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的中国之行
陈锦华
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令人仰慕而又难知底细。在拉丁美洲，在全世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是英雄人物。1995年11月，卡斯特罗访华，我全程陪同他在华访问，在前后八天多的直接接触中，近距离地感受到他那种举止大度的领袖魅力，感受到他思考问题的睿智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感受到他性格坚毅、仪表威严背后的人情味。
他把脸贴近车窗，凝视着天安门
在他访华前的一个多月，也就是1995年10月，我陪同李鹏总理访问墨西哥。我们到墨西哥后，东道国安排我们去坎昆(著名的南南国家会议曾在这里召开)参观。坎昆和古巴隔加勒比海遥遥相望，两地之间大概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航程。当时，我们觉得中国国家领导人从古巴门口经过而不去古巴有点不大礼貌，李鹏临时请示中央同意，特意绕道加勒比海对岸古巴，在哈瓦那机场会晤了卡斯特罗。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在机场的一个非常简朴的会客室会见了我们。李鹏在向卡斯特罗简单通报了中国国内情况后，向他再次发出访华邀请，请他安排时间。卡斯特罗表示，访问中国一直是他多年的愿望，并说中国领导人都很忙，他的时间好安排。李鹏讲了近期中央重要活动的安排，考虑到中央主要领导人都能在北京会见卡斯特罗，建议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访问中国。他当即表示同意。当问到要不要中国方面安排交通工具时，卡斯特罗说不需要，古巴还有两架苏制伊尔-62“老爷飞机”可以用。这次会见，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
经过中古双方外交部门的磋商，由江泽民主席正式向卡斯特罗发出邀请。1995年11月29日，卡斯特罗首次踏上中国国土，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原定访问时间是一个礼拜，后来因为时间不够，加了一天，总共为期八天。中央指定我为陪同团团长，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全程陪同卡斯特罗访问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和广州。
11月29日下午约4时，卡斯特罗乘坐的专机抵达首都机场。我迎上前去，代表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欢迎他来中国访问。在机场稍事休息后，我即陪同他乘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他一上车就急切地问我，北京什么时候天黑。我未解其意，顺口回答说快了，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接着，他又问从机场到天安门，需要走多长时间。我顿时明白了，他是想在天黑以前能看到天安门。我说大概需要20分钟就可以到天安门，天黑之前完全可以到天安门。
在车上，我对卡斯特罗说，欢迎你这次抽出时间来华访问，希望你能在中国多看看，我们安排了几个地方，你都已经同意，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按你的要求来安排。他说没有问题，安排得很好。后来，卡斯特罗又问我对日本农业的看法，特别是询问日本的大米生产和政府补贴问题。我只知道大概的情况，对他说日本的农业很发达，因为自民党很大一部分选票来自农村，日本政府对农业，特别是对大米生产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下了很大力气。我告诉卡斯特罗，具体的情况，我现在说不清楚，如果需要，我可以专门找些资料。他说不用了，就大概问问。
车队路过天安门广场时，卡斯特罗把脸贴近车窗，仔细观看天安门，凝视着天安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在车队路过国家计委办公楼的时候，我指着办公楼给卡斯特罗介绍说，我就在那里办公。他对我说，计委工作特别重要，工作特别忙，你不用成天陪着我，你忙你的，我有事就找你。我告诉他，没有问题，请你放心，中央交代我的工作就是陪同你访问，以便有事可以随时照料。有什么想要看的、了解的，可以随时告诉我。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他连说那就好，那就好。
第二天，江泽民主席与卡斯特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双方举行了小范围的会谈。双方在会谈中，谈得很好，观点完全一致，双方官员都表示满意。会谈中，除了介绍双边情况和各自阐述对有关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外，卡斯特罗谈到国际粮食贸易问题。他说，现在国际粮食市场大米价格涨得很厉害，一个有影响的因素就是中国买大米。中国出口商品多，外汇收入也多，可以多进口粮食，但是你们进口的粮食数量大，你们一进口，大米价格就上去了，而古巴没有外汇，价格贵了就买不起粮食，我们的孩子就要挨饿。会谈后，我在车上就中国进口粮食问题向卡斯特罗作了补充介绍。我说，刚才你讲了国际粮食贸易、价格和中国进口大米的问题，讲得非常好。我再向你简单地补充介绍点情况。中国的粮食主要靠自己生产，粮食自给的程度达到97％左右，进口粮食只占粮食消费总量的1％—3％，而且多数是双边贸易中对方要求中方进口的大宗商品，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小麦等。他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12月1日，我陪同卡斯特罗参观八达岭长城，中午请他在全聚德吃烤鸭。厨师长现场为他进行操作表演，特意邀请他在鸭子上签名，并随即将签了名的鸭子送入烤炉烤制。不大一会儿，带着他签名的烤鸭油香四溢地端了上来，他非常高兴，十分满意，吃了很多。吃烤鸭的时候，我和他闲谈。我说你在1953年7月率领一批革命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时，大概没想到会在四十多年以后到北京来吃烤鸭吧？他说，那时什么都不想，一心就想要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我又问他在马埃斯塔腊山区闹革命的时候，看过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著作没有。他说没有，看西班牙文正式印制的毛主席著作是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如果当时能看到毛主席著作，古巴革命胜利可能还会早些。我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曾读过他在法庭上那篇有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布我无罪》。他很惊讶，问这篇讲话在中国是怎样出版的。我说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当时《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辩护词。我接着问他格瓦拉的情况。他说，格瓦拉原来是医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充满了理想。格瓦拉是卡斯特罗的战友，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曾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工业部长。格瓦拉同卡斯特罗一样，在许多国家、许多民族中，也是被奉为英雄人物。
