以全世界可能绝大多数的人民会把美国看成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乔治‧布什在一年之内就把美国搞成一个极度被恐惧﹑厌恶﹑甚至憎恨的国家。　　

侵伊战争的背景　　

■1月底在巴西阿勒格雷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中﹐你称布什及其同伙为推动“帝国暴力”的“极端国族主义者”。目前的华盛顿政权与之前的政权是否真有实质的差异﹖　　

□历史角度来看会更容易理解。我们看看政治光谱上能找到的另一个极端﹕肯尼迪的自由派。这些人在1963年宣布了一个与布什的国家安全策略报告差别不大的信条。这是在1963年。迪恩‧艾奇逊﹐一位普受尊重的资深政治家﹑肯尼迪的资深顾问﹐对美国国际法学会作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艾奇逊训示该学会﹕当美国对任何威胁其地位﹑声望与权威的挑战做出反应时﹐不应该有任何法律上的质疑。他的措辞与布什政权极其相似。他意何所指﹖美国当时正对古巴发动恐怖攻击和经济战。这个时机很重要。那是把全世界推向核子大战边缘的飞弹危机刚结束之后。而飞弹危机是由于美国为了──以现在的说法──“改换政权”而发动的国际恐怖行动所引发。正是美国的这些恐怖行动促使苏联飞弹被送到古巴去。随后﹐肯尼迪更加强其国际恐怖行动﹐而艾奇逊则告知了国际法学会﹕我们有权对仅仅质疑我们的地位﹑声望﹑甚至还没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挑战发动“预防性战争”。他的措辞甚至比去年9月的布什信条还更极端。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到底只是艾奇逊的讲话﹐不是官方的政策宣示。而且这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种性质的宣示。去年9月布什政府的宣示因此显得特别不寻常﹐它不仅异常地露骨﹐而且是个正式的官方政策文告﹐而不仅仅是某高层官员的言论。　　

■反战群众大会时常听到的一句口号是﹕“勿以鲜血换石油”。石油的议题常被称为是美国攻击并占领伊拉克背后的驱动力。你认为石油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为何﹖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这点。从二次大战以来﹐波斯湾地区就一直是全球能源的主要生产地。估计这个状况还会再维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波湾石油是战略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泉源。而伊拉克在其中占着绝对核心地位。它拥有第二大的石油蕴藏量﹐容易开采而且便宜。控制了伊拉克﹐就很容易能够把世界石油的价格和产量控制在一个不太高也不太低的水平﹐可能可以削弱产油国组织的力量﹐并对世界各地发挥影响力。从二次大战以来就是如此。开采石油并不特别重要。美国并不真的打算开采伊拉克石油。控制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是侵伊战争的背景。如果伊拉克是在中非洲某处﹐它绝不会被挑出来当先例。所以﹐石油议题是个重要背景﹐就如同在中亚等其它比较不关键的地区一样。然而﹐石油问题不能说明美国这次行动的具体时机﹐因为对石油的关注是一直存在的。　　

下一波攻击的目标　　

■1945年国务院一份关于中东石油的报告将之形容为“战略权力的巨大泉源﹐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物质财富之一”。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15%的石油﹐还从哥伦比亚和奈及利亚进口﹐从华盛顿的观点来看﹐这三个国家可能多少都有些问题。在委内瑞拉有吴果_查维斯﹑哥伦比亚有事实上已达内战规模的严重国内冲突﹐而在奈及利亚有动乱﹐在在威胁着石油供应。你对这些因素有什么看法﹖　　

□这些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这些地区的油源都是美国意欲开发的。美国想控制中东﹐不过﹐至少根据情报规划﹐美国想要依靠他们认为更可靠的大西洋盆地资源──大西洋盆地指的是西非和西半球──他们对这些地区比棘手的中东地区有更完全的控制。规划是这样的﹕控制中东﹐同时维持大西洋盆地的资源来源﹐包括你提到的那些国家。因此﹐只要该地区有任何的不顺从﹑或是这样那样的不稳定﹐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威胁﹐然后极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伊拉克事件﹐如果伊拉克事态的发展符合国防部五角大厦那些文职规划师所期望的话。如果美国可以轻取伊拉克﹐不用战斗就建立一个所谓民主的新政权﹐也没有造成太多灾难﹐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大胆地走向下一步。　　

