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曼·明斯基
如果对冲融资占主导地位，经济可以成为寻求并维持均衡的系统。相反，投机性或者庞氏融资的分量越大，经济成为偏差放大系统的可能性越大。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繁荣，经济会从有助于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转向有助于不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
海曼·明斯基(1992年5月)
金融不稳定假说具有实证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意义。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的通胀和债务紧缩似乎有可能发展得失控。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经济体系对经济的某一运动的反应会放大这一运动：通胀助长了通胀，债务紧缩助长了债务紧缩。
货币面纱与真实资产
在历史上的几次危机中，政府旨在遏制局面恶化的干预，似乎都不适当。这些历史上的一幕幕，都为这样一种看法提供了证据：经济并不总是与斯密(Smith)和瓦尔拉斯(Walras)的经典概念符合；他们以为，只要假设经济会恒定地寻求均衡并维持经济体系，就能掌握经济运行的规律。
关于债务紧缩的经典描述，来自费雪(Irving Fisher)；肯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1978年也描述了自我持续的非均衡化过程；沃尔芬森(Martin Wolfson)1986年不仅用数据呈现了容易引起金融不稳定的金融关系，而且审视了不同的商业周期金融危机理论。
正如经济理论，金融不稳定假说是对凯恩斯的“通论”（指《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译者注）基本内容的一个阐释。这一阐释把通论放到历史背景下。通论写于上世纪30年代，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大萧条成为这一理论的证据。金融不稳定假说还借助了熊彼特对货币与金融的信用观点。在狭义上，金融不稳定假说的主要论述，当然是来自我本人在1975年和1986年的论述。
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理论始自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特征：昂贵的资本资产和复杂高级的金融体系。经济上的问题，符合凯恩斯所说“经济的资本发展”，而不是奈琴(Knightian)的“给定资源在互相替代的就业之间的分配”。焦点在于一个不断累积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时间顺序不断地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发展，伴随着当前货币与未来货币之间的交换。当前货币用来购买资源，进入投资产出的生产，而未来货币是“利润”，将会积累到拥有公司的资本资产上(当资本资产用于生产时)。结果，投资的融资过程，生产单位对资本货物项目的控制，是通过负债来融资的：承诺在某一时间或者条件下偿还。对于每一个经济单位，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决定了以前支付承诺的时间顺列，甚至如资产产生了预测中的收到现金的时间顺列。
凯恩斯透彻地讲述了这一结构：
有多种真实的资产构成了我们资本的财富——建筑、大宗商品原料、制造及运输过程中的商品等。然而，这些资产名义上的拥有者并非不经常借贷，以拥有它们。相应地，财富的实际拥有者，并不是对真实资产，而是对货币拥有索取权。融资的相当一部分通过银行系统发生，银行系统在借给它钱的储户与其贷款客户之间提供了保障。而后者可用贷款为购买真实资产融资。货币的面纱置于真实的资产与财富的拥有者之间，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凯恩斯所说的“货币的面纱”与货币数量理论中“货币的面纱”有所不同。数量理论中“货币的面纱”说的是在商品市场上商品与货币及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因此，交换实际上是商品对商品。凯恩斯面纱的意思是货币与通过时间的融资联系。经济中一部分的融资可以被构建为约定日期的支付承诺，其间银行承担起中心角色。金钱首先从储户流入银行，再流入公司：然后，在后来的某一时间，从公司到银行并从银行到其储户。最初，这一交换是为投资融资，后来，交换满足了先前融资的合约里陈述的承诺。
在凯恩斯的“货币的面纱”世界里，货币流向公司对应未来赢利预期，货币从公司流动是被实现的利润融资的。在凯恩斯的理论里，关键的经济交换是在一般的银行家与一般的商人之间谈判发生的。在这些谈判中“桌面”上的文件详述了商人们的成本与利润预期：商人们在解释这些数字和预期时，他们是抱有热情的，而银行家是抱着怀疑态度的。
这样，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过去、现在、未来不仅被资本资产和劳动力特征连接起来，而且被金融关系连接起来。关键的金融关系将创造和拥有资本资产与金融关系的结构以及这一结构内的变化联系起来。制度的复杂性会导致最终财富拥有者与控制和运营财富的单位之间的多层中介关系。
复杂的金融结构与政府介入
预期商业利润决定了流向商业的融资合约和现存的融资合约的市场价格。利润的实现决定着融资合约中的承诺能否实现——金融资产的表现能否符合谈判中的预先假设。
在现代世界中，对金融关系及其对系统行为的意义分析，不能限于商业负债结构及其引发的现金流。家庭(通过其凭信用卡借贷购买大宗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的能力，以及携带金融资产的能力)、政府(有其大量发行的债务)，以及国际单位(融资的国际化使然)都有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负债结构。
日益复杂的金融结构，加上政府更大规模地介入成为金融机构与普通商业公司的再融资机构，会令这个体系的行为变得与以往有所不同。特别是国家政府大规模参与保障金融不会恶化到1929年至1933年的程度，意味着总利润下降的可能性在缩小。然而，同样的干预恰恰导致了更大程度的经济的向上(如通胀)的偏向。
尽管金融关系更加复杂，系统行为的决定因素仍然是利润的水平。金融不稳定假说吸收了卡勒基(Kalecki)和李维(Levy)关于利润的观点，总需求的结构决定着利润。这一简单的模型假设利润收入和工资的接受者的高度简化的消费行为，在每一阶段总利润等于总投资。在一个更复杂的结构中，总利润等于总投资加上政府的赤字。预期利润取决于未来的投资，而实现的利润取决于投资：这样，负债是否合适取决于投资。投资现在发生因为商人们和他们的银行家预期投资会发生在未来。
因此，金融不稳定假说是一个关于债务对系统行为影响的理论，而且考虑到了债务成立的方式。与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相反，金融不稳定假说将银行业务视为寻求利润的行为。银行通过融资行为和银行家寻求利润。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的企业家一样，银行家意识到创新保障利润。这样，银行家（这里指一般意义上所有金融中介）是做债务生意的商人，他们努力创新获得资产以及推销负债。这一银行业务和融资的创新特征，使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不再成立，该理论以为有不变的“货币”项目，其流通的速度充分接近恒定：因此，货币供应的变化对一个完好定义的价格水平会有线性的比例关系。
