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自由”的本性
毕研韬 刊发时间：2008-12-03 光明网-光明观察
国内有人对西方“新闻自由”顶礼膜拜，已痴迷到近乎荒唐可笑的地步。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国内新闻教育的误导。国内新闻教科书往往把西方“新闻自由”视为金科玉律，而对其历史性、相对性只字不提，以讹传讹，害人匪浅；其二，国内
信息管制的“战果”。国内对某些境外媒体网站采取封锁策略，使国内百姓无法了解境外媒体的真实面目，对境外媒体运作的复杂性缺乏感知；其三，国内新闻现状的镜射。常言道，禁果最甜。越是对国内新闻制度不满，就越是艳羡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并以此为公义呼吁政府扩大新闻空间。
一、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性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肇始于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由于第一次婚姻最初并不美满，弥尔顿曾试图离婚。尽管二人后来和好，弥尔顿还是出版了一本有关与太太离婚的小册子。不料这触怒了国会，因为根据164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未经检查批准，任何人不得印刷任何书籍。1644年，弥尔顿到国会接受质询。“弥尔顿在答辩词中力陈检查制度的弊端，强调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篇答辩词就是后来著名的《论出版自由》。遗憾的是，弥尔顿于1651年竟担任了政府的新闻检查官，“对那些发表他不能容忍的主张之人进行镇压”。
历史地看，社会理论的发生发展大都具有明确的服务目的。弥尔顿阐述出版自由思想首先是为捍卫其个人权利。不过，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经过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传播学大师威尔伯·L·施拉姆评价说：“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在当时提出了反对极权主义控制的强有力的论点。”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高扬“新闻自由”大旗，正如当年的弥尔顿高呼出版自由。1776年，美国人在《人权宣言》里阐述了新闻自由的核心本质：“媒体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堡垒之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政府的限制。”事实上，按照“把门人”理论，任何进入社会网络的信息都会在相当程度上符合“把门人”的利益；那些由于时代变迁不再符合“把门人”利益的信息势必会被改造或剔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历史明证。
在掌握政治主导权之前，资产阶级曾被封建集权势力剥夺了话语权。所以在建国之初，资产阶级在设计制订国家制度时全力保障新闻自由。今天，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成为西方社会政治机器运行的重要基石之一。在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府、政党和政客都不敢逆民主自由大潮而动。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政治精英们既要把自己装扮成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又要千方百计地运用新闻媒体实施社会管治。为此，精英阶层必须竭力避免以行政手段干预新闻报道，而是运用间接的技术手段——通过改变信息供给的方式——来操纵传媒。与此相适应，政治传播学在西方社会得以高速发展，政治顾问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在实战中，政治顾问们已经摸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举例说明。
2005年8月下旬，“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美国，城市顷塌，死伤逾万。天灾之后又出现人祸：抢劫、强奸频频发生。在这严峻关头，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五次电视演说。对其中每次演讲，美国新闻界都倾情报道。但如果把五次演说串联起来就不难发现，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新闻界的掌控已经游刃有余，而所谓的“新闻自由”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精英们愚民治众的工具。首先从空间上看，五次演讲分别在玫瑰花园、白宫、玫瑰花园、白宫附近的办公楼、灾区。前四次都没有选择受灾现场，一可避免灾难场景刺激民众，二可强化“白宫心系灾区”的认知；只有最后一次安排在灾区，目的是让布什总统展示政府救灾重建的政绩。其次从时间分布上看，五次演说分别在8月31日（该飓风减弱为温带气旋后数小时）、9月1日（与首次相隔不到24小时）、9月3日（与上次相隔2天）、9月8日（与上次相隔5天）、9月15日（与上次相隔7天）。时间上呈渐离式分布，演说频次逐渐放缓。其效果有二：缓和紧张的社会空气，争取救灾重建时间。再从演讲篇幅上看，最后一次有3300个字，是前面四次平均字数的近3倍。最后从时机选择上看，前四次都安排在白天，而最后一次则安排在晚上8点（电视黄金时间）。虽然对其中每次电视讲话新闻界都克尽职守详尽报道，但事实上在华盛顿的“局内人”看来，媒体总逃脱不了“被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命运。
二、西方“新闻自由”的相对性
就德国之声“张丹红事件”，《环球时报》9月3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内有效，维护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闭的利益体系，面对其他利益群体，西方媒体立刻散发出‘独裁者’的味道，其面目令人吃惊。”该评价揭露了西方“新闻自由”的双重性和虚伪性，可谓一针见血，而且恰如其分。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学者早就开始研究“新闻自由”的相对性。菲利普·施莱辛格就战争语境下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评论说：
在武装冲突中，国家对于广播和其他媒体有效控制的程度有很大的变化。对于总体战（如二战）、有限的军事介入（如苏伊士危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冒险）以及一国国土之内镇压叛乱（北爱尔兰）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区分非常重要。其中的每一种情况在可调整的国家控制规模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历史上，“消息和图像在战时都成了战略物资，必须像其他重要物资一样服从配给，有时甚至成了稀缺品。”根据英国学者苏珊卡·L·拉瑟斯等人的观察研究，交战国的媒体和媒体人不可避免地也处于交战状态。无论是服务于国家意志、媒介集团利益还是新闻人的价值取向，“战争时期的媒体看起来相互间也处于战争中，就像和国家及其敌人一样。”
英国一位政治哲学家指出，当今时代的大多数战争是通过传媒进行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而是泛指国际上为争夺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形态的对抗。过去，新闻媒体制造利我舆论只是处置国际争端的辅助手段，是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但是在当今时代，传媒已从辅助手段上升为主要手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成为首选手段。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说：“谁要是不相信可以通过道义上的压力，通过宣传的影响来取得成果，谁就是说昏话 。”为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曾强调，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传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情报已构成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武器系统（即“七张牌”）。
关于传媒在当今时代的战略武器功能，政治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雷(Antonio Negri)在其合著的《帝国》(Empire)一书中做了详尽阐述。他们认为，全球权力对当今世界的“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的是，“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他们指出，“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按照哈特和内格雷的观点，传播系统是“帝国”的三大战略工具之一。传播系统的核心要素是新闻媒体。当传播系统成为国家战略工具时，新闻媒体的客观公正性何存？所以，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认为，“客观性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不正是他们践行“新闻自由”、恪守“客观公正”的结果吗？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过去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今天是西方新闻界对抗政府新闻管制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和民主国家自我包装、自我营销的有效策略。但是，切实保障新闻媒体不受强权限制、确保新闻媒体自由监督政府运行的理念，却是根深蒂固的普世价值观，是民主国家的立国基石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必须倚重的基本原则之一。
（本文除首段外已发表于《青年记者》2008年11月上，系中国内地传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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