卡斯特罗在北京时，根据他的要求，我们安排他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瞻仰毛泽东主席的遗容。他缓步走向毛主席的水晶棺，伫立良久，以一种极为尊敬、虔诚的态度默哀致敬。我们谈到毛主席时，他的表情十分严肃，对我讲他极为敬重毛主席，说毛主席总是站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一边，对各国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给予了真诚无私的援助。他还一再对我讲，苏联政府和苏共的政策充满了民族利己主义，只管自己得到好处，对别人漠不关心，古巴吃了不少亏，他对此感触极为深刻。
他把在北京谈的问题，带到地方去直接验证
12月2日，我陪同卡斯特罗飞往西安，飞机刚一起飞，卡斯特罗就叫来他的年轻助手，要他详细汇报下一个访问城市的有关背景情况，历史、地理、经济和人文资料等等。那个年轻助手，当时大概只有三十岁左右，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给卡斯特罗汇报西安和陕西的情况。卡斯特罗一边听一边问，还不断复述一些重要的情况，强化记忆，以便和中方人士能对上话。飞机升空后，他要我利用飞机上的时间，向随行的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经济计划部部长路易斯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我说介绍经验不敢当，可以如实地介绍情况。在中古双方正式会谈时，古方是卡斯特罗讲话，随行人员都说不上话，在北京也没有安排单独的专门会谈，这一次是临时安排。于是，我就同路易斯在另一张桌子面对面交谈。在交谈过程中，路易斯反复问的问题，就是怎样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让经济下滑。当时古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政府为此很着急。中国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开始“软着陆”。我给他介绍了中国这次实现“软着陆”的做法，强调要重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注意货币供应，保持适度从紧的力度，依法加强价格管理，控制通货膨胀，不能片面地搞紧缩，而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该紧缩的紧缩，该发展的要继续发展，并借机对不合理的结构进行调整。这样，物价控制住了，有效供给能力得到增加，经济也能保持较快的增长。路易斯听得很认真，不断地问一些细节问题，记下了一些重要数据和有关举措。路易斯反复讲，中国是个大国，情况复杂，在发展中既做到了经济增长，又做到了控制通货膨胀，真是不容易，这次亲自看了，更加感到中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我一直感到卡斯特罗对粮食问题的关注。有一次，他问我中国汽车的产量，并对我说，中国不应该把主要的努力放在发展小汽车上，中国应该发展公共交通，小汽车多了，建设道路、修停车场都要占地。中国这么多人口，吃饭问题总是第一位的，爱惜土地是长期的任务。他的想法并不是没有局限性，但他思想的出发点，爱护耕地，努力发展公共交通，无疑是正确的。我揣摩，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到中国考察中主要关注的问题。在西安访问时，在参观完兵马俑后，陕西省安排他访问一家农户。这家农户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参观户，家庭条件相当不错，有电视机等。卡斯特罗问这家农户的主人家里有几口人?有多少土地?承包以后一年打多少粮食?够吃不够吃?卖不卖?他对了解到的情况很满意。离开了那家农户，在行车途中，他突然要求停车，径自走进一家事先未打招呼的农户，仍以同样的问题问这家农户的主人。这家情况和我们安排的那家情况差不多，也是家境比较好。其实，这里的农村因为在兵马俑附近，有地种，同时又有旅游收入，家庭情况一般都是不错的。从他的询问中，我感到他是在调查研究，他要把在北京和中央领导同志谈的问题，了解到的政策措施，带到地方和基层去直接验证，以判断上面讲的和下面做的是否一致，落实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卡斯特罗有一个特点，听介绍时很仔细，问得很认真，对说到的数据都要自己进行复算，用美元换算价格，再对比古巴的价格判断贵不贵。他很关心三峡工程的投资和建设情况，详细询问我三峡工程投资多少?将来发电以后，每度电的价格是多少?折成美元是多少?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即自己进行口算，并把算出的结果和对比情况告诉我，十分用心。在他看来，三峡的电价还是比较合理的。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使我深有感触，使我更加认识到，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下，古巴这个家实在不好当。卡斯特罗对我讲，古巴是个小国，土地不多，既要满足吃饭的需要，又要创造外汇收入，所以要合理使用土地。大体上是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甘蔗，三分之一种烟叶。古巴糖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雪茄烟是世界上最好的，主要都用于出口。就是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古巴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重点照顾弱势群体，坚持把食品首先用来保证老人、儿童和病人的营养。1996年，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讨论全球社会问题，即就业、反贫困、卫生、教育等问题，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会议。中国方面李鹏总理出席，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这次会议。会议规定，每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言不能超过七分钟。在会上，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言，听众一般只在开始、结束时礼貌性地鼓两次掌，但卡斯特罗短短七分钟的发言，竟被不下十次的热烈掌声打断，最后成了一片欢呼。卡斯特罗在发言中具体列出了古巴每千人拥有的教师、医生人数和病床数，都高于美国。他说美国漠视本国贫困人民，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美国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在上海访问时，卡斯特罗住在新锦江饭店的总统套房。有同志告诉我，拉美人都喜欢喝北京生产的桂花陈酒，卡斯特罗也喜欢喝一点。我说，那行，送他一箱。我叫人在上海买桂花酒，没买到。我就打电话到北京，请中国石化总公司派人去买。当晚他们就把酒送到上海。我还选购了一套100件的景德镇青花瓷西餐餐具。在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我到卡斯特罗的房间去看他，我说这次陪你走了一路，下一站到深圳、广州，然后就要出境了。我想给你送点纪念品，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要问你的话，你又可能不肯讲，我就自己想了想，给你选了一套100件的景德镇青花瓷西餐餐具，希望你能喜欢。他非常高兴，向我表示感谢，并说他在回到古巴以后就把这套餐具珍藏起来，我什么时候访问古巴，他就什么时候把我请到他家里，用这套餐具招待我。我说，那好吧，有机会我一定到古巴去看你。