投机性融资放大金融系统风险
对于经济单位来说，其收入-负债关系可以分为三类：对冲、投机和庞氏（Ponzi）融资。
对冲融资单位可以通过其现金流满足所有合约要求的偿付义务：在负债结构中，权益融资的分量越重，该单位成为对冲融资单位的可能性越大。
投机融资单位能在其负债方的“收入账户”上满足偿付承诺，即使他们不能从现金流偿付本金。那些单位需要“展期”其负债，(即发行新债，以满足到期债务的承诺)。发行债务的政府、发行融资债券的公司、银行，都是典型的对冲式融资单位。
对于庞氏单位来说，来自运营的现金流不足以满足偿付本金或者到期的利息。这些单位可以卖掉资产或者借贷。借贷偿付利息或者出售资产偿付普通股的利息(甚至红利)降低了一个单位的权益，即使它增加负债和以前承诺过的未来收入。一个采用庞氏融资方式的单位，降低了它提供给其债权人的安全的边际。
可以看得出，如果对冲融资占主导地位，经济可以成为寻求并维持均衡的系统。相反，投机性或者庞氏融资的分量越大，经济成为偏差放大系统的可能性越大。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一定理，是经济在一些融资机制下是稳定的，在一些融资机制内是不稳定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二定理，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繁荣，经济会从有助于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转向有助于不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
尤其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好时光后，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于从一个由对冲式融资的结构，转向一个大量卷入投机类或者庞氏式融资的结构。更有甚者，如果经济有庞大的投机类金融单位体，此时又处于通胀状态，而且当局试图通过货币紧缩来驱走通胀，那么投机类单位将变成庞氏单位，以前的庞氏单位的净价值将很快蒸发，后果是现金流不足的单位将被迫试图通过出售头寸来建立头寸。这可能会引向资产价值的崩溃。
金融不稳定假说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型，并不依靠外生的冲击来产生剧烈程度不同的商业周期。这一假说主张历史商业周期被以下两个因素复杂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动力，以及旨在令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干预及监管制度。
明斯基时刻的教训
：瑞银(UBS)首席经济学家拉里•夏德威(Larry Hatheway)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09-19
在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上周末勇敢地承担起“道德风险”后，实用主义花了不到48个小时就战胜了原则：美国政府出手解救境况不佳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尽管支持“不纾困”的人无比绝望，但考虑到随着复杂的对手风险敞口的解除，危机有可能大规模蔓延，政府接管几乎肯定是必需的。
随着AIG的转手，市场已经得出定论：对于金融部门面临的挑战，主要由私营部门负责的临时性被动解决方案不会凑效。问题是系统性的，因此补救方法必须是全方位的。这些挑战——包括资金匮乏、批发信贷市场失灵、广泛的去杠杆化和大规模资产出售——过于巨大、普遍和复杂，私营部门无力独自应对。
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没有足够强大的资金或资产负债表来抵消资产价值下降的逆流。拥有资金的机构又不愿意补贴缺乏资金的机构，至少不愿以现行价格提供补贴。换句话说，如果说在上周末，一个（准）私营部门解决方案正在酝酿之中，那么保尔森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行长蒂莫西•加斯内(Timothy Geithner)找错了求助对象。唯一有足够规模解决问题的资金来源不在纽约和伦敦，而是在亚洲和中东。
这充分说明了全球金融的未来。
实际上说，唯一有能力吸收去杠杆化冲击的资产负债表属于美国政府。保尔森一直不愿拿更多纳税人的钱来冒险，这可以理解。但是，正如过去两天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几乎别无选择。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跌清楚表明，市场动荡可能会拖累本已疲弱的全球经济。
那么，一个全面的金融部门策略有哪些基本框架呢？
●应消除政府干预的污名。政府干预具有优先权，能够帮助稳定系统。这适用于应急流动性供应，或是央行放宽抵押规定。但也同样适用于努力促进银行领域的合并、资本注入和所有权转换。
●各国央行应放松货币政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通胀率可能回落、以及全球增长急剧放缓的事实都表明，世界各国需要联合放松政策。
●正如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最近指出的那样，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需要至少再筹集3600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应对尚未实现的亏损。然而，正如雷曼(Lehman)破产所表明的那样，资金愈加难以获得，成本也显著增加。由政府支持的注资似乎不可避免，决策者们应该预见到这一点。
●创建由政府支持的资产管理公司能让问题银行和不良资产以有序的方式得到出售或缩减。或许也有必要建立净负债——包括信用违约互换(CDS)——的“清算行”。
●虽然在这场动荡中储户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保持平静，但或许有必要在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和其它国有储蓄保险机构充裕资金的支持下，对银行储蓄提供更广泛的保证。
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的强大基础主题是，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办法。各国央行能采取很多行动，来保持金融系统流动性和资金充足。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去杠杆化过程中，资产价值下降、债务缩减和资产出售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本质也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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