　　关于下一步﹐我们可以想到几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是安地斯地区。美国目前在该地区周遭设有军事基地﹑派有军队。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特别是后者﹐都是石油的主要供应来源。还有其它更多的地方﹐像厄瓜多尔﹐甚至巴西。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一旦所谓的规范被确立和接受﹐预防性战争的下一步将是这个地区。另一个可能是伊朗。　　

■是的﹐伊朗。布什称为“和平使者”的夏隆建议美国解决伊拉克的“第二天”就去攻打伊朗。伊朗怎么样﹖这个被指为邪恶轴心﹐而且有丰富的石油蕴藏的国家。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伊拉克不是那么重要﹔它比较容易对付。伊朗却不一样。伊朗有较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多年来以色列就不断要求美国攻打伊朗。伊朗对以色列来说太强大了﹐所以﹐他们需要美国老大哥来动手。　　

　　战事很有可能已经在酝酿。一年以前﹐据报以色列超过10%的空军长期驻扎在东土耳其﹐也就是﹐在东土耳其巨大的美军基地里。根据报导﹐他们在伊朗边界进行侦察飞行。此外﹐还有可靠报导指出﹐美国﹑土耳其和以色列很努力地怂恿伊朗北方的亚塞拜然民族主义势力﹐要求伊朗部分地区与亚塞拜然进行某种形式的连结。一个美国─土耳其─以色列所组成的轴心力量在该地区与伊朗对抗着﹐很可能最后会导致伊朗的分裂和发动军事攻击。当然﹐只有当他们认为伊朗基本上无力反抗时才会发动攻击。他们不会去侵略任何有能力反击的国家。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有驻军﹐在土耳其和中亚有基地﹐目前伊朗其实已经被包围了。这个客观现实难道不会推动伊朗去发展核武以求自卫﹐如果他们目前没有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所有的少数但重大的证据显示﹐1981年以色列对欧西拉克反应炉的轰炸很可能刺激而且启动了伊拉克的核武发展计划。他们当时在建造一座核子设施﹐不过﹐没有人知道那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哈佛一位知名的核物理学家──我相信是当时哈佛物理系的主任──在轰炸后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他在重要的科学杂志“自然”里发表了他的分析。根据他的说法﹐那是一个核能电厂。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另一些流亡的伊拉克消息人士曾指出﹐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该设施内根本没有在进行什么重要的工作。在轰炸之前﹐伊拉克或许在半心半意地考虑发展核武计划﹐但是以色列的轰炸的确刺激了他们发展核武的决心。我们无法证明﹐但是从证据看来历史发展的确像是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很高的可能性。这甚至不需要是事实真相。你所说的状况是非常可能发生的。如果你跑出来说﹕“小心了﹐我们要攻击你了。”而这些即将被攻击的国家知道自己无法以传统武力自卫﹐你等于是在命令这些国家发展大规模毁灭武器以及恐怖行动网络。清楚明白。这正是为什么CIA和其它人都预测伊朗会发展核武。　　

布什的“和平路径图”更具侵略性　　

■关于伊拉克的战争和占领对巴勒斯坦的意义为何﹖　　

□    灾难﹗　　

■不是和平路径图﹖﹙译注二﹚　　

□有一个读起来很有趣的新闻报导的规律──我不知道是如何建立起来﹐但是却被严格遵守──当你在文章里提到乔治‧布什的名字时﹐标题一定要提及他的憧憬﹐文章一定要说到他的梦想。可能在文章旁边就有张他眼睛凝视远方的相片。他的梦想和憧憬之一是在某时某地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在某个不确定的地方﹐也许是沙漠里。而我们好像非得崇拜赞美那是个宏大的憧憬不可。这已经变成新闻记者们的惯例。3月21日的华尔街日报有篇头条文章﹐其中我想“憧憬”与“梦想”两个词就出现了十次以上。　　