只有年轻人接受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会有希望
12月7日，我们到达深圳的第二天，按照计划参观中华民族园。为了安全，对游园的人数稍加控制，安排了3000人游园。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卡斯特罗游园的消息传出去了，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估计上万人都不止，但是秩序井然，既热情又礼貌。人们发自内心地欢呼雀跃，深深感染了卡斯特罗。他对我说，他到过很多国家，经历过很多群众欢迎的场面，但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今天这样既热情而又秩序井然的情况，让他十分感动。在欢呼的人群前，我见到一个小伙子，估计大概只有二十来岁，又蹦又跳。我就问他，你知道他是谁吗?小伙子说：“老卡嘛!”一脸亲切地称呼着。我又问：“他怎么样啊?”小伙子说：“好样的，敢跟美国人干!”我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是出租车司机。卡斯特罗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卡斯特罗受到群众的拥戴，使我想起了另外一次经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派我到巴西访问，并顺道访问智利。在智利圣地亚哥一个介绍拉美历史文化的博物馆里，我看到展出的拉美几百年来各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图像里，卡斯特罗赫然在列。我想，拉美执政的各国政府，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当然不会赞成社会主义，他们拥戴卡斯特罗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对英雄的尊敬，出于对卡斯特罗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尊严、不畏强暴的人格魅力的敬仰。
卡斯特罗在深圳参观结束后，江泽民主席特地赶到深圳，同他第二次会见，并亲自陪同他参观了自行车厂，请他吃饭。当时，古巴经济困难，一时还不了我们借给它的几亿美元贷款，要求延迟还款。江泽民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这件事情事先已经协调过，并报经国务院同意，古巴现在还不了，对我们来说也不差这几亿美元，可以缓一缓。后来江泽民对卡斯特罗说，我和陈主任商量过了，我们同意你的意见，还款缓一缓，并说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对陈主任说。
卡斯特罗在深圳参观结束以后，白天鹅宾馆派车队把他从深圳接到广州。他在白天鹅宾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离开广东回国了。在离开广州市区去机场的路上，我对他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跟中央领导同志谈得很好，也参观了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中国都有代表性。我还说，因为时间有限，可能你还有些话没有来得及讲，如果有什么重要意见，我可以向中央转达。他想了一会说，没有意见，这次访问中国，非常满意，亲眼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发展和进步，到处都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从中国看到了希望，对社会主义更加有信心了。接着，卡斯特罗讲到做年轻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古巴没有，但古巴有群众组织，有同青年直接对话的渠道，包括中学生。他急于赶回古巴，就是为了参加很快就要召开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他强调说，年轻人思想活跃，不定型，同他们多对话、多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大学生，要多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说到底，还是要靠他们。只有他们接受了、理解了、实践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古巴每作出重大决策以后，都要向年轻人传达、商量、沟通。我说，你讲的这些非常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间对学生的工作有些放松，思想比较混乱，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中央和邓小平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强对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件事情现在虽然有所好转，但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卡斯特罗赞同我的看法，并对我说他一直重视对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解体的时候，西方国家在苏东国家得手，又在古巴搞起街头政治，把不了解情况的学生煽动到街上，鼓动闹事，制造动乱。他和古巴其他领导人一起走上街头，同广大青年直接对话，以诚相见，耐心解答青年们提出的问题，终于消除矛盾，增进了相互了解，西方国家的阴谋没有得逞。卡斯特罗的这番话，再一次显示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
在我陪同的外国领导人当中，卡斯特罗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卡斯特罗身上，我看到了小国的大领袖，看到了小国一样可以产生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的杰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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