　　这个憧憬与梦想就是﹕美国或许可以不再整个破坏世界上其它国家长期来一致努力制定的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直到现在﹐美国一直阻挠这类方案达25年到30年之久。小布什政府甚至变本加厉﹐有时后用很极端的方法﹐极端到不曾报导出来。　　

　　例如﹐小布什政府去年12月在联合国﹐第一次翻转了美国的耶路撒冷政策。此前﹐美国至少在原则上依循1968年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该决议命令以色列撤销在东耶路撒冷的并吞侵占与屯居的政策。去年12月﹐小布什政府第一次反对这个决议。布什多次蓄意破坏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不过是其中一例。为了掩饰这项行径﹐这被称做“憧憬”﹐所作的努力则名之为美国的“创议”。事实上﹐对历史稍加注意的人就明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长期来即致力于解决中东问题﹐美国的这些作法不过是要与之较劲﹐并贬损它们的方案﹐使之沦为空论罢了。过去五十年来﹐以色列总理夏隆﹙Sharon﹚是全世界指挥恐怖行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美国却大加吹捧﹐视之为伟大的政治家﹐这是有趣的现象﹐这整件事显示出美国宣传的又一重大而危险成就。　　

　　3月中﹐小布什对中东的阿拉伯─以色列问题第一次发表了重要的声明。他发表了演讲﹐上了头条新闻﹐是多年来第一次重要的政治宣示。这消息除了一句话﹐其它都是陈腔滥调﹐这句话你如果留心的话﹐他的和平路径图出现了﹕随着和平进程的前进﹐以色列应终止新移垦屯民计划。那是什么意思﹖那是指在和平进程达到布什所认可的那一点之前﹐以色列可以继续建立屯垦区﹐而要达到那一点可能是遥遥无期的。这是政策的转变。直到现在﹐至少在官方的层次﹐美国一直反对以色列扩展非法的移民计划﹐非法屯垦会使政治解决无法达成。但是现在小布什说反话了﹕“去吧﹗住下来吧﹗我们会继续买单﹐直到我们认定这个和平进程已达到合宜的程度。”。所以说﹐这是重大的改变﹐变得侵略性更强﹐破坏国际法﹐破坏和平的多种可能性。和平路径图虽不是这样画的﹐但注意一下措词。　　

反对美国帝国的野心需要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奉献　　

■你曾形容大众抗议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程度是“前所未所有的”﹕从来没有在战争爆发前﹐就有那么高的反对声浪。反战运动将如何发展﹖　　

□不知有何方法预测人类事务﹐它将朝向人民决定的方向。有许多的可能性。反战运动会更强劲﹐任务现在比以前更重大﹐也更严肃﹐另一方面﹐也更难。从心理上说﹐起来反对一场军事攻击﹐比反对由帝国的野心策划的长期战略要容易﹐这次攻击只是战略计划的一环﹐其它的攻击还将接踵而至。所以说反对帝国的野心需要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奉献﹑更长期的支持。其间的差异就在于决定长期参与其间或答应明天上街游行然后回家。所有这些参与的方式都是选择﹐公民权利运动或妇女运动也是一样。　　

■说说美国国内对异议人士的恐吓与威胁﹐包括对移民和市民的拘留。　　

□像移民这样脆弱的人﹐当然要去关心。当前的小布什政府要求一些前所未有的权利﹐在战争期间有些这类的要求﹐但龌龊得不得了﹐像是1942年对日本人的拘禁﹐或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的做法﹐可怕得不得了。现在的政府要求的权利并无前例可循﹐甚至包括不经控告﹐未知会家人或律师便逮捕﹑居留公民。移民和其它易受害的人﹐当然理应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的特权者﹐是有威胁没错﹐但相较于全世界大部分人面临的处境﹐我们所受的威胁实不足挂齿﹐没什么好为此烦乱不安的。我到过土耳其和哥伦比亚好几次﹐和当地人民身处的威胁相比﹐我们简直身在天堂。他们并不忧惧﹐显然﹐他们确实也担心受怕﹐可这并没有让他们就不干了。　　

■你认为欧洲与东亚在某种程度上正形成与美国强权抗衡的力量吗﹖　　

□他们正冒出头来是没错。欧洲与东亚同北美的经济力大体上相当﹐这是无庸置疑的﹐他们有本身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也不只是唯美是从﹐他们紧紧的联系着。比方说﹐欧洲﹑美国和大部分亚洲的企业部门以各种方式串连起来﹐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益分歧之处﹐这就使得问题重生﹐特别是美国与欧洲。　　

　　美国对待欧洲的态度总是矛盾的。美国要欧洲统一﹐对美国跨国公司而言﹐这样的统一可扩大市场规模﹐成为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另一方面﹐美国总是担心欧洲会偏离方向﹐造成威胁。关于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的许多议题﹐与这点大有关系。美国极为乐见这样的发展﹐因为美国希望东欧国家会较易受美国影响﹐这样就可以削弱欧洲的核心﹐即法国与德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工业大国﹐会往较独立的方向移动。　　

　　美国长期对欧洲的社会市场体系的憎恶﹐也是美国对欧洲不信任的原因﹐这个市场体系提供适当的工资﹑工作条件和福利。这个制度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不要这个模式存在﹐因为这很危险。美国人很明白地表达过古怪可笑的想法﹕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因为工资低且压抑工人等等﹐这可能会有助于削弱西欧的社会与工人的标准﹐对美国极为有利。　　

反侵略战争的运动应再接再厉　　

■随着美国经济的恶化和越来越多解雇者﹐小布什政府将如何维持这个要打长期战争和占领无数国家的所谓驻军国﹖他们怎么去善了这个局面﹖　　

□他们得花大约六年的工夫来解决问题。他们希望到时已在美国国内确立极端保守的规划。他们会陷美国经济于严重的状态﹐很像1980年代的债台高筑﹐然后把烂摊子留给别人去修补。同时﹐他们也会希望把决策权从公共领域转入私人手中﹐以破坏社会方案﹐降低他们所憎恶的民主的作用。他们会在国内留下只由多数人民承担的痛苦而沉重的遗产。他们关注的那些人终将显露出土匪本色﹐非常像里根时代﹐毕竟他们是一丘之貉。　　

　　在国际政治上﹐他们希望通过武力和预防性战争﹐建立帝国统治的信条。美国现在的军事花费大概超过其它国家的总和﹐它的武器较先进﹐并且往极为危险的方向迈进﹐像太空战。我认为﹐他们以为不管美国经济走向如何﹐只要有了所向披靡的武力﹐人们只有俯首听命。　　

■对于长期来戮力阻挡美国入侵伊拉克而现在悲愤交加的和平活动者﹐你有什么话要说﹖　　

□他们应该实际一点。废奴论者奋斗了多久才有所进展﹖如果每次一没有立即遂你所愿﹐便轻言放弃﹐你就正好给最糟的情况打了包票。斗争是漫长而艰苦的。事实上﹐最近这几个月的成就相当不坏﹐已为任重道远的和平与正义运动打下了扩大发展的基础。这也是这些运动要走的路子﹐这并不容易。◎　　

译注一﹕即预见敌方将对我攻击时﹐先发制人。　　

译注二﹕No roadmaps to peace! 直译是没有通向和平的道路途。Roadmap用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关系上﹐是指一个和平的计划。然而这个字变成一种隐喻﹐是以巴两国统治阶级的谈判妥协的工具。反对这个计划者﹐提出“No roadmaps to peace!”﹙没有通向和平的道路图﹚﹐也就是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巴勒斯坦。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